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我們家——文革來了
按兵不動
文革來了。
文革本是毛澤東借文化之名，假群眾之手，發起的黨內大清洗運動。六億人民沒有一個人知道上麵怎麽了，要幹什麽，卻像患了失心瘋般狂熱地投入了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份，爸爸那些在安陽四清的幹部突然接到“命令”撤回北京。此時文革“烈火”已經點燃。全國上下開始陷入混亂之中。人民文學出版社還算文明，沒有打人、“坐飛機”、唱“嚎歌”、掛黑牌之類的刑罰，除了一些大專院校的紅衛兵突然闖來攪和一下外，基本上在工作組的領導下有條不紊地批判出版工作中的“資產階級黑線”。
積十幾年之經驗，對於暴風驟雨式的革命運動爸爸采取了謹慎的觀望態度。他文革中的日記和以前以後的都不一樣，不加評論不談感想，隻是謹慎地記錄了每天的活動，還有批判會發言的摘要。我發現其中有兩處記載了對他的批判，一個積極分子趙某侯在批判樓適夷的會上矛頭指向爸爸：“劉遼逸四清回來已經好多天了，揭得很少，還說‘還要想一想’，就是‘還要等一等’的意思……，階級敵人如此猖狂，難道我們還能等嗎？”過了幾天還是這位積極分子又在會上批判：“劉遼逸、許磊然運動開始按兵不動。……”這回爸爸沉不住氣了，在日記中駁斥道：“真的按兵不動嗎？階級鬥爭的複雜性，不是趙不認識，就是把自己打扮成左派的樣子。”
“按兵不動”——是爸爸在文革中的表現，和我了解的他很一致。當時我對他的態度不以為然，幾十年後再看，會心一笑。其實他也迷惑得很，不知道該批些什麽，他在日記中寫道：“為什麽對樓（適夷）的問題想不出關鍵問題？”隻好找自己的原因：“由於自己思想上也有黑線，看不出對方的黑線。（也因為）沒有和他共同製定什麽大政方針。”
爸爸不過是一般職員，跟著喊喊口號的那種（當年拒絕從政當官真是明智！）。當然他得寫大字報，按照工作組的部署，每人或兩個人分一個題目，有組織有係統地批判社領導。我曾經去出版社看過大字報。內容多是空話，沒看進去多少，倒是為大字報上漂亮的書法所傾倒，盡是有名的文化人所寫。盡管是大字報，揭發批判或自我認罪，字寫得絕不苟且，楷書行書甚至草書，琳琅滿目，簡直可以開一個書法展覽會。看著與大字報火爆內容不相協調的優美書法，暗想，這些文人即使什麽都保不住了，字總是奪不去的。又想，若把這些大字報收集起來帶回家去，多麽難得的財富，可惜不到一天就被覆蓋，之後都變為一堆垃圾。
上班隨大流，周末照常去公共場所下棋，爸爸要不然就是不理解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要不然就是心懷異議。六七月的一天我和他去文化宮看文藝表演，節目基本上是大型歌舞《東方紅》的套路，還可以看得下去。演出還沒結束，衝上來一群穿黃軍裝的年輕人，堅定地甩動胳臂，踏著鏗鏘有力的步伐，唱著“造反，砸爛，滾他媽的蛋”一類的歌曲。看得我熱血沸騰。隻見爸爸站起來離席，憤憤地說：“這是什麽東西，簡直胡鬧！簡直胡鬧！”那時我心裏對他是多麽失望啊。
運動越搞越糊塗，群眾開始分成派別，為一些永遠不可能說清的事情爭論不休。人人都以為自己明白，卻沒有一個人真正明白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目的到底何在。群眾們自發結合組成“戰鬥組”，冠以一個響亮的名字，均以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為宗旨批判另一派。批判的武器最後發展為武器的批判，全國人民卷入了一場為時三年的真刀真槍的大內戰。幸而出版社是文人堆，秀才們隻擅長打打嘴仗。爸爸也參加了一個叫“長纓”（取自毛澤東詩詞：“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戰鬥隊的名字均以取自毛澤東詩詞中的一個詞匯為時尚）的戰鬥組。他還是經過了一番考察的呢，覺得此戰鬥組言之有物，並非胡攪蠻纏之輩。滑稽的是，一天之後爸爸回家，苦笑道：“我被‘長纓’開除了。因為對立的組織貼大字報說‘長纓’網羅叛徒劉遼逸，他們為了保證組織的‘純潔性’，宣布把我開除。”此事並沒在爸爸心中泛起任何漣漪，自運動一開始，他就是被動的，被裹挾著走。不參加倒清閑。所謂“叛徒”問題，就是一九三九年出獄時的登報聲明。爸爸做過無數次交代，早就有了結論，早已麻木不仁，隨別人怎麽說吧，就當是一個笑話講給大家聽。孩子們哈哈一笑，喊一聲：“小爸子，真可憐！”
焚琴煮鶴
形勢變得緊張起來。八月十八號是個信號，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的代表，戴上紅衛兵獻的袖章。林彪在大會上號召“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紅衛兵——在毛澤東支持下成立的為達其目的而衝鋒陷陣的組織——立即走上街頭開始了大規模的“破四舊”運動。他們衝進機關學校商店飯館寺廟教堂和私人住所，摧毀一切他們看著不順眼的東西。而《人民日報》在八月二十三日發表的社論《好得很！》更為紅衛兵的瘋狂舉動推波助瀾。
我們家的孩子屬於“黑九類”之列，與紅衛兵無緣，但是我們仍然是要革命的青少年，要緊跟毛主席，要積極響應林副主席的偉大號召，自覺地破自己家裏的四舊。幾大書櫃俄文書就是修正主義的東西，我和妹妹把它們統統從書架上卸下來，一本本地撕掉封麵的硬殼，裏麵的紙芯準備去賣廢紙或者燒毀。爸爸下班回家看見他心愛的俄文書皮肉分家地堆在地上，極為少見地大發脾氣，跺腳喊道：“有用的，都是有用的！”急急忙忙撿起來，吹吹這本，撣撣那本，收走了。我不懂俄文，不知我們毀掉的是些什麽書，心裏覺得爸爸不革命，但也不敢太造次了。如此俄文書保留下了大部分，多是些第一版的珍品，可以上溯到三十年代。爸爸去世後全都捐給了北京圖書館。
保姆阿巧更積極，她根本不懂什麽叫革命，隻是是護主心切，怕我家遭難。她把家裏北房外廊柱上的木刻楹聯卸下劈了當柴燒（被燒掉的木楹聯寫的是：“東魯雅言詩書執禮，西京明詔孝弟力田”）；把堂屋牆上的四幅“春夏秋冬”的湘繡屏條剪成條條縷縷；把爸爸書房於右任書的中堂扯下撕碎；把爸爸最心愛的河南梆子和蘇聯歌曲唱片一張張砸成碎片。這還不夠，又在院子的一角盤了一個灶，沒日沒夜地燒書，直到引起街道居委會的懷疑，上門來查問才作罷。
好了，即使如此自己造自己的反，還是躲不開紅衛兵來造反。家裏來了幾撥紅衛兵，書的劫難終究躲不過去。爸爸在八月二十五日的日記中語氣十分謹慎地記載：“女十一中紅衛兵幫助我們整理書籍及其他東西。當晚美院附中的紅衛兵來拉洋書舊書，我家一部分有毒素的書被拉走。書籍很多，還要繼續清理。”
女十一中是妹妹的學校。美院附中就在我們胡同口，負責破我們這一片街道的“四舊”。兩個學校的紅衛兵各自隻來了一趟，沒有再回來，我們家隻有書，什麽四舊和貴重的東西也沒有，不過這一趟他們已經是大有斬獲。我記得那個領頭的美院附中紅衛兵把臉貼在書櫃前，推推眼鏡，兩眼放光，說：“我倒要領教領教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是怎樣變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他們把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幫助整理”完，再一“拉走”，足夠他們領教的了。我的一個在美院附中上學的好朋友告訴我，學校的四樓一個有天窗的大畫室裏，堆積著抄來的書和畫冊，紅衛兵可以隨意出入，好書都歸為己有，特別是畫冊。朋友說，你想象一下，假如有一雙眼睛從天窗往下看，就可以看到這樣一幅畫麵：滿地是打開的畫冊，紅衛兵們趴跪在地上揮舞剪刀，正在搶著搜剪有參考價值的畫頁。
造反還不忘專業，我倒覺得這樣的學生壞不到哪裏去。
家中少數書籍虎口餘生，但也不敢擺在台麵上了。那陣到我家去看看吧，書櫃裏還是滿滿的，都是馬恩列斯毛及形形色色的革命書籍，麵孔肅穆，讓人無話可說。
房子也沒了。紅衛兵一紙通令，私房一律交公。我們的四合院毫無例外變成了公房。既是公房，公家有權處置，又安插了幾家人進來。我們全家擠進了北屋。
阿巧文革一開始就驚呼：“共產黨要共產了！”真叫她說著了。
表嬸之死
比起喋血殺人來說，上述的一切都不算什麽。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上接見了紅衛兵，親口對一個女紅衛兵宋彬彬說“要武嘛。”之後宋彬彬變成“宋要武”。紅衛兵在“要武”精神的鼓勵下變成了血腥、酷刑、殺人不眨眼等等罪孽的代名詞。“紅色恐怖萬歲”口號響徹北京。文明的北京古城中最優秀的中學師大女附中首先開創打死校長的先例後，打死人的事件天天都在發生，紅衛兵的暴行已經刹不住車了，中國正在變成血腥的屠場。
我正在北京師院附中當語文課實習教員。師院附中百分之八九十的學生都是附近各軍區大院的子弟。高幹子弟已經瘋狂，而軍人的子弟更其恐怖。他們打起人來如同他們的父兄，不要命。他們把校長艾友蘭打得遍體鱗傷，教導主任趙幼俠打得近於精神失常，老一些的教員也都遭到毒打。最後打人打得失控了，一個女老師被殘酷地打死了，幾年以後我才震驚地發現她竟是我們劉家的親戚。
她叫喻瑞芬，中國大學生物係畢業，後在北京師院附中教生物課。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取消了教書的資格，留在生物實驗室裏打雜。我在學校中見到她時最多點個頭，從來沒說過話，更不知道她和我家有什麽關係。
一天晚上，牛鬼蛇神照例排著隊唱“嚎歌”。這是牛鬼蛇神們一早一晚必經的儀式，就像革命群眾的“早請示晚匯報”一樣。喻老師也在牛鬼蛇神之列，她唯一的罪名是“右派”。一群紅衛兵拿著皮帶監督，突然有人說，喻胖子把“我對人民有罪”唱成了“人民對我有罪”，於是皮帶棍棒齊上。像這樣的毒打，喻老師已經挨了不知多少次了。她很胖，胖人在中國被認為是養尊處優的象征，總是比別人遭到更多的侮辱（我從小就很胖，深深體會到國人對胖人的歧視和仇恨。我後來也差點被打死，胖必是其中一個原因）。
喻老師是如何被打死的，我沒有看到。某個雨過天晴的日子，紅衛兵把全體老師都轟到外麵，“去看牛鬼蛇神的下場”。在後操場的沙坑裏我們看到了喻老師。她的屍體橫臥著，頭埋在沙坑積蓄的雨水中，身子在外，赤腳腫脹，滿身瘀青，慘不忍睹。每個老師都被眼前的情景震懾，嚇得一聲不敢吭。
幾十年後，我在澳洲讀了一本書叫《文革受難者》（王友琴著，開放雜誌出版社 2004年5月），竟發現在第四百六十一頁詳細地記載了喻老師的死：
喻瑞芬被打死的那天早上，紅衛兵把她從家裏抓到學校，把她剃光了頭。師範學院附中的老教師比較多。當時，已經有50名老師和職員被列入學校的“專政隊”，又名“勞改隊”，先後遭到毒打和侮辱。
一群紅衛兵湧到生物教研室的辦公室裏，喻瑞芬縮到牆角。紅衛兵過去拉她打她。她摔倒在地上，有紅衛兵就提起她的兩條腿，把她從辦公室裏拖出來，拖出樓道，拖到樓門口。
生物教研組辦公室在一樓。樓門口有一個水泥台階。目擊者說，紅衛兵學生倒提著喻瑞芬的兩條腿下台階的時候，她的頭就在一層層水泥台階上咯咯地碰撞。喻瑞芬被拖到樓外後不久，就昏迷了。有一個紅衛兵到學校開水房提來一桶開水，澆在她的頭上，臉上和身上。經過大約兩個小時的折磨，她死了。
……
紅衛兵學生把喻瑞芬的屍體放在學校的後操場上。天氣很熱。蒼蠅很快就飛來屍體上麵。有人拿來一個草席，把屍體蓋上。有紅衛兵學生把‘專政隊’的人召集來，指著喻瑞芬的屍體說：‘這就是你們的下場。’然後，紅衛兵拿著皮鞭命令‘專政隊’裏的老師圍繞著喻瑞芬的屍體站成一圈，打喻瑞芬的屍體。喻瑞芬的屍體已經被沸水澆燙過，一打皮肉就碎了。”
王友琴在寫此書時訪問了成千上萬個親曆者、見證者和死者家屬，材料應是翔實可靠的。後來我又從一個雜誌中得知，師院附中的一個學生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逼迫喻瑞芬沿著操場跑圈，當她跑不動時，就拿軍用武裝帶抽她，直到她倒斃……（《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
總之，殺人嗜血，紅衛兵無所不用其極。
直到現在，我很難對紅衛兵做到理解和寬容，因此在這裏記上一筆：師院附中女生中打人最狠的是以初二的X超英為首一群女紅衛兵，那個女孩子纖細端正，卻凶狠瘋張，老師們視之為女魔頭，見了她都心有餘悸地繞道而行。男生中則是以初二的一個叫X四野的為首，他差一點把我打死（我那年僅僅十九歲！），隻是為了取樂。他滿臉橫肉，滿眼凶光，看你的時候，讓你覺得那不是人的而是某種獸類的目光。
大約在八十年代初，喻老師死後十五年，安徽老家來了一位年輕人住在我家，稱我爸爸為大伯。他是為了她母親平反的事情而來，還希望能接替母親的工作。說起如此這般，我才大吃一驚地知道他的母親就是喻瑞芬老師，我們劉家的親戚——我爸爸表弟的老婆，我應該稱她表嬸。
這個表嬸和我們家的關係是這樣的：
我爺爺哥兒仨上頭還有一個大姐，即我爸爸的姑姑，我的大姑奶奶。後人對她的事情知之甚少，甚至連她的名字也沒人記得了。族譜上隻有“女”一字。她早年嫁入吳家。吳家為小地主，老實忠厚。大姑奶奶為吳家生了五個孩子。第五個兒子吳孜後來當了國民黨憲兵，解放後鎮壓反革命運動時被槍斃。他的老婆就是喻瑞芬（丈夫死後，她又再嫁），而我親眼看到了她的慘死。
後來爸爸幫助喻老師的兒女在安徽找到了工作。
疼在爸爸心上
文革開始之初，我們這些孩子還年輕，曆史還是一清二白，但是我們的狀況都不樂觀。我們所有的遭遇都和爸爸有關，準確說是和他的父親有關。這是爸爸最大的疼，是疼在心上的。
當我像傻瓜一樣，舉雙手讚成並全身心投入文化革命，卻迅雷不及掩耳地被人革了命。老師就是學生的革命對象，十九歲的我也不能幸免。學校裏搞人事或者搞共青團的幹部為了保護自己，拋出了老師們的人事檔案。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家庭出身已經從“職員”變成了“反動地主”。我背上了“隱瞞家庭出身”的罪名。
我常被學生辱罵，推搡，這倒也罷了，鬥爭還在升級。
六月學校去農村夏收。學生們橫眉立目地監視著我，防止我“搞階級破壞”，不過他們抓不到把柄，我埋頭幹農活，得到農民的誇讚。輪到我們班幫廚那天，我拿起菜來要洗，學生厲聲說：“你放下！”拿起菜刀切菜，“你放下！”拿起麵團包包子，“你放下！”一切入口的東西都不讓我碰。幾個學生像防賊一樣盯著我，眼鋒像刀子一樣尖利。大師傅也用一種奇特的目光看我。我不知道錯在哪裏，十分委屈，隻好掃掃地擦擦桌子，實在沒事就打蒼蠅。
哪知回到學校，謾罵和侮辱的大字報已經在等著我，初中小孩更是對我拳打腳踢，惡言辱罵，弄得我暈頭轉向。看了大字報上的內容才知道竟是如此荒誕無稽，說我在鄉下幫廚時把馬糞和捉到的蒼蠅放到學生的飯菜裏，毒害革命學生，致使很多人生病拉稀。我的“反革命罪行”立即在學校引起“公憤”，遭到學生批鬥和打罵。
我回家說了此事，爸爸萬分心疼，說：“學校肯定有問題。”他馬上寫了一封信給北京市委和師院工作組，要求製止學生打老師的行為，信中說：
“請趕快製止師院附中打人現象
師院工作組負責同誌：附中的革命運動自六月一日開展以來，群眾已經發動起來，搞得轟轟烈烈，形勢是好的。
但據了解，也存在一些問題，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打人現象現在仍然一再發生。運動剛開始革命左派激於義憤，打個把黑幫分子是可以理解的。但工作組到附中已經二十多天，打人現象仍在繼續，這樣壞人就可能乘機搗亂。壞人打著紅旗搞混戰一場的陰謀，利用學生沒有鬥爭經驗，挑撥左派革命學生毆打一些中間的，或一時被黑線蒙蔽的老師，或一時還沒有站穩立場的老師。這樣不分敵我友地亂打一陣，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政策的。是迅速製止這種現象，趕快加強附中運動的領導的時候了。引導學生進行說理鬥爭，不然會給運動帶來難以彌補的損失。 1９６６年６月”
我一直不知道爸爸曾寫過這麽一封信，隻是在他去世後從他的信件草稿中發現。看到爸爸焦慮的話語，我唏噓不已。我能體會，他想到女兒受到侮辱時心如錐刺。他的信件在當時必然是石沉大海，但即便是一粒小石子，他也要投入滄海，力圖激起一些浪花。
這才是文革剛剛開始，還沒有到瘋狂嗜血的“紅八月”。爸爸不知道更殘酷的暴行在等著我。
無壽無疆
我相信文化革命是“一場觸及靈魂的大革命”，我竭力跟隨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改造自己。爸爸對我在文革中的表現從來沒有說過什麽，直到他去世以後，我才從姐姐海燕的嘴裏得知，他對我是有怨言的。海燕每次和我吵架就要數落我的“極左”，理由是文革帶著紅衛兵來家裏抄家。此事我一直不願意提起也不想解釋，她更以為我是默認了。爸爸去世後那幾天，她的心情和身體非常不好，情緒幾乎失控，為一點小事又大發雷霆，站在大街上對我破口大罵，又是抄家的事。她說，爸爸對此事一直耿耿於懷。我聽了半天無語，帶人去抄家的事是有的，但是抄家的前因後果哪裏是一句話能說明白呢？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厄運突然降臨到我的頭上。那天媽媽起草了一份大字報稿讓我抄寫。內容是我們的房屋已經交公。我家有三千元存款，存折已經交給單位領導，由銀行凍結。再表示一下徹底革命的決心。大字報就貼在廊簷下花房的玻璃上，為的是讓鄰居、街道積極分子或任何闖進來的人都可以看到。我寫好了以後就貼出去了，忘記檢查，沒有發現上麵有一個致命的錯誤：在結尾三呼“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時，我出了一個筆誤，寫的是“祝毛主席無壽無疆”（寫至此時，電腦自作聰明地排出了“祝毛主席無首烏江”幾個字，真反動！再一想，當時若真如此，還有文革這一劫難嗎）。
當住在西屋的街道積極分子貴子媽指出了這個錯誤，我全身的血液都僵住了。在紅色恐怖漫天籠罩的時期，寫錯這麽一個關鍵的字是可以送命的，不僅我一個，而且全家的命都可能送掉。這樣的事在文革中屢屢發生。寫錯字的人被當作反革命活活打死，甚至連一個八歲的小孩都不能幸免。那年月很多人都犯“無壽無疆”這個錯誤，不奇怪，筆頭總是跟不上心中默念的詞語，要寫“萬”時，已經默念到“無”，下意識地就寫下來了。問題是紅衛兵絕不會認為你是寫錯字，而認定你是惡毒詛咒偉大領袖毛澤東。
家裏人圍著這張大字報團團轉不知如何是好。把大字報撕了吧，絕不能，自從毛澤東說“大字報好得很”，隻要大字報一貼在牆上，無論誰寫的，就如同聖旨上了牆，誰敢撕就是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罪加一等。
我立即寫了一份檢討和批判自己的大字報貼在旁邊，但對這張“反革命大字報”又該怎麽辦呢？居委會主任王大爺得到消息趕了過來。他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平日對我家不錯。麵對如此重大的問題，他也不敢作主。因為落款是我媽媽的名字，王大爺就報告了婦聯。當時媽媽正在上班，領導告訴她說，你家出了事，你女兒寫了反革命大字報。媽媽立刻回家，婦聯也跟來了兩個領導，他們的處理意見是，讓我自己向師院附中的紅衛兵報告。聽到這個決定真如五雷轟頂，怕就怕師院附中的學生知道。他們剛剛打死了生物老師喻瑞芬和數學老師田欽的弟弟。在校外他們還打死了一個糧食學校的“狗崽子”。現在正掄著大皮帶在社會上到處抄家打人呢。可是不報告又不行，如果婦聯和師院附中互相通氣呢？婦聯的極“左”分子王某是個中層領導，正在不依不饒地把媽媽往叛徒特務方麵打。而她的女兒就在師院附中上高一，永遠是一臉殺氣騰騰，對我尤為仇視，一見我麵就雙目噴火。
全家人坐立不安地度過了一晚上，我一宿簡直沒法睡覺。
第二天早上我戰戰兢兢地返回學校，心情如同自行押赴刑場，我想今天我肯定沒命了。
萬幸啊萬幸，紅衛兵中最凶狠的那一幫都外出抄家去了，紅衛兵總部裏隻留了幾個對打人抄家不是那麽熱心的學生。為首的高中學生是民航局長曠任農的兒子，大高個子。文革前這孩子的穿著不象一般的幹部子弟那樣樸素，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經常穿一件天藍色的開絲米毛衣、米色哢嘰褲在籃球場上馳騁。上籃的姿勢帥得很，疾跑三步，躍起，展腹，投籃。他留給我的印象是個公子哥兒類型的人。文革中也未見他在整人的行列中出現過，很是低調。我顫聲向他匯報了“反革命大字報”的事件。曠公子沒有對我吹胡子瞪眼，隻是麵無表情地對其他人說：“走，去看看。”
一幫人騎著自行車由我帶路到了我家，隨便瞭了一眼大字報，也沒說什麽。他們感興趣的是抄家。曠公子打開衣櫃，一眼看見了媽媽的德國照相機，拿起來：“嗬，還是萊卡的。”把玩了一會兒，說：“這個得帶走。”又翻出媽媽的皮大衣，說：“這個得拿走。”除了這兩件東西像點樣，家裏還真找不出什麽亮眼的東西。正在翻著，王主任來了，是阿巧急急忙忙把他找來的，問他們：“你們是哪的？”他們回答：“師院附中的。怎麽啦？”王主任說：“我們這裏的抄家不歸你們管。你們回去吧，我會通知我們這片的學校來抄家的。”曠公子那幫人也老實，說：“那叫我們來幹嗎？”放下東西，悻悻地走了。
我鬆了一口氣，這場災難算是躲過去了。
這就是所謂“帶人抄家”的全過程。爸爸在上班，具體過程他不清楚，回家隻聽阿巧匯報海鷗帶人來抄家了。
“四野”們
第二天到學校我還是戰戰兢兢，沒有發生什麽事，沒有紅衛兵來圍剿，也沒有貼我的大字報。心裏暗喜，這件事就這麽過去了！
沒那麽簡單。
下午我回家的時候，經過校園門口的花壇。花壇邊上坐著一圈初中的紅衛兵，其中一個人勾起一個手指頭把我叫過去，這是打人最瘋狂的初二學生X四野。聽聽這名字就知道他的父親是個打過仗的軍人，而且是對軍旅生活特別留戀的人。那時候我對軍幹子弟是很恐懼的，他們打起人來如他們的父兄，不要命。這個X四野文革前是學習紀律都特別差，混蠻不講理，無法無天的問題學生。在教研室經常聽到老師和班主任對他的抱怨。文革中他更是肆無忌憚，打人如同惡魔。由於殘忍那張臉都變了形，滿臉橫肉，滿眼凶光，看你的時候，讓你覺得那不是人的而是某種獸類的目光。老師人人見了都害怕，繞道走。他見了我總是惡狠狠地瞪著我，像要吃人，並且一定要因為我的胖辱罵幾聲。
此時他勾起一個手指頭把我叫到跟前，問：“聽說你寫了反動標語？”我答：“那是筆誤。”他一下子躥起來：“你竟敢狡辯！你什麽出身？”我答：“職員。”“問你爺爺呢！”那陣人們的出身要從爺爺算起。我老老實實地答：“地主。”（我當時對爺爺一無所知，根本不知道他是一個國軍將領，真的以為他就是農村一個土地主）一個巴掌向我臉上掄上來，“你這個反動地主的狗崽子，竟敢隱瞞出身，看我不打死你！”這是我平生第一次挨嘴巴子，我體會到了什麽叫眼冒金星。又一個巴掌扇過來，我的頭發披散在臉上。我不說話也沒吭聲。我的沉默惹起他更大的火來，他抄起一把鐵鍬（我現在總想不明白他手邊哪來的鐵鍬呢？）照著我渾身亂打。我沒有躲閃，隻是本能地背轉身，避免他打著我的前身。我自始至終咬緊牙關，一聲不哼。他越打越上火，鐵鍬暴風驟雨般落在背上臀上腿上。“哢嚓，哐啷啷啷”鐵鍬鏟飛出去，鐵鍬把竟然被打斷了。X四野掄起剩下那截鐵鍬把，劈頭蓋臉朝我頭上打來。似乎還有人一起打，我已經蒙頭轉向看不清了，但我盡量地保持平衡，我知道一倒下，那幫人將蜂擁而上，就像野獸撲鬥獵物一樣，我的命就沒了。
命不該我死，正當我趔趔趄趄快要招架不住，救星過來了。一個高二的學生經過此地，他名叫X二七（大名隱），“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師院附中的紅衛兵分好幾派）領導小組的成員之一，可能覺得過份，走過來一把攬起X四野的肩膀，稱兄道弟地把他帶走了。旁邊看熱鬧的同學，嘴裏罵罵咧咧的，也就無趣地散開了。
我推著自行車離開校園，自行車扶手上掛著毛主席像。那時候每個人的車把上都有那麽一幅像，意思是由毛主席給我們把握方向。我做得非常精巧，把毛主席的彩色照片裝在一個小鏡框裏，又在扶手上做了一個支架，支撐著鏡框。這個裝置引起了很多人的讚歎和羨慕，有些學生還讓我為他們也做一個呢。忍著疼痛騎上了車，麻木地行進著，毛主席為我指引著道路……我這才流下了眼淚。
回到家我的臉已經青腫，媽媽驚奇地問：“臉怎麽了。”我說：“從自行車上摔下來，栽到路邊的灌木叢裏了。”媽媽心疼地責怪：“怎麽那麽不小心呀，命都會沒的！”晚上洗澡時看見胳臂上背上屁股上腿上全都是青紫瘀血。盡管是盛夏溽暑，我隻能穿著長袖衣褲，生怕爸爸媽媽看見。
一想起這樁事，我對X二七充滿感激之情，但是我從來沒有和他說過話。不久軍隊裏也搞起文化革命，他的父親軍中某司令部高級將領被揪鬥後，據說是跳樓“自殺”（文革中很多“自殺”是“被自殺”，故打引號）。這以後他的麵色蒼白陰沉，一臉孤傲，很多幹部子弟在家庭失勢後，都變成這個樣子。
幾十年來我沒有對任何人說起過挨打的事情，我覺得是自己的恥辱。恥辱不在於寫了“反動大字報”，而是被人毆打——如此地想革命，卻遭到“革命派”的無情毆打——莫大的諷刺啊！
事件發生的時候海燕在新疆，根本不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隻是回京以後聽見爸爸或阿巧說了幾句，便對我抱有如此成見，以至幾十年後還在清算我的“罪行”。我不能再忍受，把事情的前因後果給海燕寫了一封長長的信，眼淚嘩嘩地流在信紙上。
海燕看完信後對我說了一聲“對不起”。不久她就因為惡疾去世了，在她走之前總算澄清了一個問題，少帶了一點對我的怨恨離開這個世界。可是爸爸那裏，我永遠也沒法對他說清了。
真慶幸我沒有經曆過那個全民瘋狂的時代，也希望有生之年都不要有這樣的經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