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歲月】關於下鄉的回憶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__ 毛澤東(1968年12月22日)
今年的八月八日是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與數千應屆畢業生一起,離開故鄉旅大市,前往三千裏外陌生的遼寧省昭烏達盟(昭盟,注一)芝瑞公社常勝青年點落戶四十周年紀念日。
四十年的流逝雖然隻在轉瞬之間,但回想起來卻又是那麽遙遠。很多細節早已忘卻,留下的框架也殘缺不全。然而,因為那是全國性上山下鄉洪流的一涓,是一個人曾經知青過的一頁,便始終無法忘懷,無法跳過。
回憶那段曆史的時候,需要翻看當年的曆史背景嗎?需要重溫當年的“兩報一刊”(注二)社論嗎?需要回首黨的號召及知青的響應嗎?其實不需要。
為什麽不需要?因為我們隻是洪流中的一滴水,因為我們自願地跟黨走,因為我們始終無法自主,因為我們的所作所為都是時代的產物,因為曆史不容我們假裝事後聰明,因為曆史需要我們去尊重,因為曆史沒有對錯,因為曆史永遠是過去時態。因為回憶本身依據的僅僅是記憶,而不是查閱。如果回憶靠查閱進行,那種回憶已經不真實了(盡管查閱求證的史料真實了。不過,史料的真實性屬於曆史學者的工作,不是普通回憶者需要特別關心的),因為查閱的過程會令回憶者想起更多的或實或虛的東西,會誘使回憶者有意識地大量刪改加工,會對回憶產生灌水效應。所以,從某種角度講,回憶要比創作難。
曆史是一幅時動時靜的畫麵,我們可以去觀摩,可以去端詳,可以去欣賞,可以去分析,可以去評判。我們的敘說或者描繪,會為那幅幅畫麵添枝加葉,也因此而會歪曲畫麵,扭曲印象。這都是不可避免的。畢竟,每個人在回顧的時候,都會自覺不自覺地用自己的理想或敵意去填補忘卻的部分,粉飾自己,塗黑敵手。不過,我們不應該故意編造,有意篡改。這是良心的工作,是需要捫心自問的差事。人,在事實麵前,應對自己看到的側麵負責,在曆史麵前,則需要無愧於良心。
回憶僅僅是對一段曆史的敘述。恭敬地展開一軸自己珍藏多年的畫卷,慢慢地敘說畫卷上多姿多彩的生活。時而會平靜地漫聊,時而會激動地抒情。可以聲情並茂,可以悲喜交集。可以鶯歌燕舞,可以怨聲載道。愛恨可以交加,喜怒可以相疊。都是故事,都在畫卷上。往事已隨風而去,麵對畫卷,應有把賞水墨的儒氣,應有欣賞油彩的睿智。始終記住,那是曆史。
回憶僅僅是對一段經曆的敘述。一幅水墨,虛的是模糊的記憶,實的是深切的感受,留白給曆史,給他人,不添筆墨,不求筆周(注三)。可繪“馬踏飛燕”(注四)之奇妙,可顯“吳帶曹衣”(注五)之靈動。經曆的敘述如走筆素描,如凝神臨摹。經曆已在那裏,由不得自己信馬由韁,也沒必要畫蛇添足。
回憶僅僅是對一段記憶的敘述。滴水雖微,沒有滴水不成洪流。然滴水雖可匯聚成河,卻始終身不由己,任由萬千水滴碰撞裹挾,隨波逐流而去。記憶中的個體如滴水,經曆與生俱來。不必探究何以如此經曆,不必詢問何以經曆如許。隻把往事娓娓道來,由它去也。
若要問我對自己下鄉的那段曆史印象如何的話,我會說印象極好。若要問我那時是怎樣的生活竟會留下如此美好的印象,我會說生活非常艱苦也非常快樂。若要問我為何艱苦的生活會給我如此快樂的印象,我會說在艱苦的生活中感受到了生活的快樂。
這是矛盾的,但卻是真實的。從1976年8月8日離開旅大前往昭盟,到1978年1月末返回旅大,這將近一年半的下鄉日子,可以說是我一生中體會最深刻,記憶最深刻的快樂時光。每次提到這段時光,我都會情不自禁地表露出我依然的快樂感受。每當和朋友們聊起這段經曆,不管他們是同齡人,還是年輕一代,不論他們有過相同經曆,還是對上山下鄉僅僅止於聽說,我都會把對那段時間的感受直言相告。有人感到驚訝,因為他們知道的都是有關上山下鄉的苦難曆程;有人感到鼓舞,因為他們與我同感,隻是因為社會上流行著上山下鄉是被迫的痛苦的,所以害怕被揶揄恥笑,甚至攻擊而不敢直言。
這是不應該的,也是需要改變的。上山下鄉的生活怎麽可能都是痛苦悲慘的呢?我們這一代人都經曆過文革時期的“憶苦思甜”,我們都聽過苦大仇深的貧農雇農的訴苦。當你讀到某些描述知青生活如何悲慘痛苦時,你是否會覺得他們的生活比那些舊社會的長工雇農們的生活還苦?在一些作者的筆下,你很難看到知青們生活中美好的一麵。這時,你要問一下,這些作者如實反映了知青生活了嗎?他們是不是故意隱瞞了什麽,還是無意中的遺漏?或者要問,這些作者能代表全體知青嗎?這些作者在知青群體裏是什麽角色?他們是不是那些被大多數知青冷落或欺淩的人,比如那些出身不好(成份論在作祟)或犯了什麽錯誤(政治或作風錯誤)的知青們?或者,是不是一些曾經的風雲人物?在農村生活的冷酷的毫無前途的現實麵前,野心破碎,理想破滅,於是便陷入一種自認為萬劫不覆境地的虛妄中。無論人們給他們怎樣的榮譽與關照,對他們來說,都是一陣痛似一陣的針紮錐刺,苦難就是他們理想破滅的代名詞。這些人是普遍存在的,如果以往的知青作品充滿了對上山下鄉的控訴的話,那可能是這樣一個群體把持了知青作品的話語權。
從城市到農村,從繁華城市到偏遠地區,生活環境的巨變與差別,比如住房簡陋,餐飲粗劣,勞動強度大,體力不支,缺醫少藥等,是造成對上山下鄉生活感覺艱苦的基本原因。然而,這都是身體上的暫時不適應引起的,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地適應。而對下鄉生活感受到的痛苦則是來自心理和心態的。比如生活起居無人關心,頭疼腦熱無人照料,留在城裏的戀人跟人跑了,在農村大幹一番的理想破滅了,當官的願望不可能實現了,農村的生活不是想象中那麽美好了,農民不是宣傳中那樣淳樸友善了,公社大隊領導不是宣傳中那樣高大全(注六)了,知青之間開始勾心鬥角了,因出身或犯錯誤而在上學晉級婚娶等方麵屢屢功敗垂成於政審關等等,都會令人對未來生活喪失信心,看不到前途,進而誘發心理性痛苦。
有時,紙麵上描繪的或口頭敘述的痛苦已經不是來自心理和心態,而是源於價值觀的變化。有些人熱衷於衝在運動的前列,甘當各種運動的開路先鋒,並以此博取個人的先進。文革開始時,他們批判文革前十七年的修正主義路線,打砸“四舊”(注七),批鬥師長,還發誓要跟著毛主席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下鄉開始時,他們便狠批舊的教育路線培養了一大批五穀不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書呆子,高喊著“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奔向農村;而當文革結束,知青返城時,他們又開始對上山下鄉運動口誅筆伐,聲稱受了蒙騙,控訴務農生活毀掉了他們的青春年華,甚至恨不得把上山下鄉定性為反人類運動。這些人總是把自己的過去當作訴苦的理由,批判的對象,並從痛苦的控訴中獲取某種快感,從苦難的批判中找回失去的魂靈,一次又一次地試圖成為潮流人物。事情常常是這樣,當一個人把自己視為被打入地獄之輩時,悲慘與痛苦感是必然的結果。而且他們從來就不反思這樣一個事實,即正是因為他們這些先進人物的帶頭,因為他們的鼓動,成千上萬的後進者才跟著他們掉進他們後來咒罵的地獄。事實是,站出來控訴,站起來批判的倒應該是那些一直都默默無聞的後進者們。應該是後進者們站出來控訴先進人物給他們帶來的痛苦,應該是後進者們站起來批判先進人物給他們帶來的價值觀念的迷失。麵對千百萬被帶到鄉下山上的普通知青們,那些帶頭呼喊上山下鄉口號的先進代表們不該好好反思一下嗎?
試想,這樣一些僅僅以自己的得失為價值標準的人,是否值得相信?他們筆下的知青生活悲慘痛苦得可以催人淚下,我們可以相信有那樣的生活遭遇和感受,但我們有理由不相信那就是知青們全部的真實生活。最近,我在網上瀏覽時,看到幾條關於大連74屆、75屆及76屆赴昭盟的知青於2016年春節期間在宏濟大舞台聚會的消息,還看到了相關的視頻。不論是報道的語言描繪,還是視頻裏的實際畫麵,都流露出毫無掩飾的歡樂。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也很難想象出來,任何一群控訴舊社會苦難生活的人會選擇自己被扔進苦難的那一天來聚會慶祝。
每個人都會本能地習慣性地從自己的生活體驗中擷取片段式的故事,以及因故事的觸及而引起的情感上的呼應作為敘述的文本。盡管我們有理由指責某些人獨占話語權,但我們沒有理由指責他們隻敘述故事的一個側麵,不論是甜美的,還是痛苦的。因為無論如何,那些側麵很有可能就是那個人感受最深的經曆,因為感受最深便可能掩蓋了對其他經曆及感受的記憶,或缺乏對之敘述的興趣。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對於一些人,某種特別的經曆或感受會抹掉其記憶中的其他經曆,或壓倒其他一切記憶,並任由那種特別的經曆或感受占據整個心靈,整個回憶。他們不會沒有其他記憶,隻是他們不屑於回憶,甚至不情願去想及,因為與特殊經曆或體會相比,其他一切都無足輕重,毫無意義。他們抱定那個特別的經曆或感受,並願意與之終老。對這種現象,稱之為“忠貞不渝”或許並不為過。
好比我自己,不論下鄉的生活多麽辛苦艱難,不論辛苦的日子多麽漫長無邊,我卻始終有一份輕快欲飛的感覺,那是一種隻有在昭盟群山起伏中才有的感覺,那是一種隻有在昭盟草原羊白花黃裏才有的感覺,那是一種隻有在昭盟山穀河柳成蔭百靈鳴囀時才有的感覺,那是一種隻有在昭盟農家盤膝對酒吆三嗬五時才有的感覺,那是一種隻有在昭盟與鄉下同齡人朝夕相處喜笑顏開時才有的感覺。昭盟的下鄉生活真的是一生中最令我留戀,最讓我難以忘懷的經曆。那種快樂早已占據了我整個的下鄉回憶,無法挪動,隻能聽之任之。
(2016年8月5日於加拿大多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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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注一:現已歸屬內蒙古自治區。
注二: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及《紅旗》雜誌。
注三:“。。。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見唐張彥遠《曆代名畫記》。
注四:東漢青銅藝術品。
注五:唐吳道子的畫作風格與北齊曹仲達的風格被宋代評論家概括為“吳帶當風,曹衣當水”。
注六:文革時期對文學作品中主人公的描繪,即人物形象要高大,思想先進,心胸寬廣,道德品質好,無缺陷及缺點等。
注七: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