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多餘的話 文人》讀議

文人

 

「一為文人，便無足觀」，——這是清朝一個漢學家說的。的確，所謂「文人」正是無用的人物。這並不是現代意義的文學家、作家或是文藝評論家，這是吟風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說簡單些，讀書的高等遊民。他什麼都懂的一點，可是一點沒有真實的知識。正因為他對於當代學術水平以上的各種學問都有少許的常識，所以他自以為是學術界的人。可是，他對任何一種學問都沒有係統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對於學術是不會有什麼貢獻的，對於文藝也不會有什麼成就的。

 

議：

 

中國的文人，為農人輕視“四肢不勤，五穀不分”；也自輕“一為文人，便無足觀”，實在因為太雜。而這太雜的原因卻又像是無可避免的，因為沒邏輯的思維，沒理性的科學。

 

清以前，萬字論述一個題目的，不多見；百十字，千把字的豆腐塊，“汗牛充棟”。小聰明，小智慧閃閃，卻總也聚不成讓人能拿著當照明用的火炬。

 

魯迅的雜感，其實正是它們的遺傳。但他已經知道修改和糾正，長篇小說和文藝理論的翻譯，寫《中國小說史略》，就是。

 

一盤散沙，說中國人。用來說中國的文，一樣得準。散沙生散文，倒是挺邏輯的。

 

這樣情形下，到處是他輕和相輕。文人和文章，大家寫，可大家都不拿它當個東西。瞿秋白在寫這重體驗。———— 其實這倒寫出了死了也無所謂的理由。

 

讀中國書至秦漢，興頭在。讀之後的,要強打精神。直至外國文學進來了，才又來了興頭。

 

瞿則糾纏於其間：舊式文人的習氣和又有了點新文化知識。而最終舊習氣大於後者的影響。

 

瞿看到了舊式將被淘汰，新式將取而代之。於是死而有憾。三十五歲半不到的男人，又有了這樣的識地，怎麽可能視死如歸？

 

這正是一種跪求生機。閱讀至此，感歎不已，為這委屈的命運！

 

 

自然，文人也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實際上是高等遊民罷了。假如你是一個醫生，或是工程師，化學技師……真正的作家，你自己會感覺到每天生活的價值，你能夠創造或是修補一點什麼，隻要你願意。就算你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罷，你可以做錯誤。你可以堅持你的錯誤，但是也會認真地為著自己的見解去鬥爭、實行。隻有文人就沒有希望了，他往往連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麼！

 

議：

 

瞿的文筆，有點叨，並總有點“創作”的意味。像這段，分明是做文章。在寫絕筆唉！就最後一句“往往連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麼！”像個話。

 

也許為殺時間。

 

未曾臨終，哪得清楚？或許自己有點“你說得輕俏了”。

 

 

「文人」是中國中世紀的殘餘和「遺產」——一份很壞的遺產。我相信，再過十年八年沒有這一種知識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夠否認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種。

固然，中國的舊書，十三經、二十四史、子書、筆記、叢書、詩詞曲等，我都看過一些，但是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沒有什麼研究的。一些科學論文，馬克思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我也看過一些，雖然很少。所以這些新新舊舊的書對於我，與其說是知識的來源，不如說是清閒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種學問上，我有點真實的知識？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的很，我做過所謂「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的領袖？可是，我確是一個最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書生，殺一隻老鼠都不會的，不敢的。

 

（議：比較魯迅的《死》，看出瞿思想和靈魂的不夠質量。

 

中國的舊學，是當“不讀或少讀”的。這見識不為瞿所有。西洋的學問有怎樣的品質，瞿評判不出。隻得取玩的態度。這態度正延至博文。

 

所以，雜感，是由來已久的中國文人鴉片。癮了自己，染了別人，使得漢語的文境像舊時的鴉片館。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這裡。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沒有自信力，每一個見解都是動搖的，站不穩的。總希望有一個依靠。記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談話的時侯，說過這麼一句俏皮話：「你怎麼和三層樓上的小姐一樣，總那麼客氣，說起話來，不是‘或是’，就是‘也許’、‘也難說’……等」。其實，這倒是真心話。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當作「客氣」或者「狡猾」。

我向來沒有為著自己的見解而奮鬥的勇氣，同時，也很久沒有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當一種意見發表之後，看看沒有有力的贊助，立刻就懷疑起來；但是，如果沒有另外的意見來代替，那就隻會照著這個自己也懷疑的意見做去。看見一種不大好的現象，或是不正確的見解，卻沒有人出來指摘，甚至其勢洶洶的大家認為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終沒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懷疑來。優柔寡斷，隨波逐流，是這種「文人」必然性格。

 

雖然人家看見我參加過幾次大的辯論，有時侯仿佛很激烈，其實我是很怕爭論的。我向來覺得對方說的話「也對」，「也有幾分理由」， 「站在對方的觀點上他當然是對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畢竟做了「調和派」的領袖。假使我激烈的辯論，那麼，不是認為「既然站在布爾塞維克的隊伍裡就不應當調和」，因此勉強著自己，就是沒有拋開「體麵」立刻承認錯誤的勇氣，或者是對方的話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其實，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爭論，「和和氣氣的過日子」。

我有許多標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講和氣，希望大家安靜些，仁慈些等等。固然從少年時候起，我就憎惡貪汙、卑鄙……以致一切惡濁的社會現象，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做俠客。我隻願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惡。有可能呢，去勸勸他們不要在那樣做；沒有可能呢，讓他們去罷，他們也有他們的不得已的苦衷罷！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鍛煉成布爾什維克的戰士，甚至不配做一個起碼的革命者。僅僅為著「體麵」，所以既然捲進了這個隊伍，也就沒有勇氣自己認識自己，而請他們把我洗刷出來。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個「戲子」——舞臺上的演員，到很會有些成績，因為十幾年我一直覺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著大學教授，扮著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為「劇中人」。雖然，這對於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著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麵目 ——躺在床上去，極疲乏的念著：「回‘家’去罷，回‘家’去罷！」這的確是很苦的——然而在舞臺上的時候，大致總還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為什麼？因為青年精力比較旺盛的時候，一點遊戲和做事的興總會有的。即時不是你自己的事，當你把他做好的時候，你也感覺到一時的愉快。譬如你有點小聰明，你會擺好幾幅「七巧版圖」或者「益智圖」，你當時一定覺得痛快，正象在中學校的時候，你算出幾個代數難題似的，雖然你並不預備做數學家。

不過，扮演舞臺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這裡，甚至完全用盡，始終是後悔也來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憊的時侯，對於政治的舞臺，實在是十分厭倦了。

龐雜而無秩序的一些書本上的知識和累贅而反乎自己興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來，感覺生活的乏味。

本來，書生對於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不會有親切的瞭解，往往會把自己變成一大堆抽象名詞的化身。一切都有一個「名詞」，但是沒有實感。譬如說，勞動者的生活、剝削、鬥爭精神、土地革命、政權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種種名詞、概念、詞藻，說是會說的，等到追問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那就會感覺到模糊起來。

對於實際生活，總象霧裡看花似的，隔著一層膜。

「文人」和書生大致沒有任何一種具體的知識。他樣樣都懂得一點，其實樣樣都是外行。要他開口議論一些「國家大事」，在不太複雜和具體的時侯，他也許會。但是，叫他修理一輛汽車，或者配一劑藥方，辦一個合作社，買一批貨物，或者清理一本帳目，再不然，叫他辦好一個學校……總之，無論哪一件具體而切實的事情 ，他都會覺得沒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來，叫我辦蘇維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寧都、興國這一帶的所謂「中央蘇區」，原來是文化落後的地方，譬如一張白紙，在剛剛著手辦教育的時侯，隻是辦義務小學校，開辦幾個師範學校(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細想 一想，對於這些小學校和師範學校，小學教育和兒童教育的特殊問題，尤其是國內戰爭中工農群眾教育的特殊問題，都實在沒有相當的知識，甚至普通常識都不夠 ！

近年來，感覺到這一切種種，很願意「回過去再生活一遍」。

霧裡看花的隔膜的感覺，使人覺得異常地苦悶、寂寞和孤獨，很想仔細地親切地嘗試一下實際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蘇區」的土地革命已經有三四年，農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樣的具體變化？他們究竟是怎樣的感覺？我曾經去考察過一兩次。一開口就沒有「共同的語言」，而且自己也懶惰得很，所以終於一無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地，我學著比較精細地考察人物，領會一切「現象」。我近年來重新來讀一些中國和西歐的文學名著，覺得有些新的印象。你從這些著作中間，可以相當親切地瞭解人生和社會，瞭解各種不同的個性，而不是籠統的「好人」、「壞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農」等等。擺在你麵前的是有血有肉有個性的人，雖則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一定的階級之中。

我想，這也許是從「文人」進到真正瞭解文藝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遲了呢？太遲了！

徒然抱著對文藝的愛好和懷念，起先是自己的頭腦，和身體被「外物」所佔領了。後來是非常的疲乏籠罩了我三四年，始終沒有在文藝方麵認真地用力。書是亂七八糟地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許走進了現代文藝的水平線以上的境界，不致於辨別不出興趣的高低。我曾經發表的一些文藝方麵的意見，都駁雜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議：

 

先來摘下上文要說的：

 

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沒有自信力，每一個見解都是動搖的，站不穩的。

 

我向來沒有為著自己的見解而奮鬥的勇氣，同時，也很久沒有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

 

扮演舞臺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這裡，甚至完全用盡，始終是後悔也來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憊的時侯，對於政治的舞臺，實在是十分厭倦了。

 

對於實際生活，總象霧裡看花似的，隔著一層膜。

 

無論哪一件具體而切實的事情 ，他都會覺得沒有把握的。

 

和魯迅的比較：

 

“我感到未嚐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讚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讚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嗬，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卻也並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多見思想，少見靈魂。

 

自己已然覺得將自己的肺腑全打開了，卻讓觀看的見解到的除了血糊淋拉，沒見著心靈，這是《多餘的話》讀到至此的悲哀。

 

這是鬥私批修，是黨員組織生活會上的自我批評，至多就是個找不到自己靈魂的自我表白。

 

魯迅是由個人發端而致於認識人世，所以，總是個體的苦悶和覺醒，由是，獨一份兒；瞿秋白則是於人世的不適而反省自己，所以往往是“文革集體反思”，總結出所謂的曆史教訓。

 

瞿秋白隻是個消極點的共產黨人罷了。黨人的“黨”大於“人”的特征，他具有，縱然在寫這絕命書時。

 

瞿秋白是黨人；魯迅是走向黨的個人；胡蘭成是將黨和人都當顯示自己才能的人；張愛玲則是“所有的都是個托，抓住的是活自己”的人。

 

好感於瞿，敬重於魯，欣賞於胡，鐵粉於張。l）

 

 

時候過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必然的結果。自己寫的東西——類似於文藝的東西是不能使自己滿意的，我至多不過是個「讀者」。

講到我僅有的一點具體知識，那就隻有俄國文罷。假使能夠仔細而鄭重地，極忠實地翻譯幾部俄國文學名著，在漢字方麵每字每句地斟酌著，也許不會「誤人子弟」的。這一個最愉快的夢想，也比創作和評論方麵再來開始求得什麼成就，要實際得多。可惜，恐怕現在這個可能已經「過時」了！

 

（議：

 

三十五歲的人，尤其是男人，正是自問“自己有沒有真本領”的時候。瞿秋白亦在其中。至此，倒是看到了點瞿的素常。比前麵的自我批評，好看許多。

 

雜感成性的國度，也是萬金油滿地的地方，也是沒有金剛鑽也沒有瓷器活的地方，富有的是“開心就好”的廣場舞。

 

瞿秋白行文至此，大約並不覺得說出了點份量的話了。而整這一章，就這是幹貨。以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