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請進來！請進來！不，不用擔心。這裏很髒的——不用擔心，請進來！”
吳主任有天晚上過來看望我們，他在門外準備要脫掉腳上的鞋子，我們硬是把他從門口拽了進來。盡管他塊頭不大，但是他身體很硬朗，他使出渾身力氣，想要從我們手中掙脫開來。
“啊！”他說道，轉身進了我們的公寓，來到會客廳，用手指著地毯，臉上像是畫了個大大的問號，看著自己腳上穿的鞋。在中國，地毯是一種奢侈品，隻有外國人才可以穿著鞋在上麵走。
“沒關係的，吳主任，”馬裏傲說道，硬把他從門口推進屋裏，然後強行把他按到座位上。
“來杯茶，吳主任？”我提議道。大部分中國人從不肯主動提議，而是“哐”一聲直接把一杯茶水放到你麵前。但是在英國，主動邀請人喝茶是開始談話的一種非常好的方式，這個習慣我一直沒有戒掉。
“不，謝謝你，”他說道，隨後我走出客廳，給他端了杯茶，我把茶放到他麵前。
他推到一邊。“不，謝謝你。”
我把茶又推給他。他強行推回來，在這個小小的相互推讓過程中，一些茶水撒到了桌麵上。我把茶推了回去，這次茶杯呆在那裏沒動。基本禮數到此為止，現在可以開始談正事了。
“吳主任，來寒舍有何貴幹？需要我們為您做些什麽嗎？”
每種文化都有其特別之處，但是中國又比大部分國家有更多的特別之處。剛開始的時候，我發現了一個很難適應的習俗，那就是隻要房門開著，就等同於從屋裏對外發出邀請——隻要我的房門開著，中國人就可以不請自到。這樣就產生一個問題，為了不產生冒犯之意，我們隻好再勸說那些不請自來的訪客出去。按照西方的習慣，你站在自家門口和人們說話，而不把他們讓到屋裏，這在中國人看來是非常失禮，以至於讓人感到不可思議，這樣可能會導致很多誤解。在家門口和那些確實不受歡迎的訪客站在一起，毫不誇張地說，我常常會因為他們強行要進屋而被搞到手足無措。
使用體力處理事情是在中國生活中最難拿捏的其中一項。使用筷子的禮儀與學習禮貌地使用體力處理事情沒有可比性，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反正我是不喜歡，使用體力來處理事情在中國被視為正常行為。如果有人在某個決定上猶猶豫豫，你就可以把手按到他身上，替他決定，簡直可以說是強迫他聽從你的決定。他如果做出任何掙紮，那隻是出於禮貌客氣，如果他執意堅持，你就再用力把他按住。
這聽起來有點意思，這種技巧一旦掌握，有時候還真地奏效。但是對於西方人而言，陌生人對他們有身體接觸就會感到不舒服，大部分西方人都會這樣，沒有比使用體力更會讓人感到驚訝了。
我第一次碰到這種情況，是我和馬裏傲剛到運城時邀請幾位學生參加“大家互相認識一下”的茶話會。我們的學生——全部都是在職進修的成人學生——到場後，我們準備了一些堅果和餅幹，放在幾個碗裏。我請他們不用客氣，自己可以隨便去拿。我們在此之前已經了解到，中國人從來不會自己主動去拿任何東西——這在他們看來是不懂禮節的表現。相反，這就需要主人來積極鼓勵、連哄帶騙、威脅恐嚇。如果這些都沒有用，主人就得強行把吃的送到客人嘴裏。而客人出於表示客氣，必須拒絕主人提供的所有東西。
看到如果不勸說的話，大家都不會去拿吃的喝的。於是我端著一碗花生，站起身來，準備竭盡全力勸我的學生們大吃一頓。
“黑優先生，請坐下，”其中一位名叫康傑的學生說道。我沒有聽他的建議，他就走過來，雙手按到我的肩膀上，輕輕地但是出乎我的意料，很有力地一按，把我按回到了座位。我驚愕萬分，他竟然強行把我的手指從碗上扒開，然後把碗放回到茶幾上，我當時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的不知所措並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除了馬裏傲之外。看到我沒能成功，他決定步我後塵。他拿起碗，站起來要給大家散吃的。他的兩膝還來得及完全站直，康傑走了過來，雙手按到馬裏傲的肩膀，把他也按回到了座位。
就是這樣完全一個陌生人，在你自己的家裏，把你就這麽重重地按回到座位，這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我告誡我自己說，你目前在一個新的國家，有新的規矩。這些規矩適用於中國人，就好比西方規矩適用於我們一樣。
但是甚至我提前預料會被甩到一邊時，卻從來沒有不令我感到苦惱。上公園買門票，我去付錢，我的手卻被一位女生強行無禮地推到一邊，而那個女生身量隻有我的一半，她卻主動走上前替我付錢；乘坐小汽車就更是如此，我身後的推力幾乎可以把我送到另一邊的車窗戶。為了誰該提行李包裹，我和我的中國朋友有過無數次的爭搶。但是每次我總是以失敗告終，而且還真不知道究竟是怎麽敗的。每次我在這種困惑不解的狀態中，我提醒自己，下次我要使用我認為比這次更多的禮貌力氣才行。
為了搞定一名漢語老師，我們確實是費了一番工夫。大多數中國老師沒有教外國學生的經驗，這種技巧對於四海為家的大多數西方人而言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我們第一位漢語老師隻是想教我們唱中文兒歌——很快我們就發現了其中的原因。她帶我們去了一個高級卡拉OK廳，參加了一個可怕的晚會。晚會上他們逼著我用中文演唱“三隻瞎耗子”。我感覺自己就像是一個怪誕的天才兒童，像隻猴子為取悅她的丈夫和她的朋友們而表演。那是我在中國感到最丟人的一次經曆，但至少當時我早早結束了表演。那首歌一直唱啊唱，直到最後我走下舞台，有人給我獻了一束假花。我想一束劣質假花算是給我剛才所遭的經曆一個小小的安慰，但是對我最大的傷害還遠不至此——五分鍾後，那束花立刻從我手中被人拿走，遞給了剛剛唱完歌的下一個人，這又是那種老掉牙的小把戲——“麵子”。
當那位老師從我們生活中消失去監督學生實習時，我們感到沒有了她，我們真是無比輕鬆——但是我們沒有漢語老師了。接著有一位臨時頂替老師，教了我們幾個星期，然後去河南結婚了——隨後學校把我們交給我另一位老師——王群霞。
我當時正在老年活動中心打乒乓球。老年活動中心並不一定是為老年人設立，其實隻是一個空蕩蕩的房間，其中擺了一張乒乓球台、幾張普通桌椅和一副象棋。老年人在那兒下象棋，其他人打乒乓球。我被人叫過去，把我介紹給群霞。她個子很高，長相難看，眼鏡用透明膠帶粘在一起，一邊高一邊低，一口氟斑牙。她看上去像是一個火車計數員，但她一直是我們離開運城之前那段時間裏的漢語老師。
群霞開始教我們漢語時二十四歲。她住在學校，他父親是中文係的講師。作為一名學校老師的孩子，她有很好的“關係”——中文係畢業後，她留校在學校其中一個部門當助理。她在學校學了七年英語，但是她的英語非常有限。她對她的這份新工作非常認真，為了教好我們，她學了一個英文單詞“Wrong”（錯了）。她時常會對我們用這個詞，很嚴厲，每個星期給我們進行測驗。如果她覺得我們學習不夠用功，她就用她所學的不夠標準的英文單詞對我們說“Rrrong”，作為對我們的懲罰。
“Rrr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