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六四”二十三周年。對我和我所屬的那個群體而言，“六四”所以揮之不去最直接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曾同屬那份有勞江澤民禦駕親征而遭封殺，卻又因“封殺”一事“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在上海幹部隊伍中，造就頗多“中央首長”的報紙。這份報紙就是當年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簡稱《導報》）。
《導報》的靈魂人物，自然是創辦人兼總編輯欽老欽本立。“六四”後的欽老，是趙紫陽加“天安門母親”。於公，在失去政治地位的同時，他失去了內心的信仰；於私，欽老雖兩次結婚，卻沒有孩子，《導報》是他的孩子，封殺《導報》，對他來說是痛失親人。在公私雙重打擊下，七十多歲的老人終於在胡耀邦去世兩年後的同一天，帶著無窮的失望，離開了這個令他厭倦而又留戀的世界。此後，海內外不少人寫過欽老，可惜大多屬道聽途說，耳食之言。不如我輩閑聊時道出的欽老，有血有肉，真實立體。
當然，回憶是私人的事情。回憶中的形象，因人而異。我的回憶，說出來對執政黨有點不恭。因為在我的回憶中，欽老最可愛的地方，是他不像共產黨員。世上凡革命，都必須把政治鑄成一部機器。投身革命的兒女，便是這部機器最早的螺絲釘。革命逐漸勝利，機器日漸增大，螺絲釘越來越多。等到革命成功，全國人民便無一例外地成了螺絲釘。
在我們這部“偉大、光榮、正確”的機器裏，有兩種人可能免做螺絲釘。一種人是領袖。領袖締造機器，處於機器之上。如你有幸遇見毛主席，一定感到他不像共產黨員。他幽默詼諧，海闊天空。在年輕女文工團員中談笑風生，如魚得水，私生活頗為開放。與毛主席相比，作為二把手的劉少奇，就更像共產黨員。不僅一臉黨的原則加無產階級專政，還美其名曰“共產黨員的修養”，在曆次整人運動中，比毛還左三分。等到文革開場，死到臨頭，居然想起中國有部憲法，好像忘了自己一輩子吃的什麽飯。你自己造反起家，是顆大大的革命螺絲釘，卸掉你或“做掉你”，還需要憲法？如此不知所雲，可悲中透出幾分可笑。在我們這部金字塔式的機器裏，越往下去，劉少奇式的黨員越多。從中央要員到街道大媽，個個滿臉黨性。這是一種比專政機器本身更可怕的專政文化。
第二種人，是因為太聰明，所以太自由；因為太自由，所以無法成為真正的螺絲釘。欽老屬於後一種人。這種人不是領袖，沒有資格處於機器之上，便時不時想處於機器之外，若即若離，時分時合。他們在龐大的機器中，掌握了部分權力。於是，在他們掌權的部門裏，就少了點黨性，多了點人性。《導報》，便是這樣一個部門。
說欽老不是螺絲釘，也不盡然。欽老這代人，有兩個解不開的情結。一個是“五四運動”，那是他們的精神初戀；另一個是後來的“改革開放”，那是他們的黃昏之戀。現在許多所謂“兩頭真”的老幹部，其實都有這兩個情結。“五四運動”，引導他們投身革命，渴望在地上建立天國。“改革開放”，讓他們重拾希望，以為又一次找到了終極真理。所以，晚年的欽老，在“第二次握手”式的激情鼓舞下，有意無意地、自覺不自覺地充當了“改革開放”的螺絲釘。
對改革開放，欽老一往情深。他堅信改革開放就是真理，改革開放必將中國引向光明。所以，政治上，他對改革開放不假思索地一邊倒；行動中，他對改革開放無條件地、宗教信仰般地宣傳報道。他沒有意識到，改革開放，在中國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改革開放隻是一種現代化的手段，一股應運而生的合力，一項暫時的政治共識。它既不能完全洗刷曆史的沉澱，更無法擺脫革命機器的巨大慣性。它既不是終極真理，更不是“第二次解放”。它隻是一種政治選擇，和任何政治選擇一樣，改革開放同樣包含著派係、傾軋、鬥爭，甚至血腥。所以，當改革開放還是各派都能接受的理想時，欽老得心應手，遊刃有餘。但當改革開放涉及各派利益格局時，欽老的陣地便日漸縮小。同理，在欽老領導下，當改革開放尚是清純少女時，《導報》聲譽鵲起，喊出了時代的心聲。但當改革開放嫁作人婦，盤算起柴米油鹽時，《導報》便危機四伏，舉步維艱。這多少解釋了為什麽《導報》被許多人視作改革開放的旗幟，卻在改革開放真正推行前（以鄧小平南巡為標誌），早已壽終正寢，出師未捷身先死了。
無論在朋友或敵人眼裏，欽老都是“自由化分子”。其實，欽老有時很不自由。如果麵對的是赤裸裸的愚昧或冷冰冰的機器，欽老是自由的，人性的。他思想敏銳，沒有媚骨，從不同流合汙。但是，欽老和所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如果麵對的是一股他們內心認同的“徹底改造舊世界”的力量，這股力量有時叫“驅逐韃虜，建立共和”，有時叫“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有時則叫“改革開放，振興中華”，他們又會不由自主地要鞍前馬後，托付終身。這時，欽老就是不自由的，從而難逃螺絲釘的下場。欽老作為革命幹部也好，報業同仁也罷，幾十年來就這樣在門裏門外，理想現實，自由不自由間矛盾、彷徨、周旋。直到一天，他周旋的空間被壓縮得越來越小，越來越小，中國雖大再無立錐之地時，他的“擦邊球”就打到了最後一天。這，就是欽老的悲劇。欽老的悲劇，也就是《導報》的悲劇。
我常夢見《導報》，因而也夢見欽老。人物悲情，場景淒涼。我在《導報》工作九年，除一年在美國外，前六年辦報，後二年整頓。不知為什麽，夢魂縈繞的卻總是那最後兩年，《導報》在似關門非關門之時，欽老在方死方生、似生似死之間，煙霧彌漫，愁雲慘淡。當然，這隻是小人物的夢境，與甚囂塵上的“大國崛起”相比，無限渺小。但是，“莊生夢蝶，蝶夢莊生”，有時夢幻和現實，很難講清哪個更真實。所以，值此“六四”二十三年之際，遙想當年，臨筆神馳；辭難達意，情不自禁。寫出來，算對欽老和《導報》 的一點紀念。
（陳翰聖，2012年6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