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迷失黃昏（6）
公元1941年初，六年後爆發的“熱振事件”初現端倪。擔任攝政王的熱振活佛突然辭去攝政職務，讓位給時任達賴喇嘛大經師的大劄活佛。而大劄已年近七旬，又是一個地位不高的活佛，不屬呼圖克圖級別大活佛，按慣例不能擔任攝政職務，因此這次讓位在當時或今天都引起了眾多的猜測。
公認的原因是，熱振與他的弟媳或其他貴族女性有著不同尋常的兩性關係，基於這個宗教不能容忍的理由，使他不能以攝政身份監督將於1942年初舉行的達賴喇嘛發獨身善守願的“沙彌戒”儀式。至於他把攝政的職務讓給年邁聾聵地位低微的大劄，則是考慮到在幾年後能夠順利收回攝政權力（據噶雪巴•曲吉尼瑪回憶說當時熱振與大劄約定三年後大劄把攝政職位還給熱振）。
後來對此事的評價，把熱振視為“愛國”的中共，認為熱振的讓位是西藏親英國的上層勢力對熱振造謠和誹謗的結果。當然這隻是中共的實用政治話語而已，實際上熱振的“愛國”或其他人的“親英”等等，都隻是西藏僧侶們在所有強者麵前所作的習慣性姿態，這種為保住自己或集團利益所采用的投機權宜之計，在西藏整個曆史中屢見不鮮。因此熱振讓位和大劄就任攝政，背後也充滿權力和利益的交易。
不過，這次熱振以退為進想逃過暫時困境的如意算盤顯然落空。年輕過於自信的他沒有想到的是，權力對大多數的人們來說都具有空前強大的吸引力，即使是對大劄這樣行將就木的老人也不例外，何況大劄背後還有一群企圖依附權力獲得或保住自己利益的人們。熱振的辭職和讓位給大劄，在幾年後給他自己帶來了殺身之禍。
1947年，當熱振試圖從大劄手中收回攝政權力時，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爭鬥和衝突。大劄顯然並不想放棄已經掌握的權力，他對熱振要求歸還權力的暗示，采取了裝聾作啞、不予理睬的態度。熱振無奈之下，隻好讓手下人以爆炸方式去刺殺大劄。但在幾次暗殺都失敗之後，大劄及他所控製的噶廈政府，於1947年4月派軍隊前往熱振莊園逮捕了熱振，在軍隊搜查熱振寺時僧侶們進行了武力抵抗，雙方都有傷亡。在拉薩的熱振官邸也遭到搜查和查封，熱振的下屬也被逮捕。
當熱振被逮捕後由重兵押往拉薩途中，擁護熱振的拉薩色拉寺喇嘛們聚集在一起，準備中途用武力營救熱振，但未成功，於是喇嘛們開始了反抗噶廈政府的騷亂和暴動。噶廈政府動用了大批軍隊，並在英國人技術幫助下用大炮猛烈地攻擊了色拉寺。在裝備占優勢的軍隊麵前，喇嘛們的武裝暴亂被鎮壓下去，隻有少數幾個熱振心腹倉促逃往中國。
熱振被捕之後，噶廈政府照例成立了一個由“民眾大會”成員組成的審判委員會，對他進行指控和定罪。這個委員會在出示了某些證據後，指控熱振犯有謀殺攝政和噶廈政府官員、勾結中國國民黨當局反叛噶廈政府等罪名。不過在決定處罰的時候，委員會產生了分歧，有的成員主張對熱振處以死刑，而有的成員卻認為死刑不能適用於喇嘛。當相持不下爭論還在持續的時候，熱振卻突然於1947年5月8日死於獄中。
作為西藏有名望的呼圖克圖級別大活佛的熱振，在沒有任何審判結論的情況下於關押時突然死亡，這一事件自然引起各界的巨大反應。即使在當時就已有人提出熱振的死因是被謀殺，在今天有許多西藏曆史的研究者也持相同看法。但在一個以陰謀作為主要政治手段的前現代社會，要想弄清事實真相幾乎是不可能，熱振之死也因此成為一個千古之謎。
此次事件其實在六年前，熱振辭去攝政職務時就已埋下殺機，但僅僅隻是因為熱振收回攝政權力的企圖，還不足以引發大規模的流血衝突並最終導致他的死亡。在這之前的某些事件，才真正促使寺院和僧侶集團及世俗貴族集團內部利益衝突發展到不可調和的地步。
早在1944年秋天，色拉寺傑紮倉喇嘛到拉薩彭波地方林周宗收取借貸利息，與當地宗本（噶廈政府任命的宗的行政長官）發生口角，雙方爭執中喇嘛們動手打了宗本，這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因為宗本是噶廈政府極有權勢的大秘書的弟弟，又是大劄支持者，而色拉寺傑紮倉則是熱振的屬寺。這次小小的鬥毆事件開始由一般訴訟演變成喇嘛們與噶廈政府的武裝對抗，在噶廈政府出動大批軍隊進行鎮壓後才把此事平息。兩年後的“熱振事件”中，又是色拉寺傑紮倉喇嘛們首先武力反抗大劄和噶廈政府。此前的“林周宗事件”已令熱振和大劄的關係走向破裂，同時也使大劄堅定了不肯放棄權力的決心。
另外，對熱振事件產生影響的，是發生在1946年的 “西藏革命黨”事件。這是由幾個出生於安多和康區的藏族年輕人，於1939年在印度成立的弱小激進組織。該組織領導人是噶廈政府著名官員邦達養壁的弟弟邦達昌•饒嘎，成員主要有江樂金、土登貢培（即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被逮捕流放的那位前寵臣），反叛的喇嘛學者更敦群培。
這個組織的成員，都在西藏接近國外或靠近中國的地區生活，並在印度和中國長期遊曆，同時他們的共同之處是都有較高文化教育背景。對外部世界認知和自己的思考，使得他們確信目前西藏過度宗教化的政治製度，已不能適應現代世界的發展趨勢，因而有必要對西藏進行變革，建立一個在中國控製下的世俗化西藏自治共和國。
這些年輕人的政治理想，完全來自於中國共和之父孫中山，因此他們自然與中國國民政府關係密切，並接受該政府經濟資助，其領導人邦達昌•饒嘎還在國民政府的“蒙藏委員會”供職。“西藏革命黨”在印度的活動於1946年初被印度警方發現，然後英國人向噶廈政府通報了有關情況。噶廈政府大為恐慌，但他們對不在西藏境內的該組織幾位主要成員毫無辦法，隻是逮捕了回到拉薩的更敦群培，以偽造假鈔罪對他判處了監禁。
噶廈政府沒有公開指控“西藏革命黨”，因為他們弄不清楚在西藏，這個組織是否有廣泛的支持者，是否與熱振集團有著關係？據噶廈政府官員們私下估計，在康巴商人中可能有著一百多名該組織同情者。但噶廈政府並不明白，“西藏革命黨”永遠不可能與熱振的喇嘛們結為同盟，因為他們各自的理想和目標截然不同，甚至相互衝突。但這件事表明了那個時期的西藏，在麵對外部世界的變化時其內部所產生的相應變化，盡管這種變化是微小不起眼的，但與十三年前龍廈發動的改革運動相比則不可同日而語，因為龍廈僅僅隻是希望在政教合一製度內進行一些有限民主改良，而“西藏革命黨”則直接提出了廢除西藏政教合一製度，用現代的世俗共和國取而代之。（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