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極普通的一天。這天，中國的水文天象，均無異常。然而，位於中國南部的城市深圳，卻在這天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因為，這天，它打破了一項世界紀錄：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百多名在該地謀生的妓女，被深圳警方押赴大街，遊行示眾。頓時，深圳沸騰了。
好像慶祝一次百年不遇的盛典，猶如圍觀一個別開生麵的“馬戲團”，當一百多名少女，手戴刑具，身穿囚服，臉遮口罩，在萬分驚恐中遭受羞辱時，人們奔走相告，群情蕩漾。同時，當這些在現代曆史上極為罕見的鏡頭，通過各大通訊社的電波和計算機的網絡傳開後，整個世界大吃一驚，目瞪口呆：這是哪裏？這是文明世界嗎？
形而上學的詰問
深圳警方的動機深不可測。或許，他們要向在附近視察的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獻媚。為彰顯整頓風化的決心，異想天開，暗送秋波？或許，警察不按“經濟規律”辦事，依仗警權，免費嫖娼。偶不遂願，老羞成怒，公報私仇？或許，按弗洛伊德推測，警界領袖有特殊嗜好。唯有妓女受辱，方能興奮不已？但是，不管警方可能有千百種複雜的動機，唯有一種動機可以明確排除：那就是他們要真心打擊“賣淫”。因為，在深圳，“淫業”和“警局”有著幾乎同樣悠久的曆史。兩家比鄰而居，相安無事。為什麽恰恰在十一月二十九日這天反目成仇？難道這天是百年不遇的黃道吉日，千載難逢的“貞節”假期？
深圳警方的行為明白無誤。他們以令人驚訝的野蠻、下流、愚蠢和不可思議的剛愎自用，在短短一天時間裏，集中展現了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全部社會不公，毫不留情地捅破了“再造香港”和“春天故事”的神話。並且，在眾目睽睽之下，對當朝最為神聖的口號“和諧社會”，發出了令人難堪的挑戰。
深圳警方令人驚訝的野蠻：因為他們用中世紀的手段，對付毫無反抗能力的婦女。在他們眼裏，人權不是“硬道理”，尊嚴不會“壓倒一切”。所以，他們敢於違反任何文明社會的起碼準則，在完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處心積慮地、最大限度地肆意踐踏一群少女的尊嚴。膽大妄為，其心可誅。
深圳警方令人驚訝的下流：因為他們用窺視隱私的陰暗心理，取代司法公正；以長舌婦般打探是非的好奇，壓倒執法莊嚴。中國有成千上萬的待決犯，為什麽他們偏偏與這群少女過不去？難道她們有特殊的觀賞價值？“我們給她們戴了口罩”，深圳警方如此辯稱。先生們，這恰恰證明了你們的下流！因為，這正是你們明知故犯、欲蓋彌彰的鐵證。這正說明你們明知侵犯隱私，偏要侵犯隱私。“戴上口罩”能改變事情的性質嗎？莫非在深圳警方的法典裏，戴上避孕套，便沒有強奸罪了？“戴上口罩”和遊街示眾，本來自相矛盾。能幹出結合兩者勾當的人，不僅意識下流，而且思維混亂，行為低能。“低能”和“下流”並不互相排斥，深圳警方完美地體現了低能的下流。
深圳警方令人驚訝的愚蠢：因為他們在無意中違反了遊戲規則，觸犯了當代中國最大的政治禁
忌。他們捅破了“繁榮”和“穩定”背後那層薄薄的窗紙，暴露了整個社會重重黑暗不公不平的冰山一角。遊街照片中的這群女孩，在深圳警方眼中一定十分“下賤”。但她們卻使我聯想到另一張照片，一張非常“高貴”的照片，一張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孫女，在巴黎成為“社交名媛”的新聞照片。從照片上看，遊街女孩和“社交名媛”應該是同齡人。然而，是什麽使她們的命運如此不同，如此懸殊？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要造就這兩張照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整句話一個字都不能少。光有“社會主義”，兩張照片都不應該存在。光有“市場經濟”，隻能產生“社交名媛”。唯有“中國特色”，才能使“妓女遊街”和“社交名媛”同時並存。深圳警方，你們究竟想幹什麽？難道你們嫌中國貧富不夠懸殊，民怨不夠沸騰，人心不夠不平，社會過於公正？難道你們嫌貧民承受的苦難不夠深沉，傷口沒在淌血？所以，你們要公然展示、觀賞他們的苦難，要挑逗、調戲他們的傷口？你們居然想得出，恰恰選中深圳這個“改革開放”的窗口，暴露了這個窗口最需要掩蓋的東西：即“改革開放”底下脆弱的人文基礎，高樓林立背後昏庸貧乏的思想意識和燈紅酒綠掩蓋下的社會不公。你們自以為得計，肆無忌憚地恃強淩弱。但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那天，你們在打擊貧民的同時，恰恰在全世界麵前，為中國的最高權貴出了一道無解的難題。
基於曆史的控訴
一百五十五年前，美國作家霍桑寫過一部小說《紅字》，講的是二百多年前發生在清教徒社會的故事。女主人公海絲特通奸懷孕，這在當時是大逆不道之事。審判時，海絲特為保護情夫，拒不吐露他的名字，因而被判終生佩戴象征恥辱的紅色“A”字（英文中代表 “通奸”），並和初生的嬰兒一起被遊街示眾。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深圳，使我聯想到霍桑筆下的場景：
“當那年輕的婦女——就是嬰兒的母親——全身位立在人群麵前時，她的第一個衝動似乎就是把孩子抱在胸前；她這麽做與其說是出於母愛的激情，不如說可以借此掩蓋釘在她衣裙上的標記。然而，她很快就醒悟過來了，用她的恥辱的一個標記來掩蓋另一個標記是無濟於事的，於是，索興用一條胳膊架著孩子，她雖然麵孔紅得發燒，卻露出高傲的微笑，用毫無愧色的目光環視著她的同鎮居民和街坊鄰裏。她的裙袍的前胸上露出了一個用紅色細布做就、周圍用金絲線精心繡成奇巧花邊的一個字母A。……圍觀的人群中擠開了一條通路。海絲特走向指定讓她示眾的地方。從牢門到市場沒有幾步路。然而，要是以囚犯的體驗來測量，恐怕是一個路途迢迢的旅程；因為她雖說是高視闊步，但在人們逼視的目光下，每邁出一步都要經曆一番痛苦，似乎她的心已經給拋到街心，任憑所有的人碾踩踐踏”。
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深圳，使我想到了海絲特。但是，海絲特的故事，發生在清教徒社會。那裏，“存天理，滅人欲”，以私生活嚴峻著稱。今天的深圳，私生活嚴峻嗎？“深圳遊街”和海絲特受辱的區別，或者說深圳比清教徒社會虛偽的地方就在於：深圳明明紙醉金迷，物欲橫流，卻“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一覺醒來，忽發奇想，又要做婊子，又想立牌坊。這樣奇特的事情，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才幹得出來！光有“社會主義”，隻能產生清教徒般嚴肅的生活。我們曾擁有過這種生活，在那裏，“深圳遊街”的女孩，本應都是良家婦女。光有“市場經濟”，這些女孩可能從良家婦女而淪落風塵，因為她們中不少人，除了身體，沒有“商品”可以出售。但是，“市場經濟”隻要她們“有償”地供人玩樂，不會要她們“無償”地供人羞辱。唯有“中國特色”，不僅要在晚上玩弄她們，還要在白天侮辱她們！深圳特區確實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特”：當特區的經濟需要發展，特區的企業需要“公關”時，它需要這批女孩強作笑容。那時，她們就要被“買斷”，被“包養”。但是，當特區的政治需要“形象工程”，需要“貞節牌坊”時，它又需要這批女孩以淚洗臉。這時，她們就要被展覽，被羞辱。請問，全世界什麽地方能找到這樣價廉物美，一專多能，且逆來順受的女孩？請問，中國的投資環境能不在世界名列前茅嗎？
看著深圳遊街照片上那位以手捂臉的女孩，我突發奇想。我想告訴那女孩，你以手捂臉，在我心目中你是無辜的受害者。但是，如果你敢於放下手來，象海絲特那樣，傲視群倫，那你在我心目中便是傳奇般的英雄。但我立刻意識到自己想法的幼稚和不現實。讓我們看看中國報告文學作家胡傳永在《打工妹的故事》裏，對那些女孩處境的描寫：
“一個又一個的農家少女，因生活所迫背井離鄉，到繁華的都市裏打工掙錢。她們掙到的錢非常有限，為此所付出的代價卻異常慘重：衣不禦寒，食不果腹，居無定所。貞潔被無情撕毀，尊嚴遭肆意蹂躪。世道的險惡、謀生的艱辛，無時無刻不摧殘著這些本正處於花季年齡的群體。……她們出去得最早。上個世紀80年代左右，當農村需要減負時，當城市須要賤民時，她們便獻祭般地用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衝在另辟生路的最前邊”。然而，在茫茫人海孤立無援的掙紮中，她們一旦墮落風塵，就再難找回自己原來的位置。因為，她們“如何再去麵對一直匍匐在莊稼地裏的鄉下父母? 如何再嫁進充滿溫馨亦拴緊籬笆的農家小院? 如何回避掉村頭樹陰下那些鄙夷的目光? 又如何打發將來繞在膝下天真兒女們“媽媽做閨女時”的有關追問?”
看著深圳遊街照片上那位以手捂臉的女孩，我意識到，她其實不是為了自己。她更多是為了那遠在天邊讓她牽腸掛肚的父母兄妹，她更在乎的是那片她曾生活過並讓她夢魂縈繞的故土故鄉。她真正難以割舍，真正投鼠忌器的，是她那“原來的位置”。而這，或許是她如今唯一珍藏，唯一能留給自己的東西。誰說深圳警方愚蠢？誰說深圳警方低能？他們非常明白這層道理，所以他們要把這些女孩的原籍、住址、姓名，以及他們動用專業手段能夠偵查到的一切蛛絲馬跡，統統抖落出來。深圳警方，你們究竟要幹什麽？你們和這些女孩前世無冤，今世無仇，何故下手如此狠毒？不僅要趕盡殺絕，還要旁及無辜，株連九族？
基於現實的抗議
記得在上海時，曾問一位警界朋友，他們是否打擊“賣淫”？答：“堅決打擊”。問：“如何打擊”？答：“四星級以上賓館不打，以下堅決打”。問：“為何”？朋友驚訝於我的無知，耐心開導：“當然是為了投資”。我聞言醍醐灌頂，茅塞頓開。確實，來華投資的富商巨賈，不會下榻於四星級以下賓館。在他們懷抱裏“賣淫”，屬於“投資環境”。我這才明白，“發展就是硬道理”，原來“放之四海而皆準”，舉一反三，廣泛適用。這樣的普遍真理，大概又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創舉。因為，“社會主義”，本來沒有妓女。而“市場經濟”，據說“普遍的自由導致惠及全人類的經濟增長”。所以，“市場準入”應一視同仁，不能設置等級壁壘。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黑白通吃：官分三公九卿，妓有高低貴賤。不僅“刑不上大夫”，且“刑”不上二奶秘書、涉外娼妓。
上海和深圳，同在一個政黨領導下，一部憲法管轄內。警界準則，應無二致。所以，深圳遊街的女孩，一定不幸淪落於四星級以下賓館。對她們，無論怎樣欺負，怎樣侮辱，都不會影響深圳的“投資環境”和“改革開放”。是的，這群女孩中，不會有人為“改革開放”做出過突出貢獻。她們中很少有人做過攻“官”小姐、外商“秘書”；她們中很少有人一“脫”成名，躋身流行“超女”、當紅豔星；她們中更沒有人衝出亞洲，闖蕩好萊塢，進軍奧斯卡。但是，她們是她們這行中“沉默的大多數”。她們雖不光彩照人，被“黨的喉舌”所追捧，但她們或許有她們不為人知，且遭媒體封殺的故事：她們中，或許有父兄慘死於一次又一次的礦難；她們中，或許有弟妹葬身於那場“讓領導先走”的火災。她們，和她們的親人一樣，處於社會底層，用她們的雙手、青春、身體，甚至她們的生命，默默無聞地、被人鄙視地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承擔著最低賤的勞作，付出了最沉重的代價。
沒有讀過經濟學，不知道深圳遊街女孩們創造的價值，在中國GDP裏所占的百分比。我隻知道，她們中不會有人將資產轉移海外，賬戶設至瑞士。所以，消費傾向，十分愛國。沒有學過“三個代表”理論，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征途中，深圳遊街女孩們的利益，該由哪位“代表”來代表。我隻知道，在亞洲，在中國“和平崛起”前，日本曾非“和平崛起”。我隻知道，在日本非“和平崛起”的大軍中，有一批和深圳遊街女孩年齡相仿的女孩。她們是日軍的隨軍軍妓，曾為日本的非“和平崛起”，做出過自己的貢獻。我隻知道，日本那支橫掃亞洲，在太平洋上不惜玉石俱焚的軍隊，雖然凶悍、殘忍，甚至嗜殺，卻從來沒有侮辱過自己的軍妓，自己的同胞。拋開政治分歧，暫忘曆史恩怨，深圳警方，你們不妨兩相對照，你們不妨捫心自問，在你們的隊伍中，還有沒有血性男兒？在你們的旗幟下，還有沒有可以稱為男人的男人？！
我手頭還有一張照片，是中東恐怖分子執行斬首行動的照片。照片上，劊子手個個頭戴麵罩。他們為什麽戴麵罩？因為他們有自知之明，因為他們意識到危險，因為他們自己也恐懼。和斬首行動中的恐怖分子相比，深圳警方表現得如此無畏。我再次凝視著那張深圳遊街的照片。這次，我看到了女孩們身後的警察，個個身穿製服，頭頂國徽，臉無懼色，心無愧意。這次，我不僅驚訝於深圳警方的野蠻和下流，更震撼於他們的麻木和無知。如果深圳警方有恐怖分子百分之一的智慧和見識，他們就會將他們親手發放的口罩，戴在自己臉上。因為，由他們扮演最高仲裁者的這些照片，總有一天會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的恥辱柱上！
“我等著”
深圳遊街時，據說有圍觀者拍手稱快，當地媒體也曾交口稱讚。但是，中國“沉默的大多數”很快開始發言，他們通過媒體，尤其是通過自由的網絡，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以壓倒多數的聲音譴責了深圳警方。這是一種較量，一種人性的較量；這是一場戰役，一場思想的戰役；這是一次搏鬥，一次良知和愚昧，光明和黑暗的搏鬥。這次交鋒中的多數，代表了人心所向，也體現了中國近二十年來最深刻的進步。其中，最可貴的是上海律師姚建國，他公開上書全國人大，並引用威廉 • 皮特的名言：“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能進”，表達了要求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和維護貧民尊嚴的信念。
姚建國的公開信，在我看來，可稱為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我控訴》。一個多世紀前，法國作家左拉為德雷福斯冤案，置自身安危於不顧，力排眾議，振聾發聵，寫下了轟動世界、名垂青史的《我控訴》（J’ accuse）。距“深圳遊街”整整一百年前，即一九0六年，德雷福斯冤情大白，被法國最高法院宣布無罪。左拉的《我控訴》，利在當時，功在千秋，不僅洗刷了德雷福斯的冤情，而且淨化了法蘭西的思想，挽救了法蘭西的榮譽。今天，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象姚建國律師那樣，對中國點點滴滴的不公喊出“我控訴”！對具體而微的黑暗表示“我抗議”！那麽，縱然身無萬貫之財，手無尺寸之兵，我們也能為中國減少一分不平，添加一線光明。左拉的《我控訴》，洋洋萬言，最後以三個字終結全篇，那三個字就是“我等著”。今天，我們也等著：等著深圳警方公開道歉的一天。等著被蹂躪被侮辱的受害者，獲得尊嚴和賠償的一天。
(陳翰聖，2006年12月25日)
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剛剛從毛時代的野蠻和文革的殘酷中走出來沒多久，所以發生象文中所說的惡意對待“罪犯”，肆意侮辱女人的事情，也不足為奇。當時中國社會在法治方麵的文明程度，從某種意義上說與美國三百年前的清教徒剛來到美洲新大陸不久時的文明程度不相上下。
我想樓主可以理性地把這個問題提出來，簡潔明了地說一下，讓大家理性的探討，搞得這麽聲勢浩大，聲情並茂，引經據典的，大批判，大哭訴，大痛訴的，會引起誤解，甚至反感。
1.樓主應該既不是當年的嫖客也不是妓女，
2.樓主要申述的是表麵上看，警察和政府遊街妓女的愚蠢行為，實質上是當時的中國社會極其當權者不尊重婦女和人的權利的行為。就算是罪犯，他們首先也是也是人，也要尊重罪犯的隱私和做人的尊嚴。國內搞的這種遊街侮辱妓女的事顯然不太符合一個文明社會的行為規範。更何況妓女或者“賣淫”罪，是爭議非常大的一種“罪”，更多的是道德的“犯罪”，而不是刑事的“犯罪”。
還有就是申述當時中國社會的極其不公正。既得利益階層的女人穿著漂亮晚禮服參加社會名媛派對，而為生活落入風塵，在社會底層掙紮的同樣的年輕女人卻要遭受坐牢遊街的非人對待。
3.被踐踏的當然是作者認為的一個文明社會裏起碼的作為一個人的權利，和對女人的尊重。不能“得理不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