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國務卿萬斯訪華，提出三點要求，鄧小平一句話讓他閉嘴

1977年萬斯訪華時，提出三點無理要求，鄧小平同誌一句話讓他閉嘴

深更讀史 2025-06-11 09:30

 

1970年代的“乒乓外交”和尼克鬆的曆史性訪華使得中美兩國的關係開始解凍，合作的機遇也隨之而來。然而，1977年美國國務卿萬斯訪華，卻險些讓這份來之不易的和平成果化為泡影。萬斯在談判中提出的三項不合理要求，令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做出了強硬回應，完全出乎萬斯的預料。

 

那麽，萬斯在訪華期間提出了哪些要求？鄧小平又是如何力挫這些不切實際的想法的呢？

 

1972年2月，尼克鬆訪華，標誌著中美關係的正式破冰。然而，關係的正常化進程並未順利展開。原因複雜，首先，尼克鬆卷入“水門事件”，直接導致他失去總統職務；然後，繼任的福特總統上台後將中美問題暫時擱置，計劃在其第二個任期內解決，但他未能連任成功。此外，美國的越戰失敗、經濟衰退、物價上漲等問題也拖延了中美建交的步伐。與此同時，中國方麵由於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先後去世，領導層的更替使得中美關係的問題未能得到優先關注。

 

直到1977年，鄧小平逐漸成為中國領導核心，而美國也迎來了新總統吉米·卡特。雙方的領導層終於開始著手處理中美關係的正常化。但在卡特上任初期，國際事務紛繁複雜，尤其是中東局勢、巴拿馬運河爭端、以及美蘇之間的對抗等問題顯得更加緊迫。與此相比，已經停滯了20年的中美外交關係似乎不那麽緊迫。卡特政府第一次召開會議時，甚至沒有討論對華政策。

卡特並不擅長國際事務，作為喬治亞州州長出身的他，主要關注州內事務，對國際問題了解有限。因此，在外務上，他極度依賴國務卿萬斯和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布熱津斯基偏向於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而萬斯則認為美蘇關係才是當務之急。他甚至認為，中國在經濟和戰略上還不足以成為“主要戰略強國”。這與卡特的看法一致，他認為中美關係正常化符合美國利益，但出於對蘇聯反應的顧慮，他希望中美關係的進展能慢一些。因此，他指示萬斯赴華，期望延緩中美建交的步伐，先解決巴拿馬運河問題，並試探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

 

 

萬斯的訪華任務似乎並不複雜，白宮也並未對他的出訪表現出過多擔憂，畢竟他被認為是“解決國際紛爭的能手”。萬斯從律師出身，曾在國防部擔任要職，處理過多起國際糾紛，包括巴拿馬運河事件、多米尼加內戰和土耳其與希臘的塞浦路斯爭端，他也參與過美蘇軍備談判和越南問題的巴黎和談。他在談判中一向冷靜高效，擅長利用各種技巧和策略讓對方妥協，因此，卡特希望通過萬斯在中美關係中實現漸進式的進展。

 

然而，萬斯並未預見到自己即將麵對的將是一個在外交場合更加果斷、堅韌的談判者——鄧小平。

 

1977年8月，萬斯抵達北京，次日與中國外交部長黃華進行了會談。萬斯開門見山地表示，美國願意實現兩國關係的正常化，前提是中國在台灣問題上不采取過激措施，並且美國能夠保持在台灣的非官方人員駐留。但他同時提出了一些令人難以接受的要求：美國希望能夠在台灣保留非官方的政府人員，並且在“適當時機”發表聲明，聲明美國支持中國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又要求中國不應反對這些聲明，也不應該提及使用武力。

 

這些要求看似是讓步，但實際上卻處處顯示出萬斯的計算和拖延意圖。尤其是涉及台灣問題，萬斯的提案無疑觸及了中國的核心利益。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任何外部幹涉都無法接受，尤其是涉及到美方在台灣的駐軍和政治代表。麵對這些荒唐的要求，黃華立即予以了拒絕，甚至明確表示中國的立場是“武力解放台灣”的政策。

 

隨後的會談中，萬斯繼續向鄧小平提出同樣的要求，但鄧小平始終堅持原則，毫不妥協。他首先批評了美國在美蘇關係中的“綏靖政策”，並在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問題上嚴肅表態：“美國當前的行動在中美建交問題上不僅沒有進展，反而倒退，違背了《上海公報》的精神。”

 

鄧小平進一步明確表示，美國必須完全放棄對台灣的軍事支持，撤回駐台灣的軍隊，廢除美台軍事防禦條約。隻有這樣，才能實現中美建交。他強調，美國與台灣的正常貿易往來和人員流動是可以的，但絕不能有任何形式的官方代表在台灣出現。萬斯試圖通過對話改變鄧小平的立場，但始終未能得逞。

 

最後，鄧小平播放了基辛格訪華時的錄音，並明確表示，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是堅定的，任何妥協都不可能發生。他最後嚴肅地告誡萬斯：“你們應該意識到，台灣問題不可能永遠被忽視，我們為台灣的回歸做好了準備。”

 

 

麵對鄧小平的堅定態度，萬斯意識到他無法在台灣問題上取得任何讓步，隻能黯然結束此次訪華。回到美國後，萬斯的隨行人員為了掩蓋談判失敗的尷尬，聲稱他的訪華取得了“成功”，並且媒體誤傳中國在台灣問題上有所鬆動。對此，鄧小平立即作出回應，強調中美建交的前提條件是美國徹底放棄與台灣的任何軍事合作，並且在外交上與台灣斷絕關係。

 

這一強硬態度使卡特政府重新評估了對華政策，萬斯的立場被暫時擱置，布熱津斯基開始主導中美建交的談判。

 

最終，1978年12月，中美雙方達成協議，宣布中美關係正式正常化。1979年，鄧小平訪美，正式宣告兩國關係邁入新紀元。

 

鄧小平與中國的對外開放：1977-1979年的中美關係 http://www.hprc.org.cn/gsyj/wjs/dwgx/201007/t20100722_55980.html

發布時間： 2010-07-22    作者：〔美國〕傅高義（Ezra F. Vogel）    來源：《當代中國與它的發展道路》 2010-07-22

傅高義，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原主任，社會學家，亞洲研究協會會員，美國藝術和科學院成員。1930年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1958年獲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1958-1960年在日本研究日本社會，1961年在哈佛大學學習漢語和中國曆史，1967年起任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曆任東亞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哈佛大學基礎課程委員會外國文化小組負責人。研究領域為中國問題、日本問題，在美國享有一流專家盛名。著有《日本的中產階級》、《重整旗鼓一一重建美國實例分析》，《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和政治(1949-1968年)》、《與中國共存——21世紀的中美關係》等。 　　鄧小平在1977年年中意識到，盡管他不能立刻解決中國與美國和日本之間的政治問題，但他相信，中國至少可以開始為科學技術現代化做準備。在他看來，科學技術實現現代化，其他三個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也會隨之實現。他認為，科學技術屬於全人類。中美科學家在20世紀上半葉建立起來的深厚友誼在30年之後依然存在，盡管許多人已經去世，但在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之前科技交流可以先行。事實上，科技領域很快就成為中美兩國接觸的先導領域。[①] 第一個對外開放的現代化領域：科學技術 　　從青年時代起，鄧小平就非常相信科技的力量。20世紀40年代初，在中國名牌大學裏學習理科的女生寥寥無幾，而鄧小平就娶了其中一位理科女生——卓琳為妻。卓琳曾是北京大學物理係的學生。在鄧小平看來，北京大學和物理專業這兩樣都是中國大學中的塔尖。後來他們的五個孩子中有三個考入了北京大學。 　　1977年底1978年初，鄧小平接見了新西蘭共產黨人路易·艾黎、旅歐華裔作家韓素音、在北京生活多年並曾在北京國際廣播電台擔任英語播音員的加拿大籍華裔林達光等“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希望他們在今後的事業中能繼續支持中國。在鄧小平1977年接見的外賓中，還有著名美籍華裔科學家，坦普爾大學生物學家牛滿江、加利福尼亞大學數學家陳省身和三位華裔諾貝爾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的丁肇中、哥倫比亞大學的李政道、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楊振寧等。後來鄧小平曾多次分別會見這些著名科學家，除了對他們表示歡迎外，還向他們詢問一些研究機構成為著名科技中心的原因，以及中國怎樣才能迎頭趕上。對於他們的情況介紹，鄧小平聽得非常仔細。[②] 　　鄧小平接見外賓時通常很少要求他們的家人陪同，但在會見這些科學家時要求他們帶上家屬，並對他們為祖國發展所做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他知道有很多華裔科學家在西方的大學或研究機構工作，其中有些在1945～1959年期間離開大陸，有些是先到了台灣然後又到國外接受教育。他們中很多人在中國還有親屬。盡管當時中國沒有先進的實驗室足以吸引這些著名科學家回國，但他們可以給中國的科學發展提建議，可以到中國的大學去演講，還可以幫助中國大學生到海外繼續深造。 　　在1978年3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科學大會上，中國科學家們獲得一個信息，那就是，自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他們第一次不僅可以和西方的科學家進行交流，而且這種交流還將受到鼓勵。留在國內的美籍華裔科學家們的親屬在1949年以後的曆次運動中曾受到不公正對待，但此時他們的住房條件和工作都得到了改善，也不再被看成是地主、資本家或者右派，過去所受的不公正對待得到了補償。 　　鄧小平不僅對美籍華裔科學家尊重有加，對西方科學家亦是如此。1978年7月，卡特總統的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率領一個美國有史以來最高規格的科學家代表團訪華。普雷斯原為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專門從事地震學研究，此前曾一直擔任美國科學院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主席[③]。1978年7月訪問中國時，普雷斯一行希望能為兩國政府間簽訂農業交流、空間技術和留學生及學者交流等協議打下基礎，同時他建議中國選派20~30名學生到美國學習。讓雷普斯完全沒有想到的是，鄧小平建議美國接受700名理科學生到美國學習，而且未來幾年的目標是幾萬人。由於希望能盡快得到回複，普雷斯馬上打電話給卡特，在淩晨3點把總統從睡夢中叫醒，請他批準中國派700名學生到美國學習，而且未來幾年歡迎更多學生的到來。[④]盡管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人叫醒，而且臨行前也已授權普雷斯做出此類答複，不過卡特還是欣然同意了中方的要求。[⑤] 　　1978年7月10日，在會見普雷斯時，鄧小平讚揚美國的科學技術在很多領域比其他國家先進。他強調中國已經大大落後，迫切需要獲得幫助以趕上世界先進水平。他對美國的高科技出口限製感到關切，還談到中國需要外資和技術。[⑥]《人民日報》還刊登了普雷斯在告別宴會上的講話，講話中強調了全球化的好處。[⑦]這可能是自1949年以來除尼克鬆總統訪問之外美國訪華代表團所受到的最熱情的接待。 　　1978年下半年，第一批中國留學生到達美國。1979年，有1025名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學習。到1984年，留學生人數達到14000人，其中2/3的人學習物理、醫學和工程。[⑧]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這兩座中國最高學府甚至被稱為公派留美理科生的“預備校”。 1977年8月：萬斯在北京的“倒退” 　　對鄧小平來說，與美發展關係是重中之重。所以，當美國國務卿賽勒斯·萬斯接受邀請訪問北京以排除兩國關係正常化道路上的障礙時，鄧小平抱有很高的期望。1977年8月22日，鄧小平剛剛正式接手外交事務三天後就接見了萬斯，兩天後又和萬斯舉行了長時間會談。 　　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主要障礙是台灣問題。雖然鄧小平希望加快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步伐，但每次提到台灣問題，他總是很清楚地亮出自己的底線，那就是美國必須和台灣“斷交”、廢除《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以及美國從台灣撤軍。 　　對於鄧小平、毛澤東以及其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來說，收複台灣一直是結束中國百年恥辱、完成統一大業的標誌。1977年，鄧小平已經很清楚，中國共產黨越來越強大，蔣介石“反攻大陸”隻是一種空喊，但台灣國民黨仍然在安全上對北京構成威脅。 　　萬斯曾是一位廣受尊敬、彬彬有禮的律師，1977年1月剛擔任國務卿時開始就關注美中關係正常化有關問題。同年7月，卡特宣布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要完成與中國關係的正常化。作為抗衡蘇聯的一個籌碼，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也希望美國盡快實現與中國關係正常化，而萬斯更關心的則是美蘇在緩和方麵的合作，所以擔心美中兩國走得太近會讓蘇聯不悅。 　　在萬斯啟程訪華之前，卡特和他談到了自己的擔心：如果美中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步子邁得太快，就會在國會引起混亂，從而失去國會對於美國放棄對巴拿馬運河政治控製權這一決定的支持。萬斯同意卡特的看法，認為最好把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問題延遲到巴拿馬運河問題解決之後。8月23日，萬斯會見了中國外長黃華，向他表示，美國希望兩國關係朝正常化方向推進，但美國要在台灣保留一些官方人員，並宣布美國希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這一表示實際上是要探詢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靈活性，同時也是一種拖延之舉，意在把可能達成的協議拖延至國會解決巴拿馬問題之後。不過，萬斯對中國拒絕他的建議並沒有充分的心理準備。第二天上午，黃華做出了強硬反應，表示萬斯的立場會拖延兩國關係的正常化進程，他甚至提到了“解放台灣”[⑨]，暗示中國軍隊已經準備好了。 　　8月24日下午，鄧小平會見萬斯。鄧小平對萬斯說，他們上一回見麵是1975年，是他第二次被打倒之前。他補充說，他是唯一一個“兩落兩起”的人。[⑩]萬斯後來承認，在與鄧小平會麵時，鄧小平一直表現出“中國人式的客氣”，但在台灣問題上立場堅定，並批評了美國的立場。 　　鄧小平表明了兩個基本觀點：一是關於蘇聯問題，一是關於台灣問題。鄧小平說，從更廣泛的全球角度來說，美國關於蘇聯問題的第10號備忘錄是一種綏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讓蘇聯控製西德的1/3，實際上是讓他們控製了巴爾幹，從而對南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11] 　　鄧小平對萬斯說，美國關於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建議不是進步，而是退步，是從打破冷戰後兩國關係僵局的《上海公報》退步了。鄧小平的想法是，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後美國與台灣可以有貿易和人員往來，可以仿照日本模式派遣非政府代表，但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官方代表。鄧小平說，美國占領台灣，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阻礙了中國的統一。他進而指出，美國要求中國不以武力解放台灣，這是幹涉中國內政。萬斯則表示對台灣的安全感到憂慮，鄧小平告訴他，中國比美國更關心自己國家的事。中國對解決台灣問題有耐心，不過，美國應該意識到，在台灣問題的解決上，中國不會無限期拖延下去。[12] 　　鄧小平讓助手給萬斯讀了一段談話備忘錄，基辛格曾在備忘錄中說，兩國關係正常化將尊重中國的立場。他還提到1975年12月與福特總統的會談，當時福特表明，美國總統選舉之後他能更好地按照日本模式實現美中兩國關係正常化。鄧小平說，萬斯的建議實際上是設立一個“沒有國旗的大使館”。[13]他補充說，如果美國還想維持與台灣的關係，中國可以等待。 　　8月28日，萬斯回到美國之後，隨行官員試圖給美國公眾留下此行結果有利於美國的印象。當時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的薩繆爾·亨廷頓在新聞通氣會上說，萬斯此行獲得了成功。結果美國記者約翰·沃勒克錯誤地寫道，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已經軟化。盡管萬斯盡了很大努力，但仍無法阻止這篇不準確報道的發表。[14] 　　萬斯訪華之後，鄧小平清楚地表明，如果不能堅持原則，不能堅持在台灣問題上的底線，中國可以無限期等下去。與此同時，他不斷向來訪者批評萬斯的倒退。9月6日，鄧小平接見由美聯社總裁基思·富勒率領的美國新聞代表團，該團成員包括《紐約時報》發行人阿瑟·舒爾茨伯格和《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凱瑟琳·格雷厄姆。鄧小平談的問題很廣泛，他談到了“文革”期間林彪、“四人幫”所造成的錯誤。他還談到了中國需要派留學生到國外學習。在談到經濟問題時，他強調說，中國必須按經濟規律辦事，必須按勞付酬。但他主要談的還是台灣問題，態度非常堅決。[15]他說，他清楚萬斯是美國新政府第一位訪問中國的高官，但萬斯關於台灣問題的建議是一種倒退，中國不能接受。他強調說，要實現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就必須堅持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美國必須廢除與國民黨簽署的軍事條約，必須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必須從台灣撤出軍隊。中國會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別人不能幹涉。[16] 　　9月27日，鄧小平會見了喬治·H.W.布什。鄧小平對布什重申了自己的看法：美國對蘇聯的政策是一種綏靖政策。關於中美關係正常化，鄧小平說，這一進程可以加快，但中國在台灣問題上沒有回旋餘地。[17]《人民日報》在其權威社論中說：“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一些領導人忘記了慕尼黑事件的教訓。”[18] 　　鄧小平派外長黃華會見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倫納德·伍德科克，伍德科克曾任美國勞工領袖，7月26日剛到北京赴任。鄧小平讓黃華再次傳達他的意見，即對美國在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上的拖延感到失望。[19]之後，中國邀請讚成推進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訪問北京。1978年1月4日，鄧小平會見肯尼迪。鄧小平說，他希望盡快簽署協議。中美建交的核心問題是台灣問題，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應該由中國來決定。肯尼迪返回華盛頓後，公開表示支持加快兩國關係正常化進程。 　　1978年1月底，伍德科克第一次回到美國時，也開始對兩國關係正常化進程停滯不前失去耐心。[20] 2月1日，他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聯合汽車工人工會上發表講話，稱美國對華政策建立在“明顯荒謬”的基礎之上。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承認國民黨政府代表中國，但事實上它現在隻能代表小小的台灣島。發表上述講話後不久，卡特私下會見伍德科克，告訴他自己也同意伍德科克的看法。[21]盡管卡特也希望推進中美關係正常化，但他擔心當時此事會影響美國與蘇聯之間正在進行的《限製戰略武器條約》的談判。 　　而萬斯則認為，美國外交政策的當務之急是與蘇聯在軍備控製方麵的合作。他對過快推進中美關係正常化存有疑慮，擔心會影響美國與蘇聯的談判。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理查德·霍爾布魯克一直在和越南官員進行談判，希望盡快恢複美越關係。但鑒於中越之間關係惡化，美國必須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卡特最後結束了這一爭論，他說，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更符合美國的利益。 　　1978年2月16日，鄧小平會見了由參議員亨利·傑克遜率領的美國代表團。傑克遜對蘇聯持強硬路線，這一點和鄧小平看法一致。鄧小平一直批評美國對蘇聯的綏靖政策，批評美國在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上停滯不前。5月，鄧小平發現，白宮有一位官員和傑克遜一樣，與自己觀點一致，這位官員就是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