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217)
2007 (225)
2008 (142)
2010 (96)
2011 (174)
2013 (239)
2014 (120)
2017 (1)
2023 (348)
圖：2020年美國選舉人團地圖。藍色是民主黨基本盤，紅色是共和黨基本盤。注意每個州有個數字，那就是選舉人數目。如阿拉斯加出3個選舉人。加州有55個選舉人。粉紅色州是傾向於共和黨，淺藍色州傾向於民主黨，黃色是搖擺州。
馬上又到了美國中期選舉了，還有很多美國人對2020選舉結果耿耿於懷。這些美國人對2020選舉結果不滿不是沒有道理的，雙方票數差並不算太大，如果換了加拿大選舉規則呢？如果換了英國選舉規則呢？那麽，選出來的可能就是特朗普而不是拜登。
美國總統選舉不是直選，而是采取選舉人團製度，即一個美國公民投票特朗普的時候，他選的並不是特朗普，而是選了選舉人，選舉人再代表他投票選舉總統，而且，他並不知道選舉人是誰，選舉人是共和黨或者民主黨黨內指派的。11月第一個星期二投票選出的是選舉人團。12月第二個星期一選舉人團再投票選舉總統。雖然選舉人團中有紅藍兩黨陣營是確定的，但選舉人可以臨陣反水，可以投票給對方陣營的候選人。
美國參議院有100個席位，每州有兩個席位；眾議院有438席位，按照人口分配，和加拿大差不多，每個選區選一個眾議院代表，每個選區選民數目相當，因此人口多的州眾議院席位就多。選舉人的數目和國會席位一樣多，是538個選舉人，每個州選出的選舉人和該州占有的國會席位數目一樣。勝出的候選人必須得到270票選舉人票。
眾議院議員任期兩年，總統任期四年，參議院議員任期六年。美國每兩年一次選舉，總統選舉那年也選舉眾議員，同時選舉三分之一的參議員。即每次選舉更換三分之一的參議員。有三分之二的州選舉年不更換參議員，那麽對應於參議員那張選舉人票給誰呢？美國采取的是贏者通吃規則，即哪個黨在一個州得票多，那個黨就囊括那個州的所有選舉人票。例如，北卡有13個選區，選出13個眾議員，民主黨在6個選區勝利，得6個眾議院席位，共和黨在7個選區勝出，得7個眾議院席位，則共和黨囊括北卡15張選舉人票。這就是為什麽特朗普不選擇獨立人候選人，而選擇作為共和黨候選人。在此贏者通吃的規則下，美國獨立候選人或者小黨候選人絕對沒有可能當選。相比之下，香港特首候選人製度要比美國多黨製的選舉民主多了。香港特首候選人委員會來自各界人士，代表性普遍，程序公開公正，比美國一黨操縱更加候選人公開透明。即便難以判別香港和美國的候選人推選製度的優劣，也沒有必要反對香港特首候選人委員會製度吧？香港泛民反對特首候選人委員會，無非就是要操縱候選人推選，架空全民直選。美國就是如此，普選隻是形式，誰能作為兩黨候選人之一才是關鍵。
但是，即便不是美國候選人團製度，大多數西方國家選舉製度都不保證反映民意，西方選舉規則都帶有係統性偏差，著名的阿羅不可能定理闡述道：基於愛好偏序排列的社會效益函數不存在。阿羅1950年發現這個定理，197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讓我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阿羅定理。比如有三個人參加總統競選，他們是布什、克林頓和裏根。一共有100個人投票。其中43人最喜歡布什、第二喜歡裏根，最不喜歡克林頓；33人最喜歡克林頓、第二喜歡裏根、最不喜歡布什；24人最喜歡裏根，第二喜歡克林頓，最不喜歡布什。
如果每人一票，得票最多的當選，則布什以43票對克林頓33票和裏根24票勝出。這是西方經常鼓吹的選舉規則。如果按照此規則選奧林匹克會址，中國就得到2000年的舉辦權了，但是國際奧林匹克會在中國勝出後改變規則，要得票最多的兩名再重新投第二次票，結果中國在第二輪落選。
回到我們三人競選的例子，如果按奧林匹克選會址的最多的兩名再重新投第二次票規則，克林頓會在第二輪投票中以57票對布什43票勝出。這種方法在此例中剛好也是末位淘汰法。
如果我們按照雙雙對決方法（這是體育中常見的比賽規則），那麽布什與克林頓對決時，克林頓以57票對43票勝布什；布什與裏根對決時，裏根以57票對43票勝布什；克林頓與裏根對決時，裏根以67票對33票勝克林頓。結果是裏根兩勝，克林頓一勝一負，布什兩負。裏根勝出。
在選民偏好不變的情況下，用三種常用的選舉規則會選出三個不同的總統。這就是規則決定選舉結果，而不是民意決定選舉結果。能怪一些美國人對2020選舉結果有怨言嗎？
事實上，大多數西方選舉規則本身就帶有係統性偏差。
讓我們舉個例子來說明。假如前述的一百個人的偏好不變，我們再加一百個最喜歡克林頓和最討厭裏根的人和另外一百個最喜歡裏根而最討厭克林頓的人，這兩百人對布什既不喜歡也不討厭。這樣加多兩百人看上去是中性的，對布什沒有更喜歡也沒有更討厭，對克林頓和裏根兩個人的厭惡和喜愛人數相等且相反。如果選舉規則沒有係統性偏差，那麽加這兩百人對選舉結果應該沒有影響。
讀者不妨自己試試，選舉結果會很不相同。如用第一條選舉規則，原來100人投票時是布什勝出的，現在300人投票就變成克林頓勝出，雖然後邊加的200人總體來說對三人的偏愛程度是中性的。
正如同西方“民主選舉”模式下選出的希特勒發動了二戰卻被二戰毀滅，對選票的神話也許是西方政客們推行“價值觀戰略”的工具，現在這個神話卻調轉槍頭擊傷了自己。那麽多西方學者都已經把自己繞進去了，我們也不好武斷地下結論認為“普選代表民意”完全是一場騙局，但不得不承認，西方的選舉結果糅合了太多附加因素，諸如選區的劃分、民眾的投票率等，這些間接或邊緣效應的迭加會對選舉結果產生重要影響。
既不得不承認選舉結果未必能反映民意這樣一個事實，又要保證選舉結果順暢能為各方選民接受，於是西方隻能給它披上法製的外衣，即選舉規則雖然無法保證公平，但是大家都尊重這個法製約束下的規則，輸了就認輸。講法製當然是必要的，但法製在西方眼裏，恐怕並不是“身體發膚”，而是一件想穿就穿，想脫就脫的外衣：當其他國家民主選舉的結果不合意時，美國輸了不認輸，反而主動破壞其法製。
如2006年巴勒斯坦在西方社會監督下實行了國際社會公認的選舉，哈馬斯獲勝，西方立即把哈馬斯列為恐怖組織否認了選舉的合法性。
2012年，埃及在希拉裏巧實力策動的阿拉伯之春運動下，舉行了西方式的全民普選，穆斯林兄弟會選舉獲勝，2013年美國就默許了埃及軍事政變推翻了這個民選政權，實行獨裁恐怖管製，大肆迫害穆斯林兄弟會。
2003年美國占領伊拉克，在伊拉克建立西方民主政治，經過10年民主建設，2013年伊拉克選舉馬利基上台，伊斯蘭國建立後美國遲遲坐視不理，理由是馬利基政府沒有代表性，沒有包容伊拉克各派勢力，結果是迫使馬利基下台，舉行了新的“選舉”。
這裏揭示了西方民主一個隱秘的關鍵點，那就是強者製定規則，大家按照“法製”遵守這個規則。當規則對強者不利的時候，強者可以再修改規則。巴勒斯坦選舉、埃及選舉和伊拉克選舉是西方製定選舉規則，但西方做為不負責任的強者，在其他國家采納了西方強加的選舉規則選出的結果不符合列強地緣政治利益的時候，西方可以顛覆按照他們強加的規則產生的選舉結果。所以，千萬不要以為答應了香港泛民提出的要求就一了百了，作為西方的代理人，在香港沒能獨立之前，他們會不斷要求修改規則。
美國采用的不僅僅是選舉人團間接選舉，而且兩黨作為最大的競選機器排除了兩黨之外其它候選人入選的可能性。特朗普為什麽不以獨立候選人身份競選而以共和黨候選人身份競選，原因就是獨立候選人基本沒有可能競選成功。美國兩黨競選機器樹大根深，資源豐富，主導了美國選舉大勢。
兩黨候選人競爭又是非正式選舉，黨內隨時更改規則，甚至像2016年民主黨高層排擠桑德斯那樣“暗箱操作”，不僅難以表達民意，有時連黨內共識都難以形成。結果導致了2016年美國大選的兩個候選人都遭到相當多民眾的厭惡，投票人要在兩個不喜歡的候選人中間淘汰一個最不喜歡的。有些美國人投票不是因為要投自己喜歡的候選人，而是為了阻止自己最不喜歡的候選人當選。
選舉一向是美國向世界宣示自己政治製度優越的流行文化，候選人粉絲和橄欖球球迷沒有什麽兩樣，都是流行文化的娛樂而已。2016年的美國選民就沒有那麽娛樂了，特朗普的勝選反噬了很多美國主流媒體此前的民調預測，已經為選舉結果和民意表達的關聯度做了最好的注腳。不但如此，選舉結束後美國各地爆發的反特朗普的遊行，甚至已經開始威脅到所謂的“尊重規則”的法製傳統。
西方把規則推高到絕對真理和宗教神聖地位，那是因為規則是他們製定的。而且，一旦各方適應了規則，他們又會再改變規則。規則從來是他們用於約束和統治世界的手段，所謂遵守規則是因為那些規則對他們有利而並非規則對他們有約束力，他們可以隨時改變規則。他們攻擊對手國家的規則為獨裁專製集權等等，實際上他們要主導給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就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政策。
但是，中國就沒有自由選舉。
IT行業亦如是，哪個公司或牛人製定新語言新規則新產品，又來一番洗牌動蕩
作者對美國選舉製度理解有誤。
一州眾議院席位哪黨多和哪黨囊括該州選舉人票完全是兩回事。
眾議院席位由選區票數定。選舉人票由全州票數定。
選票上麵眾議員和總統是兩個不同的方格。選民完全可以把票投給一黨的眾議員候選人和另一黨的總統總統候選人。
舉個具體例子：
2020年。佐治亞州有14個選區，選出14個眾議員。民主黨在6個選區勝利，得6個眾議院席位，共和黨在8選區勝出，得8個眾議院席位。雖然共和黨贏得了更多的眾議院席位，但民主黨囊括佐治亞16張總統選舉人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