第三章 眾生無我（1）
院長子成
我在西藏的幾年裏，子成一直擔任西藏高級人民法院的院長，同時任職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的常委和政法委員會（中共黨內設立的專門控製司法和警察等強力部門的機構）書記。法院裏所有的人都稱他為子院長。也許是藏族中子成這個名字並不多見，所以我至今也不知道這個名字的明確含義。子院長看去就是一副藏族漢子的像貌和氣質，但卻決不是在廣袤牧區自由遊走的藏族，由於他曾號稱我與他是老鄉，所以我得知他出生於西藏南部地區的察隅，那裏是西藏的邊緣地帶，遍布高山深穀和原始森林，地域上毗鄰緬甸和中國的雲南省。而他則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從家鄉加入並跟隨進藏的中共軍隊來到拉薩的，那時他隻有十幾歲。據說他在其後的戰鬥中特別是1959年中共軍隊平息西藏噶廈政府的反叛中立下戰功，他曾向我們提起過現在高級法院所在的地方（拉薩北京西路自治區交通廳後麵）1959年發生過較大規模的戰鬥，死了很多人，以及攻占藥王山時他怎樣率先衝上山頂的故事。
子院長在中國的法院院長中屬於盡責的一類。在中國，法院院長僅僅是作為中共官僚體係中的一種官職等級，為滿足官員們的升遷褒貶而設。至今為止在中國擔任法院院長並不需要具備相應的法律教育背景和司法從業經曆，而隻需要對中共的“忠實”和諳熟官場中的種種或明或暗的規則與技巧，因此大多數的法院院長與其下屬職業化的法官在思維和行為方式上有著巨大的差異甚至衝突。這就導致中國法院成為官僚體係中地位最為曖昧、行為最為消極的機構，自然在對社會的最終司法救濟中顯得軟弱無力。不過子成在這其中屬於例外的一種，他在西藏高級法院剛組建時就已在此供職，從一個最不重要的通信員做起，一直到刑事審判的法官、庭長再到院長，其間曾數次在中共的中央政法幹部學校進修和培訓過（這在1979年以前的中國法官中已是較高的法律教育背景了），20多年的司法經曆使他在與我們這些受過現代正規法律教育的年輕法官相處時顯得具有威望和凝集力。
作為中共的第一批藏族官員，子成很少有現在中共官員們的那種高高在上的漠然和自以為是，而更多地保留著藏民族特有的對所有人的熱情和尊重，特別是對知識和專業人員的重視。在 1983 年他在西藏高級法院首先規定凡是大學畢業生均在住房及生活條件上享有特殊的待遇，同時對有能力和才幹的專業人才在任職上給予了超乎尋常的關注。這一切並不像中共的大多數官員那樣是出於黨的指令不得不這樣做，而完全是他自己內心的理性判斷認為這是一種正確的做法。
不可否認，子成院長是我剛從大學校門出來之後對我影響最大的人之一。我在西藏法院所作的事情都無一例外得到他的支持，平心而論，憑我這樣一個初出茅廬沒有任何資曆的大學生要做成這樣一些事情，無論在當時還是在現在的中國任何其它一個法院都是不可能的。當然，與所有的官員一樣，這些事情的成果都會成為院長的政績，在這一點上子成院長自然是明白的。有一次他對我們說：你們放大膽去做，有了成績是我的，出了問題也是我的。當時我笑著對他說：出了成績當然是你的，因為每年到人民代表大會作法院工作報告的是你而不是我，不過出問題你來承擔就足以使我們士為知己者死了。與現在大多數對政績貪婪包攬對個人責任和風險百般推諉的中共官員相比，子成院長的這種作風已是昨日神話了。不過這一切並不表明西藏高級法院就是一塊純淨之地，與所有的中國官僚機關一樣，這裏也同樣有著低效、失職、內訌甚至權力鬥爭和權力交易等腐敗現象存在。這也同樣會使得任何一個正直而敬業的人感到筋疲力盡，子成院長也不例外。當有些不做事隻熱衷於飛短流長的人開始製造麻煩的時候，子成院長總是盡力保護我們，有的時候我覺得已經到了偏袒的地步。記得1987年任命我為審判員（即主審法官）時，一些人認為我到法院才3年，不應這麽快提拔，子院長的回答是：如果你們也像他那樣開幾個像樣的庭我看一看，我也一樣任命你為審判員。即使是在1989年的 六四事件之後中共黨內所實行的黨員重新登記的清洗運動中，子成院長也常在黨的小組會上首先對我做出肯定，這使得有的居心叵測的人不得不由於他的威望和地位而有所收斂。因為他一直認為保護認真敬業的人比放縱那些低能而擅長內耗的人要重要得多，作為一個中共的高級官員來說，這一認識是難能可貴的了。
當然子院長並不是總是以一種威嚴的上司身份使大家信服的，我覺得他更像是一個和藹的兄長和朋友。現代中國的官僚們是一個不自信的群體，他們總是用那種虛張聲勢的權力和言不由衷的教誨來掩蓋自己內心的虛弱。在這方麵子成卻有與眾不同的自信，他是以平和的交往來教會年輕人懂得怎樣在這塊土地上生活和工作。在工作時間他並不總是坐在辦公室內等待別人的請示匯報，而是到各個業務庭裏與大家了解和討論需要解決的問題。即使在工作之外他教你並和大家一起玩，他和我打賭比賽喝酥油茶看誰喝得最多，和年輕人一起湊錢喝酒，舉著酒碗與大家一起唱歌勸酒，甚至被按倒在地灌酒。記得我第一次下鄉回來，他問我為何不帶一支長槍去？我問他帶長槍有何用處？他神秘地告訴我可以打獵，我表示沒有子彈，當天晚上他就叫司機送來100發步槍子彈。當然這並不意味他對管理是漠視和放任的，由於法院的人員大多配有槍支，他特別注意槍支的管理以免出現事故，因此他時常突擊檢查我們是否按規定隨身佩帶槍支。而我們有時總覺得手槍隨身佩帶有些沉重，便放在自己的辦公桌或家裏，這時他就會毫不留情地給予訓斥並威脅要收回槍支。當然，大多時候他總是能理解下級的，特別是他覺得你在認真工作的時候。有幾次我下鄉回來向他匯報工作，他讓我晚上到他家一邊喝酒一邊談，我體會到這種方式能更使得大家坦誠交流並更具有藏族的風格。當然除此之外，他對年輕人的要求是要多讀書，他在公開的場合讚揚那些喜愛讀書的人並讓他們得到更多到內地學習和進修的機會。幾十年來子成仍然保持著藏族傳統的生活方式，除了基本不穿藏族的服裝之外，他的飲食、家居設置、起居的禁忌習慣和思維甚至行為方式都非常忠實地體現著藏族的文化傳承。與所有的藏族一樣，子成具有強烈的榮譽感，他反對那種政治運動式的巡回審判方法，認為法院和法官就應該坐堂審案，要求所有法官在審案時要衣著整潔儀表端莊。他對法院榮譽的維護有時甚至走到極端，我們在外發生爭執或鬥毆他就會像保護自家的孩子那樣來維護我們。打贏了他會高興，打不贏他會斥責你窩囊。當然他的這種極端作法與現代法治根本不符，並且助長了某些人的特權思想。子院長絕不是一個完美的典範，作為一個中國官僚係統中的高官他有著必然的缺陷和局限性，他的可貴之處是在於他那個民族的性格和美德還沒有被中共官場中的自私和偽善磨滅。
當我離開西藏的時候子院長有些難過，我知道他認為我應該在西藏繼續工作下去。幾年後他離開了院長的職位，據說是到西藏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擔任副主任，而現在的他應該退休在家頤養天年了。不過不管西藏高級法院後來換了多少任院長，在我們那一個時代的人心中隻有子成是我們的院長。
副院長巴桑
西藏高級法院的3個副院長中，巴桑是唯一的女性。在西藏能擔任中共高級官員的藏族女性極為少見。她在年輕時在她的家鄉日喀則的江孜成為中共的基層幹部，在到高級法院任職之前她有著長期在藏北那曲地區從事黨務和行政管理的經曆，但卻沒有受過法律教育的背景和司法工作的經曆。
我剛到時是副院長李國光（現任中國最高法院的副院長）在法院分管經濟和民事審判，後來他調回上海後由巴桑分管，因此她和我的工作有較多的關係。與大多數藏族婦女高大強壯的身材不同，巴桑卻長得嬌小玲瓏而頗似中國江南的女子，不過可能中年女性作為高官多具有一種寬容的性格，她和我們這些職業化的法官卻能更容易融洽地相處。每個案件她總是仔細地聽取審理法官的意見，並不輕易妄加評論，對每一判決文書的審查（按規定判決書要經主管副院長簽發）都要仔細核對所有的討論記錄。我們的每一次開庭她都要到場旁聽，有時下級法院開庭隻要她感到心裏沒底就要我趕去現場以便出現問題時及時糾正，而對法官的具體工作她都不加幹涉，這樣自然贏得了大多數法官們的尊重。
與子成院長他們這一代從參加軍隊曆經征戰而獲得任用的軍功階層官員不同，巴桑是一個中共以自己的意識形態標準在和平統治年代培養的少數民族官員的典範。在她身上已很少能找到藏族傳統文化的痕跡，除了她那一口標準的漢語普通話，她的日常生活習慣也已漢化。當然這種變化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她的丈夫是一個出生於中國江蘇省並於20世紀60年代進藏的漢族大學生，這位先生後來在西藏自治區公安廳任處長。從我到她家所看到的情形，顯然她的先生在日常家庭生活安排上具有主導地位，這樣一來她家的日常生活按照漢族的傳統進行便是順理成章的了；另外就是她得到培養和重用的年代正值1966年—1976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那時按中共的標準是政治忠誠必須高於效率和才能，這是一個人進入主流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唯一機會。顯然在那個年代對於巴桑副院長們是無可選擇的（像她這樣的少數民族官員在當時的中國有相當多的數量），除非你願意淪為社會底層的牧民或農民。
盡管如此，巴桑副院長並不像中國內地的官員們那樣令人憎惡。也許是西藏的人們仍舊保留著天性善良和質樸的一麵，所以在當時的官僚機關中並無現在這麽多的險惡和虛偽。盡管巴桑在所有的院長、副院長中屬於常常不苟言笑的類型，但在與大家的往來中仍透出女性特有的對他人的寬容和理解。有一次我們庭裏的保險櫃由於內勤把密碼搞亂而無法打開，而櫃裏存放著槍支和一些機要材料。我向巴桑副院長說了此事，她沒有像有的高官那樣出了問題就隨意斥責，而是和藹地安慰大家說沒有關係我來處理。她隨即撥了個電話給她的先生，不一會她的先生帶著公安廳技術處的開鎖專家趕來，這事就這樣順利解決了。巴桑的家庭是很幸福的，她對兒子的期望是他能考上大學，她曾許諾如兒子考上大學她會送給他一輛摩托車，後來她的兒子果然考上了西藏大學。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她的兒子也和中國的其他大學生們走上街頭遊行示威，當然在那次事件中有許多的中共各級官員的子女都在遊行抗議的行列之中，這可能也是他們的父輩始料未及的。
我準備離開西藏之前，巴桑副院長曾與我談過幾次話。她希望我能不走而留下來，但我並沒有聽從她的建議。現在聽說她也已不在高級法院，而是到西藏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擔任了法製工作委員會的主任。
我在離開西藏十幾年後仍時時在遙遠的地方想起她，因為西藏今天的日益開放和走向世界，毫無疑問是建立在她（他）們所為之工作的基礎之上的。至於她（他）們在政治上的是非功過我想是不重要的，作為西藏的過去和未來的承接過渡者，在特定的曆史進程中她（他）們這一代藏族知識分子的命運和責任是無法選擇和回避的。她（他）們完成了自己的職責，而這一點是不應該被忘記的。（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