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我中學畢業，被分配進入一家國營大單位，捧上了人人生羨的鐵飯碗。踏上了社會，我自認人生的第一要務是處理好與周邊同事的關係，關係搞好了，工作起來會順風順水，也為將來的前程打好基礎。我有這個意願，同事們了解我之後也樂意同我交往。就這樣沒多長時間，找我辦事的人漸漸的多了起來。年輕人被他人重視，自我感覺飄飄然，走路也輕鬆自在許多，頗有點不成熟的自負。
找我辦事無非就是托關係看病。我們單位職工看病的定點醫院（過來稱之為＂老保醫院＂）正是我父母親所在醫院。家父是這家醫院腫瘤外科主任，是遠近聞名的＂第一把刀＂（手術刀）。有名望的醫生不管是什麽年代都是炙手可熱的人物，每天找他尋醫問診的人絡繹不絕。
父親是個大忙人，幾乎每天都安排有手術，很多都是8個小時以上的大手術，除了每周四上午是他固定的門診時間，找他看病相對容易些，其餘時間要找他並非易事，查房、手術、會診、開會，工作安排的滿滿的。自然而然，許多病人都會集中在這段時間來看他的門診，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沒有＂後門＂可走的市民百姓。我也經常在父親的門診時間帶著同事來找他，一來我單位離醫院很近，穿越三條馬路就可到達，另一方麵求我幫忙的又大多是單位領導，領導嘴上說的都是漂亮的官話，真正能律己的還是鳳毛麟角，我們那個年代利用工作時間辦私事是個常態。
父親的醫院座落在外灘，門診大樓原是美孚洋行大樓，是一幢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大樓外牆被層層暗灰色的塵垢覆蓋著，盡顯歲月滄桑。踏人樓內，黑色精美的大門、高高的窗台，半圓券窗戶透著淡稚的柔光，黑白相間的大理石地磚依然留著曾經的華麗。從早到晚，狹窄走道上都是來來往往看病的人，沒有片刻的安靜。掛號室在底層，一長串的掛號隊伍占據著半個走道，讓這裏變的更加擁擠不堪。那天我正好陪單位某領導去找父親看病，看到這麽多人排隊掛號，我既沒有耐心排隊又想表現一下自己的能耐。掛號間的門虛掩著，我輕輕地地推開房門，靠近門邊的護士看到我探著頭，忙問我：＂今天又來找你爸爸啦？＂，我點頭應道：＂幫我掛個號。＂我把同事的＂老保卡＂遞了給她。我是醫院裏的常客，父母工作在這裏，自己也是在這裏呱呱墜地，自小又是放在醫院托兒所的全托班，醫院很多職工都是看著我長大的，所以幫人插隊掛個號對我來說實屬不足掛齒的小事
掛完號，我拿上病曆卡走出了門外，沿著走道上了樓。二樓的走廊上一條條長椅上都坐滿了看病的人，而腫癌外科門外等待看病的人更多，除了坐著的人，還有很多人站在走廊上，有人邊抽著煙邊大聲說著話，空氣中明顯有濃烈嗆人的煙味。房門外放著一張大辦公桌，桌上整齊地平放著層層疊疊的病曆卡，一位護士坐在桌旁，不時地接過病人遞上的病曆卡，按先來後到的順序排列好。護士看到我；＂今天怎麽有空過來？＂其實，她知道我的來找父親。＂我帶單位同事過來看病，今天好像看病的人很多。＂我邊說邊把病曆卡給她，後麵一句話其實有些多餘，桌上的一大長串的病曆卡已經明白無誤地告訴了我們。護士拿上我遞給她的病曆卡，起身進了就診的房間。此時我感到周圍有無數雙眼睛盯著我們，目光中有疑惑，不平甚至有點憤怒的情緒，看來我們二個新來者打破了這裏有序的氣氛。
不多時，鍾醫生尾隨著護士走了出來，她點頭示意我們進屋。屋內光線明亮，讓人精神為之一振。明媚的陽光占據了半個房間，房間的一側坐著幾位候診的病人，屋子中間放著二張合並在一起大寫字台。父親身著白大褂背對著房門坐著，鍾醫生和張醫生坐在父親的右手邊，左手邊的位置是留給看病的人坐的。我們繞過父親的身後站在窗台邊。父親正在給病人看病，一口湖北口音的普通話，聲調親切柔和，張醫生在旁邊記錄著病史。不多時，那位病人起身，連聲道謝，父親又囑咐了他幾句。鍾醫生在父親的耳邊輕聲的耳語了幾句，顯然是告訴他我帶人來看病。父親一轉臉看到我們，連忙站起身來，我忙上前向父親引薦單位領導。一陣寒噓之後，自然而然地坐下來看病，我站在原地同鍾醫生聊著天。
走廊上激烈的爭吵聲從虛掩著的房門傳了進來，可以清晰地聽到年輕男子憤憤的聲音，還不時夾帶著其他附和的斥責聲。鍾醫生聞聲走出了房間。她似乎感覺外麵的聲響與她有著某種聯係。房間裏的人並沒有留意門外的爭吵聲，或許他們認為醫院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安安靜靜反而不太正常。過了一會兒，聲音漸漸降低了，緊張的氛圍平靜了許多。隻見鍾醫生漲紅著臉，微笑中帶有一絲不自然的表情走了進來。父親問她發生了什麽事？鍾醫生說，有二個江西來的父子找你看病，他們說以前認識你，父親聽後微微點了點頭。看完了病，我們便告辭走出房間。走廊上還是原來那些人，忽然，一個雙眼有神，臉色黝黑的年青男子從右麵的長椅上站了起來，衝著我憨厚地笑著，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還不住的點頭示意，坐在他身旁的是一位佝僂著背的老漢，看上去一副痛苦的樣子，我也禮貌地回敬一個尷尬的微笑，心想可能就是這對江西父子。
幾天後，父親又向我提及那天看病的事情，看他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我知道父親已經憋了好多天了，一直沒時間和我坐下來談談。父親說：＂孩子，你是否想聽聽那對父子的故事。＂我隨口回答道：＂想聽＂，心裏卻在嘀咕，就是看病插個隊還有啥可以拿來說事的。父親接著說，你們生在大城市裏的人很難真實的體會底層民眾的處境。那天你們走了之後，外邊的護士把一對父子領進了屋子，他們是江西玉山縣農民。幾年前，我率上海醫療隊去那裏為血吸蟲病患者做切脾手術，指導當地醫院做吸血蟲病的防治工作。玉山縣多山，多河，多樹林，而農民大多又種的是水田，這樣的地理環境使得血吸蟲病泛濫，當地的農民深受其害。一個人生了這種病得不到醫治，就會喪失勞動力，也就與貧窮劃上了等號。我在那裏呆了一年，為晚期血吸蟲病患者切除脾髒，挽救他們的生命，而那對父子就是在玉山巡廻醫療的時候認識他們的。他們都是貧困農民，家裏有好幾個人受到血吸蟲病的傷害，喪失基本勞動能力。小夥子是他們家裏唯一的男丁，是主要勞動力，當時也染上了這種病，他的父母把他送到公社衛生院治病，當時我正在那裏，機緣巧合的結識了他們一家人。後來小夥子的病治好了，我和衛生院的醫生去他們家隨訪，其貧困的程度是你想象不到的。後來，當他們得知我們醫療隊要回上海，還特地趕了上百裏的山路，帶著家鄉的特產，來給我們送行，此景此情，至今難忘。今次小夥子的父親病重，縣醫院診斷為直腸癌晚期，那裏的醫生說，去上海找劉主任或許還有救。所以他連夜帶著父親來上海。那天的一幕想必你也看到，小鍾出去了解情況後，跟他們解釋了一番，也知道你是我的兒子。他們父子都很諒解，雖然他們都是普通農民，卻知道基本的道德禮儀，有著一份樸實的情感。父親講了之後，便語重心長地說：＂看門診的病人都是慕名而來者，其中大多數是沒有後門的勞動人民，一周一次的門診是他們難得的機會，你卻經常帶人來，占用他們的時間。你覺的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對別人是種傷害，況且他們都是有病在身才來醫院的。＂對父親的話我有些聽不進去，心裏暗想又不是我一個人來找你，你怎麽不對別人有這樣的要求呢？父親似乎感覺到我有些不樂意，接著說：＂你與同事搞好關係我不反對，如果確實重要的事可以來病房找我，如果僅僅做常規檢查，開病假單，開藥之類的小事你可以直接找小鍾和小張醫生，他們會幫助你的。＂父親說的是語重心腸，我也不好說什麽。
這件事過去40多年了，而父親的一句＂你覺的理所當然的事，但對別人是一種傷害。＂卻一直銘記在心。中國是個人情社會，在平日的人情往來中，都會發生有形無形擠占底層民眾利益的事情。從這次山東高考頂替案，到類似於看病、招工、升職、求學、戶口、生育……各種大大小小的不公平都是如此。底層百姓本來生活就不易，社會還不時地把不公平加害於他們。我們每一次的自我滿足，其實都是傷害更加脆弱的人為代價。我們越是恣意妄為，他們越是無路可走。
人性都是自私的，靠自身的良知來約束自己不太現實，唯有建立規則，人人遵循，沒有例外，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藍山清風大哥，您有一位可敬的父親，您的坦蕩也讓我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