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迷失黃昏（3）
當時中國正處於內部群雄並起的革命及混亂當中，無暇顧及遙遠的西藏，這使得十三世達賴喇嘛可以平靜地繼續著對西藏的統治。這時西藏社會結構呈現的是宗教強於社會，宗教的職能無限製擴大這樣一種特征。達賴喇嘛實行的並不是個人獨裁形式，而是寺院和僧侶集團的集權統治。藏傳佛教各教派、各活佛體係之間仍存在互相對抗和製衡。而今天許多人過分強調西藏內部各教派、宗教與世俗領導人對重大政策（如獨立、保守傳統和宗教與世俗的關係等）的共識，認為他們隻是在方法和技術問題上有所分歧。
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正如 M•C•戈德斯坦教授指出的：“雖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宗教是西藏政治中一種和諧 的力量。但是，它又是一種導致分裂和紛爭的力量，各種宗教集團為了擴大自己的聲勢和影響，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和角逐，他們在有關宗教利益的政策上不能達成共識，從而給二十世紀的西藏帶來了災難。”當時西藏各個教派和各種勢力領導人不僅在手段方麵，並且在權力分配、重大政策以及個人權勢問題上常有衝突，互不相讓。同時與所有集權政權一樣，由於缺少諸如明確的權利義務、民主選舉、言論自由、議會和權力的分離和製約等正當合法的社會溝通交流與改良渠道，衝突往往趨於激烈並以流血或流亡的方式結束。
就十三世達賴喇嘛而言，在第二次流亡回到西藏後，所花在內部爭端和衝突上的精力，要比花在爭取西藏獨立地位上的多得多。其中一個重大事件，就是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的交惡，導致雙方關係的最終破裂。這次事件的起因，源自190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時，達賴喇嘛要求班禪與他共同對抗清王朝的武力脅迫，班禪則拒絕了達賴喇嘛的提議，並從日喀則來到拉薩，與清王朝駐藏大臣進行某些合作。而在其後的1911年—1913年期間，班禪對噶廈政府提出驅逐日喀則地區漢族的要求，同樣顯示出一種消極的態度。
這兩件事使達賴喇嘛感到憤怒。1917年達賴喇嘛頒布了《火蛇年法令》，增加後藏即班禪管轄地區稅收，同時剝奪了許多原來班禪擁有的特權，從而加劇了雙方的爭端。班禪隨即向駐江孜的英國商務代表求援，請求英國人出麵斡旋。班禪的這一做法無異雪上加霜，因為就在達賴喇嘛第一次流亡期間，據說英國人曾就以班禪替代達賴喇嘛的統治地位，向班禪做出過某種建議，隻是當時遭到了班禪的拒絕。但這件事所留下的陰影仍籠罩在達賴喇嘛內心深處，因為自佛教進入西藏以來，僧侶們就有借助西藏之外的力量，來保證自己生存或發展的悠久傳統，這使得達賴喇嘛對英國人的動機心存疑慮。
在噶廈政府對《火蛇年法令》的堅持之下，所有調解努力都歸於失敗。隨後班禪迫於壓力於1923年12月，離開他在日喀則的駐錫地紮什倫布寺，秘密逃亡蒙古。拉薩的噶廈政府派軍隊阻止未能成功，達賴喇嘛隨即派出自己的部下，接管了紮什倫布寺和後藏的所有管理事務。班禪的這次流亡再次重複著西藏佛教僧侶習慣性流亡的傳統，但他就此再也未能返回西藏。他從蒙古輾轉來到青海，最後長期呆在青海四川交界的藏區，於1937年逝世於青海玉樹。而他的繼承者十世班禪，則在三十年後的1952年由中共軍隊護送返回西藏，並在其後歲月裏擔任了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成了中共的密切合作者。
無獨有偶，就在達賴喇嘛與班禪爭鬥不休之際，拉薩哲蚌寺朗色林紮倉的喇嘛們，與噶廈政府也發生了分歧和衝突。事情依然起源於1911年—1912年對清王朝軍隊的驅逐，由於朗色林紮倉的喇嘛大多來自清王朝直接管轄的康區，因此他們對驅逐清朝軍隊持一種消極態度，同時整個哲蚌寺也堅持一種親中國和反達賴喇嘛的態度。事情延續到1920年時，因哲蚌寺內部一起涉及土地的民事糾紛，噶廈政府派軍隊逮捕了三位朗色林紮倉領袖，從而引起了喇嘛們暴動，當噶廈政府調集數千軍隊包圍哲蚌寺，雙方的武力對峙達到了高潮。
此事雖然最終以喇嘛們妥協退讓得到解決，但噶廈政府還是逮捕並處罰了大約六十名喇嘛，同時達賴喇嘛下令，今後不再允許來自康區的喇嘛擔任寺院管家職務。達賴喇嘛與班禪和康區僧侶集團的衝突，開創了西藏佛教使用世俗政權權力和動用軍隊解決內部糾紛的先河，導致了藏傳佛教格魯派內部的分裂，這兩起事件和後來類似事件，對西藏未來政治局麵產生了極為重要和深遠的影響，並一直延續至今。
這裏要指出的是，盡管這些事件的表麵原因，是宗教集團之間的利益之爭，但我們仍然不能排除製度的因素。佛教的本質是反對專製要求平等，隻有在僧侶進入了世俗政治，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權製度，成為統治者之後，這個權力製度才會變得專製。因為一旦世俗權力被賦予神的色彩，就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控製和製約它，這也就是為什麽今天所有現代國家，都要在憲法中嚴格規定政教分離這一基本原則。當時大多數普通僧侶仍然虔信宗教提倡的平等和尊重的精神，隻是政教合一體製使他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資源，不再存在於社會之中，而是被他們中的某一部分所掌握，稀缺的資源自然成為不同集團之間關注與爭奪的焦點。
通常在世俗社會中，大多數宗教中的某一部分不可能成為社會統治權力的中心，並對另一部分加以排斥。他們所需資源由社會進行平等供給，無需利用政治權力獲得，因此同一宗教的不同集團，都能夠相安無事和平共處。西藏則不同，政教合一的政治製度令佛教自身所具有的和平平等本質，無法抗拒權力專製。宗教集團之間的衝突，普通喇嘛為保持宗教中的平等選擇權利，與掌握世俗政權的僧侶權貴們的衝突，自然成為一種結構性矛盾。而除此之外，這類結構性矛盾還有很多，在後來的日子裏，這種由製度造成的各種結構性矛盾開始凸顯出來，使西藏的曆史進程陷入混亂當中。
那個時候的另一個變化是，在英國人入侵並帶來外部世界諸多令人驚異而恐懼的信息刺激下，十三世達賴喇嘛開始引進部分西方的技術與工具，試圖給整個體製的日漸衰微注入些活力。這種被後人稱為“新政”的舉動，顯示出對傳統構成威脅的可能，促使西藏世俗力量與宗教力量的矛盾開始加深並發生衝突。1922年，以西藏軍隊司令官擦絨•達桑占堆為首的一群年輕軍官們與執政的僧侶們發生衝突，這就是被有些人稱為的西藏現代化改革。
被稱作改革一方的藏軍，其建立可追溯到清王朝統治時期，在此之前西藏隻存在著原始的軍民不分部落式軍隊。1792年，清王朝軍隊擊退尼泊爾廓爾喀軍隊對西藏的入侵。在征得清朝乾隆皇帝同意後，西藏正式建立三千多人的常備軍，編為六個團，由清王朝駐藏大臣管轄。1912年中國軍隊撤出西藏後，這支軍隊擴大到六千五百多人，由噶廈政府設立司令部進行管理，同時派遣貴族子弟和下級軍官到英國、印度學習軍事和購買武器裝備，又在江孜設立貴族軍事學校，征調貴族子弟入學訓 練。藏軍開始由英國軍官任教，服裝、隊列、武器甚至戰術都按英國軍隊模式進行。
盡管如此，藏軍仍然稱不上一支現代軍隊，由於沒有規範的兵役製度，兵員選拔中存在各種弊端，士兵大多年老體弱，甚至有六十歲的老兵和五十年軍齡的排長。官兵在出戰時均攜帶家小，從而影響作戰。此外作戰指揮和決策完全靠燒香打卦、求神問卜、選吉日求神靈保護，無任何戰術素養，因而戰鬥力極差。1931年西藏軍隊兩千多人在中國青海玉樹圍攻馬步芳軍隊四百餘人，結果激戰二十多天反被對方擊敗。1947年熱振事件中一千五百名藏軍與拉薩色拉寺六百多名喇嘛交戰十餘天無法取勝，直至喇嘛們彈盡之後才被攻下，由此可見其戰鬥力極差。
領導這支虛弱軍隊的指揮官，是擦絨•達桑占堆，他出身於貧窮農民家庭，出家成為僧人後作了達賴喇嘛的近侍。因在達賴喇嘛流亡印度時奮勇擊退追擊的清朝軍隊，受到達賴喇嘛的賞識。在達賴喇嘛1913年返回西藏後成為寵臣，同時受命還俗並入贅薩迦地區世襲貴族擦絨氏族。至1922年時他同時兼任噶倫、藏軍司令、造幣廠和兵工廠主管等四個重要職位。其中軍隊和西藏唯一的兩個工廠都是按照英國方式建立，因此也是與西藏傳統最格格不入的機構。
1921年，擦絨•達桑占堆司令官和他手下的軍官們，對僧侶集團提出挑戰。他們通過英國人向達賴喇嘛提出擴充軍隊的要求，盡管這是在防衛中國入侵的名義下提出，但仍引起了僧侶和寺院集團的警覺。這個集團和反對任何改變西藏傳統以保護自己即得利益的上層貴族聯合，在“民眾大會”（由僧俗官員組成的內閣擴大會議） 強烈反對這一提議。這使得西藏的局勢變得緊張和動蕩不安，軍隊與喇嘛們的衝突看上去是一觸即發。這時“民眾大會”又通過決議，剝奪了藏軍軍官們的“代表”資格。軍官們對此舉極為憤怒，雖然此事經雙方妥協，恢複了軍官們的“代表”資格，但並未消除雙方存在的怨恨。不過大家對此事的注意力，很快就轉移到前麵所述的哲蚌寺朗色林紮倉的喇嘛暴動上，軍隊出動後，事態得以平息並為達賴喇嘛出了一口氣，但軍隊這次行動也加深了寺院和喇嘛集團對軍隊的猜忌和警惕。
有如一句中國老話“風起於青萍之末”，1924年，拉薩發生了兩名軍隊士兵槍殺警察事件。擦絨•達桑占堆司令官沒有向噶廈政府請示，將兩名士兵一個割去一隻耳朵，另一個砍去一條腿，並將因腿被砍而死的士兵的頭割下來，與那條腿一起掛在大街示眾。這事在民間和噶廈政府中引起了不利於軍隊的反應，於是軍官們在擦絨•達桑占堆司令官召集下秘密聚會，決定向噶廈政府提出要求：允許軍官代表參加西藏所有政教重大會議；軍隊的軍事審判不能讓噶廈政府幹預，而由軍隊司令自行處理。
這事被參加會議的一名軍官向噶廈政府告密，當軍官們來到“民眾大會”提出自己的要求時，遭到噶廈政府大臣們嚴加訓斥。不久，所有參加這次會議的軍官都被撤職，擦絨•達桑占堆也被免去軍隊司令職務，隻保留噶倫職務，後來連噶倫也被免去，僅有一個紮薩頭銜。這次所謂西藏的第一次現代化改革，就以軍隊的失敗而告終，西藏軍隊也就從此一蹶不振，直到三十年後中共將他們徹底消滅為止。（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