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回北京的艱難路程——劉元的插隊故事
胡老師教的
插隊時，我們隊女生幾乎都當過龍興大隊的小學老師，當然不是固定的，而是老師有情況了，就讓我們當替補。最後知青就剩我一人了，我得到百分之百的概率當了一回光榮的老師。
頭回是李合病了，我代他二年級的課。
龍興小學校是破房子，破桌椅，唯一的教具是斑駁不平幾乎掛不上白粉的花臉黑板。
學校七八個老師有好有差，趙德萬是好的。他家是富農，那時階級鬥爭教育中毒太深，一聽是地富或地富子弟心裏就硌硬。但趙老師有學問，人也周正。他是海拉爾師範畢業的，愛看書，有點知識，有點見解，有點分析頭腦，跟他聊天還有點趣味。因為是富農子弟不讓好活著，隻能回鄉務農。家鄉領導任人唯賢讓他當了小學老師。在代課的這幾天感覺出來和趙老師比其他老師是怎麽個混飯法兒。
李合老師，我懷疑他是小學畢業，因為他爹是大隊幹部，就讓他幹了這個美差。他連字都寫不成個兒。我那時字寫得那蛤蟆勁兒，他直呼“娘哎，你的字咋寫的那麽好呢。”當然比他寫的好多了，但還不至於“喊娘”。
從他學生的作業本就能看出老師的水平了。李合的學生作業本又髒又爛，被爹們當抽煙紙撕得慘不忍睹，那字寫得像多國文字的混合體。上課提問大眼瞪小眼木木障障一問三不知，有的連五十以內加減法都崴不清。
那時小學老師都是吃工分，李合這工分混的，輕輕鬆鬆上一天班，跟在大田裏幹活兒累得賊拉死的農民一樣拿滿分。誰給他代課誰頭疼，沒法拾掇，幸虧就兩三天他來上班了，趕快物歸原主。
李合來了我該走了，正好胡孟士有事不能來，我又接他的班，這班是三年級。
一上語文課就知道又瞎了一班孩子。雖然語文教材具有濃厚的時代痕跡，但它和你教授學問是兩碼事，最起碼詞意的解釋你要準確完整呀。比如“惱羞成怒”，孩子們說是“心情激動”的意思。我重新把這兩個詞完整地解釋一遍，否定了不負責的解釋法。但是孩子們習慣了胡氏教學法，炸窩似的喊“胡老師教的，胡老師教的”，喊聲參差不齊亂哄哄，你不仔細聽就會聽成“胡教的，胡教的”。小孩子的腦袋是一張白紙填什麽是什麽，你錯教他就錯學，你胡教他就胡學。問題是您的學生見了毛老人家可千萬別心情激動地來一句“我非常惱羞成怒！”啊。
算術課更滑稽。一個正方形的邊長 50米，求麵積。50米×50米=2500平方米不就完了嗎。孩子們說胡老師讓他們再用2500除以100。我問這100從何而來，他們又嚷嚷“胡老師讓我們除100的”。行，除100去吧，照您這麽除法兒，包產到戶分田分地，您家土地的麵積越除越少，您還不得急得蹦高？您不如再回到公有製吃公社大鍋飯呢。
還有一道題：一個人行道長120米，寬3米，用邊長是3分米的正方形方磚去鋪這個人行道，問需要多少塊磚才能鋪完這個人行道？
人家胡老師是這樣列的式子——1200（分米）× 30（分米）（不錯，還知道化成分米）÷ 3（分米）。麻煩了，平方分米除以分米，上哪兒找有形狀的“塊磚“去？您說您這路怎麽鋪，您就抱頭坐在馬路牙子上哭死吧。
八天後胡孟士上班了，對我一臉不屑，見到我繃著個臉，用眼角夾我。得，您繼續在鍋裏攪和吧，您教學法自成一體，您老有才了。
招工了
1975年2月我回北京過春節，剛過完春節突然接到莫旗知青辦發來的電報說讓我速回莫旗。電報沒說什麽事，我心裏就犯開嘀咕，什麽事呢，好事壞事？這麽多年從來沒有好事眷顧我，但我算是規矩人，不可能有壞事找我啊，若是好事又會是什麽呢。那夜我一分鍾都沒睡著。第二天就告別同樣不安的老爹回莫旗了。那年春節就老爹自己在家，老娘和姐姐去了廣東。其他姐姐有不在京的有結婚的。我特地回京陪老爹過年，結果又扔下老爹匆匆離去。
到了旗裏直奔知青辦才得知是加格達奇鐵路局來莫旗招工，工種有養路工、給養路工的子女上課、車站候車室服務人員等，名額下到各公社。按說我應該非常珍惜公社給我的這次機會，但是填完表檢查完身體，我突然有一種被賣到深山老林的感覺。
漠河，在中國版圖最北端的地方，群山環抱森林覆蓋人煙稀少野獸出沒。我插隊沒文化了近七年，已經像個半傻子了，再把我扔到那種地方，更呆傻得不如深山裏的千年古樹樹。我不敢奢望能尋覓到花紅柳綠的美地，但也不甘心去高寒偏遠的地方，當時想象中的漠河是一個到處參天大樹遮天蔽日，綠障森森，沒亮光，沒人影兒恐怖瘮人的地方。其實加格達奇鐵路局片兒大了，那時就固執地認為是去漠河的原始森林了。
在旗裏辦手續時沒幾個人，知青響應者寥寥。
想到離家那麽遠，回家的機會更少，想到父母姐姐隨著我走得越來越遠，憂愁也越來越多，我就難過得想哭。所以一切手續辦理完畢，我就抖著膽子找到安辦囁囁嚅嚅說我不想去，說了幾個諸如——“父母老了，不放心我到那麽遠的地方……”等一兩個並不能打動人心的理由。沒想到安辦非常痛快地答應我放棄這次招工機會。現在想起來，估計我不去，有的是人想去，正好我慷慨騰地兒。不當農民上班掙錢，誰不想啊，也就是我哭著喊著關裏關外地找工作，工作砸到頭上了反倒嚇跑了，真是葉公好龍。
回到屯裏，社員聽說我放棄招工非常吃驚說：“大劉呀，你咋唬呢，吃商品糧多好呀，俺們沒福啊，讓俺們吃商品糧，俺們早歡溜兒蹽了。”
是啊，我咋不想歡溜兒蹽呢，但是分往哪兒蹽啊。後來我慶幸沒往漠河蹽。1987年，讓費翔唱紅大江南北的“冬天裏的一把火，熊熊烈火燃燒了我”，他唱完的前後腳，加格達奇大興安嶺大麵積的山林、漠河小城就變成火的海洋了。我想當年要真的去了漠河，1987年5月6日之後那幾天很有可能一點懸念也沒有就被“熊熊大火燃燒了我”。嘿嘿，這回主意拿得正，我把我從火坑裏解救出來了。
招生了
插隊後幾年每年都放招生名額，大學中專。大學不敢奢望，名額極少，是推薦那些很優秀的人，我不承認我是劣等人物，但那時國家自有國家選人才的標準，你渾身是嘴也說不清白自己是好種還是孬種。中專雖多，但也不是人人都能上，狼多肉少，也要靠推薦。
1975年龍興知青競爭上學的人幾乎沒有了，感到會有一絲絲希望。人家就給我出點子公社找誰誰，旗裏找誰誰，我就開始行動了。
公社離我隊較遠，平常不大走動，況龍興學生不擅和官們來往，據說有的隊女知青和公社幹部打得火熱，哥啊嫂的叫得可親，還換常給人家拆洗被褥做棉活啥的。人間正道為何物，多數人鬧不懂，清高沒有正道可走，你不拜門子，人家還能八抬大轎去你門上抬你？才怪。我被逼上梁山，為了上學要放下窮酸架子串幹部的家門了。
我找的人主要有“三華”——博榮公社的費文華、李金華，旗裏的某某華。這“華”是湊巧了，“愛我大中華”，中國人名字裏“華”就多。
李金華是公社書記，書記是靈魂，不可小視。我串他家門，跟他借過北師大學報，跟我多愛學習似的，不過那時我確實愛硬著頭皮看這些無頭告示（不得要領的官樣文章），因為這是當時的國粹真理，任何時候對任何人的考察都要以它為標準。
到費文華家串門是為了讓他加深印象別忘了——龍興二隊有個女知青想上中專。串門的時候手裏好像沒有提溜東西。那時候能提溜什麽呢？供銷社全是拿不出手的東西，諸如固體醬油，洋火，瓶蓋生了鏽的罐頭，還有廣鍬鋤頭等農用物資，人家幹部家不種地。
但是串旗裏某某華家可是下了番物質功夫的。記得我寫信讓家裏寄東西，包裹取出沒開封就送過去了,東西是北京能提供而莫旗沒有的緊俏商品。
時代不同，現在興許送個幾十萬，你想要得到的照樣打水漂。那時我記得禮雖輕但管用。
往旗裏跑可費老勁兒了。龍興離旗裏最遠，平日正好趕上隊裏有上街的馬車就搭車去了，現在不能等車了，必須采取主動，有時沒有任何交通工具就走著去。有一次借了自行車騎去，回來車壞在半道上，車輪子幾乎不轉，連推帶扛上大崗下大坡好歹努回家。
推薦要從基層開始。小隊給我做了推薦評語，也就是找幾個人給我評功擺好，有人做記錄。知青和農民平起平坐，都是在同等同樣的生活環境裏，人家啥樣你就啥樣。比如給你的評語“能吃苦耐勞，任勞任怨”，這不都是社員的優良品德嗎，然後再加上一句跟貧下中農打成一片之類的話，你隻要沒過出大格，這就是一個優秀知青的標準了。最後材料往上一遞就等消息吧。給我名額我就有了一半上學的希望，不給名額，我還是農民。
好歹盼著可以填誌願表了。因為莫旗那時還屬於黑龍江管轄，所以一大串黑龍江轄內的中專任你挑。有一個叫做水利工程學校，地點在牡丹江。牡丹江，多好聽的名字，憑感覺她一定是個詩情畫意濃鬱的美麗城市。另外我想，學水利，將來可以大江南北地馳騁，挺符合我的性格的，就它吧。於是我就填了這個誌願。
因為之前在打通三方首腦下了番功夫，我就滿心歡喜踏踏實實等著這非我莫屬的大餡餅了。
我仍然在隊裏“任勞任怨”地幹活。老鄉說“大劉呀，還幹啥呀，等著上大淆（大學）吧，那家勢的，上淆多帶勁，再也不用擱這旮撅了瓦腚地幹活遭罪了。”我哪能聽這個，照樣每天撅著腚虔誠地給土地鞠躬，乖蹇的命運我可不敢再招惹它了。我這兩年淨得瑟了——轉插，又回莫旗，招工不去，這“問題青年”快當定了，再不站好最後一班勞動崗，萬一不慎踩雷就又黃湯了。
終於通知下來了，記得好像是在旗某個機構拿到的通知。該機構同誌告訴我，水利學校沒有錄取我，因為政審不合格。嗚呼哀哉，黑衣老雕又把我追到莫旗來了。它又用利喙啄我——你不知道階級路線是國策嗎？你一次一次往國家要害部門鑽（細想想明白了，什麽我想去的煤礦、水利等設施都是要嚴防階級敵人破壞的），你這個不知社會政治為何物不長記性的家夥。你以為你到處脫馬甲人家就不認識你了嗎？
老雕跟我說的話，要擱現在我會明白的。它那時老蹤著我，也是為我好，不斷啄我，讓我清醒，我怎麽就這麽缺心少肝呢，到處撥動不和諧音符，專門碰那根不該讓你碰的弦。我南北地跑，以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哪裏知道總有一隻無形的大手在掌控我的命運。小時候讀《西遊記》光顧看熱鬧了，沒領會其中含義——你就是孫悟空一個跟鬥翻十萬八千裏，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心。
這回水利學校遭遇滑鐵盧終於讓我撞明白了——除了當農民，你上哪兒都沒戲！
旗安辦的某某華收過我沒開封的包裹，我跟她交往的熱乎氣兒還沒冷卻。她不落忍我“落榜”，和有關招生人員溝通了一下說有個銀行學校決定要我，但是畢業後還得回莫旗。我天，九九十八彎，我爬山越嶺地翻回莫旗就是為了離開她，她再讓我畢業回來，跟我摽上感情了，我算是繞不出去莫旗這疙瘩了。我連想都沒想就一口回絕了。我說學銀行不是我的誌願，是硬派給我的（就差點說是施舍了），我不去！再說想想要在銀行幹我最討厭的數字工作，我先把自己勒死算了。至此，做了一夏天一秋初的上學夢歸零了，我還是龍興二隊撅了瓦腚伺候莊稼的社員。
“台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蔣介石反攻大陸，美蔣特務派遣到大陸搞破壞……”，這些個都是我們成長過程中經常被媒體或老師宣傳教育的，小時候聽到這些就覺得很恐怖。
插隊的地方離外境很近，短波靈敏，電匣子裏經常能聽到被台灣呼叫的大陸特務代號，什麽“河南335號、231號，湖北052號、854號，河北124號……”這些代號都是潛伏在大陸的台灣特務或者是在大陸的台灣死黨。一聽到被呼叫我就心裏一驚，想不到大陸還真有台灣特務，階級鬥爭果真是如火如荼不能鬆懈。怪不得我這個台灣後裔遭到製裁，我像是一個沒有代號的台灣女特務，所以不能怪親愛的黨不讓我上這兒上那兒，黨在保護我，我應該感激才對。
Ee7幾十年後，爸爸去世了，我們收拾他的遺物。爸爸做人做事非常認真，他寫信有個習慣，不管給誰寫都要打草稿，而且保留完好。因此在一堆信件中就發現了 1975年9月11日我未被錄取水利學校又拒絕了銀行學校後爸爸寫給莫旗黨委的信。
信是這樣寫的：
某某某同誌並轉莫旗黨委諸同誌：
我是你旗博榮公社龍興大隊插隊學生劉源的父親。
劉源今年蒙有關負責同誌的關懷，被推薦考水利學校。結果未被錄取。不錄取的原因想必是政審不合格，而政審中的問題想是她祖父的問題。
關於劉源的祖父本人的情況及其與後代的關係，在這裏向您和有關同誌匯報一下。
我的父親早年在北洋軍閥何遂(解放後任政協委員)手下做過營級軍官，1927年前後即脫離軍界。後來曾在甘肅、陝西等省做過省參議員。1948年曾做過偽國大代表，49年南京解放前夕，逃往台灣。
我於1939年在西北大學畢業後，即遠離家庭獨立生活，在經濟上完全不依賴父母，從那時起與我父親已經不發生任何關係。
劉源於1951年在北京出生，當然沒見過她“爺爺”的麵，甚至連她爺爺的相片也沒見過，因為我根本沒有她爺爺的照片，就連劉源的母親也沒有見過這位“公公”的麵。
劉源是在解放後出生，在紅旗下長大的，是在社會主義教育下培養成人的。她的“爺爺”對她沒有絲毫影響。
如果我的單位人事部門隻簡單地說劉某的父親逃往台灣，以上算是對劉源的“爺爺”情況一個補充說明。
劉源雖然不能錄取進水利學校，仍然蒙您和旗委同誌關心，讓她進銀行學校。我們表示衷心地感激。但劉源的性格比較粗獷，不夠細心，做銀行工作對她恐不適宜，所以她謝絕了。這一點尚請願諒。以後如有其他機會，敬希多多照顧。
劉源十七歲到莫旗插隊轉眼七年多了，和她一起到龍興大隊插隊的，隻剩下她一個女生了。女孩子大了，做父母的為她操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和老伴都已年逾六十，體力日衰，但願能夠早日看見劉源這個最小的女兒得以妥善安排，我們也就安心了。
此致敬禮
革命敬禮
劉遼逸 1975年9月11日
我全然不記得爸爸寫過這封信，幾十年後，當年石頭心，現在為人母的我捧著這封充滿父親拳拳愛心的信眼淚撲簌直流。父親內斂木訥，對女兒的愛在心裏裝得滿滿的卻很少表露在外。女兒們遭遇不管哪個領域中的磕絆，他都會馬上用寫信的方式循導開解撫慰。
這封信現在想起來，爸爸似乎是在替他的父親為女兒贖罪，盡自己的微弱能力挽回因為階級路線帶給女兒的不公正待遇。我善良敦厚的父親他會這樣做的，盡管他的羽翼已經被風雨摧殘過度，他也一定要奮力張開它保護羽毛未豐的孩子們。
這封信不知莫旗有關部門收到沒有。爸爸良苦用心的信不會起到任何作用的，“台灣”像一個大毒瘤粘在所有大陸有台灣關係的人身上。我之後再也沒有被“妥善安排”過。
辦病退
插隊時我因故招工不去，上學又失敗，處處受阻，我心中無計了，呆著吧，事不過三，下一個機會不管是好是孬我保證乖乖的不放棄了。
1975年末，顧鋼回莫旗幫別人辦事，他給我出主意讓我辦病退。那時知青想回北京可以辦病退困退已成氣候。北京這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地方居然用這兩個看似簡單的方式就能回去，這也太不可思議了，但它實打實的能行。
顧鋼就是辦病退回的北京，他是真有病，得過肝炎，幹活勞累一直沒好利索，他那肝兒多咱查多咱轉氨酶高，而我這牛犢子體格說出大天去人家也不相信我有病啊。這也太不光明磊落了，我不相信用如此簡單的欺騙把戲就能回北京，真是天方夜譚！我就跟顧鋼強開了，我說我明明沒病怎麽能說有病呢，誰信呀。顧鋼就苦口婆心給我講知青麵臨的形勢，說不用這個辦法回京沒別的辦法，你要想回北京這是唯一的路子！我還死倔，硬咬著反複說：“沒病，沒病，沒法裝病，辦不了，不辦！”。
顧鋼看我這個冥頑不靈的死擰勁兒，幾十年後跟我回憶起來說當時恨不得給我倆耳貼子。
最後我還是沒拗過他，人家看我落難成這樣（就剩我自己在村裏過著豬狗不如的日子）那麽好心好意幫助我，除此之外，還有哪塊天鵝肉能讓我吃進嘴裏呢，終於我妥協答應辦“病退”了。
可是拿什麽病說事兒呢？顧鋼給我支招說找一個查不出來的病。五髒六腑有病都能查出來，盡管那時醫療器械落後，沒有高科技儀器什麽CT、B超、彩超、掃描、核磁共振等，好像隻有照肺部的X光透視。
我這體內零件杠杠的，要編造病難度太大了。其實到後期我的身體已經不是很強壯了，腰疼尿頻頭疼，尿頻得我體內水土流失，那原本還算豐潤的臉一下子就呱嗒了，焦黃憔悴。你想，每天除了大碴子，完全沒有其他營養可供給。
知道是腎不好，但是沒有炎症查不出加號，白搭。腰疼跟牙疼一樣不算病，那就在頭疼上做文章，居然就給它找到“婆家”了。俺倆就策劃著說曾經我從裝滿糧食作物高高的馬車上摔下來摔成腦震蕩了。顧鋼說這病沒個查，靠病人主訴怎麽說怎麽是。除非特別厲害的可以做腦電圖查出異常，那這人已經躺在床上動不得了。你這摔得半不拉拉的不容易查出來。寫到這兒我就忍不住笑了，摔什麽摔，那幾年除了冬天在好似小冰山的井台上滑過跟頭，其他什麽摔跟頭的記錄也沒有。這真是，吃柳條拉筐——真能編。
編吧，怕啥，掌權的能把自己的祖國編造得天崩地裂，還在乎你編個假病退？實際那時允許你辦病退困退已經是國家對知青政策大鬆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我開始行動了。先在莫旗醫院湊病曆材料，正好醫院有個我們公社的知青當醫生，據說她給很多人幫忙開“有病”證明了，我也順利地從她那裏拿到第一手材料。再往下就是隊裏開證明，證明這孩子確實從馬車上扔下來過。知青就剩我一人了，讓隊長幹嘛就幹嘛，隻要不損傷他們的利益，隊裏恨不得跟他們搶口糧的知青都趕快走光呢，隊長就歪歪扭扭寫了證明。
誰不知道呀，這馬不驚不瘋，你坐在馬車上又很規矩，藺輩子也不會讓你從馬車上掉下來的。況且秋收跟車、裝車都是男勞力的事兒，哪有可能讓女知青幹啊。那時候“辦案”人員不深究，要是深究的話我辦病退一點兒戲沒有。
管他有戲沒戲，拉開帷幕就得接茬往下演，很快材料就備齊了。由知青辦發信到北京我住地辦事處，緊接著我人也發回北京了，回北京等待辦事處通知在北京的醫院複查。
在北京等信兒的時候我隔三差五就去街道辦事處問材料到了嗎，那時家裏都沒電話，人家不會通知你，好在我家離辦事處近。辦事處是一級小政府，那小衙門裏的人官腔官調的，懶懶地翻找一摞材料然後冷冷地說，沒到呢，家等著去吧。好多年沒見過這架勢了，真讓人不舒服，莫旗的官比他們厚道多了。啥臉色兒我也得忍著，不能得罪，它掌握著你的生殺大權呢。
我媽一方麵高興我有希望回北京，一方麵心裏嘀咕覺得這事太懸了不靠譜。爸媽都是極其本分誠實的人，一輩子不撒謊。現在老姑娘能把北京騙了，對老劉家來說簡直是“驚家大案”。但隻要閨女能回來,我媽把心髒吊得老高，等待著宣判是死是活般的煎熬也認了。
我爸讓老閨女的前途逼得和我一塊扮演戲中角色。“複查”通知下達後，我爸帶我找到一個遠親，這親認識宣武醫院的大夫，然後托這個大夫找神經內科大夫，約好讓我哪天去“看病”，建立一個“該人確屬腦震蕩後遺症”的病曆檔案。
我在指定的那天去“看病”了。去前，一貫熱心助人頭腦活絡的三姐夫指點我讓我別洗臉別梳頭別吃早點，因為一洗臉梳頭人就會精神，一吃飯臉上就有血色。腦震蕩後遺症的人應該被病痛折磨得病怏怏萎靡不振滿臉病容才合乎。於是我長這麽大頭回兒裝瘋賣傻蓬頭垢麵的就上街了。
大夫問我“病情”，問我惡心嗎，嘔吐嗎，頭疼嗎，耳鳴嗎，記憶力怎樣等等，這都是典型的腦震蕩後遺症的症狀，盡管估計大夫也明戲，但我還是心虛，支支吾吾模棱兩可：有點、有時候、不怎麽、偶爾……（要是有測謊儀，還不直接用大廣鍬把我從診室鏟出去！）大夫可能見詐病的人多了，並不理會我（可能也被打招呼了），徑直把病症寫在病曆上，定性病名叫“植物神經紊亂”，你聽這名兒，跟半個瘋子差不多了。最後醫生還寫了建議書，建議休養，不適合重勞動什麽的。宣武醫院是國內外著名的神經內外科專科醫院，他們能出具證明是具有權威性的。拿著病曆高興的我，心裏的石頭終於掉在地上，再把它撿起來繼續敲開進北京的大門。
我把複查結果交給辦事處，就等著辦事處往東城安置辦公室遞了。我辦病退不用政審，什麽烏七八糟的分子、子女都可以生病，這不分階級陣線。等我明白過來雖然誤了三秋也還沒臨秋末晚，國家落後發達國家上百年都不著急呢。
這人這事兒要走字兒了就老順，三姐夫那段時間正好負責學校畢業生分配工作，跟東城安辦有關人員很熟悉就跟安辦打了招呼，好像也送了一個炸藥包（點心匣子）兩顆手榴彈（酒），我就順利過關卡了。
八年勞苦我真的有點神經紊亂，頭疼伴隨著我回到北京一兩年沒好。身後有人叫我，我不是把頭扭過去，因為腦袋暈沉，甩動有困難，而是把身子整個轉過來接應叫我的人，雖然不是腦震蕩所致卻和它的後遺症有點兒靠譜。
我是百分百的有病，但按病退條目規定的病種我又相對沒病。插過隊的人都不很健康，但辦病退的是少數。我這趟謀生路走對了，好歹當了回幸運兒。
尾聲
我家有個帆布箱子，長八十寬六十高三十公分，草綠色，已經看不出具體顏色，年頭太久了，掉色兒，加上幾十年不清洗，灰塵牢牢鑲嵌在布紋裏。
這箱子，被姐姐住校我插隊至今充分使用過幾十年。
這箱子，我結束插隊生涯把它運回北京。記得我找了一個親戚小夥子幫我把箱子用自行車從垂楊柳一個別的隊插友家（我和他的行李一塊從莫旗運回京，他幫忙取出暫放他家）馱回美術館我的家，從東南到西北多遠啊，現在沒人這麽馱了，用私家車或打車就辦了。那時隻有平板車自行車，因為這個箱子飄輕，就用自行車辦了。
箱子到家，我打開，裏沒有衣物，隻有一床破爛棉花被套子。媽媽在一旁笑毀了，說這是插隊八年的全部家當，怎麽混得那麽慘。我在一旁沒表情，八年插隊的酸甜苦辣，箱子裏的破棉套說明了一切。
我的那幾件插隊服全給社員了，但是怎麽沒有把箱子和棉花套也給社員呢，當寶貝似的讓它“榮歸故裏”。還有，被裏被麵跑哪兒去了，怎麽讓它光不出溜地上路了呢，想不清爽了。
1968年到莫旗插隊時，政府發給每人一身藍色棉襖棉褲。我穿著那件棉衣告別了莫旗。這件棉家夥已經沒樣了，褪色髒兮。現在想想就納悶，就這件破棉衣好多人都穿飛了，早扔得沒了影兒，我怎麽還保留著呢，而且咋就沒別的衣服換下它？回京時我在齊齊哈爾倒車，下台階時不慎崴腳，這腳崴得那叫厲害，整個腳背著地，頓時就腫得像饅頭了。我還要到天津看望爸爸的老同學，真是倒邪黴了，都勝利大逃亡了，還整這麽一出。在天津我身穿老破棉襖，一瘸一拐，那狼狽模樣人見人怪，遭到一群穿著光鮮的中學生指指劃劃譏笑我。1976年的春天，年輕人開始有了自己的審美觀，這是好事。
在天津小白樓西點店，我排隊買西點。這是媽媽交給我的任務。排到跟前了，售貨員看我這身打扮，非常不屑地用眼角白愣我，語氣也是極度的不恭不敬。我就來氣了說，什麽態度？你別以為我買不起！後麵的人輕輕捅我一下，示意不讓我多說。那售貨員一看這架勢，怕遇上河東獅吼就沒敢再吱聲。她沒成想這破衣拉挲的女人竟然買了十塊錢的點心！（七十年代中十塊錢是大錢，一般人的月工資是三十五元）
1976年，箱子、爛棉花套子、穿著破棉襖的人，都回到北京了。故事講到這裏應該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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