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被開除的小國民黨員

我爸爸，被開除的小國民黨員                                     劉海鷗

 

黨內組黨

 

爸爸五歲時家裏送他去上學，他在外麵野慣了，十分不情願。開學那天，家人連扯帶拽，強行把他抱去，放在教室裏。他大哭，從教室門板的窟窿裏鑽出來跑回家。娘心疼，說：“不願去算了，明年再上。”爸爸又無憂無慮地玩了兩年。

一九二二年爸爸終於上小學了。學校就在臨渙街上，叫宿縣第二高等小學。爸爸學名劉長菘。他很喜歡這個名字，說“菘”字意思為大白菜，寫起來好看，念起來好聽，既平民化，又不俗氣。這個“菘”字恰合了爸爸的一世為人。

學校的校長叫張大中，同時也教課。他對學生特別凶，外號“活閻王”，動不動就打學生手心，直到打腫為止。他還有一個羞辱學生的損招，罰學生跪在桌子底下，然後成心說：“咦，XX怎麽沒了？呦，怎麽跑到桌子底下去了？”一次大家排隊，他教訓一個大一點的學生，那學生反駁了一句，他上去打了幾個嘴巴。大家心裏又怕又恨，爸爸更是嚇壞了。這個挨打的學生不服氣，底下秘密串聯，罷課“抬”（罷免）張大中。他命令全校學生都不許來上課，誰來就要懲罰誰。爸爸膽子小，不敢上學又不敢不上學，兩頭為難。回到家裏哭哭啼啼。大爺問他為什麽哭，知道了原因，說：“這還不簡單，大家都不去你也就別去了。”罷了幾天課，學生們勝利了，張大中果然被“抬”走。由鎮長任命，又換了一個新校長。

這是學生們反對強權的一個小小的勝利，至於後麵是否有教員支持，就不得而知了。臨渙小學和當時很多農村小學一樣，是農村革命力量的策源地。教員中有地下黨組織——中共臨渙特支。他們以教員的身份為掩護，開展黨的活動。當然，其影響不隻在學校，而是整個農村。學校中的老師多數是共產黨員，比如朱務平、徐風笑、劉之蕪、謝肖九，還有孫鐵民。爸爸對孫鐵民先生的印象最深，他聰明伶俐，身手靈活，外號叫“孫猴子”。一九二二年朱務平等黨員在臨渙小學成立了群化團，與當地周段兩家封建勢力作鬥爭，掀起反封建的學生運動。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在廣東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現了國共合作，並決定北上討伐軍閥。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開始了。

臨渙成立了以教員為主的農民協會。教員中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組織並存，一些教員是雙重黨員身份。兩黨都講革命，都喊同誌，也都宣傳“打倒土豪劣紳，貪官汙吏”“組織農民協會”等口號並且付諸實踐。爸爸大受鼓舞，他用茅草和黃泥糊在自家的院牆上，書寫大字：“打倒土豪，打倒貪官，打倒軍閥”。盡管他並不明晰這個口號的曆史意義。六十五年以後春夏之交，爸爸看見學生打著旗幟遊行，上麵仍然是大字：“打倒貪官汙吏”，感概萬分。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英帝國主義殺害了上海工人顧正紅，曆史上稱“五卅慘案”。帝國主義的罪行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工人罷工，學生罷課，揭開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臨渙也有上萬群眾上街遊行示威，組織募捐隊給上海總工會捐款。“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國民革命歌”響徹天空。臨渙小學裏的政治空氣最為活躍，大部分教員都很革命甚至很激進，給學生們講階級鬥爭，帶領學生示威遊行，支持五卅運動，抵製廿一條。教員帶頭當場撕破日貨帽子，學生們甚至公開高喊“共產黨萬歲”。

一九二六年爸爸加入了國民黨，那年他還不到十二歲。在他的意識中，國民黨就是為了推翻舊勢力而產生的鼓舞人心的新勢力。

小國民黨們也過組織活動，有一次他們到臨渙集北邊各村去組織農民協會，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爸爸被派往的那個村子以前也曾組織過農會，不久就散了。從曆史的大氣候看，“土地革命”的時機並不成熟，農民能夠果腹已經很滿意了，所以農會多是解散的結果，又需要重新組建。

爸爸的歲數小，由既是共產黨員又是國民黨員的樸光文老師領著去。到了村裏，樸先生與村長談話，讓他再組織農會，重新登記等等。村長應付著：“好好好。”幾分鍾就談完了話。回去太早不好交代，師生倆找了一棵大樹，在樹蔭下睡了一大覺才回校交差。

多少年後，爸爸談及此事，反思道：“用曆史的觀點看，‘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和‘跟闖王，不納糧’一樣都是農民革命的理想。此類活動以農民起義的形式在中國曆史上反複出現，雖則改朝換代，卻換湯不換藥，而且無一例外大規模地破壞了生產力，究竟是進步還是反動值得研究。”

學校裏有其他學生也想加入國民黨，找爸爸幫忙。他一本正經地教導他們說：“入黨要服從黨的紀律。黨的紀律是鐵的紀律，要你到什麽地方你就得去，叫你死你就不能活。你們敢參加嗎？”話傳到老師那裏，老師批評他：“發展黨員，越多越好，為什麽要嚇唬他們？”

黨“叫你死你就不能活”，爸爸不簡單，小小的年紀就抓住了一個政黨、幫派或者土匪得以生存的精髓要義——“絕對服從”。有了這一條，組建一個黨還不容易？於是就有了爸爸在小學期間最大的“革命”舉動——“組黨”。此舉緣起於反抗欺辱。學校高年級有些學生歲數很大，甚至已經結婚。他們經常欺負低年級同學。爸爸的年紀小，個子也矮，經常受他們的欺負。他不甘受辱，把一幫小同學召集在自己周圍，組織了一個“小個黨”，與大個子對抗。一人有難，大家相幫。“小個黨”在學校裏很得意一時。爸爸最初展示了他的領導能力，不過很快就遭到打擊，老師把他叫去，問：“你知道這是什麽行為，這是黨內組黨，瓦解組織。”爸爸被開除出了國民黨。

這一段入黨史，聽上去就像小孩玩遊戲。對於兒時的爸爸來說恐怕也是兒戲多於政治。在一九五二年的忠誠老實運動中人人都要“向黨交心”——寫自傳交待自己的曆史，特別是與國民黨沾邊的人和事更要“竹筒倒豆子”。人們那時都不懂交心政策之貽害，無限忠誠地把自己雞毛蒜皮的事都抖落出來。爸爸覺得十二歲的國民黨員這事挺好玩兒，就寫在自傳裏了。結果“兩次加入國民黨”成為文革時批判爸爸的一大罪名。爸爸第二次加入國民黨也是“向黨交心”時主動交待的。那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在國民黨蘇軍顧問處工作。工作人員都自動算為國民黨員，發一個黨證，從來沒有活動，也沒開過會，就是交交黨費而已，後來黨籍無疾而終。爸爸說，在兩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是被看做朋友的。他加入國民黨也是經過共產黨組織同意的。事實上在國民黨內工作，不加入國民黨是不可能的，尉官以上就自然而然是國民黨了。共產黨當政以後，什麽合作不合作，全不算了，一刀切——凡國民黨，均反動派。

 

 

柳葉湖暴動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發動政變，清除共產黨。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教員警告學生們不要再喊革命口號。

此時共產黨繼續“左”傾路線統治，號召各地“一兵一槍都要起來暴動”。據此精神，中共宿縣縣委決定在臨渙地區發起農民暴動。

一九三零年七月，共產黨員孫鐵民等人領導發起了“胡樓、徐樓、柳葉湖農民暴動”。參加暴動者不足一百人，還差不多都是小學教員，隻有三十幾條槍。不料暴動的前一天，風聲已經走露，團防局做好了捉拿共產黨的準備。起義的當天，團防局二百多人一大早就出發，突然包圍了暴動隊伍。槍戰不到半天，大部分暴動者被俘獲，包括他們的頭領。

這次所謂的“農民”暴動無異於一次引頸受戮的無謂犧牲。暴動失敗以後，共產黨組織陷入癱瘓。黨員分散隱蔽。

一時間形勢緊張，團防局挨家搜索逃脫的共產黨。爸爸那時已經在南京上中學，正是暑假回鄉期間。他留著平頭，學生模樣，一進門把大爺嚇了一跳，忙警告：“啊呀，你這個樣子可千萬不能出門，他們會把你當成共黨嫌疑分子抓起來！”然後不由分說把他按在椅子上，剃了個光頭，變回了一個農村禿小子。大爺思來想去還覺得不安全，又派人把爸爸送到南徐州，住在長菁母親的家中。

暴動中被俘的人後來多數托人作保出獄。隻剩下兩三個頭領不得保釋，被押解到縣城。大約一個月後，正在縣城的爸爸聽見外麵吹號，街上腳步雜遝，伴著“槍斃人了！”的喊聲。他出門一看，嚇了一跳：在一隊被押赴刑場的人犯中，他看見了孫鐵民先生。殺場在宿縣西門外，人們紛紛湧去。爸爸說：“很奇怪，孫先生在被槍決前嘴裏不停地大罵縣長是禍國殃民的走狗。”

在八十年代初編寫的臨渙區誌中說，孫鐵民在就義前不斷高呼“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一般來說，文革後不久編寫的縣誌總是帶有一些文革遺風，至少帶著一些黨八股。編寫者中間盡管沒有一個親臨過現場，但凡是革命者就義前就一定要讓他高呼 “打倒，萬歲” 一類高屋建瓴的口號，保險沒錯。見得多了，連爸爸都認為應該是喊這樣的口號，要不然他為什麽說“很奇怪”。

後來小學教員中堅持共產黨立場的有徐風笑（國務院副秘書長徐誌堅的父親）、劉之蕪。最有名的共產黨員是朱務平，他在皖北一帶是地下黨的特委書記，一九三二年八月在蚌埠被捕，押解到南京憲兵司令部，當年十月在雨花台被殺。

形勢嚴峻，昔日的革命隊伍不斷地分化。那個帶著爸爸下鄉組織農會的姓樸的共產黨兼國民黨教員，後來被任命為宿縣國民黨縣委書記，徹底脫離共產黨。共產黨剛剛奪取政權他就患肺病死去，躲過了被槍斃的命運。還有一個國文教員劉鏡秋，也由共產黨投靠國民黨，“鎮壓反革命”運動時被槍斃。他的兒子是北大俄語係教師。爸爸還有一個小學同學叫單士英，參加了共產黨的部隊，後來投靠國民黨，為國民黨送信，也沒逃脫被共產黨槍斃的命運。

勝者王侯敗者賊，一般人怎麽能夠看透政治的角逐呢？

 

截自《半壁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