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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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要把文革發生的原因搞清楚，才能防止文革悲劇重演。不搞清楚文革為什麽發生，就忙於建立法製防止文革，就有如還不知道要到哪裏，就忙著趕路，結果可能是南轅北轍，和法製目標背道而馳。
法製的主要功能是用來限製政府權力。那麽，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法製限製了政府什麽權力呢？西方建立法製是為了防止文革嗎？顯然不是。因為西方從來沒有文革。如果不是，那麽西方建立法製是用來幹什麽呢？
當一個國家建立一個製度的時候，這個製度就是用來保護建立國家的政治集團的利益。英國資產階級走出曆史問題，資產階級政治力量強大了，就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政治體製保護資本家利益不受封建君主肆意征收，因此有了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是不受英王室限製的民主自由。美國是從英國殖民地獨立出來的殖民地，建國時沒有君主，但那是有財產的有錢人建立的國家，華盛頓是富人，擁有種植園和奴隸，美國獨立後有過12位奴隸主做總統。美國製度是保護富人財產不受侵犯。美國三權分立製約政府權力，有一套製度保障財產自由。
什麽是權力？權力就是支配社會資源的權力。一個社會的權力結構就是支配這些社會財富和資源的權力分配。英國是君主立憲製，承認君主的權力和特權，也承認資本家的財產權利。資本家的財產權利就是資本家一資本支配的社會資源的權力。英國是王室有支配世襲特權的權力，資本家有支配財產的權力。美國是政府有公共決策權力，支配微不足道的政府稅收財富的使用和分配，而社會大部分財富和資源都是資本家自配。三權分立是防止民眾通過政府強製支配資本家的財產。所以，美國個人自由頭等優先製度，就是大部分財富和資源由有錢人自由自配和使用。美國是政府不管市場，財富的分配主要是市場分配，這個分配的權力在資本家手裏，就是他們發工資和解雇的權力。美國司法獨立，即政府永遠不可能國有化私人財產。這個司法權不是投票選舉出來的。美國製度就是保障私有權力不受共有權力侵犯。共有權力並非公共決策，並非雅典城邦那麽公民投票決策公共事務，而是，公平投票選舉政府，由政府決策公共事務。2010年，美國頂端1%的人口占有42%的財富，即這1%的人擁有美國42%的自配社會財富和資源的權力，這個權力是法製保護不受政府幹預。接下來的4%的人口掌握30%的財富。美國80%的人口占有的財富隻有5%。按照美國人口收入結構，應該是60%是中產階級，20%窮人，20%富人。中產階級是納稅主力軍，20%富人並不納稅，他們有很多避稅法製，如海外避稅天堂，如政府對投資的傾斜優惠政策等等。也就是說，美國三權分立的民主政治讓全體公民投票決策不到5%的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和使用。美國政治權力就是美國權力結構中的5%左右，20%富人掌握的80%的權力有法製保護不受公共權力侵犯。
中國人民英雄紀念碑紀念了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英雄。新中國成立使得中國走出了百年屈辱。新中國政權首先要保障中國人民創造的財富不受列強瓜分。這是中國法製建設的曆史慣性，大革命就開始打倒列強的口號。新中國法製首先是防止國際壟斷資本經過市場操控洗劫中國財富。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戰爭中國的賠款債務，新中國一概不承認，這侵犯了列強在中國的財產自由，因此西方對新中國從來定義為沒有民主自由，因為列強資本家在中國再也不自由了。今天中國政改健全法製，依然有保護中國人民財富由中國人民支配不受外國勢力控製的任務。如香港占中，是華爾街要壟斷資本在香港的自由，是華爾街希望通過他們雄厚出資本操控市場控製香港經濟命脈，他們希望恢複49年前列強控製中國經濟命脈的權力。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學習西方，同時努力奮鬥擺脫列強控製。在這段曆史中，有兩條路線，一條是上層路線，一條是底層路線。洪秀全是底層路線，失敗了。康有為是上層路線，失敗了。孫中山依靠海外華僑，辛亥革命成功，但革命成功果實被軍閥竊走，因此有了廣東革命政府二次革命。大革命國共第一次合作，孫中山推行聯俄聯共輔助工農三大政策。國共合作是國民黨依靠上層力量，共產黨走底層路線，共產黨在大革命中的角色是發動民眾，國民黨是建立武裝。大家都是革命，但路線不同。1927年上層路程的國民黨右派實行4·12大屠殺，有軍隊的上層路線鎮壓沒有軍隊的下層路線。這種兩個路線生死搏鬥的事件後來還有發生。如大革命失敗後，共產黨要建立自己的武裝，就有兩條路線：一個是城市暴動，以南昌起義為代表，一個是農村起義，以秋收起義為代表。相對而言，城市暴動比較上層，農村起義比較下層。結果是城市暴動無法建立城市政權，而農民起義卻在井岡山建立了政權，即共產黨自有自己的政權開始，就是底層路線的勝利。後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以國際共運正統領導江西根據地政權，依靠國際共運上層路線，看不起農民武裝下層路線，葬送了江西政權，潰敗到遵義，遵義會議底層路線重新執掌領導權。抗日戰爭國共第二次合作，依然是國民黨依靠上層政治勢力抗日，共產黨依靠農村底層農民抗日。國民黨正麵戰場損兵失地，共產黨在敵後吧國民黨丟失的國土奪回來，建立敵後根據地抗日民主政權。國民黨損兵失地喪失民心。共產黨奪回的失地卻越來越多，表現為敵後根據地越來越大，成為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代表的上層政治勢力和共產黨代表的底層政治勢力來了一場大較量，結果是國民黨退到台灣，新中國在大陸成立。所以，新中國是中國百年屈辱擺脫列強控製的底層路程的勝利。康有為、孫中山、蔣介石的失敗是中國人民走出百年屈辱的上層路線的失敗。毛澤東的勝利是中國人民走出百年屈辱的底層路線的勝利，是民眾的勝利，是占中國人口95%的農民的勝利。如此建立的政權其法製首先是限製權力就是列強在中國洗劫中國財富的權力。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的時候，美國發表白皮書《誰丟失了中國》，美國資本家在中國的民主自由沒有了。他們原本就在上海公租界有他們在中國的西方民主政權，就是工部局，按照西方民主政治製度建立的政權，他們有軍艦在黃浦江遊弋，有警察在上海租界執法。這就是西方眼裏的中國沒有民主法製。不是中國沒有民主法製，而是中國的民主法製保護的底層80%人民的權力，新中國是底層路線的勝利，建立的政權就代表底層的意誌。這和美國獨立相反，美國獨立是波士頓抗稅起義，那時候是富人有財產的人才繳稅，窮人沒有財產自然無法繳稅。所以，美國政治製度保護的是富人財產。但是，曆史有局限，新中國底層沒有文化，底層政權，即工農武裝政權，是通過共產黨成為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的。所以，新中國建立的民主政權是勞動人民的民主政權，其形式是勞動人民通過共產黨領導，通過政治協商機製，讓上層為人民服務。
這種政治體係不穩定，原因是底層沒有文化知識，真正操作國家運行的還是上層，因此新中國憲法有堅持黨的領導一條，即上層要聽底層意誌的領導。
這個衝突第一次是反右鬥爭。本來是想充分發揮上層的才能，要聽取知識分子的一句，不料一些右派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即底層不能通過共產黨領導上層。這是反右的實質。大家記住中國革命中底層和上層有過血腥的鬥爭，1927年是一次，解放戰爭是另一次。解放戰爭的戰場規模的宏大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相比之下，反右隻是微風細雨。
新中國共產黨有來自白區地下鬥爭的和紅區武裝鬥爭的兩個派係。紅區係傳統是走發動群眾底層路線，白區係走上層菁英路線，原因是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乃至社會關係的不同和白區紅區環境不同的必然曆史結果。
文革是走群眾路線的打倒了走上層路線的菁英。文革工廠和農村基本運行，是城市機關癱瘓了。今天上山下鄉五七幹校當然是文革罪狀之一，但是，那時候農村人口占90%，這種罪狀對於90%的人口是無關痛癢的事情。
後三十年是白區係壓倒了紅區係，走上層路線的壓倒了走群眾路線走底層路線的。
白區係和紅區係都是需要的，要兩條腿走路，缺一條腿就出問題。白區係是文，紅區係是武。所謂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就是前三十年後三十年。共產黨離開群眾是就沒有力量，經濟發展當然也離不開菁英層的操作。但是，中國政治體製是人民民主專政，是共產黨發動群眾使得底層成為主導中國的政治力量。所謂共產黨領導，在戰爭年代就是共產黨發動群眾啟蒙群眾讓工農掌權。共產黨領導的政協體製就是菁英要服從底層民眾意誌。
文革證明，沒有上層，工農掌權國家依然可以運行，而且麵對國際上美蘇兩霸共同封鎖，美國在越南軍事威脅，蘇聯在珍寶島軍事威脅，中國依然很穩定，雖然國家管理不盡人意。改開三十年證明，離開了底層，國家就變質，就腐敗，底層就會重新回到舊社會，這是今天毛澤東熱的原因，底層想念毛澤東。
共產黨是中國勞動人民的政黨，以前直接說是工農的政黨。其工作方式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上層接受底層領導，叫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就是中國的民主製度。中國的工農勞動人們通過共產黨執掌大權。毛澤東堅持的就是走群眾路線，保障底層勞動人民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勢力。經濟發展可以走彎路，政治改革可以走彎路，隻要是工農掌權，都可以嚐試。
共產黨領導，不是指令性要民眾服從，而是耐久解釋啟蒙覺悟使得社會運行成為民眾自覺的行動。這不是統治階級統治被統治階級的國家形式，而是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發動群眾，啟蒙群眾，耐心解釋國家政策，讓民眾認清國家發展方向，讓民眾以自己的覺悟努力實現國家發展目標，賦與民眾的生命以崇高的意義及當家做主的尊嚴。三十年改開，實際上是放棄了真正的共產黨的領導，因為拋棄了共產黨真實意義上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原則。三十年來學習了西方的人事權和財政權的管理，指令性政府管理，把共產黨最有效最基本的傳家寶丟掉了，改開三十年的趨勢，就是形成統治階級統治被統治階級的國家的趨勢，而且有通過政改走西方政治製度固化階級的趨勢，這是毛澤東要極力避免的。習不易幟，就是回歸毛澤東路線，回歸人民民主專政，要底層廣大民眾意誌主導政權，上層以“為人民服務”接受底層意誌領導操作國家運行。
不是說白區係主觀意誌不革命，不生產，不發展，不為中國著想，而是白區係人員的曆史背景經濟基礎和地下工作方式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堅持中國的人民民主政治體製，不可能實踐“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底層路線。黨內必需由紅區係主導才能保障民主，因為紅區係是依靠農村底層力量發展起來的。所以，共產黨的發展，一定是紅區係為主白區係為輔佐，缺一不可，秩序不能顛倒。這就是解放後毛代表紅區係和劉代表白區係的政府權力組合。後來劉架空毛，使得白區係占主導地位，而紅區係落到服從地位，這違背了紅白秩序，違背了共產黨本質，而劉控製的整套官僚體現使得毛難以扭轉這種顛倒的政治格局，毛隻得發動文革讓紅區係重新上台。劉鄧陶路線，就是白區係壓倒紅區係路線，就是毛反對的路線。文革一開始的口號就是“把顛倒的世界在顛倒過來”。今天中國反腐敗證明毛的擔憂是合理的、證明紅區係為主白區係為輔是合理的，證明毛發動文革是合理的。
為什麽會有文革悲劇？因為文革就是民主，是大民主。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四大，是大民主。文革的悲劇是民主變成暴民政治，這是帕拉圖早有預言的事情，文革是大民主進而變成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下不可能有法製。中國要避免的是文革悲劇，但不能否認文革的進步意義。不僅僅是文革驗證了沒有法製的大民主會導致暴政，法國大革命也是大民主導致暴政的曆史見證。法國大革命的民主革命發生了暴民政治，恐怖的暴民政治，法國大革命恐怖的標誌是斷頭台，法國大革命在不經過正當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處決了數以萬計的上層社會，法國大革命不僅僅處決了王室貴族和僧侶貴族，而且殃及科學家和藝術家。狄更斯的《雙城記》就是法國大革命的傷痕文學。法國大革命對社會上層精英的摧殘遠遠超過文革，使得法國成為二流國家至今沒能恢複。法國大革命前，法國不是歐洲霸主，就是和霸主不分仲伯的一流強國。文革比起法國大革命進步意義更大，文革改變的是人類五千年精英特權統治思想，而法國大革命隻是從封建製過渡到資本主義製度。
法國大革命的悲劇不能否定法國大革命的人類曆史進步意義。法國大革命是人類曆史上最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法國大革命建立了公民權利平等的理念。今天西方普選製度實在是法國大革命的功勞。同樣，文革悲劇不能抹殺文革的曆史進步意義。
文革讓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確立了主人翁的態度。90%的農業人口沿襲著兩千年的封建文化，這對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阻礙，是自洋務運動以來中國工業化現代化難以實現的原因之一。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大串聯，和後期的五七幹校和上山下鄉，是兩次對占中國90%的農村人口的史無前例的思想的衝擊。可以說，文革對農村人口的思想啟蒙為其後中國的改開經濟發展奠定了啟蒙基礎。西方現代化工業化是西方啟蒙運動以後發生的。中國改革開放工業化是在文革對農村人口啟蒙後發生的。其中的因果關係看看今天第三世界現代化的艱難就不難看出。
文革啟蒙是近三百年落後於世界的中國得以崛起的關鍵之一。90年代蘇東劇變，全球範圍內發生大規模經濟轉型，從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而轉型最成功的是中國。因為中國是唯一一個經曆過文革啟蒙運動的國家。農村人口解放，大規模農民工進城，這些農民工比較其它如印度等國家的勞工有更高的素質，就是由於文革啟蒙的紅利。
文革失敗，在於大民主失控，變成無政府狀態，變成暴民政治，導致許多人道主義災難。由於這個災難，使得中國人反思，反思出理性和法治的重要性。
文革反思導致一場理性思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導致中國人拋棄本本主義，承認理想與現實的距離，務實地實現了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而蘇東轉型，以西方民主理想理論為依據，無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理性，流失了巨大的財富。印度的轉型，由於沒有文革對農村人口的啟蒙，迅速落後於中國。
文革反思的第二個結果，就是對無政府狀態和暴民政治的厭惡，這個厭惡早在李一哲《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大字報就有了反思，就是今天法製建設的社會思想基礎。
中國法製很不完善，但是，做生意的人知道，中國法製比起一起經濟轉型的印度俄羅斯和東歐一些國家好多了。東歐和俄羅斯屬於西方文化，其法製文化比中國深厚，但是，腐敗起來，比中國還利害。可以說，文革破除中國兩千年封建文化，使得中國今天的思想文化建設上得以迅速適應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需求，在短時間內縮短了農業中國和工業歐洲的思想文化差距，而且更上一層樓。文革傳播的鄙視特權的思想會使得中國市場經濟更具活力。
文革付出的人道主義災難成本比起蘇東劇變付出的人均壽命減少十年的人道主義災難成本不算高，而文革教訓得到的理性和法製思想，卻超過已經受過歐洲啟蒙運動和民主文化熏染的俄國和東歐和已經被歐洲列強殖民三百年的印度。久今天法製和理性的程度，中國比起俄東歐印度絲毫不遜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理論的好壞隻能用應用理論達到的預期效果來衡量。如今中國的法製，比起俄國、東歐和印度的法製更加能夠保障市場經濟的資本安全，更加能夠保護國家財富不被國際資本卷走，更加能夠保障基本人身安全。
文革悲劇是否就是失敗呢？或許，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裏，在五千年農業文化的土壤裏，建立民主、法製、理性的啟蒙。必需如此矯枉過正、不破不立、付出一些社會成本使得中國得以迅速趕超世界潮流。
最令人惋惜的，莫過於付出了成本卻忘記了教訓。如今一些鼓吹普世的已經是非理性的鼓吹，脫離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來鼓吹，鼓吹普世超過了文革的宗教狂熱程度，變成了非理性的普世宣傳。要防止文革失敗的教訓，就應該反對脫離理性的普世宣傳。如今網上普世宣傳已經大大超過了文革大字報的戴帽子、打棍子、上綱上線的程度，已經墮落為罔顧事實歪曲曆史的非理性、極端宗教原教旨的普世宣傳。如今網上普世狂熱以防止文革為名，行文革非理性狂熱之實，把民主推向網絡暴民政治。文革所有人道主義災難，都是以人身攻擊，侮辱人格開始的，如今網絡普世水軍幹的正是這種導致文革悲劇的事情，他們一但掌握暴力，必然會對被他們侮辱人格人身攻擊的人實施暴力。利比亞民主反對派和敘利亞民主反對派走向極端恐怖分子就是這樣的例子。占中就是重蹈民主走向暴民政治拋棄法治的無政府道路，是重蹈文革失敗悲劇的覆轍。我們反思文革，就應該批判占中這樣的重蹈文革悲劇的行徑。反思文革，也應該肅清今天網絡盛行的侮辱人格人身攻擊的語言暴力。
西方民主製度是資產階級民主製度，其法製當然是保護資產階級利益不受政府侵害。文革侵害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嗎？沒有，文革時中國沒有人有資產，那時候是公有製計劃經濟，沒有私有產權。今天沒有人敢公開說建立法製保護權貴利益，所以隻能說建立法製防止文革重演。今天中國權貴的財富，當然有他們在市場經濟裏拚搏的所得，但也有不少是國有資產流失所得，也有不少是壓榨民工所得，即資本原始積累鑽了不少腐敗權錢交易的空子。這是難以避免的。曆史上資本原始積累都很殘酷，中國改開以來的民族資本原始積累是人類曆史上最不血腥的資本原始積累。中國改開以來的新貴土豪們們應該格守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承諾，把先富帶後富做為一種社會責任，而不應該看著底層貧困為脫之前，不應該在人人達到小康之前，就驕奢淫逸揮霍無度。中國現階段限製賭業色情業和奢侈品是應該的。新貴土豪豪賭，就把錢投到技術創新的賭局中，有如90年代美國錢都賭到納斯達股市上。中國富豪新貴比富，不要比法拉利賽車不要比LV包，要比就比希望小學捐款，比扶貧項目慈善投資。如果中國政改搬來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法製保護他們的財產自由，為他們推卸先富之人帶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的社會責任，進而固化階層保護財產特權，那麽中國的法製就失去了社會主義性質，就是以防止文革發生之名行固化階層維護特權利益之實。照搬西方的政治製度就啟動了文革的需要，就有文革的必要，就會再次導致文革悲劇。
現代西方標榜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以美國政治製度為楷模。美國政治製度一英國大憲章為藍本。英國是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製度的先驅。英國是君主立憲製。十三世紀是歐洲封建社會，權力是君主權力。法製限製權力的功能是限製君主權力。新中國沒有君主，新中國否認特權存在的合理性，學習西方製度中限製特權的權力的法製是用錯了藥。英國是至今承認和維護王室世襲特權的國家，他們的法製是從大憲章、到光榮革命都是限製王室的權力。他們的法製契約就是承認和維護王室的特權，同時限製王室的權力。新中國政權的前身是敵後根據地抗日民主政權，這個政權一開始就是人民政權，就是民主政權。用一個限製一個有特權的君主的權力的法製，搬來限製一個沒有特權的工農的政權的權力，這實際上是顛覆新中國社會主義政權。文革的原因之一恰恰是要防止特權階層的產生，是毛澤東看到蘇聯已經形成特權階層，形成了權貴階層，才發動文革，以避免特權階層的形成和固化。文革失敗了，中國對文革的否定是今天中國腐敗和特權產生的原因之一，中國完善法製防止文革悲劇重演，就應該有完善的製度使得政權永遠是人民的政權，就應該有完善的製度使得政府官員永遠不會脫離群眾高高在上，完善法製使得共產黨不能脫離底層民眾，就應該有完善的製度保障人民的政權不會蛻變為特權階層的政治。西方的法製是承認社會特權和財產自由特權的基礎上限製政府權力，中國的法製是防止共產黨脫離底層民眾，防止特權階層的產生，這不是什麽理論和理想的問題，而是曆史造就的新中國隻要這樣才能沿著曆史的慣性平穩持續發展。如果中國共產黨脫離了民眾，或者放棄一黨專政，采用西方民主製度，那麽，就是把中國人民支配中國財富的權力交給國際壟斷資本，讓他們通過市場支配中國的財富。到時候美國就可以來一篇白皮書，《誰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讓我們重新得到了中國？》
中國應該建立的法製是要防止權貴特權的形成，使得沒有發生文革的必要。沒有發生文革的必要就無須進行文革，不進行文革自然就不會有文革悲劇發生。中國人100%不願意重複文革悲劇，中國人大多數希望文革初衷能夠實現，能夠避免特權階層成為統治階層，因為這個特權階層的軟弱性必然使得他們成為國家壟斷資本的幫凶，讓國際壟斷資本洗劫國家財富。中國人不願意看到中國如前蘇聯和東歐解體那樣大量財富流失，人均壽命減少十年，不願意像烏克蘭那樣幾個新貴寡頭輪流執政，有法製保障他們財產自由，而民眾則回到戰亂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