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是反貪官還是警示當政者

提起《水滸》，自然想到1975年的評《水滸》運動，想起那時埋頭看《水滸》的往事。

施耐庵的《水滸》最早是在小學時讀過的。上小學不久，文革開始。從批《海瑞罷官》到批“燕山夜話”；從學“十六條”到“大鳴大放大辯論”，很快又開始了“破四舊”。“四舊”指的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破四舊”中有個環節，就是學校對上繳或收繳的舊書設立黃書展，給小學生們講解黃書的大概內容及其毒害。我當書展講解員時，為做好講解而讀了大量黃書，包括《水滸》，大約是七十回金聖歎的那個版本。

人生早期似乎都有個“破壞”並 以破壞為樂的階段。兒童期的好奇與破壞，因快樂或不快而破壞，都是與發育過程相生相伴的。美國的一部兒童動畫片《好奇的喬治》（Curious George）對這個階段有很好的詮釋。個體的這個發育過程自然會表現在集體的發育過程中。伴隨梁山泊眾好漢相聚的整個就是一個破壞過程，連我們經曆過的文革都明顯地帶有這個破壞階段。這是一個目標非常明確、無所顧忌（不計後果）的破壞時期，

破壞是為了滿足好奇，破壞是因了高興，或者是為了發泄。因好奇而拆壞了鍾表、手表、收音機、玩具，甚至公共場所或父母單位的物品等，是很多人曾有過的體驗。記得小時候和朋友們玩得很開心的一件事，就是用石子打碎沒人住或沒人看管的建築的玻璃。石子撞擊玻璃瞬間發出的聲響及玻璃破碎時的爆裂聲令人因刺激而興奮。這是尋求快樂帶來的物質性破壞，還有為尋求快樂帶來的心理上的破壞，比如欺負人，調理人，戲弄人。因發泄而帶來破壞的事便難以枚舉了。

經過一段朦朧與彷徨的青春生長期後，這段破壞期會重新出現在成熟過渡期。這個時期，因無法重複嬰幼兒期的任意性，而缺乏破壞目標，因而極易受到外界導向的影響，尋找破壞目標。比如20世紀初大革命期積極投入反清反軍閥戰鬥中的熱血青年，文革初期積極參與辯論、批鬥直至打砸搶的紅衛兵。在美國，20世紀20年代再度興起的“三K黨”除了婦女扮演了重要角色外，男女青少年是主要成員（The Junior Ku Klux Klan），成為該組織以白人統治未來的希望。德國二戰前參與迫害猶太人的希特勒青年團團員人數一度達500多萬，基本也都是十七八歲的青年人。他們是黨衛軍的主要來源，也是二戰後期因力戰盟軍（比如協同殲滅了蘇格蘭的C師，幾乎全殲了加拿大的皇家溫尼伯步兵A，B，C連等）而聞名的德國黨衛軍第十二“希特勒青年團”裝甲師的骨幹。美國輕歌劇《音樂之聲》裏專門安排了一個十六七歲的郵遞員Rolfe（上校大女兒Liesl的男友），來表現奧地利被德國吞並後，這個年齡段的青少年積極加入納粹的普遍現象。

而作為一個集體，原先頗有主見，獨當一麵的官員及個體戶，或單獨行走江湖時期的那些個英雄好漢，在聚義梁山泊後，實際上每個人都已失去自己，失去自己的目標，心中的不快鬱悶及破壞力便隻能按照大哥的令旗指向，四處出擊，得以發泄與釋放。

過了這個階段之後，人便進入相對平穩的時期。對一個集體來講也如此。接受政府招安代表著梁山泊們的成熟與穩態，反映的是其中大多數原本本分人的願望。“打魚一世蓼兒窪，不種青苗不種麻。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這是阮小五唱的漁歌，顯露的是底層沒有文化的人們浸淫於骨髓中的忠君報國之心。為官從政者又能有幾位會偏離忠君的思維，死心塌地地一世為寇一生叛君呢？再說，不忿與火氣發過了，該報的仇也報得差不多了。老百姓固然喜歡行俠仗義的英雄，一旦被官府拿住，菜市場砍頭時，看熱鬧的也是老百姓。有機會被招安，得個一官半職，或回歸平民生活，從此安居樂業，乃民心所向。當然也不排除一些人一生都處於青少年心態中，比如那些不願意被招安，不適應常態生活的人，如尋短見的華榮和吳用，回歸佛門的魯智深，入廟的武鬆和戴宗（也許還有李俊、童威和童猛），修道的樊瑞等。

文革運動也一樣。到了1975年時，人們心中的文革隨著林副統帥的離去實際上已經過去。人心求穩，社會也自然開始穩定起來。1975年秋開始的評《水滸》隻是波瀾不驚的“批林批孔運動”的一部分。

那時，社會上流行的《水滸》版本主要是七十回的，也是我讀過的。七十回本結束於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讀起來蕩氣回腸，仿佛自己也置身於那種俠肝義膽，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環境中（我們很多男生那時依然熱衷於幫派鬥毆）。而此時，為了迎合批判《水滸》的投降性質，專門印刷了一批後五十回的小冊子，裝訂非常簡陋。讀著招安後的故事，眼見得一個個梁山好漢未得好死看，令人難受。

本來對《水滸》的評價普遍是說它是一部農民革命的頌歌，宣揚的是“忠義”，是除暴安良，是農民反抗統治階級的精神，強調的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然後“替天行道”。“九一三事件”後，公開發表了毛主席於1966年寫給江青的信，內中表示林吹捧主席的書過分，同時又大談宮廷政變，讓主席感到不安，有種被“逼上梁山”的感覺。說《水滸》是一部“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宣揚投降的書，可能是想到了那時的感受。

另外，魯迅在《三閑集·流氓的變遷》裏對《水滸》有過類似的評價。魯迅的評價大意是說， 梁山好漢們不反天子，接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即那些不 ‘替天行道’的強盜。在魯迅的眼裏，好漢們不過是些奴才而已。毛主席支持新文化旗手魯迅的觀點，基本上從那時以後，人們對《水滸》的評價便都按這個思路和調子走了。

還有，未免可以接受招安的問題一直拉回到文革初期批判劉鄧的投降主義路線；拉回到批判蘇修時期有些人對蘇修的崇拜屈服；再拉回到抗日戰爭時期黨內有人主張接受國民黨改編，想到國民政府裏和正規軍謀個一官半職；再拉回到長征時期紅一方麵軍和紅四方麵軍會師後張國燾的逃跑主義路線及其最終投到國民政府；再拉回到蘇區反圍剿時，很多人對共產國際的屈服，跟著李德打壓毛主席等人的曆史環境與主席可能有的心情。

如果挑出這個框框，就其對人類社會的宏觀敘事來說，《水滸》與古希臘神話的敘事也有得一比。在古希臘神話中，主神宙斯為懲罰人類從普羅米修斯那裏得到天火，故意讓其兒子造了第一位女性（此前的人類沒有女性），名叫潘多拉（Pandora）。潘多拉的意思是“擁有各種才藝”，因為宙斯命令所有的神都把自己的一個特別技藝送給她。而宙斯呢，則給了潘多拉一個盒子，並警告潘多拉永遠不要打開這個盒子。與此同時，宙斯又給了潘多拉另一份禮物，叫好奇。而且宙斯知道潘多拉是不會遵循他的警告的。結果呢？大家都知道，潘多拉禁不住與日俱增的好奇心的驅使，終於打開了那個盒子，放出了情仇愛恨、貪欲、嫉妒、恐懼失望及疾病等惡魔。這就是人們常說的“越不讓做的事，越有人想去做”的神話版本。警告其實是一種慫恿的暗示。從此人間不再和諧太平（女性降臨於人世的結果）。不過，宙斯放到人間的惡魔也都是彌漫於奧林匹斯山眾神心中的惡魔，他是沒有能力回收的。

而在《水滸》裏，為揭發並教訓朝廷裏貪汙腐敗胡作非為的高官及其弟子，施耐庵安排了洪太尉放出了數百年前被張天師鎮封於地洞裏的妖魔。龍卷風般衝出地洞的那股黑氣，化作三十六天罡星和七十二地煞星，把個大宋王朝攪得昏天黑地。魚肉百姓、爾虞我詐的官員被重重地懲罰了一番。但最終這股攪動社會與官府不安的黑氣還是由朝廷招了回去，並在平叛反亂中發揮了朝廷軍隊不具備的作用。這估計也預示了北宋軍隊終究不抵外敵的狀況，但最主要的是給政府的警示，即貪腐會官逼民反的。而對待反民最好的策略就是懷柔招安，不是強行鎮壓。這被看做是回收惡魔的法寶，而這法寶隻能是在有一個感召民心的主神存在的前提下才能施放法力。毛主席說過關於民心向背、從大亂到大治的話，既是對中國曆史進程中反複出現的現象的高度概括，又暗示社會本身擁有大治的法力，即對惡魔能放亦能收。《水滸》則提供了很好的例證。

再回到當年主席關於投降招安的話題。從一次次黨內的“路線鬥爭”焦點來看，從主席在每次鬥爭中所經曆的處境來看，幾乎都是於妥協中堅持獨立自主，反對完全放棄自己的主導權，所以在李德之後被選入軍事指揮核心小組，在長征之後被推舉進黨的領導核心小組，在抗日戰爭之後被選為黨的領袖，在與蘇聯分裂之後成為黨的靈魂支柱。而在每一個重大轉折關口，主席都得與那些提倡妥協、建議放棄自我主張的同誌戰友們做艱難的周旋。特別是建國後，他一方麵看到周圍的人把他捧得越來越高，一方麵又切實地感覺自己被一步步架空。晚年的主席在這樣的心境中讀《水滸》，很自然地會撫今追昔，思緒萬千。回想當年，對自己在妥協派麵前一次次的堅持，並最終贏得勝利，心中定會百感交集。所以，把《水滸》看作一部宣揚投降的書，不會是他一時心血來潮就事論事的讀後感（蘆荻、鄧小平的看法），很可能是他在起伏跌宕的政治生涯中，於披荊斬棘中走出黑暗後的反思與總結，是作為最終的勝利者回首時的不屑。頗有點你們不反皇帝，我反。你們不敢把皇帝拉下馬，我敢。

可換個角度講，甭管有幾個八十萬禁軍教頭，也甭管各位好漢的武藝多麽高強，計謀高人多麽能掐會算，梁山泊那幫人馬的實力，打個方臘都被打散了。期待他們反皇帝，未免太高看了他們，也太小瞧了大宋王朝。按照警示政府，告誡造反派的構思來看，全書也隻能這樣安排。盡管如此，假若要我來重排《水滸》，我還是會和金聖歎一樣，直接把七十一回以後的章回砍掉，還我梁山好漢“除暴安良”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