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玉西”（永興）鄉親 作者劉克陽
（“玉西”是永興人家鄉話對自己村莊的稱呼，多少年後，聽到“玉西”兩字，還是那麽親切。）
二十塊錢的辛酸
一天，在村邊黃土地上，我碰上了生產隊副隊長李巨財。從他的模樣以及子女的歲數能估計出當年他大概四十歲出頭，但他很顯老，飽經風霜的臉上滿是皺紋，眼光黯淡，頭發也花白了，再加上衣衫破舊，儼然已是一個老頭。
我主動跟他打招呼，他平時對我很和善，從不擺隊長架子。李隊長抬頭看了我一眼，往前走了幾步，又停下來，回頭叫住我，他一臉沮喪，囁嚅了好一陣子，對我說：“克陽，想麻煩你一件事……”我問：“什麽事？”他說: “想借點錢。” 我問：“借多少錢？”他說：“盡量多點更好，看你的吧……” 我毫不猶豫地說：“我隻能借給你二十塊錢。”他忙說：“可以，可以。”我回屋拿了錢交給了他。事後我才知道，他剛從我們知青宿舍那裏碰了釘子出來，碰上了我。他接著又帶著感激之情說：“等我有了錢，馬上還給你。”那時插隊，我所有的生活費都是從父母的工資中得到的。那幾年，爸爸媽媽遭受審查，隻發給生活費，除了給我還要負擔遠在內蒙插隊的妹妹和遠在新疆兵團的姐姐。借給李隊長二十塊錢，就意味著我要節省日常開支，甚至回北京的火車票錢也要另想辦法了，但我湊幾十塊錢總要比李隊長容易得多。
李巨財這麽一個意味著富有的名字，並沒帶給他一絲一毫的財富。他身為一隊之長，家裏卻是一貧如洗。我去過他家一次，四間破舊的房子真是徒有四壁。除了一張炕一個灶台，什麽也沒有。因為沒錢買玻璃，窗戶是用紙糊的，屋裏地麵是土地。讓他最揪心的是他那三個兒子，眼看長大成人，麵臨著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娶兒媳婦，這是天大的事，也是天大的愁事。而當時的燃眉之急是他的二兒子全堂就要從部隊複員回村了。按當地風氣，當兵的一旦解甲歸田首先意味著要娶妻成家。李隊長為此事愁眉不展，本來就不愛說話，這下更愁得說不出話來了，隻是不停地掏著自家種的煙葉子卷著煙卷抽，似乎是要借此排除心頭的愁雲。山西農民娶媳婦，聘禮、蓋房、打家具，一樣也不能少，那可要不小的一筆錢呀。但是哪有錢呀。那時甚至連偷搶的機會都沒有，家家都窮。每年家家戶戶除了能分到僅夠半年吃的糧，見不到幾十塊錢。大多數村民欠大隊的錢，欠生產隊的錢，一年積累一年，成了無法還清的“死債”。有債不還，已蔚然成風。
李隊長為了全堂娶媳婦，勒緊褲帶，窩頭都難得吃上一次，一天隻喝兩頓玉米糊糊。我插隊幾年中，從未見他穿新衣服，知青送他的舊衣服，他補了又補一穿好幾年。眼看媳婦已經說成了，全堂也回村了，婚期迫在眉睫，李隊長東拚西湊還是弄不到錢。李隊長就動起了知青的腦筋：聽說北京人有錢，試探一下吧。萬萬沒想到，他硬著頭皮連續問了五六個知青，得到的答複隻有兩個字“沒有”。其實，大多數知青是真沒有錢，北京城裏一個人一個月工資四五十塊錢而要養活三五口人的家庭不少見。知青中手裏有點錢的也不願拿出來借給老鄉，他們深知錢借出去就意味著肯定是有去無回。李隊長別提多沮喪了，就在這時碰上了我，出現了開頭的一幕。
事情過後，我也不多想了，總之沒有指望他能還錢。轉眼兩年過去了，李隊長已抱上了孫子，他有幾次碰上我就內疚地說：“我現在沒錢，等有了錢立刻還你。”我寬慰他說：“不著急，還不上就算了。”後來李隊長家添丁加口，日子更難過了。
插隊的第四個年頭，我辦好了病退回北京的手續。這個消息一下子村裏很多人知道，因為我是知青中第一個被批準回北京的，他們見到我都是說“回去就倩（好）了”。一天傍晚，吃完晚飯，我走出知青宿舍，準備去從前的房東家告別，一出街，就看見一個高大的人影在不遠處晃動。那時村裏沒有電，一到晚上人們都在家裏，很少有人上街，走近一看是李隊長。他一見我，說：“克陽，等你半天了。聽說你要回北京了，真好哇，我們這兒窮，不是你們呆的地方。我是來還你那二十塊錢的，謝謝你了。”
我很吃驚，又很感動，我原本想的是這錢就算送給他了，所以幾乎已忘了這事，沒有想到他攥著厚厚一遝零錢在他十分困難的時候還給了我。李隊長看了我一眼，感激地點點頭走了，我拿著錢一時不知該怎麽辦。那時我要給縣知青辦的人送禮，要托運行李，要買火車票，還要和相處多年的知青朋友聚聚，猶豫了一下，我把錢收下了。我坐在火車上，過了娘子關，離北京越來越近了，可我一點也高興不起來，心情越來越沉重，離開那本不屬於我生存的永興村，過去的四年的五味雜陳無處傾吐……鄉親們送我出村依依惜別的情景，李隊長抱著小孫子向我招手告別的情景不斷出現在我眼前。李隊長可憐的小孫子長到快三歲都穿不上一件新衣服，已經是春天了，小孫子還穿著一件又髒又破的黑棉襖……我真後悔，當初我為什麽收下那二十塊錢？多不應該啊！
回到北京以後，很快陷入治病、找工作的困難中……似乎逐漸淡忘了這件事，然而每當想起李隊長，想起那二十塊錢，心裏便有一種不安慚愧和自責。
三十年後，我從永興村人那裏聽說李隊長的孫子讀完浙江大學物理係的博士，現在北京中國科學院電工所工作，此刻李隊長早已長眠於黃土地下了。
“玉西”姐妹
四十四年前的冬天我懷著離別大都市淒涼的心走進黃土高原農家小院的那一刻，我的心溫暖了——眼前呈現一個典型的山西農村的院落，五間簇新的北房，整齊幹淨，一個不大的院子一塵不染，雖然不再是我那熟悉的北京四合院的家，但覺得又有家了，這就是我的房東邢滿紅大爺家，知青宿舍蓋好之前，我們就住在這裏。邢大爺家為我們準備的屋子明亮幹淨，一張新盤的大炕，一個新打的大櫃子。簡單的陳設讓我知足了。
邢大爺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改蘭比我大半年,她是寧武縣林業學校的高中生畢業生，和我一樣也是高二就趕上文革了，回鄉務農呆家裏，小女兒美蘭上小學四年級，每天背著小書包上村裏的書房（永興話：學校），大家叫她美妞。我和改蘭有共同語言，她會說普通話，交流非常方便，永興話實在難懂。改蘭和美妞之間有一個男孩叫先明，是全家的寶貝，我們就住在給十六歲的先明準備結婚的新房裏。
安靜的農家院增添了我們幾個北京知青，主人家沒有覺得雜亂，我們心安理得地過起了日子。院子依舊清靜，隻有少年不知愁的先明扛著鋤頭高唱著北路梆子邁進大門時，給寂靜空氣中增添了輕鬆歡樂。
改蘭瘦高身材，皮膚白皙，一張口就能感覺她是個有文化的人，但是寡言少語，惜字如金。我勞動回來，洗洗涮涮，回屋寫信、看書、聊天，很少打攪房東家的生活。不久就聽說改蘭到公社工作了，她是高中畢業，在村裏的女娃裏可是數一數二的，她又會說普通話，公社廣播站馬上把她調過去工作，成了公家的人了，跟我們距離更遠了。看不見她的時候還挺想她，好在公社離永興村不遠，她常回家看看。改蘭一雙巧手自己做衣服，自己做的衣服有款有型。有一年我要回北京探親，改蘭細聲細氣地對我說：“克陽，我看你們插隊生穿的細條燈芯絨好看，我們這兒從來都沒有……”我馬上明白她的意思，立刻說：“我給你買，你要什麽顏色的？”她不緊不慢地說了幾種顏色，問我哪種好看，我還是讓她確定了一種，回北京幫她買了回來。邢大娘也托我買掛麵、細鹽、火柴、針線等小東西，我義不容辭地答應下來。
小美妞梳著兩條辮子，每天按時上學，她木訥寡語，我為了想聽她說話，找話問她：“美妞，你大（父親）呢？”她的回答就兩個字“放鹽（羊）”。
改蘭也很少開口說話，保持著她的不知是清高還是矜持。我在永興村的最後一個冬天，春節剛過，我回到永興，邢大娘熱情地邀請我到她屋裏吃餃子。他們的風俗是過年的饅頭餃子能吃到正月十五，平時根本吃不到的這兩樣東西，在過年期間一定要慢慢品嚐。大娘讓我多吃，過年了,雖然沒有什麽好東西，但是可以吃飽。我一個勁兒地說：“夠了，夠了。”大娘立刻糾正我說：“不要說夠了，說吃飽了。”我詫異地問：“為什麽？”她笑著說：“我們這兒夠就是死了的意思。”我恍然大悟，入鄉隨俗原來如此呀。大娘說著塞給我一個饅頭，我張口就咬了一塊，大娘從我手中搶過饅頭邊說邊示範：“不要咬饅頭，要用手掰著吃。”我乖乖地服從，不習慣地用手掰著饅頭。
改蘭在家過年，穿著自己做的新衣服，合身得體，可比我穿的一身藍製服漂亮多了，真是羨慕。吃著聊著，改蘭說：“克陽，北京的諸青（染料）可好了,我們這兒的質量可次了。”我知道她想說什麽，農村人幾乎不論男女老少都是一身黑棉襖、黑棉褲，買黑布價錢要貴一些，為了省錢，做棉衣的布都是用便宜的白布染黑了，但是染料很難買著，即使有質量極差。我說：“行，我給你買，這個好買。”她笑了，不好意思地說：“麻煩你了。”我說：“一點都不麻煩。”美妞在旁邊靜靜地聽，從來不插一句話。記得一次從北京到大同的夜車上，我身負七個行李包，一宿不敢合眼，生怕丟了一件包，那裏麵全是給老鄉捎帶的東西，絕不敢懈怠。我這個“運輸大隊長”從北京給永興眾鄉親帶過針線、火柴、細鹽、醬油膏、掛麵、燈芯絨、毛衣、線綈被麵、鞋、襪子、止痛片，最可觀的是給老鄉買北京的兩用爐（即能燒蜂窩煤又能燒煤球），我一共買過三個。老鄉知道我為他人買了爐子，紛紛找我買，他們沒忘了奉承一句“克鹽就是好，什麽都能買回來。”
那天晚上大娘讓我睡在她家，她說“未（那）個家（指我們住的屋子）太冷”。我有點不知所措，我沒有過和一家子人睡在一張炕上，心裏忐忑不安。天很快就黑了，油燈不能老燃燒，漆黑的屋子裏不能幹任何事，隻能睡覺，更何況大娘家的油燈的火苗隻比黃豆大一點，連人的麵容都看不清。大娘把先明打發到鄰居家過夜，我把自己的被子抱了過來，大娘讓我睡在炕頭，說那裏靠近灶台，暖和，我順從她躺下了，大娘睡在我和美妞的中間，美妞悄悄地睡了。我鑽進大娘早已幫我鋪開已經被暖炕捂熱的溫暖的被子裏，立刻感到身子下麵一股暖氣蒸騰著，在永興的四個冬天從沒體會過的暖意讓我很快進入夢鄉。這是在永興四年裏度過的最溫暖、舒適的冬夜了，以至幾十年後我住過的五星級酒店也沒有那一夜令我難忘。早晨起床，美妞看著我笑，還是一句話都不說。大娘正往我炕頭的大鍋裏加水煮粥，整間屋子裏彌漫著蒸汽和粥香。
我回到北京之後，和永興的鄉親保持著通信聯絡。因為改蘭不在村裏，我在信中打聽她在哪裏？不久從永貴信中得知她也到了北京，原來她嫁給當年分配到王家莊公社農機廠的北京大學生劉向陽。開放高考之後向陽考回北京農機學院的研究生，畢業後留校當老師，改蘭大學也畢業了，夫妻分居多年的她調到北京和丈夫在一個學校——後更名的“中國農業大學”。那時還沒有電話手機，憑著我對北京的熟悉，我立刻去找他們，他們住在農業大學東校區的老師宿舍，家裏還是保持著“玉西”潔淨的傳統，幹淨得讓我不知坐還是站。
此後的二十年裏我和“玉西”姐姐保持著聯係，互相噓寒問暖，串門走動。
2007年我和改蘭又在美國相遇，她在休斯敦照顧剛出生的外孫女，我在達拉斯和永興三大隊的插友高波寧同學相處一個星期後飛到休斯敦和改蘭一家團聚。
改蘭及其女兒女婿熱情招待我這不速之客，陪同我去參觀航天博物館、到大學校園遊覽、到海濱漫步，盡情享受美國南方的風情，令我在異國他鄉倍感溫暖。
一年暑假裏，改蘭夫妻邀請我去他們在煙台海邊附近的房子度假，他們陪我在海邊遊玩，到農村的集市趕集，到果園摘采。膠東海濱的陽光把我們曬得黝黑，“玉西”姐姐細膩地嗬護我。在北京的大學工作多年的改蘭雖然還是話語不多，但是一掃當年的沉悶，已然是個知識女性了。改蘭、向陽兩位教授夫妻搭檔走過風風雨雨的幾十年，如今在北京的大學校園裏安度晚年。
2008年夏天，改蘭邀我一同回到永興——那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1968年走進村子，生活了四年離開它，四十年後的今天又回到夢牽魂繞的地方——我曾經的家，我曾經準備把它當作一輩子安家度日的地方，一切又都展現在我眼前。久未謀麵的美妞拉住我的手，光陰荏苒卻絲毫都不陌生，還是她——我的“玉西”妹妹小美蘭，她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媽，改蘭的弟弟先明和妻子貴魚叫著“鹽堿（陽姐）！”走近我。濃厚的晉北鄉音把我叫成“荒灘、沙漠”我都愛聽，耳熟能詳的永興話把我從遙遠的北京拉進到現實中，喚醒了我四十年前的記憶。房東邢大娘——改蘭姐妹的八十五歲老媽媽依舊硬朗地幹著 家務。
玉西——我又回來了。四十年，鄉音沒變，黃土地沒變，我們的老房子依舊在，那口老井已經廢棄,我們當年拚命打井水洗衣服、洗頭，記得鄰居的老大娘看著我們說她一輩子沒洗過頭，我知道他們珍惜高原的水，但是我們不懂事，把井水都打出了黃泥，還不甘心。井水早已枯幹，不知是否埋怨我們那時用得太狠。
美妞放下手頭的活計，天天陪伴我，帶我走街串巷，看望鄉親們。美妞和丈夫萬和種了二十畝玉茭，有機械操作，不用受苦了，但是萬和年輕時勞累過度，落下腰病，不能吃勁兒。到北京看病，醫生說腰椎要作手術，一聽手術費近萬元，萬和心疼地立刻拒絕手術。兩個在北京工作的女兒給他出錢手術，他也舍不得，能忍就忍了，我也一再勸他手術，實在說不動他，給他留下一千塊錢補貼家用。
一天美妞陪我到三泉二引引家串門，我們倆各騎一輛自行車，沿著莊稼地邊上的小路騎去。我回想起插隊時進城都要經過三泉，我說：“美妞，今天咱們騎車去原平。”她驚訝地望著我問：“你能行嗎？”我問她有多遠，她說從三泉走大約騎半個鍾頭，我說：“行，走吧。”我又走在四十年前的那條路上，今非昔比，越靠近原平，道路越好走，有水泥地麵，有柏油公路。柳巷到了，到了柳巷就到了縣城了，如今原平早已經是市了。雖已是老年的我，但是騎車的滋味讓我感到自由舒服，沿途看見原平繁華的程度不亞於北京的某個商業街。
我帶美妞進了一家冷飲店，買了冰激淩、可樂，坐下來放鬆休息，美妞靦腆地說：“從來沒有吃過這些。”我說：“美妞，是應該享受生活的時候了。”美妞又不好意思地說：“鹽姐，我們玉西人不會說謝謝。”我有點好奇問：“那表示感謝說什麽呢？”她說：“不說什麽。”我說：“怎麽這樣？”她又補充說：“就說個不用了、不用了，喝口水吧，抽顆煙……”看來永興的詞語裏刪除了謝謝兩字，現代文明還沒完全融入古老的永興村的傳統中。美妞，好妹子，沒關係啦，不用說謝謝，陪伴了我好幾天，我應該謝謝你！
改燈和煥燈
我在永興村隻生活了四年，這是我除北京以外生活最久的村莊，四十五年過去，那裏的女娃們——如今的“老捏捏”（永興話：老太太）我沒有忘記。
改燈和煥燈是兩姐妹。顧名思義，“改、煥”就是改換成男孩兒，山西農村的舊習重男輕女是根深蒂固了，改燈在家是老大，父母盼著下一個是男孩，老二又是女孩，取名煥燈，一定要換成男孩，老天有眼，第三個真生了個男娃。
改燈姐倆比我小兩三歲，是兩個苦命的女娃。她倆下麵接二連三添弟妹，本就不富裕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窮困的家境在村裏是數一數二的。
改燈圓圓的臉盤上總是掛著笑容，困苦的情緒都埋藏在內心。她是老大，深知生活的艱辛，過早地為父母分愁解憂。平時她就穿一身黑棉襖棉褲，這身衣服是當時最便宜的裝束。一般人家男女老少幾乎都是一身黑，買花布要花較多的錢，而家家戶戶都拿不出多餘的錢給女娃買花布。改燈不但穿著跟男孩一樣，為了補貼家用還幹著男人幹的活兒——到磚窯去背磚。現在機械化的磚廠絕對看不到那種情景，我當時稱那“不是人幹的活兒”，他們背著上百斤磚走在磚窯旁鋪設的又狹窄又坑窪的小道上。那些背磚人穿的跟討飯的一樣，衣服上都是四五層補丁錯落著，為的是經磨耐用，一些有辦法的人弄個破麻袋片子墊在肩膀上或披在背上。背磚的衣服早就不能稱其為衣服了，上麵是一條一縷的髒布掛著，沉重的磚坯把補了幾層補丁的衣服磨蹭得破上加破，髒就更別提了，因為背磚服是不能洗的，洗了幹不了，第二天沒有衣服穿，再說洗了也白洗，幾分鍾下來就麵目全非了。從遠處看背磚人像原始人在那裏緩慢地勞作，“衣衫襤褸”這個成語我是在磚窯才有了真正的認識。背磚是又累又髒又掙不了多少錢的苦活兒，但畢竟比在地裏受能多掙一點工分，而且還能兌現一點現金。
改燈每次從磚窯下工回來，拖著疲憊的身子，邁著沉重的步子，破衣拉撒，滿麵勞乏之容，讓我不忍麵對她，我不知道說什麽好。
煥燈是個內向的女娃，臉蛋尖尖，是個俊秀的姑娘，她愛美愛玩。她有一件多年前春節做的紅花棉襖，拆洗得顏色都掉了，補著補丁，又瘦又小，她舍不得給妹妹。煥燈最不願穿那不人不鬼的背磚服去磚窯背磚了，為此挨爹媽罵也忍了。
一年七月“鬼節”，村裏的年輕人結伴去縣城趕大集，他們認為是最紅火的節日之一。我們知道沒什麽內容，加上往返四五十裏地，那時沒有交通工具，進城拉活的馬車早被車把式的親友擠滿了，知青沒有一個人去。傍晚，我正在村裏走，遠遠看見一個姑娘快步朝我走來，走近一看是煥燈，“煥燈，你幹甚去？”她衝我說：“去縣城了，趕集回來。”我看見她兩手空空，連個書包也沒有，問她：“買甚了？”她停下來滿臉沮喪加委屈地說：“甚也沒買，我隻帶了一塊錢，早上走著去的，又走回來，飯也沒吃，水也沒喝，累死我了。”我驚愕地問：“那還不餓死了？”她苦笑了一下，已經沒勁兒再往下說了，她居然把一塊錢又帶回來了，我知道她是舍不得花錢呀。看見她被白天烈日曬得通紅的臉，順著頭發流下來的汗水濕透了衣服，腳上那雙自己縫製的布鞋底子又磨薄了一層，我打心眼裏同情她。一天的功夫沒有樂趣反而遭罪，她懶得跟我多說，急匆匆地朝家裏走，好趕緊喝上一口解乏的稀粥。
改燈和煥燈是兩個善良的女娃，一年夏天，麥子熟了的時候，村裏家家院裏的杏也成熟了，改燈姐倆也沒忘記招呼我到她家去吃杏。中午收工回村，我隨她倆進了她家破舊的院子。院子裏雜亂地堆放著柴火，豬、雞、兔子滿院子亂跑，改燈的弟妹站在院子裏，髒兮兮的，臉和手都是黑的，瞪著無神的眼睛看著我。
改燈姐倆匆匆走進屋，各自盛了一碗小米粥，喝了起來。我看了一下炕桌上隻有一小碗鹹菜，全家人的筷子都伸向那碗鹹菜，幾下子就吃完了。她們讓我喝粥，我說食堂有飯，我想就是食堂沒飯，我也不能吃他家的這口飯呀。
讓我驚奇的是改燈和煥燈每人連著喝了四碗近似米湯的粥，直到見了鍋底她倆才放下碗。我等著她們去拿幹糧吃，隻見她們站起身走出屋門了，我跟著她們走到院子裏，問她們：“怎麽不吃窩窩？”她們笑著說:“中午沒有窩窩，早飯已經吃過了，中午晚上都沒有。”我連忙說:“那多餓呀，下午還幹活呢，改燈還背磚呀。”改燈說: “就是個這兒，習慣了。”煥燈委屈地低下頭，改燈強裝笑臉說：“走，咱們摘杏去。”我跟在她們後麵，沒有一點心思去吃她家的杏了，我知道她家的杏可以去賣，補貼家用，我拿了兩個，就跟她們告辭了。
我插隊的第三年，煥燈到北京的哥哥家探親，她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在北京勞動部工作，哥哥比她們大得多，早已結婚生子了。在鄉下人的眼中，哥哥是北京的國家幹部，生活一定富裕，比農村強多了。其實他們不懂城裏人有城裏人的難處，哥哥家四口人，除了日常開支，每月還要給鄉下的老人寄錢，日子緊巴巴的。
煥燈在北京的日子，每天到我家，找我說話，我知道她的哥嫂上班，和這個鄉下妹子沒有什麽共同語言，煥燈的到來沒有帶來什麽快樂，隻是多添了一張吃飯的嘴。煥燈愁眉不展的，一天都不想多呆。我安慰她，讓她放寬心，但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我帶煥燈逛北京，從天安門到前門，從北海公園到王府井，煥燈東張西望，高興不起來。我最清楚她有一個心願，就是買一條我們知青穿的“藍滌卡”褲子，她不知對我說過多少次了，在我麵前，眼饞、嫉妒、喜愛之情毫無保留地流露出來。這次來北京哥嫂沒有帶她進過商店，更沒有給她買衣服，看著可憐的煥燈，我動起腦筋，我兜裏的錢很有限，爸爸媽媽下放幹校，給我們留的生活費除了吃飯，還要留出我們姐妹往返山西、內蒙(妹妹)、新疆（姐姐）的路費。在煥燈臨走的前一天，我咬了牙,豁出去了，畢竟我找錢比她容易，我帶上我僅有的零花錢領著煥燈去了東四人民市場，在服裝櫃台，給她挑了一條正宗的“藍滌卡”褲子，我看見她眼睛裏冒著喜悅的光，臉頰漲得通紅。回家的路上，她一句話也沒說，兩隻手拿著新褲子不停地換來換去，不知怎樣把這條心儀的東西帶回家才好，我幫她把褲子放在我的書包裏，盤算著我下半個月怎麽打發日子。
到了我家，她坐在沙發上，還是不說話，我從書包裏拿出那條藍色滌卡褲子，放在她手裏，對她說：“煥燈，高興吧？”誰知話音剛落，煥燈哇地大哭起來，哭得很悲傷，更多的是委屈，她邊哭邊說：“克陽，我們太窮了，什麽也買不起，北京那麽多好東西，我沒有錢呀，等我有了錢，我一定還你……”我怎麽也勸不住她，我想讓她哭吧，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她敞開心懷把十幾年的怨恨、不幸都傾瀉出來，會好過一些的。她在我麵前毫無顧忌地放聲大哭，我心酸地看著她，陪著她，我的心在流淚。
幾十年後，煥燈在我家痛哭的樣子，仍浮現在我眼前，她那年輕而又粗糙的雙手擦淚水的樣子在我眼前閃現，她那痛苦地述說在我耳邊回響。
幾十年後我回永興，馬上去探望嫁到池上村的改燈和嫁到崖底村的煥燈。
改燈早已當上奶奶和姥姥了，三代同堂過著平靜的日子，住的房子像是很舊的了，小院落收拾得幹淨，她的話不多，大概突然見到我，不知從何說起。
我到崖底村探望煥燈，夫妻倆住在一座廢棄的軍營裏，他們說住在這裏四十年了，也不知道今後怎麽辦，部隊方麵沒有任何說法。見到煥燈我才得知她罹患肺癌已經一年了，在太原化療花去了十幾萬，至今身體虛弱，氣短、沒勁兒，什麽事情都幹不了，家裏家外全靠丈夫高海一人操勞。她今年本應該回太原的腫瘤醫院複查，但是她沒去，一來沒有力氣去，二來怕花錢。我聽了很心酸，昔日的女娃，今日不但變老而且身患重病。
到她家之前有關她的病我一點都不知情，她拉著我的手不放，我說我走前一定再來看她。回北京前一天我推辭了鄉親們的所有邀請，騎上自行車直奔崖底村再次看望可憐的煥燈。夫妻倆高興地和我暢談，我把北京的見聞告訴他們，讓他們在這座破舊的營房裏感受些現代的“氣息”，他們倆住在這村外邊的營房裏，與世隔絕一樣，周邊沒有人家，當地人愛串門的習俗在煥燈夫妻這兒裏很難實現。
煥燈一再挽留我吃飯，住下，真切地說：“還沒有好好告訴呢。”我沒有吃飯更沒有住下，走前留下一千塊錢，我知道杯水車薪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我隻想下次還來看她。
存新 ── 背著沉重包袱的人
村裏有一家母子三人，這家人給我印象很深 。我們剛進村時，村幹部讓本村的“牛鬼蛇神”排成一排，站在村子的十字路口，那是大多數人的必經之地，為的是讓我們北京知青看個明白，這是給我們上的第一堂“階級教育”課，讓我們與這些階級異己分子劃清界限。存新的母親就在“牛鬼蛇神”的隊伍裏。
這幾個地富反壞右——五類份子的胳膊上帶著白布箍，上麵是毛筆寫的黑字，表明他們的黑“身份”，如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份子等。我心裏暗想農村也有“五類分子”，文革的邪風怎麽也刮到這個窮鄉僻壤來了。他們裏麵最顯眼的隻有一個老太太，帶的白箍上寫著五個黑字“一貫道壇主”，老太太低著頭，我們經過時，她偷偷抬起眼瞟了我們一下，我很注意地看了她，因為同是女性，我為她所受的屈辱深表同情，這個偏僻的地方怎麽還實行這種極左的手法。老太太的眼神為我本不情願來插隊的心情又蒙上一層厚厚的陰影，這是什麽鬼地方呀？這時我還不知道她是存新的母親。
這“一貫道”女人平常很少出門，偶爾碰見她時她都是在幹隊裏給她安排的不給工分的義務勞動，她的兒子存新和村裏的年輕人一起幹活。從存新的歲數知道他母親也就是四十多歲，但是農村人冬天都是一身黑棉襖棉褲，黝黑的臉色，看不出多大歲數，我第一眼看見她認為是老太太了。
存新因母親的問題有點抬不起頭，他很少和村裏年輕人來往，我看得出來，他很想跟我們知青說話，每當我們路過他家門口，他就用普通話跟我們打招呼，每當在地裏幹活，我們遇上困難，他都會二話不說盡力幫助我們。他幹活不惜力，他想表現自己，他身上有一個包袱，別的年輕人沒有。
因為他母親的關係，我留意了他，發現他不像大多數人穿著中式衣服。農民穿中式衣服是為了省布省錢，婦女們幾乎拿起針線都會做，而他愛穿中山服，我在村裏幾年看見他隻穿中山服，像有文化的樣子，以示他不隨俗。
存新會講普通話，永興村人不會說普通話，他能講普通話，顯得與眾不同。他最大的愛好是唱戲，他唱起晉劇或是山西梆子，嗓音嘹亮，吐字清楚，很有專業的味道。他經常坐在家門口，自拉自唱，每當我們從他旁邊走過，他就提高了嗓門唱些高難度的唱腔，以此來吸引知青們對他的注意，再次顯示他的與眾不同。
存新看不起村裏人，但他又無能力脫離這片土地，他的母親給他帶來了無窮的煩惱，他曾跟我說：“我母親沒有問題，隻不過集體參加了一貫道，算什麽呀。”
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對地富反壞右的看法也在變。在村裏，我的鄰居解放前是地主，現在家裏破破爛爛，不知是那輩子的地主。老兩口非常和善，我很願意和他們來往。那個所謂的地主大娘看見我洗頭，對我說她一輩子沒洗過頭和澡，我問她頭發髒了怎麽辦，她說就用梳子梳梳。
解放後，特別在所謂的“四清”後，農村對地富給以不公平的待遇，什麽好事都輪不到他們，他們白幹活，不給工分是家常便飯，所謂的貧下中農以此來羞辱他們，讓他們永遠不得翻身。
存新就是新的一代受害人，他的存新的名字沒給他帶來任何新的改變，因為母親的問題，他近三十歲還娶不上媳婦。論長相、身體、家庭人口少，父親當工人等條件他都有優勢，但沒有人給他說媒，偶爾有，也是把條件差嫁不出去的女子介紹給他，他是絕對不接受的，為此他很苦悶。農村男人窮、病、醜都能娶上媳婦，但他遲遲等不到喜訊的降臨。
存新滿肚子的怨氣、牢騷，堅持他的獨來獨往，每當聽到遠處尖聲高唱的聲音，就知道是他下地去或收工回來了。
我2008年回永興，存新一家人已經遠離那裏了。聽說存新到包頭接替他父親的工作，我為他高興，默默祝福他，今後的日子幸福平安。
永貴
永貴在村裏沒有人叫他大名，全村人都叫他“老悶兒”，這是最小的孩子的意思，就像北京人管家裏的小兒子叫“老兒子”，小女兒叫“老閨女”一個意思。我們跟別人說“永貴”，老鄉們往往遲疑一下，立刻糾正“噢，老悶兒呀……”永貴算是一個小知識分子，他中專畢業，因為身體弱，又是獨生子，父母年邁沒有人照顧，農村養兒防老的顛覆不破的傳統讓他就回村務農了，守著黃土地，守著父母，從此再沒有走出永興村。
永貴不愛說話，但一張口就透著有文化的樣子，說話有板有眼說些新名詞，特別是他跟知青說話，更是咬文嚼字，從不胡說八道，不說髒話，顯得文明有教養，與一般農村青年確實不一樣。男知青願意和他聊天，從他那知道很多山西的風土人情，對農村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和幾個男生關係很好，其中有一個叫季放的男生，調回北京後，每次永貴到北京出差或者遊玩，都去找季放，季放安排他們吃住。後來季放去了美國，還是永貴告訴我季放娶的妻子是台灣人，我才知道他們一直有聯係。
永貴寫得一手漂亮字，每逢年節、婚喪嫁娶，村裏人就請他寫字、寫對聯，他有求必應，又認真又耐心。春節時，家家大門上貼著他寫的對聯。他能用不同的字體寫，篆書、隸書、草書，他都能寫，為沉悶的村莊增添歡愉的氣氛。在那貧窮單調的年月，看見他的字也算是一種藝術享受了。
爸爸從北京來村裏看我，看見門上的對聯，站住端詳，連連說：“好字，好字！”又問：“誰寫的呀？怎麽這裏還有人寫出這麽好的字？很有功力。”我帶他去見永貴，永貴很不好意思，臉一陣紅一陣白，難為情地說：“太醜了，太醜了，我不會寫，瞎寫。”永貴一向就是謙虛，真謙虛。
我跟著永貴在製種田幹活半年多的時間，朝夕相處，不知道什麽原因是他選了我和高波寧跟他製種，在地裏勞動他從來都是離我們倆一段距離，沉默寡言，在地頭休息他也是離開我們三四米遠，聽著我和波寧的聊天，我們說得最多的是北京的往事，時間長了我才知道因為我們說著北京話，永貴不會說普通話，又不願意說永興話與我們倆聊天，他曾幾次跟我說：“我們這兒的話難聽。”
一個夏天，永貴看見村裏好多小姐妹叫我們倆去家裏吃杏，他也不好意思地說他家有一棵老杏樹，杏子很小，邀請我們去他家吃杏，我們倆饞人真跟著去了他家。一進院子，他的老父親就從地上拿起一杆非常小的秤，做出要稱杏的架勢，大概老人以為兒子帶來買杏兒的人。永貴走到父親身邊讓他把秤放下，說明我們是來耍（玩）的。他轉身招呼我們，我看出他早已窘得臉色一陣紅一陣白，非常尷尬。我和波寧看見此景，推辭說不吃杏，就看看。停留片刻，我們趕緊走了，下午幹活時，永貴還是包了些杏給我們帶到地頭上。
永貴老實本分，但是個極機密（聰明的意思）的人，他知道我們有文化，聽見我們的言談知道我們看書多，頭腦活躍，所以他敢跟我說些真話。一次下工往村裏走，走到一塊地的旁邊，他跟我說：“這地，單幹的時候一畝產小麥七百多斤，現在不到一百斤……”他的表情流露出向往而又不滿，最終是無可奈何地低頭走過去。人民公社像魔爪一樣抓住每個農民的手和心，無法掙脫，隻能強忍。不多時聽一個女生說鄰村有一個老頭沒有加入公社，單幹呢，我簡直不敢相信有這等事，她言之鑿鑿地說真的，他就是自己養雞養羊，種菜……我們去看了。可我更想知道他的糧食從哪兒來……
永貴模樣不好看，性格內向，再加上父母老邁，早已不能下地動彈，找對象在他來說有點困難，女人都不願嫁給他。一直拖到四十多歲，村裏的熱心人把同村的一個寡婦如魚介紹給他，如魚帶著一兒、倆女嫁給永貴。婚後生活平淡，但是從永貴給我的信中流露出對家庭生活的滿足，他最小的繼女才五歲，善良的永貴視如己出，疼愛有加，他寫道：“小女每天在我身邊跟進跟出，非常親昵……”永貴更是教她認字算術，小女聰明伶俐，上學後學習一直優秀，最終考上西安的一所大學，但是永貴沒有看見她金榜題名的那個時刻。
一兒一女陸續結婚了，都婚嫁在本村，小女兒在外上學，永貴在村委會當保管，老婆在家。
幾年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打破了永貴的平靜生活（這是他後來在給我的信中敘述的）。永貴的（繼）女婿，為了多掙錢，到北京打工去了。女婿是個棒小夥，根紅苗正，有文化，人能幹，到北京不久就被挑選到中南海裏幹活，一幹就是三、四年，每年春節或家裏有事才匆匆回村幾天。女兒獨自生活，開了個理發屋。鄰居有一個人常幫助她做些粗活重活，或到理發店閑坐，結果一來二去，兩個人相好上了。隨著日子的流逝，風言風語很快傳到北京了，怒火中燒的女婿回到村裏的第二天夜裏就因為口角和怨恨把年輕的妻子殺了，屍體扔進一口枯井中，他連夜逃跑了。永貴家在親戚朋友的幫助下找了幾天才找到女兒的屍體，因為不是什麽體麵的事，便匆匆下葬了。
永貴的老婆自打女兒被殺死，哭出了病，臥床不起。市縣公安局為破此案下了大力氣，五六年沒有結果。逃跑的女婿從此人間蒸發，親友們即使有他的消息也絕不透露。永貴覺得女兒沒有管教好，自己家有責任，勸老婆放棄追究，認倒黴了，何況為破案花了不少錢。
經過這件事永貴明白了許多，勝過他所讀過的那麽多書，他在電話裏和信中對我說的最發自肺腑的話就是“最後悔娶了這家人”，給他這個從沒汙點的、要麵子的老實人抹了黑，丟了人。從他的來信看出他非常苦惱、自責，很久不能排解心頭的鬱悶。
永興村裏親連親、故沾故，永貴無法釋放內心的憂愁，當年插隊時我在村裏和他相處最長時間，我深知他是個極內向又好麵子的人人誇獎的好人，他隻有對我這個遠離村莊的北京人說出來一些心裏話。
心頭的壓力讓永貴最終得了癌症，去世了。我失去了一個老朋友。我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了遠在大洋那頭的高波寧。
俊丫
俊丫是在一個黑夜回到我插隊的永興村娘家的。她的風流事早在先前就傳回村了。她帶著一個五六歲的小閨女回娘家的一個簡單原因就是離婚了。
俊丫和我同年出生，我到村裏的時候，她也是二十歲了。但是隻聞其名，不見其人，原來她早在兩年前就出嫁了。俊丫和我的房東的女兒蘭也同歲，又是同學，蘭上了中專，文革中回村勞動，和我們一樣。但是心比天高的蘭一心一意想飛出窮村，變成一隻金鳳凰。俊丫義無反顧地聽從媒妁之言嫁了。
隨著俊丫的回村，一個不需加工潤色的故事在永興盛傳——俊丫招男人，而且是有價出賣肉體。一次講好價錢（那時的所謂價錢也就是幾塊錢超不過十塊錢），俊丫再一次賣身，完事後那個熟識的男人趁著黑暗塞給俊丫一包錢。等男人走後，俊丫興奮地到亮光處點錢，本以為被細心的男人包著的是一把一元兩元加上毛票，打開一看竟是一堆廢紙，羞憤難當的她第二天當眾把那個“灰鬼”男人臭罵。“賣身風波”被俊丫自己傳遍全村，同時被丈夫痛打一頓而告婚姻結束。
我在村裏看見人們向我指點的俊丫時，我不禁多看了她兩眼。她一米七〇以上的高個子，十分勻稱，正當年，充滿了活力；又是少婦，乳豐臀肥，裸露的胳臂（她身著無袖衫），富有彈性，性感十足；她膚色黝黑，臉上有些雀斑，鼻子不好看，鼻孔朝前。和她見麵多了，知道她是個性格開朗，直言快語的人，少女的羞澀早已不再，到多了幾分少婦的嫵媚，是個具有吸引力的女人。二十出頭的她不算漂亮，黑紅臉龐上那兩隻眼睛明亮有神，大概就是這兩隻眼睛讓她自以為是勾引男人的本錢，那些在貧窮的黃土地上閑得發慌的男人們總想有機會得到他們喜歡的女人。
離了婚的她在村裏抬不起頭，家人不屑，惟恐天下不亂的村民在背後指指點點，連兒時的女伴都避之不及。她在家裏無所事事，待事態平靜點，她就在院門口站站，試探著和誰能搭上話，最多就是“爪呀？”（幹什麽去的意思）“地兒呀？”（下地呀的意思）簡單的寒暄。小媳婦們不理她，小姑娘們早已把她排除在外，她更不願意與那些老捏捏們為伍，寂寞難耐的她發愁今後的日子。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女大當婚在中國貧困的農村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村裏再醜的姑娘，再窮的女子都不愁嫁不出去。俊丫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嫁。她的小閨女已經七八歲了，相親無門的她很快把目光投向北京知青，那些白麵書生的孤男們是她的首選。
書房教書的先生武同學高中畢業於北京的一所不錯的中學，白皙的皮膚、高大的身材、謙和的儀態處處讓俊丫心儀，可就是無法表白。一個上午小光的媽到書房找到武同學，小光媽天生一副媒婆象，油光水滑的頭發活脫一個“三仙姑”。平時極少接近知青們的她“進宅”來，讓人還是覺得意外，武同學知道來者不善。果然她開門見山地說：“小武，你可不小啦，有二十五啦？該娶媳婦啦，哈哈！俊丫托我來說媒，她人不錯，有文化，和你能說得來，長得也不難看。別聽那些人瞎說，她沒什麽事。對了，她說了她就跟你要一掛縫紉機，其他什麽毛嗶嘰、燈心絨、小底孩（山西話：小底鞋，北京的一種女式布鞋）、自行車都不要。要縫紉機也是為還給前頭那個男人彩禮的……”不等武同學反應，她接著說：“你要同意呢，我就告訴她家去，她全家人都喜歡你，她妹子還是你的學生呢……”小光媽三寸不爛之舌巧如彈簧，字字入耳，句句中聽。武同學好容易等著有說話的機會，同樣直截了當地說：“我有女朋友了，我和小美好是眾所周知的，難道你裝不知道，這事絕對不行，你告訴她吧！”武同學做夢都沒有想到提親提到他頭上，他態度堅定地拒絕了。
媒人知道這種事情是急不得的，以後慢慢再說。誰知等到她再踏入武同學宿舍的那一天，已是人去屋空，此時此刻武同學已經坐在北京家中等待分配工作。知青返城和俊丫的改嫁一樣是無法逆轉的潮流。
俊丫很快地嫁到遠離永興村的蘭村了。當我們再聽說她的消息時，她已經是兒孫滿堂的奶奶和姥姥了。
婚禮
房東兒子先明結婚，我應邀參加他的婚禮，準確地說是吃酒席，農村的婚禮重頭戲就是酒席。二十歲的先明娶十八歲的貴魚，我應該送他們禮物，但是我那時還沒工作，手頭隻有幾塊錢，於是到縣城的商店買了個一尺見方的鏡子，兩條手絹，捧著這拿不出手的禮品交給新郎。
農村的婚禮就是吃，宴請八方賓客大吃一頓，在那食品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沒有油水的村民就指望著誰家娶媳婦去吃飯解解饞。
我走進先明家院子時，不大的院子裏擺滿了大大小小的桌子，都是各家各戶抬過來的。每張桌子旁邊早已坐滿了來賓，他們招呼我坐下。桌子上空空的什麽也沒有，我這才數清楚，一張桌子圍坐著八個人，人挨人顯得擁擠。酒席還沒開始，女人們聊天打趣，男人們還是卷著“小蘭花”盡管抽。
等了好一會兒，隻見有人從屋子裏開始往外端東西了，大家的目光同時轉向那些端碗的人。不大的藍邊碗每張桌子放一個，裏麵盛的好像是豆腐。我還沒看清楚碗裏的東西就見幾雙筷子伸過去，眨眼工夫就見碗底了。同桌的老鄉看見我沒夾菜，都替我著急，教我像他們一樣上菜就夾，我笑笑表示知道了。接著又端上一碗上麵有肉的菜，我夾了一片肉剛放到嘴裏，碗裏的肉就被筷子們搶劫一空，原來隻是上麵一層有肉，底下全是土豆，一人就一片肉。此後再上菜都是白菜粉條豆腐之類了，再也沒有肉出現了。旁邊的鄉親告訴我農村的酒席是“一盤四碗”，我心想這八張嘴怎麽夠吃呀？不出所料五道菜瞬時就吃光了。最後上了油糕，是用胡麻油炸的黃米麵的粘糕，一上油糕就意味著酒席即將結束。油糕是管飽的，隨便吃，我的胃不好，不敢吃，同桌的老鄉往我碗裏夾了一塊，我咬了一小口含在嘴裏，濃鬱的胡麻油味我不喜歡，半天咽不下去。老鄉們都是大口吞嚼，我不敢用“大快朵頤”來形容他們吃油糕的樣子，但是腮幫子確實鼓起來。油糕不算鮮美，但是他們認為是最好的食品了，多吃油糕填補那空著半截的肚子。一場簡單的酒席很快結束了，大夥意猶未盡地遲遲不走，我好像沒吃什麽，但確實是吃了先明的新婚酒席。
婚宴在當時的農村算是最上等的吃法了。我每年春節後從北京回到村裏，都得有四、五家鄉親請我吃飯，他們拿出春節前就作好的饅頭、餃子招待我，這些“佳品”已經放置了近一個月或者一個多月了，他們一般把過年做下的饅頭餃子存放在沒有火的屋子裏，饅頭幹得裂著口，長滿綠毛，看著就害怕；餃子的餡兒也不知道是否早已經變味，真是不敢恭維，心意領了，東西不能吃。熱情的鄉親因為托我給他們從北京捎回各種稀缺物，他們一邊慌忙地用搌布擦著麵食上的綠毛，一邊極力勸我說:“不爪、不爪（不要緊）！快吃！就是留給你的。”由此看來還是結婚酒席的食品算得上最佳了，頭一天準備好的第二天吃。
我這一輩子除了參加這場婚宴，還有一場就是我自己的了。病退回到北京後我被分配到中學教書，不久我要結婚，婆婆年輕時守寡，拉扯四個年幼的孩子不能工作，日子非常拮據。我決定自己籌辦婚宴，讓兩家人聚聚，也讓很少出門的婆婆到飯店吃上一頓。我首先想到的是西單西絨線胡同的四川飯店，寬敞的四合院，豁亮的大北房，正宗的川菜，我喜歡。
赫赫有名的四川飯店在1966年被“造反派”譽為“李井泉在北京的反革命據點”。那時候空穴來風的大帽子隨時隨地給當權派扣上，百口難辯。四川飯店是當時四川駐京辦事處，院裏院外被大字報大標語糊滿了，“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巨幅標語隨處可見，但1974年我結婚的時候它早已悄然開放了。我告訴媽媽婚宴在四川飯店舉辦，媽媽問我需要多少錢，我說二十塊錢。媽媽說：“別太寒酸了。”我說：“夠了。”一輩子不理家政的媽媽把錢交給我，不管了。我那時候工資是三十七塊錢，我無法掏出酒席的錢，否則這個月該捉襟見肘挨餓了，丈夫家同樣拿不出二十元，我隻好向文革中被扣發工資每個月隻發二十五元生活費而前不久剛恢複全工資的媽媽開口。
我頭一天一個人到了四川飯店定座位、定菜單，飯店裏空無一人，一個服務員看見我便迎出來。知道了我的來意，她說平時很少人來吃飯，不訂位也沒關係，我既然來了就定下一個靠窗戶的大圓桌。女服務員拿給我菜單，我沒怎麽看就說出飯店的特色菜“幹煸牛肉絲”“魚香肉絲”“幹燒黃魚”……一口氣點了七、八個菜。我不好意思地對服務員說：“我要的菜別超過二十塊錢。”服務員看了看說：“差不多了，不夠來了再說。”我放心地走出來，我邊走邊盤算著我自己再買一瓶葡萄酒，這樣酒席就全了。
第二天晚上大家下班後陸續來到飯店，我穿著插隊時的藍製服，隻是把辮子剪了，真正的素麵朝天走進飯店。兩家一共十個人。飯店照樣冷冷清清，婆婆說著一口山西話，我的爸媽聽不懂，我又得充當翻譯又要找話寒暄，匆匆吃完飯，結賬時發現二十塊錢還找了我一塊多錢。
我所在學校的同事為我們倆結婚湊了二十二塊錢，每個人出兩毛錢份子。有人悄悄告訴我，我們結婚大夥湊的錢是最多的一次。大家責成馮老師去選購禮品，一兩天的工夫馮老師就把禮品送到我家，她笑嗬嗬地告訴我買了一條晴綸毯子，十九塊錢，剩下的錢買了一個臉盆，接著遞給我一個小紙包說裏麵是剩的幾毛錢。我感動得說不出話，雖然從小過著富足的生活，睡著席夢思床，蓋著鴨絨被，但是同事送的禮物非同尋常，那張毯子伴隨我度過二十二年。
此後幾十年我沒有參加任何人的婚禮，我們雙方的弟妹結婚都沒有舉辦婚禮，親戚的孩子結婚也都沒有辦婚宴，更沒有邀請我們。
一天晚上我在網上瀏覽著，發現右下角MSN藍色小框在閃動，是兒子有話說，我點開看到五個字“我們結婚了”，我立刻回複“祝賀你們”，比他省略了一個字。過了幾天我留言給他們，意思是給兒媳婦錢買幾件衣服，兒媳婦回答“不用！”更簡潔的兩個字。十幾個字的“婚事”就這樣解決了。我理所當然地沒有聲張，因為在我的潛意識裏弄不明白滿世界告知為了什麽？也許我太不從眾了。
婚喪嫁娶如同自然界突下一場雨，忽刮一陣風，也許雨後出現彩虹，也許風後花朵更鮮豔，不需要添加色彩，由它去。
回複小白臉：
我們的房東應該是我們插隊前兩年為兒子結婚蓋了新房，我們是1968年進村，她的兒子才16歲，就準備好房子了。房東老漢是生產隊放羊的，一年到頭在山上放羊，大概掙的工分多些，其實房子是新的，屋裏除了炕什麽也沒有。
美妞又不好意思地說：“鹽姐，我們玉西人不會說謝謝。”我有點好奇問：“那表示感謝說什麽呢？”她說：“不說什麽。”我說：“怎麽這樣？”她又補充說：“就說個不用了、不用了，喝口水吧，抽顆煙……”
我有個問題：您剛插隊時，房東的家“五間簇新的北房”是怎麽蓋的？我1975年去未來嶽父的鄉下家求婚時，他家真是一貧如洗。
她的題目好像還應該更直白一點，《所有的苦難都是自找的》，不知那些文革心身俱殘的過來人，還有那些遭遇飛來橫禍，無妄之災的人，作何感想。反正文學城最多的就是永遠似少女的中老年大媽，永遠要裝天真的瞪著“不諳世事”的老眼附這和那。
她的題目好像還應該更直白一點，《所有的苦難都是自找的》，不知那些文革心身俱殘的過來人，還有那些遭遇飛來橫禍，無妄之災的人，作何感想。反正文學城最多的就是永遠似少女的中老年大媽，永遠要裝天真的瞪著“不諳世事”的老眼附這和那。
她的題目好像還應該更直白一點，《所有的苦難都是自找的》，不知那些文革心身俱殘的過來人，還有那些遭遇飛來橫禍，無妄之災的人，作何感想。反正文學城最多的就是永遠似少女的中老年大媽，永遠要裝天真的瞪著“不諳世事”的老眼附這和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