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畫說一生（十三、殺人魔王夏曦）
紅衛兵的事就先說到這兒，我不打算再回到師院附中了，將來是否正式分配工作我根本不在乎，反正我已經下定決心，文革結束（人們都以為一兩年就結束了）我就去農村。所以從1966年11月到1967年11月我大部分的時間在全國各地串連，外麵的一切都在吸引著我，引導我從一個地方走向一個地方，我的主導思想始終是要全身心地投入這個千載難逢的大革命之中。下麵我們將走入一個個社會大畫麵中，我自認為清醒地參加著每一次社會大變動，盡管我一直對這場革命稀裏糊塗。
學校的老師學生們都去串連了，我當然不能放過這個機會，不得不再一次和學校紅衛兵打交道——開串連介紹信。火車票不要錢，但是沒有單位介紹信是領不到火車票的。我硬著頭皮去找紅衛兵要介紹信，毫無懸念的，不僅沒得到介紹信，還受到一番羞辱：“紅衛兵串連是點革命之風扇革命之火，你出去隻能扇陰風點鬼火”。死了張屠戶，不吃混毛豬。我不信我就出不去！
我花了十幾天時間找在北京上大學的同學幫我開介紹信。差不多都去串連了，終於找到了小姣還沒走，她拿了一遝空白介紹信，我們得到了去武漢的火車票。到了北京站，才知道串連已經成了多麽偉大的創舉。候車室早已進不去，北京站前偌大的廣場，擠滿了全國各地的青少年。雖然都是人，但是隊伍排得嚴嚴實實，針插不進。天黑了，人們就席地而睡。已是十一月中旬，寒流已至，氣溫已經在零度以下。廣場上歌聲口號此起彼伏借以取暖，更有無法無天的孩子竟然點起一堆堆篝火。我和小姣排好了位置，裹緊了大衣和棉被躺在地上一直睡到天亮。
第二天上午十點鍾終於乘上了火車。和以後每次的串連一樣，上下車都是一場戰鬥。火車到任何一站，車門都會立刻被圍得水泄不通，車上的人下不去，下麵的人上不來。每個窗口都有人在爬窗戶上下。有一次我正在爬窗戶上車，被下麵的列車員拉住雙腿拽下地。他罵罵咧咧道：“這麽大姑娘扒窗戶也不嫌害臊。”我知道我的姿勢是非常不雅的，我胖，上半身擠進窗子，留下一個碩大的臀部在窗口扭動，但是為了能上車顧不得麵子了，反正誰也不認識誰。
車廂裏全是人，位子上過道裏兩節車廂中間洗臉池廁所都被人占領。我們坐在地上。列車員無法通行，根本不打掃，連水也不送，索性鑽進自己的休息室坐著，什麽也不管。
晚上太困了，坐著睡不著覺，就幹脆鑽進椅子底下，躺在地上睡，顧不上滿地的果皮爛紙粘痰瓜子殼。能占這麽一席之地已經非常不錯了，可以躺著，還可以把窩了一天的腿伸展開來。在後來的串連中，我一上車就爬上行李架，那時候學生串連都沒有什麽行李，一人背一個軍用書包就走南闖北了。行李架空蕩蕩，一尺多寬，夠睡了。躺在架上也曾擔心過，架子塌下來怎麽辦，遭難的首先是下麵的人，那不等於我殺了人？不過太困太累又實在不願意放棄那塊地方。車廂的行李架上頭頂頭腳對腳躺滿了人，我也就心安理得了。偶爾被擠過來的列車員看見，吆喝著：“下來！下來！”等他一走，人們又紛紛爬上架子。要不然去哪兒？下麵已經沒有你的立足之地了。後來我也曾聽說有個列車的行李架塌下來，砸死了人。
火車到了武昌，我們被安排住在藥檢學校，然後立刻去各大院校看大字報，抄大字報。那時真單純，出來隻有一個目的，就是了解和參加全國的文化革命。大字報無非是打倒湖北省委書記張體學或保衛張體學兩派觀點，更多的是從北京各大院校抄來的大字報。
一個下午，看罷大字報返回駐地時，看見藥檢學校所在的那一條街全部燒光。武漢的居民房多是木板房，歪歪斜斜，擠擠挨挨連成一片。一家失火，立即蔓延到一整條街，木屋全部化為焦炭。我們到時，焦黑的木板還在冒煙。流離失所的居民坐在街上，守著搶救出來的一點家當，濕漉漉的燒了半邊的被褥、幾隻板凳椅子、鍋碗瓢盆幾棵瓜菜……孩子和女人在哭泣，人們眼裏是呆滯無望的神情。
早就聽說紅衛兵又翻出了新花樣——步行串連。《人民日報》在社論《紅衛兵不怕遠征難》中讚揚了這種串連形式，說他們發揚了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的革命精神，沿途宣傳了文化大革命散布了革命的火種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雲雲，號召學生們采取這種串連形式。到了武昌的第二天我就做了決定，也要步行串連。我們在駐地找到一支西北工業大學十一個男生組成的長征隊要和他們搭伴，他們爽快地同意我們加入他們的長征隊，我們倆極其歡欣鼓舞。
1966年12月1日的清晨，“西北工業大學長征隊”迎著太陽，高誦“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唱著他們自編的歌曲《我們是革命的硬骨頭》出發了。我和小姣頭戴綠軍帽，打著綁腿，背著背包（我們出來時一人帶了一件大衣，兩件大衣打一個背包，小姣和她武漢的親戚借了一床被子，打了另一個背包），一副土八路的樣子，開始踏上征程。
晚上落腳漢陽縣，住在縣城紅衛兵接待站。這天我們走了六十五裏地，我的腳底打起了乒乓球大小的水泡。疼得鑽心，不過那天我們都非常愉快。接待站裏擠擠哄哄的都是徒步串連的學生。有幾十個木盆給大家洗臉洗腳用。盆少人多，一個人用完，馬上就有人接過去，不管別人洗過臉還是洗過腳或屁股，有一個盆用就已經是很不錯了。
還有一件巧事，隔壁床上的學生問我：“你認識劉海燕嗎？你說話的聲音和她一模一樣。”我說：“劉海燕是我姐姐。”她們是海燕的高中同學。想不到在這個小地方人們竟可以憑聲音找到關係。在以後的串連中還多次巧遇像克朗微粒一樣無序遊走的熟人。
走了四天,已經進入了洪湖縣。夜宿新灘口中學，學校放假了，學生的集體宿舍是一間大屋子，十幾張上下床鋪，任我們兩個人睡覺。串連以來，如果接待站不提供被子，我們倆隻能一人蓋被子，一人蓋大衣。這回有足夠的床和被子讓我們挑選，一定可以睡個好覺了。我特地選了一床好看的被子，被麵是家織的土布，深藍淺藍白色和棕色條紋縱橫交織，粗獷中透著清雅。哪知道被子蓋在身上全不是那麽回事了，潮濕得可以擰出水來，一會兒全身就濕乎乎的，還散發著黴濕、汗油的怪味（由此我判斷，這是男生宿舍），難受得不行，一宿沒睡著。心想，這真是對你小資情調的嘲弄。
凡經過村落，必有農村小孩和婆婆媽媽們出來看熱鬧。我想象著三十五年前還是姑娘小媳婦的她們就是一樣地站在門口看“過紅”（過紅軍的隊伍）吧。老婆婆們嘴裏嘖嘖著，說著大概和當年一樣的話：“咦喲，好可憐哪。咦喲，好苦哇。”
最怕的一是老鄉的狗。我們一身泥濘，手拖拐杖，儼然是沿街乞討的叫花子的模樣，狗看見就要追著吠。有經驗的人說你越跑它越咬，隻要做彎腰撿石頭狀，它一定躲開。我試了一下果然很靈，但多數情況下，遇到狗本能的反應是逃跑，被狗追得上氣不接下氣。
洪湖地區到處是水塘河叉，三五步便有一座橋。有石橋木橋竹橋水泥橋。橋有寬有窄有長有短有高有低，我一輩子也沒走過那麽多橋。多數橋窄小沒有扶手，我最怕的就是這種橋，走在上麵，腳下顫顫巍巍，看著下麵，流水忽忽悠悠，再加上天陰雨濕路滑，心都提到嘴上來了。最恐怖的是有一次碰上一個梯形竹橋。高架在水麵上，而且水麵挺寬，橋身不短，由竹子搭成梯形。可怕的是橋麵，僅由三四根粗竹子捆綁而成，寬不過四五十公分，圓滾滾的不平，加上天又小雨，得有十二分的膽量才能過得去。橋兩邊聚集了很多等待過橋的長征隊。人們過橋速度非常慢，有的人橫握著隊旗或持一根長杆以保持平衡，像走鋼絲一樣小心翼翼地走過去，有的平臥在橋上爬過去，我呢，和多數人一樣坐在橋上，雙腿挎著橋麵一屁股一屁股蹭過去的。
連續幾天行軍，有時穿過村莊，有時在泥濘的田間小道行走，有時在荒無人煙的草壩子上行走。湖北的冬天陰濕陰濕的，總是下著毛毛雨。地上泥濘粘滑，我不斷地摔跤，常常弄得一身泥漿。一路上我不斷想著紅軍當年過雪山草地的艱難，解放軍日夜兼程打三大戰役的緊張。又想著自己肩上的重擔是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絕不能從我們這一代產生修正主義（不要覺得好笑，這就是那個時代青年的理想和動力，聽到這個“三分之二”，總是熱血沸騰的），於是勇氣憑空而生。
路上經常碰見一隊隊的“長征”隊伍，見了麵，就像兄弟部隊見麵一樣，揮舞紅旗，大聲給對方念語錄或唱語錄歌，互相鼓舞士氣，我非常喜歡這種氣氛。一次我和小姣遠遠落後在隊伍後麵，又累又乏幾乎走不動路，這時迎麵來了一支隊伍，舉著“中國二萬五千裏長征隊”大旗，他們滿腔熱情地給我和小姣唱歌念語錄打快板說順口溜，我倆士氣大振，大步流星就趕上了隊伍。這種特殊環境下的人際關係真好，真單純。
有一天我們在大同湖八一農場的地界裏行走，這是解放軍的農場。中午吃飯農場的人邊給我們添飯邊和我們聊天，他們接待南來北往的紅衛兵，聽到的小道消息比我們還多。他們說走紅軍長征路線的紅衛兵在困難的當口兒，如飛渡金沙江，過烏江天險，強渡大渡河時，有解放軍接送。過雪山草地時有解放軍的直升飛機運載。到了1968年，毛主席將親自大檢閱長征紅衛兵，雲雲。我非常受鼓舞，更堅定了走完長征路的決心。下午走起路來，勁頭特別大，竟然不覺得累。當然，也聽到這樣的小道消息，一支紅衛兵長征隊在貴州大深山裏行進時，被狼群包圍，吃掉。
晚上在一個軍營居住，軍屬大嫂們對我們的招待非常熱情，送來幾大捆稻草保暖，又送來兩床幹淨的大棉被，又送熱水又送盆，讓我們好好燙腳。晚上軍營竟然還給長征隊演了一場電影《無名島》。
在洪湖地區的行政中心新堤鎮停留了三天，參觀了烈士陵園、革命曆史展覽館，聽老紅軍講了長征故事，看了《洪湖赤衛隊》的電影以及“長征隊”演出的節目。下一個目標是瞿家灣，需要跨越浩浩蕩蕩的洪湖。是冬天，湖水很淺，船經常擱淺，但是這並沒減少我們坐在船上的好心情。蘆葦蕩一個接一個，船兒所到之處，野鴨撲簌簌驚飛。一時間，綠色的棕色的的蘆葦像屏障擋住了視線，前麵似乎無路可走，走到頭，船夫輕輕一撥，前麵豁然出現開闊的水麵，一望無際。我們不斷地唱著：“洪湖水浪打浪……”愜意，暢快，新鮮，同時也為不必雙腿趕路而高興。
又經過一天的急行軍，終於到達湘鄂西根據地的心髒——瞿家灣。我們住的那條街上都是當年共產黨湘鄂西省委的各種機關的遺址，有省政府、組織部、武裝部、紅旗報社、蘇維埃政府、軍事委員會、列寧飯店、列寧小學。可惜都是年久失修牆皮脫落，保存得非常不好。放下背包我就去參觀湘鄂西省委會遺址。我像發現了革命的寶藏，以極大的興趣追蹤革命者的遺跡。洪湖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講不完，聽不完，抄不完。那幾天幾乎所有的時間我都泡在這裏。
我抄錄了“工農革命軍歌”（用的是“蘇武牧羊”的曲調）。抄錄了第一次革命戰爭時期的曆史標語、十大紀律、士兵十願、革命條令、當地流行的革命歌謠，還有一份革命老人崔聲棋寫的珍貴的革命回憶錄。有一首宣傳詩是我從來沒見過的形式，叫寶塔詩，第一行一個字，第二行兩個字，如此類推，整首詩形成一個寶塔狀。
各路在此停留的“長征隊”請老赤衛隊員黃小炎和長征老紅軍蔡必伍給我們講革命故事。我們還去參觀當年賀龍的隊伍打了勝仗舉行慶功會的場子。帶路人告訴我們：這就是當年賀龍講演的台子，這就是擺放繳獲的三千支槍的地方。我們又被帶到當年白軍屠殺革命者的刑場。這是一片稻田，稻苗已經綠油油的，田埂上頭罩蘭帕，腰係花圍裙的婦女挑著擔子來來往往。就在這片稻田裏，三十多年前，在一個早上就有七十多個革命者被白軍殺害，有本鄉的，也有外鄉不知名的革命者。他們被白軍推進稻田，然後被殘忍地用牛拉犁耕過他們的身體。他們犧牲前怒視白軍劊子手喊道：“二十年以後再見！”鮮血染紅了整個稻田，整個山坡。革命失敗了，根據地被徹底摧毀。
為什麽湘鄂西根據地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瞿家灣的人們印象最深的，還不是洪湖地區人民與白軍的鬥爭，而是極左路線。在瞿家灣聽到最多的一個名字不是賀龍，而是“夏曦”——不是英雄，沒有讚揚，有的隻是同仇敵愾的譴責——一個殺人魔王，一個共產黨殺人狂。就是他導致了紅軍和洪湖根據地的覆滅。老紅軍們至今談起當年的左傾主義路線還是痛徹心腑。
夏曦是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一個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忠實的執行者。從1931年到1933年間他在湘鄂西地區以清除“改組派”（所謂的混入共產黨內的國民黨反動派）為名，在紅軍內瘋狂地發動了四次“肅反”。他們半夜裏偷偷摸進革命者的家，一個黑口袋套在頭上，不由分說，拉出去就給幹掉，拿石頭砸，大刀砍或者活著就石沉洪湖。一時間從蘇區中央的領導到紅三軍中排長以上的幹部數萬人全部都被當作“改組派”殺死，換上了一批沒有戰鬥經驗的新人，白軍乘機進攻時，這些幹部毫無經驗，一打仗就吃敗仗，很快革命慘遭失敗，紅三軍斷送在夏曦的手中，湘鄂西蘇維埃根據地落入國民黨之手。
我為這些事情深深震驚，震撼。直到這時我才意識到鬥爭不僅僅是和敵人，還有一種鬥爭在革命隊伍中進行，叫做路線鬥爭，其嚴峻性甚至不亞於和敵人的鬥爭，而且一旦錯誤路線占上風，它對革命的破壞力比敵人的進攻要大上幾倍幾十倍。過去學黨史時也知道王明路線給共產黨組織造成的損失，但是遠沒有在洪湖地區聽到的那麽具體，那麽詳細，那麽血淋淋。
我當時在日記上記下了感想：“戰爭時期多少優秀的人民的兒子犧牲於錯誤路線之下，今天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依然存在，一旦錯誤路線占上風，它對革命的破壞力比敵人的進攻要大上幾倍幾十倍。如不徹底批判，二十年後遲早要出現人頭落地的現象。”但是什麽是“當前的錯誤路線”，全國人民都蒙在鼓裏。我怎麽會想到，報紙上天天口口聲聲批判的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中最大最粗的一條正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從頭至尾就是在這條錯誤路線中蹚渾水呢。
若幹年後翻看曆史，當時正是斯大林在蘇共黨內進行大清洗的時候，中國的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當仁不讓地緊跟上，“大清洗”不僅僅在湘鄂西根據地進行，事實上中共成立後不久，就開始了對自己人的清剿，1930年，毛澤東親自領導的“肅反”（富田事件），導致幾萬名紅軍和根據地內的革命群眾被當做“AB團”慘遭殺害。1931年閩西革命根據地六千多紅軍被當做“社會民主黨分子”殺害……據1991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卷記載：因“AB團”被害七萬多人、“社會民主黨”六千三百五十二人，“改組派”兩萬多人。這可能還是縮減了的數字，據蕭克將軍回憶錄記載，中央蘇區肅反累計屠殺了十萬紅軍。罪孽啊！
在瞿家灣，地方政府招待全體串連紅衛兵吃了一頓紅燒洪湖野鴨。接待站前麵的街上擺了長長一溜桌椅，排坐著串連的學生，一人一盤紅燒野鴨。幾個當地的青年一邊熱情地給我們添飯添菜，一邊站在桌旁高誦毛主席語錄，表演湖北漁鼓，眼睛裏流露出發自內心的熱情和真誠。這種眼神在文革以後再也找不到看不見了。
在瞿家灣又遇到了一件巧事，那天下了一天雨，晚上我和小姣在廳堂烤火，進來一個像外國人的美男子，高個，像個長腳鷺鷥。我覺得他眼熟，仔細一看竟是托兒所的小朋友蕭鐵柱，他是蕭乾和英國太太的孩子。我們的父親在一個單位工作，所以他也還記得我。他告我他已經獨自步行了去了福建江西的紅軍根據地，正準備步行到越南參加抗美援越。我羨慕不已，暗下決心我的下一步計劃也是去越南。
又一天中午到達朱河公社，受到了貴客般的招待。當地領導擺了一桌桌豐盛的菜肴，有魚有肉有雞鴨。好多天沒有吃這麽好的東西了，坐在桌邊已經饞得涎水暗暗直流，可是剛剛拿起筷子，有一個紅衛兵頭頭站起來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嚴防走資派用糖衣炮彈拉攏腐蝕紅衛兵的警告。 “走資派”尷尷尬尬地賠笑點頭，真讓人同情。警告是警告，並不妨礙大家包括紅衛兵頭頭把盛宴席卷一空。
還有幾十裏地就到達嶽陽，前麵是波瀾壯闊的長江。我們坐著木船，由艄公把我們擺渡過江，在船上想象著“百萬雄師過大江”的豪邁場麵，不禁高頌“鍾山風雨起蒼黃……”。
到達湖南省的嶽陽後，見街上街上貼滿了公告，要求大學生回校“複課鬧革命”，大學畢業生聽候分配，我們的長征隊宣告解散。 我們和西北工業大學的長征隊員開了話別會，感謝他們一路上對我們的照顧。
第二天我和小姣出門去看嶽陽樓。一出門竟然遇上了小姣的弟弟！原來小姣的媽媽在北京始終得不到我們的消息，急壞了，就讓小姣的弟弟出來尋找我們。她弟弟在沿著京廣鐵路線的幾個大中小城市的接待站一一尋找，剛剛到達嶽陽，就在這個接待站門口碰上了我們。簡直是不可思議，中國這麽大地方，人海茫茫，竟能在這個陌生的小地方的這一個時刻把針撈上來了！早晚半分鍾都會錯過碰麵的機會，這隻能說是上天的安排。我們三人又驚又喜，一起去參觀了嶽陽樓。到了嶽陽，由範仲淹的《嶽陽樓記》而出名的嶽陽樓是一定要看的。
四五十年後，小姣還在說，我弟弟對你印象可深了，每次見麵都要提到那次嶽陽偶遇：“劉海鷗破衣拉撒，拄著一根拐杖，像個叫化子。”我們那時就是這個形象，沒有人覺得奇怪。
我們在車站等了近一天，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車。
2019年6月，由當年的長征隊長傅瑞亭召集，6個長征隊員在傅隊長的家鄉鄠邑縣會麵，在傅隊長的熱情款待下度過了愉快的兩天，還和幾個未能到場的同學視頻通話。這是五十三年來我們第一次聚會，完全是出於機緣巧合，傅隊長已經是知名書法家，一次在我和他在網上偶然相見，就有了這次會麵。
一個殺人魔王，一個共產黨殺人狂。就是他導致了紅軍和洪湖根據地的覆滅。。。。
夏曦是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一個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忠實的執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