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眾生無我（8）
詩人小邵
稱小邵為詩人並不是指他是專業的詩歌文學創作者。在我們這個時代，詩作為個體性極強的敘述方式，很難與現實的政治權力相結合，因此也就成了一種無人理睬的孤獨的東西，詩人自然也就是一個寂寞而無以為生的行當。而小邵隻是在他的身上有著一種流浪詩人的氣質，所以我們把他叫做詩人。
小邵姓邵名雪夫，北京人，他說他是蒙古族而不是漢族。1987年於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後自願來到西藏拉薩中級法院經濟庭工作。那一年中共政府為大學生到西藏工作修改了相關政策，因此小邵與中級法院簽訂了一個幾年期限的工作合同。他的戶口也不用像我們一樣要遷到西藏，而是仍然留在北京。
小邵個頭高大，留著齊耳的卷曲長發，時常腳蹬一雙長統馬靴，倒也有一種蒙古人十分隨意的遺風。他與所有的北京人一樣開朗、大度、機智和幽默，充滿北京皇城根那種文化底蘊的“油氣”。是他首創把我們的這幫朋友調侃地稱為“靠山屯”，高級法院位於拉薩城西，這一邊的“哥們”就稱為西屯，中級法院位於城東，那一帶的“哥們”就是東屯。小邵也打得一手好橋牌，但他打牌時常常是衝動和隨意的，並不把輸贏太放在心上而隻是滿足於享受整個身心充滿靈感的過程。這使得他對自己的搭擋總是寬容和沒有苛求的，這一點他和顧偉截然不同。我們相識後我曾把他和同樣來自於另一大城市上海的顧偉相比，顧偉看起來像是現實而唯美的詠者，而小邵從內心就是一個叛逆而夢遊的詩人。大概因為小邵出身於一個書香門第的家庭，又和那個後來自殺了的中國年輕詩人海子是校友，所以他其實有著太多的理想主義夢想，而有了這夢想他就擁有了另外的一個世界。
在中國，一個有著詩人般浪漫的人永遠不可能成為合格的官僚。小邵就是這樣，理想的公平、正義和自由的世界畢竟離這裏的現實太遠，因此他和其他官員的衝突就肯定不可避免。這種衝突到後期愈演愈烈，最終導致整個中級法院的官員們對他都頗有微詞。他也就變得對工作消極起來，遊離於體製之外尋找自己的夢想。
那段時間小邵在拉薩結識了許多的青年朋友，他和這些朋友們過著一種自由自在快樂的日子。他會和拉薩大學藝術係那些年青可愛的女孩們在夏夜的拉薩河邊拉著手風琴唱歌直到天亮，或是和朋友們通宵達旦地喝酒打牌聊天而全然不管明天還要上班。當然他的這種生活方式在當時的中國內地如他的家鄉北京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那個時代所有人的生活包括吃飯、穿衣、娛樂甚至作息和出行都被政治權力限定在單一的群體性方式範圍之內，違反者屬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自由主義”，將被視為社會的反叛者而遭遇生存權利的剝奪。但在西藏，這種在中國內地行之有效的意識形態的獨斷客觀合理性卻受到了藏民族文化傳統的挑戰和消解，在這裏個體性的生活價值理念有著極大的生存空間。因此西藏也就成為了小邵們的快樂天堂。
說小邵是詩人並不僅是一種象征，小邵不但寫詩，而且是瘋狂地寫。一個冬日的清晨他裹著皮大衣滿麵疲乏地來到我那裏，他說昨夜為了尋找詩的靈感，他獨自在拉薩河邊躺了一夜，說完把一遝詩稿塞給我，然後倒頭就睡。我看著那皺巴巴還帶著露水的詩稿，驚奇在這滴水成冰的寒夜裏他的腦袋竟然還未被凍僵，還能如此地欣然命筆詩興大發。
自此之後小邵就時常把他的詩作拿與我們拜讀，同時也引發了我們自年少時就產生的對詩的美好的夢想。有一段時間我們狂熱地討論著普希金、萊蒙托夫、雪萊和葉芝以及顧城、舒婷、海子和北島。在他和顧偉的帶動和鼓吹下，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動筆寫起詩來，並組織定期的交流切蹉，當然就數量而言，作品最多的還數小邵。
西藏使得小邵深陷在遊吟詩人的夢想生活中不能自拔。他的生活越來越沒有規律，經常遊走於西藏與北京之間，即使在拉薩的日子，他也處在一種飄忽的狀態之中。有時到我們這裏徹夜狂歡，一呆幾天；有時很長時間不見蹤跡，誰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仿佛從這世界上徹底消失。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他離開西藏。
一個詩人除了對生命的激情之外還有著對愛情的幻想和衝動，小邵也不例外。其實他在大學裏就有著一個若即若離的戀人，在西藏他也會和一些可愛的女孩時時發生一些浪漫的愛情故事，有時甚至於演成令人羨慕的愛情風波。一次他和另一個朋友在追求同一個女孩（她也是我們的朋友）的過程中遭遇，但那女孩顯然鍾情於他的對手而使他明顯處於下風。在激情之中他竟把那女孩囚禁在房間裏並用詩人的哀惋試圖打動那女孩的心，在長達數天的時間中他隻允許朋友們除送飯外不得有任何進入的可能。我接到朋友的求援電話時第一感覺像是遇到了在那個時候極為罕見的綁架案，不過當我仔細一想這事發生在小邵身上也是一種必然。事情最終的結局是小邵在幾天後提出用古典的與情敵當麵決鬥的方式來打破這無望的僵局。當兩個男人麵對麵的時候，小邵先給了對方一拳，但對方卻未還擊，而是以勝利者的寬容默然地承受，小邵則沮喪地坐下來抱著頭質問對方為何不還手。這事過後小邵與那女孩和他的情敵仍然成為很好的朋友。那女孩和小邵的競爭者後來成了夫妻，幾年後回到了中國內地，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並過著幸福的家庭生活。這事之後倒是我很欽佩小邵在衝動之後能以一種男子漢的風度承受著失敗的命運，也許詩人的愛情之路在我們這個時代總是如此，因為他們總是離世俗的世界太遠。
我從來不把小邵的這些行為舉止視為怪誕，作為那個時代的青年對中國社會幾十年偽理想主義的嘲弄和反叛在進藏的學生中是屢見不鮮的。有在白天把被子鋪在單位的草地上在太陽下相擁而眠，醒來時發現周圍站滿一圈藏族小孩在觀看的戀人，也有每天夜裏焚香打坐然後揮筆疾書的女記者。每個人的個體價值理念在那裏都能有發揮的空間，這一點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國內地也是望塵莫及的。
至今為止大多數認識小邵的人們都不知道他為什麽來到西藏，他也從來沒有向人們提起過他的動機。要知道在他畢業的時候他本可以在北京謀求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其實在那個時候自願來到西藏的學生中也有許多都從未提起過自己進藏真正的原因。從中國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國知識分子經曆了被權力驅逐流亡並導致生存故土與精神家園的分離。而80年代進藏的學生中的一部份卻是選擇了自動離開故鄉去尋找精神家園，這種自我放逐的流亡隻是完成了對他們前輩的延續並一直存在於“六四”之後的出國大潮之中。
1989年北京發生了“六四”天安門流血事件，那時小邵仍在西藏，但這次慘案對他的內心衝擊極大，在此之後的一段時間裏他總是處在一種極度鬱悶的狀態之中。因為他的母校中國政法大學的師生是這次運動的主要發起者和參與者，所以也就成為後來主要的被鎮壓者和受害者。此後，小邵的性情改變了許多，他常常借酒澆愁，以至於有一天他在飯館裏喝酒，鄰桌有兩個中共軍隊的士兵在議論並辱罵那些參加了“六四”抗議運動的學生，小邵聞後大怒，指著兩個不知趣的軍人破口大罵，並要拔槍相向。同去的人急忙抱住他，而兩個軍人則大驚失色，他們不明白在當時整個中國對“六四”事件異口同聲的專製評價語境下，為何還會有人敢發出如此反叛的不同聲音和做出如此激烈的反應？不過他們還是感受到了整個飯館中人們壓抑的情緒，迫於眾怒難犯，兩人便隻有奪門而逃。
不久小邵就離開了西藏並永遠沒有回來，而從那之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連他的消息也不得而知，就像過去他有時消失得無影無蹤一樣，而這次對我來說他是一次永遠地消失。盡管我的理智告訴我他還生活在這個世界的某個地方，但我不知道他是否還在過著那種流浪的詩人生活，盡管我們的世界已不再是那種謳歌英雄的史詩時代。在今天平庸的散文生活中，除非如有些曾經的詩人那樣喋喋不休的依附於權力之後才能把自己的作品胡亂印成鉛字，否則這也太難了一點。
朋友阮小姐
阮小姐並不是西藏人，她是香港人，隻是我們在西藏偶遇並成為了朋友。阮小姐名叫阮盈儀，但這名字並不是她告訴我的，而是我偶然在她的護照上看到的。
與阮小姐的相識是在1987年我到阿裏的時候。我們從阿裏首府獅泉河鎮去普蘭縣的那天，當我們的車子在暮色中開進普蘭縣政府招待所時，忽然聽到有人大聲歡呼道：“終於有車來了”。我感到納悶，心想不可能是有人在歡迎我們吧？下車看到一個身穿中國老式藍色警服胖胖的女孩雀躍著向我們跑來，一邊用帶濃厚的廣東粵語味的普通話問我們是不是從獅泉河來的，這就是阮小姐。
交談後我才知道她原來是香港某大學的學生，利用暑假獨自一人到大陸來旅遊。她那時已孤身漫遊了大半個中國，前幾天從新疆葉城搭貨車來到普蘭，一連幾天找不到車回獅泉河，今天終於看到我們的車來了，所以高興得歡呼雀躍。
我滿口答應帶她回獅泉河，但我們剛到這裏，她還需要再等幾天，於是我們在普蘭的幾天裏，阮小姐基本都和我們在一起。
阮小姐在學校學的是經濟專業，但她感興趣的範圍卻很廣。她幾乎每個假期都要到各地旅行，她告訴我她不像大多數同學那樣靠平時打工積攢的錢出來旅行而是家裏支付她的旅行費用，這意味著她有著一個富有的家境。當然她並沒有那種富家小姐的忸捏而是大方開朗。不過，路途中她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麻煩，如在甘肅和新疆她都因小偷的光顧而陷入困境。我嘲笑她的普通話別扭得很難讓人聽懂，她卻自豪地宣稱她的普通話水平在香港已屬上乘，可以開班授課了。我問她為何要穿這樣一套怪頭怪腦的老式警服時，她回答是為了與大陸的人們縮小距離以具有更大的親和力，從而不會受到普通民眾的排斥，同時也使盜賊把她看做本地的窮人從而放她一馬。這個答案似乎有一定的說服力，因為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這種老舊的製服是中國人最普遍也是最平民化的衣著。當她知道我們是西藏高級法院的法官時，她驚訝地覺得這不太可能，她說香港的法官都是年歲較大白發蒼蒼，而我們竟然這麽年青就可以成為法官？對這個提問我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隻能自嘲地說這肯定是因為山中無老虎的原因。她又問我她在大陸的旅行中她認識了許多青年人，他們中的大多數唯一的理想和奮鬥目標都是想出國，我有沒有這種想法？我的回答是出國需要很多條件，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具有這些條件的，何況總要有些人留下來做那些需要的事情，不過一旦有了條件我並不拒絕出國，但我出國的目的與大多數人不太一樣，因為不停地漫遊和行走對於我來說是生命成長過程的一個部份。
我前麵說過普蘭並沒有一種現代的城市規劃，因此在那裏行走有時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障礙。如路上突然出現一道突兀而起的高牆，迫使你不得不繞很遠的彎路。對於我們來說這並不是什麽難題，幾人身手敏捷地翻過牆繼續前行便是。但這一來則苦了阮小姐，我們力勸她由大家鼎力相助翻越牆頭，但她執意不肯，大概覺得有傷淑女之大雅。所以每到此時，我們隻能在牆那邊久等她慢慢繞彎過來。這樣每日行程雖多有波折，但也樂趣橫生。
我們在閑聊時談起各種當時年青人都喜歡議論的哲學和藝術問題。我們談到尼采、黑格爾、薩特、叔本華，海德格爾甚至弗洛依德，這也是她在學校選修的科目之一。另外由於她會彈鋼琴，所以對於肖邦、貝多芬、門德爾鬆及柴可夫斯基等古典音樂大師們也有許多共同的話題。不過剛開始她還是感到不可思議，她問我是怎麽知道這些的，我說是讀書學習而知，她問我大陸能看到這些東西？我感到她這問題有點看人不起，因而有些憤憤不平。不過轉而一想，其實在中國豎起鐵幕與世隔絕幾十年後，這個國家以外的人對這裏人們的了解已幾乎為零，海外的人們以為大陸的專製意識形態已把人們純化到除了口號式的“馬克思主義”以外什麽也不懂的地步。雖然我這麽想，但後來的交談 已有了一些較勁的味道。直到我談到金庸的武俠小說，而她竟連金庸是誰都不知道。我告訴她對於中國人來說金庸的書應在必讀之列，當然我的語氣間充滿了得意之情。
幾天後我們準備離開普蘭返回獅泉河，但阮小姐並沒有和我們一起走。不過原因並不在我，而是羅布又答應了另一位藏族女孩搭我們的車，所以車子已然滿載。這弄得我相當難堪，隻是阮小姐對此並不在意，她說有一輛大貨車這一兩天也要返回獅泉河，她可以乘那輛車。於是我們相約獅泉河再見，就分別上路了。
我們回來兩天後阮小姐也到達了獅泉河，她也住在這裏唯一的賓館阿裏飯店裏，當我們見到她時才知道她這一路上又遇到了倒黴的事情。原來從普蘭到獅泉河的路上，她放在貨車車廂裏的旅行背囊不知什麽時候掉了，她的這個很大的背囊裏裝著她的全部東西，包括所有的現金和一百多卷已拍和未拍的膠卷，而她現在唯一剩下的就隻有隨身背著的照相機了。
這時阿裏中級法院的法官小魏自告奮勇地帶我們一起去到阿裏地區公安處報案，公安處的幾位年青警官都是拉薩公安學校畢業，他們的老師中有我的同學，因此甚為熱情，一再保證能為阮小姐找回丟失的背囊。阮小姐此時反倒是將信將疑，嘴裏嘟囔道她在中國其他地方丟失過東西但當地的警方卻從未幫她找回來過。這話被一個警官聽到，馬上要求查看她的護照，看了護照後正色對她說：阮小姐，請你相信中國的警官一定會對此事盡責的。其實我明白此事隻要警方盡力是大有希望的，因為當時的獅泉河人口隻有數百，僅有一條公路通往普蘭，每天來往車輛屈指可數，隻要有人拾到這背囊就不難查找。
後來的兩天裏，因阮小姐身無分文，她都和我們在一起吃飯。第一次我們邀請她的時候她大為驚奇並表示不能接受，她說在香港請人吃飯總要有一定的理由。我說你現在沒錢吃飯，我們請你吃這也是理由，何況這裏是西藏而不是香港。雖然最終她接受了我們的好意，但總是有些不安。兩天後有消息傳來，阮小姐丟失的背囊已找到。原來是被阿裏地區醫院的一位司機在路上拾到，得知這好消息後阮小姐興奮得原地轉了幾個圈。她說這是她在中國大陸第一次碰到這種失而複得的體驗。
回到拉薩後阮小姐遊覽之餘仍和我們一起聊天，看電影。在她要離開西藏前往格爾木的頭天，她拿出5盒萬寶路香煙送給我，並解釋說這煙是她從香港帶來的，為的是按大陸的風氣一路送人打通關節以求得便利之用。而在西藏她得到我們無私地幫助，她想餘下的路途中還有我們這樣的好人，所以看來這煙也沒什麽用了，因此幹脆一起給我算了。
阮小姐回到香港後給我來了一封信，說她離開西藏時的想法在後來的旅途中證明是錯的，大多數的人還是那樣唯利是圖，在火車上都要錢賄賂列車員才能弄到一個鋪位，否則她就隻有在座位底下鋪張報紙躺著熬過漫長的旅途。當她回到家裏時她已髒得像個泥猴。不過也有好的消息，就是她大學畢業後在一家報紙作了記者，這也是她很喜歡的一個職業。
後來陸續她又給我來了幾封信，特別是在拉薩騷亂和“六四”事件之後她來信詢問大陸這方麵的情況，但我並沒有給她回信，因我擔心如果她把我告知她的內容弄到報上去，這樣大陸的秘密警察會給我帶來難以想像的麻煩。
這以後我與阮小姐就再也沒有了聯係，至今也不知道她的相關信息。不過我一直在為沒有給她回信而負疚，為自己因軟弱而沒有回答她的提問感到慚愧。我們一直以為自己所追求的是人的善良和愛，所執著的是人類社會的正義與公正，殊不知我們常常卻默許和縱容著曆史的罪惡，麵對著被專製權力所敗壞的生存品質，我們隻是被動地作繭自縛。也許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愛與怕。（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