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名老師名叫段譽，我和馬裏傲準備騎車返回學校時，他也騎車和我們一起並排廝趕著。他麵帶微笑，看來心情暢快，而我卻實在是難受至極。他是幾個少數的幸運兒之一，獲得過出國獎學金，從而得到允許，他離開中國，在美國呆了一年。不過他穿著皮夾克，戴著反光墨鏡，坐在他的自行車上，看上去還跟他仍在美國一樣。
“嗨！”他說道，人看上去聽起來都超酷。“馬裏傲告訴我說你想學習漢語？！你沒必要學另一種語言。全世界都在說英語。為啥浪費時間學漢語呢？”
我確信如果我們想要了解有關中國更多的情況，我們首要的任務就是學習語言。我們不滿足於把自己限製在中國人口中可以講英語的這一部分人中（老師和學生），在運城的這部分人頂多能到兩位數。中國的朋友們因為不會說英語——這門國際語言——常常向我表示抱歉，而令我們感到無比煩惱的是，我們甚至無法用漢語回應這種情理不合的道歉。
學校在給我們找一名漢語老師，這方麵學校表現得不是很積極，一個心存疑慮的人或許會對這件事有完全相反的看法。或許學校想讓我們全身心投入到教課——而不是學習？但是我們如何在此地生活，而又何嚐不想用漢語和我們朝夕相處，抬頭不見低頭見的所有這些人交談呢？我們想要盡可能多地學習有關中國的知識，看來語言是關鍵。經過好幾個星期的死纏硬磨，學校終於給我們指定了一名漢語老師。
在英語係為我們舉辦的歡迎宴會上，我碰到過另一位老師，他的名字叫李普孝。他的一生聽起來令人神往，由於機緣巧合，他的一生可以囊括中國曆史。他也姓李，但是為了不把其他類似姓氏的名字搞混淆，我們叫他是“耶穌人”，其中的原因顯而易見。
下一次我見到他是在英語係辦公室，他靜靜地坐在那兒，教案攤在他的膝上，上麵整齊地書寫著漢字和羅馬拚音。這些手稿保存完好，隻是有些紙張邊角出現卷曲褶皺，像狗耳朵一樣，看起來自從他開始執教以來，一直使用這些筆記。他坐姿端正，周圍幾個年輕老師在打牌，氣氛熱烈喧鬧。雖然他沒有留那種經典的中式小山羊胡，他身上透露出的那種安詳和智慧會令你感受到，坐在你麵前的這個人來自另一個時代。我心裏有一半的想法是，期望著他每句話開頭是：“聖人雲…”。但是他並不沒有這樣說。他臉轉向我的方向，對著我微微一笑，嘴裏閃現出一顆鑲著銀色牙冠的牙齒，並且說道，“我聽說你信耶穌。我是一名基督徒。”他身子向後一仰，保持坐姿，渾身散發出那種身體內沉思默想的自信心，這種自信心隻可以在一位聖人身上看得到。
課間休息時，我們常常諞閑話。我在運城居住期間，我把這些閑話拚湊到一起，就像是室內情景電視連續劇一樣，每集十分鍾，每次總是在故事情節即將出現高潮時停止。
“我出生之前，我全家在河南。我們全家是在一九三零年左右逃荒來到運城。一家人都麵臨著要餓死的威脅。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到一個地方，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找到吃的。
我生於一九三六年。我的父親是農民。他也信耶穌。信耶穌就意味著至少可以有吃的，因為傳教士總是把食物分發給快要餓死的基督徒。他在西安的一所基督教會學校看大門。因為他在那兒工作，我也就在那兒上學。當年我隻有四歲。全國解放後，我那年十三歲。西安是座非常美麗的城市，比運城強多啦。城市布局方方正正，往前一直可以推到唐朝，這些你可能知道吧。那個時候我們就聽說共產黨啦。他們在西安北麵，和日本人打仗。我們不了解他們的政策，但是我們很崇拜他們，因為隻有他們在和侵略者打仗，當時的政府什麽事情都不做。
運城當時很小，比一個村子大不了多少。現在看到的環城路，就是當年土城牆的舊址，為防止土匪而修建。人們都害怕土匪——日本人，政府軍——當時一切都處於混亂狀態。四年後，我到南京的一所神學院，之後又去了北京的一所神學院。我在北京呆了六年。一九六一年畢業後，我去了太原，在那兒傳福音。”
他停頓了一下，接著說。“我幫著布道並做一些管理工作，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那時候不允許我們做禮拜。基督教被認為是帝國主義邪教。我並沒有受到嚴重批判，但最後被下放到了運城，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為了擺脫我身上的資產階級思想，同時學習毛澤東思想，每天早上我們要在他的畫像前集合，並且向毛主席禱告，請他幫我們進行改造。
“我們一共有十個人，我們都不事稼穡。農民並不是非常歡迎我們，因為他們的口糧都不夠養活自己，還得要供養我們，對他們而言，我們就是些額外多出來的一張張要吃飯的嘴。所以他們讓我們看管雞。我們當年的農田就是現在新百貨大樓所在的地方。我們養了十二年的雞，一直到一九七八年結束。鄧小平上台，開始撥亂反正。當時教育係統一片混亂——所有老師是首先被打倒的對象，並都下放到了農村。我接到通知，要我到一所中學教英語。一九七九年開始，我開始在這所學校執教。”
我們有次談話中，他問我，“你們國家有許多人信耶穌嗎？”
“是有許多。”我告訴他說。“去教堂禮拜的大部分人年齡都比較大。我想隨著一個人年齡的增長，宗教意識也會慢慢在身體中成長。”
在中國，一個基督徒看起來與這個社會有些格格不入——基本上可以說是完全矛盾——所以我很好奇我的學生對他如何評價。
“他並不是個好老師，”一位學生私下裏告訴我說。“有時候他隻是給我們讀《聖經》。”這種情況令我感到很吃驚。在中國，人們難不成為了信仰要被終身用鎖鏈關起來嗎？事實顯然不是這樣。
但是除了他教學的質量，學生似乎也沒有太多的東西來評價這位“耶穌人”，好像他們不確定他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我認為他沉默寡言並不是因為他信耶穌——基督教在中國正呈上升趨勢，尤其是在農村地區的婦女中間。“因為她們比一般人迷信，”有人這樣向我解釋說——或許他們不願意在全校資格最老的老師背後說他的壞話，或許因為他的過去撲朔迷離——那段時間他和西方帝國主義們呆在一起；或許因為他看上去把自己包裹起來，不和外界交往。無論是什麽原因，大家一提到他，總是轉換話題，開始談論他的兒子。“他兒子很有名氣，精於氣功。氣功的技巧是利用你體內的氣（力）。他可以用氣功做很多事情——劈石頭，點著紙，甚至可以給你治病。這是真地，不騙你。”
“耶穌人”不住校，很遺憾我們不能經常看到他。我想我永遠不可能長久住在運城，以便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他知道我們很忙，當然忙得顧不上去看像他這樣的一個人，所以他就把自己包裹起來，不和外界接觸。我們快要離開運城的那段日子裏，他確實來我的住處看望過我，並且要我給他搞一盤“基督複臨安息日會”聖歌的磁帶，帶歌詞和音樂的那種。我給我家寫信，但是並未收到回音。或許我家人認為我在中國找到了耶穌，他們不認可我的這種做法，或許在約克大街上已經找不到這樣的磁帶了。我很難向他解釋說在西方國家——隻要有錢什麽都可以買到——而我卻不能給他搞一盤他想要的磁帶。沒有能夠給他搞到他向我要的東西，直到今天，我仍為此而感到難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