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母親的力量 (母親節獻給自己）劉海鷗
“搶生二胎”（該“搶”字是政府對生第二胎行為的描述詞）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離經叛道行為達到的頂端。早在“嬰兒潮”的時代，毛澤東一再宣傳“人多熱氣高好辦事”，將提倡計劃生育的馬寅初打為“馬爾薩斯人口論”者。在傳統的中國家庭中，生四個孩子並不算多，連我都曾經認為將來自己也要有四個孩子。無節製的生育使中國人口暴漲，1949年以後的二十年間翻了一番，照這個速度生下去，中國不久就會出現人口過剩的危機。七十年代末政府終於算過賬來了，開始提倡生“兩個不少，三個多了”，仍然遏製不了人口的迅速膨脹，八十年代初中國人口已經達到十億。於是1980年中共中央以公開信的形式號召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隻生一個好”。
本來我打算兒子大田四歲時生第二個孩子，讀研究生的時候大田才兩歲，第二個孩子的計劃推遲到研究生畢業。一看這形勢，我決定趕緊要一個孩子。政策陰晴不定，一日三變，對策隻有一條——“抓早”，把握了這一條可以不變應萬變。並非我特別喜歡孩子，更沒有前瞻到四五十年後國家會出現人口危機，而僅僅是為我的兒子著想。我知道獨生子的成長中會有很多心理的和精神的問題（後來無數的事實證明就是如此），我希望孩子在一個健康的心理狀態下成長。更主要的是將來我們都老去，在這個充滿功利，人情冷漠的世界上他們一定要有一個手足親人相伴，難以想象一個人無親無故孤獨地活在世界上將是多麽悲慘。我堅決不能讓孩子成為獨生子。
老宋的體院是計劃生育先進單位，雷厲風行地響應號召。女人們已經沒有了隱私，每月都要填寫表格——月經什麽時候來的，采取了什麽避孕方法。對於已經生了孩子的家庭，更是迫使每個家庭必須領取“獨生子女證”，需要在證上誓言隻生一個並簽字。想到這個巴掌大的一張紙將決定我兒子的一生，他的性格，他的生活以及一個獨生子會遇到的全部問題，我的心裏堵著一個大疙瘩。這個證壓在我手裏，沒有上交，並且我拒絕領取5元錢的“獨生子女費”。
不久我得知，我們係研究生的黨支部書記的太太在中央“隻生一個好”的號召信發表後“搶生”了（該“搶”字是政府對生第二胎者的描述詞）第二胎。係裏也沒把他們怎麽樣，就是批評了一下，照樣讀研究生（畢業後正常分配也沒受影響）。受到鼓舞，我當下決定無論如何我也要“搶”第二個孩子。
讀研究生的第三年，我悄悄懷上了第二胎。懷孕的前七八個月很順利，沒有人發現，正是最後一年做論文，在家寫就可以。再加上我本來就胖，肚子大點理所當然，懷孕的後期正趕上冬天，大衣一裹基本看不出破綻。那時風氣不錯，在公共汽車上人們會自覺給孕婦讓座，但是我懷孕時沒人讓過坐，不就是個胖子嘛。
可憐的二孩在娘肚子裏受到的“胎教”實在是殘酷——因為心懷二胎，捕捉的負麵信息特別多，全國各地強製執行計劃生育的土政策讓人膽戰心驚。中央一聲咳嗽，下麵全都發高燒，土政策比中央還要厲害得多，這是他們邀功的資本。
在台灣的雲子姑夫婦1980年底來中國探親，次年去了姑父湖南益陽老家祭祖，回京時雲子姑和我們說起鄉間的計劃生育，痛哭流涕——她親眼看見一堆堆的婦女被塞到車上，拉到醫院做人工流產和輸卵管結紮，哪怕是已經懷孕八九個月的。車上婦女哭聲震天，車下丈夫公婆撕心裂肺。對於懷孕七八九個月二胎的婦女被強迫引產，見到胎兒露頭，不由分說，在胎兒的頭上隙門處注射毒針，生下來就是死的。雲子姑哭道，沒想到某黨還是這麽殘忍。
對於反抗計劃生育者各地有各種嚴厲的懲罰手段，而極端的手段遭到了民眾的極端的反彈，那一陣“某家全家絕望自殺”“村長或計劃生育幹部全家被殺”這一類負麵消息在我懷孕期間不時傳進耳朵，威脅著我的神經，但是一旦一個小生命孕育在身，母親身體裏迸發的能量無可匹敵，未來麵臨什麽我都不怕，隻有一個信念——絕對要保住這個生命。
驚恐和憂心，反抗和抵製，是我對腹中胎兒的“胎教”，真的對她後來的性格影響很大。
1981年十二月，我畢業，被分配到了《紅旗》雜誌社。當人家問起我在什麽單位工作，我根本說不出口，隻因文化革命中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切企圖都由《紅旗》為其代言，它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一起稱為“兩報一刊”，以“鏗鏘”的語言犀利的罡罵左右著文革的輿論趨向，堪稱戈培爾式的宣傳喉舌。文革結束後《紅旗》已經名聲狼狽，我非常不願意到這樣一個大染缸把自己弄一身黑，但是我已經懷胎九月，隻能先夾著尾巴做人，沒有任何選擇。
我被分到科教部。一個五十多歲的先生和我在一個辦公室，姓什麽忘記了。我事先被告知這位先生在文革中犯了嚴重錯誤，是“四人幫”的筆杆子，要注意和他的關係。我心裏好笑，整個雜誌社就是一個“四人幫”的宣傳大將，執筆人不過是將意圖落在文字上而已，大家都是烏鴉落在老豬身上，不要說誰比誰更黑。壞事是總要有幾個人拉出來墊背，文革結束後“四人幫”不就是個墊背的？每天早上我到辦公室和筆杆子點點頭，他非常謹慎地不說一句話。部裏沒有給我分配什麽工作，我每天閱讀科學哲學的文章，做筆記。
九個月的身孕已經無法遮掩，1月17日孩子即將出生，我知道再難隱瞞，就向我部曾副主任坦白懷孕的事情。曾是一位老先生，隻知道中央有一胎“號召”，不知地方上早已如臨大敵。他波瀾不驚地說：“到時候該生你就請產假走吧，但可能上戶口比較難辦。我也不知道有什麽具體規定，聽說國務院正在起草一個文件，此外沒有見過別的文件。。”
就這簡單？好歹我能安心過一個年了。
可是體院這邊沒有讓你過一個好年的意思。
體院已經有人發現了我的“形跡可疑”，報告了計劃生育辦公室。所謂的“計生辦”隻有一個女工作人員王計生，有人竟敢在她眼皮底下大著肚子晃蕩了九個月，她恨不得把牙齒都咬碎了，鐵了心絕不讓胎兒落地。
1月1日，1982年新年的第一天，王計生跑到我家強迫我去引產。為了不讓幼小的兒子聽到那些可怕的事情，我沒讓她進屋，這以後又成了我的罪狀之一。我跟她說：“這不可能，離預產期隻有十幾天了。”，她斬釘截鐵地說：“絕對不許出生，即使明天是預產期，今天也得引產，打一針‘天花粉’，胎死腹中就可以打下來了。”（天花粉是一種中藥，七十年代後用於對臨產產婦的“計劃生育”。它的工作原理是使胎盤滋養層的細胞壞死，死細胞碎片留在血竇中，引起凝血，造成循環障礙和進一步的大量組織壞死，從而破壞了母體與胎兒之間的內分泌關係和代謝物的交換，進而導致胎兒死亡，並引起子宮收縮而導致流產，具體說就是在產婦產道打開，已經看見嬰兒的頭頂時往胎兒的隙門處注射該毒針，生下來的不是死就是腦殘）。我沒想到一個有孩子的婦女竟能輕描淡寫地說出如此殘忍的話。我也斬釘截鐵地告訴她：“這絕不可能！我們單位已經同意我把孩子生下來。”
聽到《紅旗》的態度竟是這樣，王計生氣得發瘋，她說：“你等著，我們會通知《紅旗》把你開除公職！”她的態度如此強硬，並非因為她是一個忠於黨的好幹部，而是體院在清河地區連續多年被評為“計劃生育先進單位”，她每年可獲200元獎金，她絕不允許砸了這塊金牌。
從這天起，為保衛腹中胎兒生的權利，我拉開了進行殊死鬥爭的架勢與各種力量迎戰。
王計生果然雷厲風行地到中央直屬機關辦公室告了《紅旗》雜誌社一狀。中直機關很重視，派人去調查，要求嚴肅處理。這裏我倒有點佩服王某，敢向中央機關挑戰。
緊接著她動用了體院副院長找老宋談話，告訴他將麵臨的處分會是夫妻雙雙開除公職，沒收房屋，趕出北京。還是好好掂量一下吧。盡管做了各種準備，這還是一個砸在我們頭上的晴天霹靂。鎮定下來再想想殺人不過頭點地，一切事情做了最壞的打算就無所畏懼了。出於一個母親的本能。我下了豁出去一切的決心。
離我的預產期還有13天的時候，《紅旗》雜誌也終於出手了，辦公室主任、科教部主任，還有醫務室的李大夫叫我去談話，中心意思是，《紅旗》是中央領先單位，影響至大，所以必須把這個胎兒打掉。我早已抱定死戰到底的決心，我說：“這絕無可能，孩子在腹中已經成熟，是一條生命了，現在墮胎就是扼殺生命！”邊說邊大哭。見慣了下屬唯唯諾諾的幾個頭頭十分惱怒，又拿我沒辦法，隻好結束了談話。
事情當然沒完，下午李大夫來找我，說帶我去合同醫院做個檢查。我很疑惑，我的產前檢查和他們有什麽關係？李大夫說，就是檢查一下，沒有別的。看她態度很和藹，去就去吧，懷孕以後我從來沒有做過檢查。當然我要非常警覺，不讓醫生在我身上做任何動作。
合同醫院是公安醫院，婦產科的醫生問了我幾句關於月份，預產期的話。還沒容我回答，李大夫搶上去說：“我們領導要求給她做引產。”原來看上去和善的她懷著這個鬼胎！我立即跟上：“我堅決不同意。”婦科醫生看看我，態度十分嚴厲地回答李大夫：“我們不能做這個引產，孕婦不配合會出人命的。再說，打下來的胎兒也是活的。”我心裏的石頭落了地，幾十年來我一直感激這位婦科醫生。
李大夫因為沒有“完成任務”麵孔黑黑拉得老長。在醫院下樓時，我腳一滑屁股狠狠摔在台階上，往下滑了好幾階，半天站不起來。她麵無表情站在旁邊看著，根本不伸手拉一把。估計她心裏在想，摔流產了才好呢。
回到家後我感覺原來在肚子裏歡蹦亂跳的的胎兒紋絲不動。人家說孕婦怕摔跤，摔了後胎兒會在裏麵翻轉導致臍帶纏繞脖子窒息而死。我恐懼極了，立刻和媽媽到隆福醫院檢查。醫生聽了胎心說：“沒問題，跳得很好”又對媽媽說：“恭喜你，得個大孫女。”哈，要的就是一個女兒！
就在這同一天，體院那邊的王計生又出新招，她叫來清河地區派出所的警察，逼迫老宋交出我的戶口，讓警察把戶口遷出體院，這樣二胎就和體院無關了。老宋堅決拒絕，戶籍警察也知道無端撤銷一個人的戶口是不合法的，草草說了幾句：“遷不遷自願，你們要不願意就算了……”就走了。又一場鬧劇不了了之。
第二天《紅旗》辦公室主任又找我談話，講黨性，講紀律，講下級服從上級。他說一句我頂一句，這幾天的打壓已經讓我豁出去了，我強調中央隻是“號召”“提倡”隻生一個，後麵還要加一個“好”字，明明是一種建議的口吻。而沒說“絕對不能”，也沒有形成中央文件，我充其量是沒響應號召，並沒有違反黨的政策，更沒犯法。辦公室主任十分生氣地結束了談話。
當天晚上科教部的苗黨支書記跑到我媽媽家找我父母告狀，說我無視黨的政策，頂撞領導，誣蔑共產黨扼殺生命。他毫不客氣地質問爸爸媽媽“你們是怎麽樣教育子女的“，斥責和教訓了一通就走了，爸爸媽媽一句話都沒來得及說。他走後爸爸氣憤地說：“黨棍！地道的黨棍！”我奇怪難道這就是一個黨雜誌的水平——員工有“錯”還要殃及父母？我很抱歉我的事連累爸媽受辱，事實上我是懷胎好幾個月後才告訴他們的，他們並不讚成我要第二個孩子，僅僅是出於父母對女兒的心疼，不願我的生活受孩子太多拖累。但是一旦知道我懷了孩子，他們就完全地支持我，不管是道義上還是物質上。
王計生不達目的誓不休，又跑到北大鬧事。一天晚上我的導師黃楠森先生突然到我媽媽家造訪。他在1980年被任命為係主任，我覺得他實在不適合做行政工作，他是一個老好人，書生氣十足，是專門做學問的人。自從當了主任，整天皺著眉頭一臉苦澀地處理員工吃喝拉撒的雜事。這不，已經畢業分配出去的學生懷孕的事也讓他一個高級學者來過問。那天下著雪，地滑，黃先生擠公共汽車從北大摸到我家，真是不易。我覺得很對不起他——他是我的恩師，對我曾經是很欣賞的。黃先生很無奈地說：“他們讓我來和你談談。”我說：“黃先生，您也別勸我了，都到了這個時候，小孩是一定要生下來的。要說內疚隻有一條——對不起您的培養。”我們一家和黃先生一起吃了晚飯，聊些文人們該談的事，然後我把他送到車站。看著他遠去的影子，心裏真的十分十分地抱歉。
王計生逼迫北大出麵帶我去打胎。北大計劃生育辦公室的兩個婦女找我上醫院“檢查”。我說：“我還有六天就要生了，不需要再查。”她們說：“看你的肚子最多隻有六七個月，首先要檢查一下你懷孕的月份，七個月以前是可以引產的。”為了證明月份，我不得不跟著她們去了醫院。婦科醫生見多了這些案例，說道：“我們隻給六個半月以內的孕婦引產。這個胎兒已經足月，不能再做，引出來的孩子是活的。”兩個婦女跟我說：“你可想好了，（生出來）後果你負責。”當然，我早就準備好承擔任何後果。
《紅旗》、體院、北大三方領導已經拿我沒辦法了。由國務院中直機關召集開了一個三家四方會議研究對策，製定了若不引產就執行的處分。之後，體院黨總支、教師支部、工會、計劃生育辦公室的領導找老宋正式談話，傳達了三家四方的處分決定。
老宋降行政兩級（由21級62元，降為23級47元）；取消講師職稱；取消教學資格；收回現住房等等。對我的處分是降行政兩級（同樣是23級47元）；記大過；開除出《紅旗》，退回北大；不允許在北京工作。對於出生的小孩的懲罰是14歲前不允許報戶口；不允許入托和上學……
好吧，一次一次的恫嚇，不管真的假的，讓我越來越無所顧忌，我已經安之若素。
但我也不會乖乖就範，我決定寫一封信進行申辯，交給國務院、《紅旗》、體院。信一揮而就，三千餘字。第一、我強調自己的理解是黨“提倡，號召”生一個“好”（否則要個好字做什麽），從未說“禁止，杜絕”。二、不能引產的理由——兩個單位的計生辦帶我上醫院，均遭到醫生拒絕，這說明即使我願意也沒有可能引產。三、三個單位製定的懲罰條例，過於嚴厲。我在字裏行間向他們傳達了這樣的信息——你們的做法已經把我們逼上絕路，如果發生極端事件，就是你們造成的。
這是一封讓我感到無比恥辱的申述信，為了保住胎兒及減輕“罪責”，我不得不詳述自己私生活的細節——月經規律、停經日期、懷孕日期……像脫衣服一樣，一件一件剝去，直至赤身裸體站在一群惡棍麵前。為了不過分惹怒他們，我還不得不違心地承認自己的“錯誤”，請求他們的寬恕。至今閱讀這封信仍覺得惡心，不想多看一眼。我根本不覺得自己有錯，人口是應該控製，但是人口爆棚的責任不應該讓普通老百姓承擔。以我的個性本應該直接頂回去罵回去，在這一點上我和老宋有嚴重的分歧，他認為即使言不由衷也必須做出誠惶誠恐的樣子，才會減輕責罰，贏得群眾的同情和支持。他在我的信上做了多處修改，使語氣軟化。
信件交上去後，很快有了反響，1月16日，預產期的前一天。老宋的單位領導終於說了一句人話：“既然醫生說了不能引產了，那你們也想開點，準備接受處分。”我單位領導也告訴我，同意我生孩子，等生完孩子聽候處理。
從我報告懷孕到終於獲得許可的二十天裏，我經過了感情上的大起大落，神經的緊繃和鬆弛，經曆了我人生中最殘酷無人性的遭遇。最大的觸動莫過於文革之後在我心中已經搖搖晃晃的“偉光正”的光環完全黯然失色。
在為我腹中胎兒生的權利作鬥爭的同時，我必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在哪兒生。很多大醫院已經不接收沒有“準生證”（夫妻在懷孕之前必須獲得準生證）的產婦。關於醫生在接生時弄死第二胎的傳言越傳越盛，仿佛已經成為不爭的而且也被廣為接受的事實，我麵臨著孩子投生無門的困境。費勁了腦汁，想起了永豐公社衛生院，要不然我就在農村的衛生院生，多少農村婦女不就是在那兒生的孩子嘛。我的一個學生小高畢業後就在衛生院工作。我給小高寫了一封信，說明了我的情況，問能不能在永豐衛生院生小孩。小高回信說公社衛生院條件不好，最好不要在那生，但是她又給我打開了一扇門——楊大夫的聯係方式。楊大夫是衛生院資格最老的婦科醫生，五十年代初就在永豐鄉做接生工作。她已經調到天橋醫院工作。
我拿著楊大夫的地址抱著一線希望，去了城南她家，路上買了兩三斤賣相十分糟糕的小梨當手信。楊大夫十分同情我的狀況，毫不遲疑地說：“沒問題，你就在天橋醫院生，我們醫院沒有殺死嬰兒的事。婦產科的主任和我關係很好，我會讓她關照你的。”
一顆心終於落了地！
天橋醫院是個區級醫院，在一條小街裏，一個小門臉，十分陳舊，和大田出生的北京婦產醫院天壤之別。婦產科住院部好像隻有一個病房，裏麵病床橫七豎八，擠擠挨挨，住了大概八九個產婦，都是天橋一帶的居民。雖然不太習慣，可是有這麽一個地方，已經是天堂般的運氣了。楊大夫也來病房看望過我一兩次，讓我心裏很踏實。
應該1月17號出生的女兒遲遲沒有動靜，和大田出生的情況一樣，怪我，身體裏一定缺少什麽因素。十幾天過去了，醫生說不能再等了，胎兒會老化，死在腹中，必須引產。催產素連續打了三天，這倔強的嬰兒就是不願意來到這個世界。我疼得不能吃東西，嘔吐綠水，半死不活。第四天，婦科主任來查房，認為是胞衣不破的原因，拿了一根大針準備把胞衣紮開，看見那長長的鋼針，我想起了消滅二胎手段之一就是等胎兒在產道剛剛露出頭頂，就用大鋼針紮入胎兒隙門害死胎兒於腹中，不顧一切坐起身大聲喊道：“醫生，別紮死胎兒！”醫生說：“放心，不會的，我們不做那樣的事。”
針剛剛紮下去，一股羊水洶湧而出，緊接著胎兒的頭已經露出來，大家措手不及地把我搬到產床上，一個女嬰已經嘰裏咕嚕地衝出來了， 8斤2兩。哭聲震天。我看了一眼，就和一切剛出生的嬰兒一樣眉眼難分，隻要是健康的孩子就好。此時是中午一點一刻，立春到來的時刻。
媽媽爸爸非常高興，寫了一封大紅紙表揚信《一針救命》貼在了婦產科。護士們輪流給我通報：“你的大閨女是我們婦產科有史以來最漂亮的嬰兒。”我去嬰兒室看，女兒的眉心上點了一個大紅點，隻有她一個女嬰獲得如此殊榮。後來女兒跟我說，她還記得我和三姨去嬰兒室看她，燈光很暗，她看見三姨俯身看著她，一張大臉在她上方。說的就是事實，真把我嚇了一跳。
病房裏還有兩個生二胎的，一個是因為第一胎有問題，據政策規定如果第一個孩子有先天性疾病或殘疾而影響生活者可生第二胎。還有一個是因為第一個是女孩，夫家強迫她生第二個，誰知道曆盡磨難還是生個女孩，婆婆拉個臉子再也不來，丈夫唉聲歎氣，女的整天哭哭啼啼。
坐月子是在爸爸家。台灣的雲子姑來大陸探親時，我寫了一封信給周揚，借第四次文代會上“知識分子的春天”的主旋律和台灣親人來訪之機痛陳知識分子無房之苦。由周揚批準，臨急臨忙分了一套單元房接待“台胞”，新的，半毛坯房，在大北窯光華路和建國門兩條大街的把角，汽車噪音震天。但是到底解決了一點住房擁擠的問題。我之所以在爸爸家坐月子，是因為三個單位已經多次光顧體院和媽媽的家，爸媽怕在月子期間那些人再去搗亂幹擾我休息，更怕若回體院，那個惱羞成怒的王計生會下毒手迫害新生嬰兒。這個擔心不是沒來由，女兒出生後，王計生還是不依不饒，寫了一封告狀信寄到全國婦聯，責令婦聯對媽媽進行教育。
在爸爸家坐月子也沒能躲過這幫家夥的追擊，《紅旗》寫了一封信寄到媽媽處追問我住在什麽地方，以便當麵宣布對我的處理。
我剛出院幾天，《紅旗》姓苗的書記和一個北大分配辦公室的人就找到爸爸家，苗書記站在我床前宣布：“開除出《紅旗》雜誌，退回北大，記大過處分，工資降級……”我非常平靜，麵不改色地看他們離開。心中卻是加倍地厭惡這個毫無人性的苗姓黨書記，在《紅旗》時聽到他驕傲地跟別人談論他的孩子柔柔，我心裏想這麽一個鐵血黨棍還給孩子取名“柔柔”，看出多愛他的孩子，而對一個產婦和嬰兒怎麽就那麽狠？
出了月子我回《紅旗》的辦公室取我的東西，臨走時第一次和同屋的“四人幫筆杆子”說話，我說：“你要小心這個苗某某，他不是什麽好東西。”“筆杆子”沒敢接下茬，隻是唯唯地點點頭。我想，他們在《紅旗》宮鬥了這麽多年，誰什麽樣心裏門清，不必我說什麽，我這麽說就是為了解氣。
月子期間，一天媽媽的朋友連貫訪問她。連貫是人大常委會的副秘書長，搞統戰、外事、僑務等工作。他的太太林琅和媽媽在十二集團軍共同工作過，媽媽和他們來往走動很密切。為我的二胎事，媽媽曾去連貫家了解中央政策。連貫這次帶來了一個消息：有一對在中國教書的美國夫婦即將回國，他們已經有三個男孩，又向中國外事處提出想領養一個中國女孩的願望。他們保證要教會女孩學中文，等女孩該上學時帶她回中國接受教育，並可以和親生父母保持聯係。連貫說他們考慮我的女兒最為合適，一方麵女兒可以作為中美友好的象征，另一方麵，如果我同意送出女兒，一切處罰全免，醫藥費及工資全部按照正常產婦待遇發放，還可以回《紅旗》繼續工作。媽媽問我的意見，我說：“就是給我一座金山我也不會把女兒送出去。”媽媽道：“說得好！”
也是差不多的時候，老宋收到一封信，是他原來的同事幾年前移居香港的吳老師寫來的，二胎的消息竟然傳到了香港。信中說：“聽說你生產的孩子遭遇困境，我可代為分擔，隻要將小孩送我，我可飛北京帶返。”我們感謝他們的同情和愛心，但是已經帶著孩子過了七七四十九道鬼門關，我們絕不放棄。
大家開始絞盡腦汁給這個新生兒取名字。我說叫“錚”，她是我們拚命爭奪來的生命，也希望她將來是一個鐵骨錚錚的人。大家說“太俗！”劉元寫信來說叫“又佳”，兩個字合起來是難，她是全家人經曆了千難萬險才保全了的一條生命。她出生之際，中國的世道也麵臨重重災難。而“難”字拆開則是“又添一佳人”的意思。全家人立即通過了這個名字。
又佳很喜歡自己的名字，她七歲到澳洲至今從未取過英文名，恰好在英國意大利日本印度韓國許許多多的國家都有類似“又佳”發音的名字，根本不需再取其它洋名。
又佳滿月後我們回到了體院自己的家。剛一進家屬院就被人們圍上來，要看看“二胎犯”（這是他們對又佳的戲稱）什麽樣，看到又結實又漂亮的又佳，都說：“值了！值了！罰多少都值。”又佳很快就成了大院裏的寵兒，人們說她是體院最漂亮的小女孩，稱她“體院一枝花”。走到任何地方“美眉” 的喊聲此起彼伏（我們稱又佳“妹妹”，我家的貴州小保姆發音“美眉”，院子裏的人都以為這是她的名字）。連從來不對孫兒們說一句好話的媽媽都禁不住誇又佳是“卻嫌粉脂汙顏色”的天生麗質。
3月4日，正是女兒滿月之時，老宋單位對他宣布了體院黨委計劃生育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處分意見（大概是特選的日子作為滿月禮），並通報全院。在處分條例之前的引言充斥著文化革命式的語言：“充耳不聞”“置之不理”“長期隱瞞不報”“拒不執行”“說了許多不得體的話”“態度相當惡劣”“搶生第二胎”“在院內外造成極壞的影響”……處罰的內容基本就是我生產前四方三家開會所決定的那些，加了一條“停發獎金五年”，減了一條“不讓上學”。
這個處罰我們不接受，老宋開始寫冗長的申訴，反複修改若幹次，口氣很強硬，令我對老宋刮目相看。
處分的通報在群眾中傳達討論後，大家議論處罰太重，院裏隻好修改了決定，把停發五年獎金改為停發一年。把行政降級改為扣罰10%的工資三年（相當於降一級三年）。
我被退回了北大等待重新分配，北大也要給我點顏色看看，分配辦公室的那個人帶著諷刺的微笑告訴我，需要人的單位多得是，但是像你這樣中央通報處分的人，沒有人敢要。
沒有工作最大的威脅是沒有錢。全家靠老宋的五十幾元生活，家裏還有一個從貴州請來了小保姆，隻給人家十元錢的月工資。剩下的四十幾元要維持五口人的生活。媽媽每月接濟我十元，仍是不夠，我必須想辦法掙錢。
劉元說她的同學以前家裏生活很困難，她給燈籠廠畫燈籠掙點錢貼補家用。她拿了個樣子給我，就是春節孩子們玩的折疊式燈籠，上麵隨意畫幾筆像個花就行，二分錢畫一個。
剛剛接下這個活兒，偶然碰見了初中好友小溪，她已經是個畫家了。聽說了我的困難她立即到中國畫院幫我找了一個畫畫的活兒，比畫燈籠“高級”些——在絹紙上畫出口的賀年片兒，畫的是工筆花鳥山水國畫，兩毛錢畫一張。
老宋幫我做了一個燈箱拓樣本，我練了幾天，正式動筆。用了將近一天的時間（不算喂孩子做飯）畫出了第一張。拿到中國畫院交貨，收貨人看了看不太滿意，說畫得有些楞（意思是生硬，顏色的銜接過渡不流暢），她拿畫筆做了些潤色，算是勉強通過。就是說我可以一天掙兩毛錢了。
剛剛畫了第一張賀年片，三妹克陽又幫我找了一個工作——代課教師。她工作的分司廳中學需要一個英語代課老師，教兩個班，每天四節課。按臨時工算，每月工資31元，去掉了公交車月票5元，也就到手26元。我又放棄了賀年片，每天一大早六點鍾出發，換三趟車，來回路上四小時去掙這幾毛錢。現在想想其實不如專心畫賀年片，畫熟練了按流水作業的方式一天怎麽樣也可以畫十張，得兩元，一個月可拿六十元。可是按照那時的觀點，人必須在一個“單位”工作，才算是工作，才有保障。我早起晚睡地掙這三十一元，結果本來就不富足的奶水“回去”了，那時又佳才四個月。
那個年代沒有地方可以買牛奶，隻有訂奶一說，而成為訂戶，又有諸多條件限製，要憑嬰兒出生證，老弱病殘證明等等，像又佳這樣的“二胎犯”更是難訂到牛奶。月子裏又佳靠的是克陽幫我搞來幾張奶票再加上我的一點母乳，好在不久聽到消息的大舅從香港源源不斷寄來了配方奶粉。
幾個月後終於等到了一個訂牛奶的名額（得有人退訂才行）。牛奶不是送到家裏，而是每天下午牛奶整批運到家屬院，訂戶排著大隊自己取。每月奶費是在取奶時同時交付，有一次交完費，晚上管發牛奶的夫妻倆來敲門，那老女的拉長著臉（她對我們從來沒有一個笑臉）說算賬時少了一份牛奶錢，想來想去就是你們家沒有交錢。我告訴她我交了錢，但是她一口咬定沒交。什麽叫黃鼠狼單咬病鴨子，就是這個意思。什麽叫牆倒眾人推，就是這個意思。你犯了錯誤，人人可以隨時踩上一腳。文化革命中人們不都是這樣對待人們的嗎？我越想越氣，第二天取奶時當著排隊的人對發奶的女人說：“你不要以為我們被罰款，就會訛你這點牛奶錢！你不要以為我們生了個二胎，就可以任意往我們身上潑髒水，我們不是誰想欺負就能欺負的！”然後在大家的驚詫之中揚長而去。
以前除了和海燕吵架，我沒和任何人吵過嘴，現在為了捍衛我和又佳的尊嚴，我像炸了毛的母獅子，誰惹我我就咬回去咬誰，我第一次發現吵架是多麽痛快和舒心的事。
生活再困難，我的“二胎犯”女兒在親人和朋友的幫助下快活健康地成長起來了。
寫到這裏，突然想到經曆了九九八十一難的女兒的生命必是上天的獎勵，是好人有好報的結果。我本是個敬神不信神者，到了這把歲數回想生平事，我不得不認為救人一命和一命被救皆是因果相報。
在懷孕期間，我曾做了兩件救命的善舉
第一件。1981年夏天，研究生的畢業論文已經交上去，就等著答辯了。因為腹部漸凸，我基本上在家呆著，能不見人就不見人，偶爾到學校去探聽一下消息。那天我去北大打聽論文答辯的消息。
我騎車在未名湖邊走著。忽見前麵幾個小男孩對著水中呼喊“快上來呀！快上來呀！ ”扭頭一看離岸邊四五米遠的水裏，一個小腦袋一上一下地掙紮。我趕緊跳下車，問那些孩子：“他會遊泳嗎？”“不會！”
二話不說，我立刻甩掉鞋子，趟入水中，我判斷從湖岸延伸到水中應是有一個坡度的，不能跳。水下確實有坡度，但沒想到是由石塊堆積而成，一下水腳就被利石紮個鑽心疼，跌倒在水裏，我幹脆順勢遊過去。兩三下就劃拉到了孩子身邊，一把抱起他。站在水裏，水淹到我胸部，對小孩子就是滅頂之災。孩子小小的，在水中沒有什麽份量，驚恐地坐在我的臂彎上，雙手摟緊我的脖子，像摟著親娘老子。我小心翼翼地趟著水，踩穩亂石間的淤泥把他抱上岸。
我問他：“小朋友，幾歲了？”他還在驚慌之中，哆嗦著說不出話來。旁邊的孩子代答：“他四歲。”“他怎麽掉水裏的？”“他自己下去的，說他敢下水。”“家在哪兒？”孩子們指著遠處一棟樓：“在那邊。”我說：“你們把他送回去，要保證送到家裏。記住不要再到湖邊玩了。”幾個孩子擁著他走了。
我沒有親自送他回家，潛意識裏我怕救孩子的事情張揚起來，會讓我肚子裏的五個月的小生命曝光，我盡量避免出頭露麵的場合。
我一身透濕地騎車回家。跟誰都沒提這事。
第二件。也是這個夏天。一天夜裏我突然被窗外閃閃的亮光驚醒了，往下一看，路邊一間小棚子著火了。這間棚子是一戶外地人彈棉花用的。滿屋都是棉花和棉胎，夫妻兩人也住在裏麵。棚子離我們居住的樓房很近，周圍都是大樹，如果大樹燒起來會威脅本樓居民。
我立即喊醒老宋，兩個人拿了桶和盆奔下樓，同時也喊醒樓裏的居民。一部分人在第一線撲火，一部分人在一樓的水房接水傳出來。我完全忘了懷孕的事，一趟趟接過水桶潑向火場。救火車來時火已經基本撲滅，消防員反複噴水以防火勢重來。棚子裏沒有人，隻有燒焦的棉胎。大家分析，彈棉花的夫婦一定是看到起火，迅速溜之大吉。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救過一個陌生的小男孩一命，我勇赴火場，保護了大家的安全。這算是積德行善的事了吧，所以有幾個醫院的陌生醫生救了我女兒一命。不需造什麽七級浮屠，善舉有福報。
最後上一張兄妹倆陽光四射的照片
我注意到您圖文並茂，曆史真實的文章非常精彩，博客裏，文章的點擊率卻並不高，也許在論壇的點擊率高？而且您的文章即使上了首頁博客精選沒多久，就轉去了首頁的全部論壇，而在首頁的全部論壇上很快會被別的文章擠下去了。。我最近也遇到相同的情況，就請教了一位資深博主。
他告訴我發博文的時候，發布時不要Copy到論壇，見圖1，隻要在發博文時，在文章標題下的文章分類選擇“海外原創”。2，發布時，見圖2， 隻點擊發布博客文章，不要選擇論壇。否則上了首頁博客精選，如果論壇點擊率高，文章就從博客精選移到論壇。等到文章下了首頁後，您還是可以把文章複製一次到論壇的。如果沒有上首頁，見圖3.給論壇管理發悄悄話要求推薦，發上自薦的文章鏈接和文章題目，網編基本上都會同意，給與上首頁博客精選的。
您才是當之無愧，真正的英雄母親，您的一雙優秀兒女為您驕傲，也向您致敬。請查悄悄話。
那個王計生是魔鬼轉世，會下地獄的。
兒女都很俊秀，好像都挺像媽。
如今中國已快進入老年化時代。本人估計，鼓勵大家多生的日子已不會遠 :-)
劉老師不惜丟工作，也要救一條小命，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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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還有很多人對某黨存幻想！！！
真佩服作者，泰山壓頂不彎腰，智勇雙全保二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