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加拿大看病排期長？

有數據顯示，2025年至少有370萬加拿大人正在等待手術、診斷掃描或專科醫生的診治的時候死亡。而據智庫“第二條街”估計，實際數字約為580萬，大約相當於每八個人中就有一人在醫療排期中死亡。2024年有近2萬4千人在排期時死亡。已經診斷出是什麽病，已經知道如何治療，就是在等待治療的過程中死亡了，這是發達國家的悲劇。無論“第二條街”的數據是否準確，看病難是加拿大人普遍感受到的實際情況，不少人都有切身體會。

加拿大是全民醫保。但這個全民醫保的醫療服務很多是由合同醫生來提供，醫生看完病不是收病人的錢，而是把賬單給政府，要政府補償。要看病，就得先看家庭醫生，才能得到全民醫保的服務。英國家庭醫生是強製性的，每個人都必須有一個家庭醫生。加拿大不是強製性的，你可以去診所或者醫院急診室。那是給沒有家庭醫生的加拿大人一個保底的醫療安全網。但診所候診時間比較長，往往需要等待1-2小時，好處是不必預約。醫院急診室等待的時間更長，因為急診室優先看嚴重病人，如車禍和中風之類，這些病人可以後來先看，如果是一般咳嗽發燒的病人，在急診室等上8小時也不奇怪，就看運氣了。而且，急診室的醫生每次不忘提一句，以後這種病不要來看急診了。醫院不提供一般門診，隻有急診。加拿大人看病因此非常為難，沒有家庭醫生的天天等待申請的家庭醫生，有了家庭醫生的又懷念無需預言想看就看的社區診所。滑鐵盧地區預約家庭醫生，一般需要三周左右，三周以後，病早就不是想看病時候的病了。家庭醫生的好處在於醫患關係比較密切，醫生比較了解自己病人。壞處是病人沒有選擇，隻有一個門衛看管自己能否使用全民醫保服務。有些地區好的，家庭醫生多，預約很快，一天就可以了，這樣的家庭醫生製度可以接受，如今從預約家庭醫生到家庭醫生轉診專科，往往需要2個月時間。

病人沒有選擇，使得醫生幹好幹壞一個樣，因此沒有了激勵機製。而且政府買單有硬性規定，每次出診付費範圍是死規定，醫生因此盡量縮短看病時間。按照每次出診付費，看1分鍾和10分鍾付費一樣，醫生當然希望看病時間越短越好。而且不一次看完，說每次隻看一個病症，其它病症另外預約，論次數嗎。醫生看病是短平快。預約三周，候診半小時，看病1分鍾。醫生也開發一些副業，如開病假條要收費$30元，打電話續藥收費$25元，等等。

醫療界還有很強的業界組織，除了業內自律與統一規範和教育新標準新藥新療法外，兼做公眾公關和政府遊說工作。他們對選舉影響很大。對於醫療體係排期長的問題，沒有一個政客敢談及醫療工作者的責任。所有政客都為醫療工作者開脫。右派主張私有化，實質是為醫療工作者增加收入。左派主張支持醫療工作，要求政府增加醫療開支，也是增加醫療工作者收入。當醫療成為全民醫保公共產品以後，醫療體係就成為一個天然壟斷行業，壟斷行業就有壟斷利潤，這才是排期長的市場邏輯。排期長就是向政府要跟多資金的籌碼。加拿大醫療衛生的開支，已經從1975年的%7GDP增加到2025年的%12.5GDP。如果醫療技術進步了，加拿大人民健康水平改善了，醫療費用的開支占GDP比重就應該下降而不是上升。醫療技術進步意味著醫療效率提高，健康水平提高意味著看病的病人減少。醫療與藥物的科技進步是肯定的，如果醫療費用占GDP比重上升了，很可能就是加拿大人健康水平下降了，看病和看重病的病人增加了，這樣的醫療體係就是一個失敗的醫療體係，它沒能提高加拿大人民的健康水平，反而降低了加拿大人的健康水平。即加拿大醫療體係不僅缺乏激勵機製幹好幹壞一個樣，而且有一個負激勵，就是服務越差越能向政府要錢。這和中國有段時間爭取做貧困縣要政府補貼一樣，貧困成為一種資源。加拿大醫療排期長也是一種資源。

經常看到一些文章，說到加拿大醫療體係好的時候，有每十萬人有多少醫務人員，有多少病床等等。醫療設備和醫務人員充沛當然是一種優勢，但是，這種評價體係是一種誤導。一個醫療體係的好壞，就社會而言，因該以這個國家人民的健康水平高低來評價。既然加拿大病床和醫務人員多，那排期應該短才是呀？為什麽醫療開支比例增加了，排期反而長了呢？就經濟而言，一個醫療體係好壞，在於勞動力的質量，請病假的少，工作效率高。這和軍隊醫務人員一樣，目的在於減少因病傷戰鬥減員。如今講照顧弱勢群體了，不能歧視肥胖症的人就業，這些人就業，對於有些工種而言，工作效率低就是低。所以，加拿大醫療衛生體係的業績評價指標是錯誤的。

既然全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是一個公共事業，醫療衛生服務就是一種公共產品，公共產品就應該政府提供。政府提供服務就不應該外包給私營合同者，公司混雜製造了尋租現象，滋生腐敗，醫務工作者沒有提供醫療水平和服務質量的激勵，隻有在製度中尋找經濟租金最大化個人利益。這種現像在中國改革開放經濟轉型時候表現得特別嚴重，就是腐敗，就是批條子，走後門。如今家庭醫生掌控者病人看病的必經之路，就是一種可以盈利的壟斷。本來一次看病把身上毛病都解決了，就是最經濟的醫療流程，但非得一個病症預約一次，折騰病人浪費醫療資源，本來一次可以看完的，要預約多次，而且家庭醫生和病人往往不住在一個社區，可能要開車很遠才能就醫，這樣不利於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卻可以提高醫務工作者的收入，無形中增加了很多非診病的工作量，並外溢出許多社會成本，如病人看病時間增加數倍。這種經濟活動不是提供實質服務，這種工作量就是尋租工作量。尋租在加拿大醫療係統裏邊比比皆是。比如藥房處方費，明明知道病人終身依賴不能中斷，藥房知道，但每次最多給12周的藥，每12周續一次，藥房就多收一次處方費。如果醫生上次開藥藥方的量吃完了，沒有醫生處方不給續，病人必須預約家庭醫生看一次才能續，等等。取藥也不是給了處方藥就能拿到藥，在沃爾瑪超市裏的藥房，每次遞上處方，藥房要病人過半小時以後再來取藥，明擺著逼病人在超市裏多呆半小時。藥店幾乎每個大超市都有，每個街角都有，一點不比超市和雜貨店數量少，可見這個醫療體係能從病人身上賺多少利潤。

超市藥品貨架就屬止疼片貨架最寬，可見止疼片市場極大。止疼片濫用，就是小病不看，吃片止疼片挺過去，等把病養大了再看，這樣醫療體係收入利潤高，於全民健康沒有一點好處。把全民置於亞健康狀態，降低了加拿大勞動力質量，降低了加拿大經濟的競爭力。醫生開止痛藥是常有的事情。加拿大濫用止痛藥，搞得很多人阿片上癮，搞得加拿大阿片過量中毒事件頻發。安省2024年阿片類藥物過量死亡2200人，每天都有十個人阿片過量死。

要解決加拿大醫療排期長的問題，就應該廢除家庭醫生製度，代之以社區診所製度。公共產品，就應該全部政府提供，不搞公私混雜的尋租製度，醫務工作者都實行工薪製度。社區診所可以形成競爭，病人可以選擇不同診所，這個診所排隊長就去另一個診所，這就激勵診所提高服務質量。病人有了選擇，才有競爭機製。醫院診所業績，要以轄區人口整體健康水平來評估。需要有每年常規體檢，評估人口健康水平，和防止疾病發生。有普查體檢，就有預防措施，就能減少疾病，就能減少醫療係統的壓力。減少醫療係統壓力的正道不是增加醫療費用，而是提高人口健康質量。

醫療衛生體係要增加老人高質量生命，提高老人生活質量，以此減少老人疾病，減少醫療與藥物負擔，減少整個經濟體的成本。中國大媽廣場舞就是老人社交與娛樂的活動，增加心身健康，減少對醫療和藥物的依賴，降低政府醫療開支負擔。

利益集團在加拿大公共服務部門泛濫，學校、醫療衛生，和郵政，都不同程度處於怠工狀態。因為有負激勵，業績越差，就能從政府要更多資金。這是囚徒悖論的博弈，各個利益群體的自身利益最大化導致加拿大整體經濟下滑。實質經濟活動減少，尋租經濟活動增加，更多的資源和精力浪費在政治博弈中，而不是發展經濟。凡是能綁架公共服務，形成行業壟斷的部門，都增加了政府開支降並低了公共服務質量。要改變這種利益集團盤根錯節的局麵，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一蹴而就，需要有才德兼備的領導有勇氣動利益集團的奶酪。美國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門就失敗了，以馬斯克的才幹能力，在利益集團麵前依然敗下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