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三、能折騰的小姑娘
五十年代初我家搬進了景山後街碾兒胡同的一個四合院裏。我的兒童時代最愉快的記憶全部藏在這個院子裏。
大門洞的右手有一間小房，住著秀蘭一家。
左手四間南房，住著王大娘一家。北房五間，住著房東一家。東屋劉老太和她的兒子住了兩間，還有單獨一小間住著我的堂哥玉海。西屋是小牛一家。北屋的後麵還有一個小屋子還住著墨嘉一家人。
院子的西邊還有一個西院，南屋住的是曹老先生和太太，西屋住著林先生一家人，北屋就是我們家了。
我從小就愛折騰，不過這種折騰往往是和好奇心、求知欲相伴隨的。
院子裏就我家有收音機，北京人叫“話匣子”，是爸爸到派出所開了證明才買來的。每天早上打開收音機聽新聞，西院的鄰居都可以聽見。我很奇怪，一個小小的匣子為什麽能說能唱？南院的大娘說話匣子裏有小人，這更讓我好奇，一天我捅開收音機後麵的遮擋，隻看見一堆落滿灰塵的零件和電線。
家裏的書特別多，多是外文書，是爸爸幾十年來收集的。書架是白茬木包裝箱搭成的。我們就在木箱的包圍中睡覺。媽媽特重視我們的文化教育，她在全國婦聯保衛兒童委員會工作，可以收到全國各地新出版的兒童書籍，每隔一兩天她就借回一批書給我們看。還給我們訂了《小朋友》、《兒童時代》好幾種雜誌。
爸爸的辦公桌上永遠擺放著一疊寫滿譯文的稿紙，有一次我爬上桌子拿起蘸水鋼筆，想學他的樣子寫字，一下子扳倒了墨水瓶，稿紙頓時被染得墨藍，還洇透了好幾張。我知道闖了大禍，立即逃出房屋，到院裏大娘家避難。這些被墨水洇藍的稿紙，是爸爸正在翻譯的阿紮耶夫的《遠離莫斯科的地方》。
爸爸有兩套蘇聯出版的畫冊，十分珍愛，不許我們碰。一次我趁大人不在家偷偷打開畫冊。翻過幾張怡人的畫片，一幅恐怖的畫麵赫然跳入我的眼簾——一個老頭兩眼驚恐絕望，抱著一個滿頭是血的人跪在地上（掉地上那張）。我嚇得尖叫一聲，竄出房間，跑到大娘家躲起來。我長大一些才知道那幅畫是列賓的名作《伊凡雷帝弑子》（也叫《1581年11月16日恐怖的伊凡和他的兒子》）。
一天媽媽從單位借來幾套少數民族的兒童服裝，給我們打扮起來照相。海燕是彝族，克陽是朝鮮族，元元是蒙古族（實際上元元還小，放在托兒所沒接回來，穿蒙族衣服的是別人家的小孩）。我穿得最漂亮，但是誰也說不出是哪一族的服裝。至少我們知道了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
我經常不聽大人“拍花子拐小孩”的告誡，獨自到景山東街的小人書攤租本書看。一天正看得入迷，一個穿著肮髒長袍的老頭向我走來。和大人所描述的拍花子形象一模一樣。他一步一步走近我，我想完了，要跟拍花子走了。
老頭跟我說：“小朋友，不要怕，你知道毛主席嗎？”我點點頭。老頭說：“我是毛主席的老師。”我不相信，如果他是毛主席的老師，為什麽破衣爛衫？我匆匆還了書，落荒而逃。
後來學了課文《我的老師徐特立》，想，也許他真的就是毛主席的老師徐特立呢？
五十年代初期北京市民吃的用的是井水，家家進門擺著一個大水缸。我們胡同每隔一兩天有個駝背的老頭推著一輛木頭水車送水。水車停在門口，取掉水箱上的木塞讓水流進水桶裏，然後駝背老頭挑著水桶給各家的水缸灌滿。我覺得，老頭背上的大鼓包，一定是挑水壓出來的。
老尹推著一輛車賣冰盞。冬天，他的車上裝著一瓶瓶的紅果酪、蜜漬榅桲、海棠蜜餞，紅的粉的橘黃的，色彩誘人，一千元一碗，孩子們買不起。老尹為孩子們帶來了“糊塗糕”，那是煮紅果剩下的渣滓，二百元（二分）一勺，清涼甜酸。每次他來，我一定要買一份。
有一個吹糖人的，用空心麥秸挑起一拖糖稀，邊吹邊捏，幾下子就捏出一隻豬、老鼠、公雞，這些糖稀傑作對我們來說都是極端的奢侈品。吹糖人的也有為小孩子準備的經濟食品——用麥稈挑起一點糖稀，鼓起腮幫子一吹，吹出一個糖氣球，兩百元一個。媽媽禁止我買，說髒，但是隻要吹糖人的來，總能從我這裏賺上兩百元。
胡同裏經常穿梭來往的還有各種工匠磨剪子磨刀的，鋦缸鋦碗的，焊洋鐵壺的，修理雨旱傘的……有一次磨刀人來了，我拿了一把小刀去磨，磨好後磨刀人囑咐我千萬不要碰刀刃。凡是大人叮囑的事，我總是不相信，我用手指一抹刀口，立時一個大口子，鮮血冒出來。
王大娘住在南院，早年守寡，還要獨自侍養公公婆婆和四個孩子。媽媽請她幫我家做些家務和照看我。大娘永遠帶著慈祥寬厚的微笑，她的笑容就成了我撒嬌耍賴的通行證。星期一早上大娘給我穿衣服鞋襪，因為要上托兒所，我心氣不順，蹬著腿嚷嚷：“襪子穿反了。”大娘查查：“沒有反啊。”我說：“左右反了。”大娘笑了：“嗬，襪子還分左右呢。”便給我脫下來重新穿過。
雖然我任性調皮，但是已經把大娘當成了媽媽以外最親近的人，我把她的家當作我的另一個家。看她和麵做窩頭，等到窩頭下屜，滿屋是玉米香味的蒸汽。大娘必定掰給我一塊，加上幾根醬疙瘩絲或者雪裏蕻，別提多香了，可這是大娘家日複一日的飯食。
大娘的婆婆我叫老奶奶。一個晚上父母出去看電影，把我放在大娘家，我看見了老奶小腳的秘密。她揭開一層層的裹腳布，把我嚇得目瞪口呆——腳麵鼓起一個大包，沒有一個腳趾看得出形狀，沒有一個腳趾頭在應有的位置上，你擠我挨湊成一個尖狀物。老奶咧著嘴剪趾甲，她“噝”一聲，我跟著抽一口氣，問：“疼嗎？”老奶說：“造孽呀。”
東屋住著劉老太太和她的兒子劉老師。劉老太脾氣相當古怪，每次我到她家，她就揮舞著菜刀或笤帚把我趕走。我“冒死”闖入她家是為了她的兒子劉老師。劉老師大約二十來歲，麵孔白俊，和小孩子說話時認真地注視著對方，流露著慈藹和善解人意的目光。這種目光時常讓我怦然心動（才六歲左右啊，誰要以為小孩子不懂事，那就錯了）。我渴望多受他一次注目。
院子東南角住著我的堂哥玉海，我叫他二哥。他參加了朝鮮戰爭，1952年因為受傷從朝鮮戰場回來。二哥經常講朝鮮戰場上的事情，見人就撩起褲腿亮出槍傷。他還說親眼看見美國鬼子抓了誌願軍或朝鮮人竟然活活剝皮。我聽了嚇得渾身打顫，那時社會上盛傳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了，而且是原子戰，擔心戰爭爆發成為幼小心靈中唯一的一片陰雲。
二哥經常帶我出去玩，逛前門大柵欄、天橋。我們在天橋一逛就是一天，看耍猴兒的，打把式的，賣狗皮膏藥的，還有變戲法的，披著長袍一打滾就捧出一碗麵條、一缸金魚甚至一隻大缸。然後逛戲園子，嗑著瓜子看《櫃中緣》。跟著二哥我首次接觸了真正的老北京文化。
西屋林家的小女孩叫小乖，比我小一兩歲。有一次我欺負了小乖，小乖媽上門告狀來了。我迅速鑽到八仙桌底下，像狗一樣蹲著，雖無遮攔，卻以為這樣就可以逃脫罪責。小乖媽兩手謙恭地放在胸前，說話非常客氣，聲音也好聽父母道了歉，答應要好好地管教我，她很感激地離開了。
還有一件事我得說說，印象太深了。一天街坊大嬸到大娘家串門，說胡同裏有一家小兩口被煤氣熏死了。大嬸繪聲繪色地說，人死了男的……還在女的……裏麵，分都分不開。我嚇壞了，問大娘他們是壞蛋嗎？大娘含糊其辭地說是。第一次聽到的男女之事就以壞蛋的概念留在腦子裏了。
發行出版，會受歡迎！
看貓那小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