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我父母——北撤煙台 劉海鷗
北撤煙台
一九四六年初父母回到了廣州。媽媽在市立第二十七小學任教務主任兼教員，並與廣州地下黨重新接上了關係。爸爸則參加了廣東東江遊擊縱隊，它的前身是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縱隊。
東江縱隊改變了父母的命運。
一九四六年的六月，在東江縱隊的姨媽托一位同誌給父母帶來一封信，說接到命令，根據國共談判簽訂的“雙十協定”，兩廣（廣東廣西）遊擊縱隊將北撤山東共產黨占領區。北撤的人員也包括一些地方上政治麵目已經比較暴露的共產黨員，以及有技術專長的文化界左翼人士。組織上認為媽媽和爸爸符合這些條件，列在北撤人員的名單中，但是規定不能帶孩子。媽媽麵臨兩難局麵，或者舍棄孩子去共占區，或者離開丈夫留國統區。她選擇了後者，讓爸爸走，自己帶著海燕留在廣州，等待時機。
一周以後，東縱的同誌又來通知：所有母親都可以帶孩子同去，必須立即動身，因為第二天國民黨要實行全市大搜捕。媽媽大喜過望，背著海燕匆匆到了香港的大鵬灣——北撤隊伍的集結點。媽媽走得太急切，連轉黨員關係的介紹信都沒來得及開，後來雖然補開了，仍是惹來無盡的麻煩。
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北撤部隊出發了，登上了三艘美國艦艇，運輸艦588號、589號和1026號，還有一艘驅逐護航艦跟隨。根據協定，北撤人數限製在2400人。實際登船的人數是2583名，比規定的多出183人。海燕就是其中一個小小的超員。而在媽媽肚子裏的我，還是一個兩個多月的小“豆芽”，算是半個超員。
艦艇在海上顛簸了了五天五夜。媽媽在船上一直在嘔吐，最後吐出來的是綠色的膽汁。按她誇張的描述，差一點就把我給嘔出來了（好玩的是上小學時，同學們愛玩一個遊戲——歪批姓名。對我名字的歪批是：“你媽媽生你時留在海船上嘔吐，所以叫留海嘔”，還真沾點邊），爸爸也吐，所有的人都吐得一塌糊塗。盡管船上有美國人舉辦的各種文娛活動，打球、跳舞、電影，還有聯歡會，多數人都是躺在地上一動不能動。
終於在第六天，一九四六年的七月五日，軍艦到達了煙台港。一踏上煙台的土地，海上的辛勞頓時煙消雲散。迎接他們的是漫天紅旗，喧天鑼鼓，大幅橫標“歡迎勞苦功高的東江縱隊”，“歡迎戰功卓著相忍為國的人民子弟兵”懸掛在街上，還有載歌載舞的人群。煙台市的老百姓萬人空巷，夾道歡迎，把茶水、雞蛋、饅頭、蘋果、紅棗一把把塞到他們手中、口袋，讓人應接不暇。
到了煙台，黨組織要求黨員們交出組織關係介紹信。媽媽大吃一驚，原來介紹信不是自動轉過去的，需要自己帶，她怎麽不懂這個呢。經過繁雜手續和重重調查，直到一九五二年她的黨員身份才塵埃落定。不料再過十幾年，又變成了假黨員政治騙子，內鬥的伎倆之一就是寧可錯殺一千。
剛剛從國統區來，還是怕沒錢買米，媽媽一天都沒閑著，馬上去教育局報到，被分配到虹口小學當校長。兩個月之後，煙台大備戰，共產黨暫時放棄這座城市。東江縱隊的人馬撤到臨沂進行整編學習，後以兩廣縱隊的番號編入華東野戰軍，成為淮海戰役和解放廣東的生猛力量。
在寫此篇文章時在網上搜索，一說在簽訂雙十協定時，北撤是共產黨為了表示和平的誠意而向國民黨做出的讓步（所以煙台人民在歡迎的橫標上寫“相忍為國”）。另一說北撤是一次成功的軍事大轉移，為中國革命的成功提供了重要的戰略支撐。對此我隻想說一句，三十六計玩得好的人得天下。
“解放區的天”
北撤的文化人沒當兵，被送到大連，媽媽和爸爸均在此列。
媽媽和姐姐在大連
自一九四五年蘇軍出兵東北，大連就成為共產黨的“解放區”。“解放區”的天就是不一樣，沒有轟炸，沒有逃難，不需要隱蔽和警覺。“同誌”這個稱呼可以公開地大聲地喊。一首歌到處傳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歌聲讓父母奔波多年的疲憊身心終於找到了安寧的場所。從我一記事起，就經常聽見他們哼唱這支歌。它的歌詞和調子和現在通行的《解放區的天》中鑼鼓喧天的歡快曲調完全不同，它的味道不農村，似乎還帶有一點理性思考的沉著。它的旋律深深印在我腦子裏，至今難忘：
1 5 1 5 | 3. 1 | 2 1 7 6 | 5－ |
解放 區的 天 是 明 朗的 天
1 5 1 5 | 5. 3 | 5 3 2 1 | 2－ |
解放 區的 人 民 好 喜 歡
5 5 5 5 | 6. 5 | 5 3 2 1 | 2 5 |
解放 區的 太 陽 永 不 落
2 2 2 2 | 5 7| 5 4 3 2 | 1－ ||
解放 區的 歌 聲 唱也 唱不 完
在大連，由共產黨指派的出版人邵公文先生正在籌辦光華書店，急需編輯出版“我們”這邊的書。聽說來了一批文化人，反應靈敏的邵先生立即“抓”了幾個到手裏，於是爸爸一到大連，就進了光華書店當編輯及翻譯。
除了光華書店，爸爸同時在蘇軍的《實話報》工作，一邊還在翻譯文學作品。他搞文字翻譯已經有三年了，愈發覺得需要再提高俄文水平。好在大連到處是俄國人，隨處可以找到老師。他每個周末和蘇軍司令部的軍官郭朗秋學習俄語，請教翻譯中的問題。每周二五兩次到《實話報》去學習，一位叫謝德明的軍官教他《斯大林論衛國戰爭》。另一位叫蘇斯洛夫的教《日日夜夜》。郭朗秋回國以後，爸爸又找了一個私人教師伊茲格列夫，每星期日到他家去讀《春天在沙坎村》。
這個期間除了校閱編輯大量他人的譯作外，爸爸翻譯了布裏什文《太陽的寶庫》、柯甫巴克《從普契甫裏到喀爾巴阡山》，還有伏契克的《絞索套著脖子時的報告》。《絞索》一書爸爸是從俄文版本翻譯過來的，後來有一個版本《絞刑架下的報告》是從捷文直接翻譯的。對書名的兩種譯法，爸爸是這樣說的：“前者準確，後者順口。我首先著眼於準確傳達原著的精神。絞索套著脖子，傳達出一種震撼力。”
媽媽在市女子中學教書，半年後又調到大連市立初級師範當副校長。
雖然媽媽工作積極，但還是有些後悔，想擺脫教書工作，專心學好俄文，和爸爸一起搞翻譯。爸爸說她太急於工作了，大概是因為是從國統區來的，吃盡了失業的苦頭，所以不加選擇，抓到工作就做。
一九四七年一月我出生了。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妹克陽（紀念攻克沈陽）出生。家裏請了一個保姆帶我，叫老楊家（因為丈夫姓楊）。還有一個女孩子帶妹妹，叫史少梅。媽媽呢，當然全副精力投入工作。
我七個月
除去教書，媽媽還是一文藝活躍分子。一九四七年，大連教師聯合會為紀念教師節，由女子中學校長閏乃邦領導二十餘名中小學教師日夜趕排了宋之的的《春寒》。生我後才過月子不久的媽媽也在其中擔任角色（真不知道她那濃重的廣東口音怎麽念話劇對白），每天晚上十二點以後才排完戲，彩排時更是夜裏一點多才到家。《春寒》六月下旬對外公演，媽媽付出的代價是，正在我哺乳期的奶“回去”了。我哭鬧不止，弄得爸爸很不滿意，在日記中寫道：“為輕諾者戒”。
但是後來媽媽依然是工作第一，家庭第二。
寫完這段還想和看官說幾句話，我的家史《半壁家園》同時從兩條線索推進，一是每個人的經曆，一是曆史的延展，在兩條線索中表現在曆史的發展中個人的遭遇和變化。這個係列跨度百年，目前才發表到1940年代，也許其中人物的變化及認識的變化尚不明顯，畢竟水與火的生涯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從1949年才開始。一些網友希望我在寫父母的故事同時也要對他們的行為（例如反對國民黨追隨共產黨等）進行批判和反省。我的想法有所不同：一，我寫的是曆史，我不需要為父母所走過的道路一步一反省，一步一批判，況且需要批判的不是他們，是誰，讀者自己會作出判斷和結論。二，我的父母輩自有思考能力。他們的認識有個過程，一旦反思，其深度大約比現在接觸廣泛信息的我們還要深刻。如果有興趣和有耐心看下去，就會看到他們完整人生。
作者本人的曆史是非判斷已在各文中體現，不必再去矯飾。
而很多戰時追求社會進步的知識青年，在當時多數怨恨那個時候的明顯黑暗和無以自解的矛盾，連年內戰即可知不是民國憲法下可以解決的。他們懷著理想主義，而紅色烏托邦很符合他們的向往。幾乎全然不知後來的走向和解放後的牢籠。
其實那一代知識青年犧牲最多，象海鷗父母這樣的，簡直精神崇高。可敬可歎，並無可批判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