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男童18年後回家：被拐時其母被殺 全鎮4小孩失蹤

2015-06-23 11:09 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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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永勇(前右)被拐前的全家福。

　　原標題：回家的路,他走了18年

　　29歲的趙永勇很安靜。普通話裏帶著一些福建口音。他說自己是四川人，一直都是。從大海邊到川東小鎮，回家的路，他走了18年。

　　1 痛失親人

　　21年前，還在上學前班的勇勇並不知道，那次趕場將永遠改變自己的人生。

　　1994年，肖學琴31歲，大兒子勇勇7歲，小兒子寬寬5歲。

　　肖學琴與趙代富感情很好，丈夫勤勞樸實。在兒子們記憶中，父親的肩膀很寬闊，21年後，勇勇仍記得，被父親扛在肩上一口氣從山頂跑回家時，耳邊的風聲和自己的歡呼聲。

　　肖學琴對兒子們疼愛有加，盡管兩個小家夥很調皮，她卻很少責罵。勇勇仍記得，生病時被母親摟在懷中的溫暖。

　　這些記憶是他29年人生中，最溫暖、最幸福、最閃亮的瞬間。

　　7月12日是四川省達州市開江縣永興鎮的逢場天。早飯後，肖學琴出門趕場，剛走出不遠，發現兩個兒子也跟來了。拗不過孩子們的堅持，她將兄弟倆帶到了鎮上。

　　那一天，永興鎮陽光正好，大街上擠滿了趕場的人。

　　兄弟倆看見母親跟一位陌生人說了幾句話後，便跟著他走進了一間臨街的房屋。不久，另一個陌生人將兄弟倆也帶了進去。

　　雖然收錄機聲音震耳欲聾，卻蓋不住母親聲嘶力竭的呼救。任憑兄弟倆哭著跪地哀求，兩個男人依然將刀捅進了母親後背。

　　那一天，永興鎮上共有4個小孩離奇失蹤。

　　失去了妻子和孩子的趙代富，在苦苦尋找親人一年以後，絕望地拿起筆，在家譜上顫抖著寫下：“1994年7月12日，農曆六月初四，妻子肖學琴、兒子趙永勇、趙永寬母子三人失蹤。”寫罷，已是淚流滿麵。

　　2 萬裏尋親

　　被賣到福建莆田的勇勇有了新的名字——徐揚。

　　在陌生的“新家”裏，養父母從不告訴他來自何處。他曾多次逃跑，卻從未成功。他每天幹農活、趕鴨子，隻上到小學五年級便輟學。

　　“寶貝回家”尋親網站誌願者告訴記者，在眾多的尋親案例中，被賣的孩子往往被家裏當作勞力，一般不會接受太多教育，會識字、能算賬便足夠。

　　雖然被拐賣時年紀尚小，並不知道自己父母和弟弟的全名，也不知家在何處，但在勇勇心裏，家的印象卻從未磨滅。

　　他能做的，隻是拚命地告訴自己，千萬不能忘記那間黑暗的小屋，不能忘記自己和弟弟被賣的經曆。

　　年複一年，他憑著強大的繪畫天賦，畫了一幅又一幅畫，反複記錄著故鄉的山水、街道、房屋，以及母親遇害的場景。

　　“我害怕忘記，怕有一天找不到回家的路。”他說。

　　“媽媽還活著嗎？弟弟在哪裏？他們也在找我嗎？”無數個夜晚，他將頭埋在被子裏，憋著哭聲，枕著被淚水打濕的枕頭入睡。一次高燒中他還清楚地看見了母親，他死死地抱著她，不願撒手。

　　13歲那年，勇勇被養父母送到廣東肇慶一個玉雕廠當學徒工。

　　養父母希望他早日賺錢養家，而他心中隻有一個目標——找到親人。

　　“最苦的時候連包方便麵都吃不起。”他說。但即使如此，他也不願再回莆田。

　　勇勇最怕過年，工友們歡天喜地奔回老家時，自己卻無家可歸。他也會裝成開心的模樣，買上車票假裝回家。為了尋找弟弟，他走過了許多地方，毫無線索。

　　2012年，勇勇在“寶貝回家”尋親網站進行了登記。他的講述讓人瞠目結舌，真實性一度受到網友的懷疑。

　　誌願者“老中醫”與他的“戰友”們選擇了堅定地相信。

　　從兒時吃的折耳根、香腸，再到冬天屋內取暖的火炕，一點點累加的線索，將家的方向漸漸鎖定到四川達州一帶。誌願者們去了多個鄉鎮實地查找，未獲進展。隨後，達州市公安、民政等部門也發出緊急通知，排查情況。

　　內向、沉默、從沒有笑容，這幾乎是所有誌願者對勇勇的印象。

　　2012年9月5日，達州市開江縣一位熱心人透露，1994年左右，該縣永興鎮曾經有一個母親帶著兩個孩子同時失蹤，至今下落不明。經過當地派出所再三核實，勇勇記憶中的所有細節與趙姓家庭一一對應。

　　2012年9月11日，在被人販子拐賣6636天後，勇勇回到老家。

　　在這裏，他的名字叫趙永勇。

　　老屋已被拆掉，永興鎮變了模樣，18年來，不變的是老父親的等待。遲來的相聚讓父子倆慟哭不止。

　　“勇勇，你媽媽去哪裏了？”父親的疑問徹底破碎了心中僅存的希望，直到此刻，趙永勇才相信，母親已經遇難。

　　父子倆遂向派出所報案。

　　憑著從7歲起就不曾磨滅的記憶，警方順著趙永勇提供的線索找到了肖學琴的屍骨——當年被害後，她的遺體被分屍、焚燒，埋在了與兒子們最後見麵的小屋後菜地裏。

　　2013年，弟弟寬寬也被找到。2013年3月17日，趙永勇帶著趙永寬回家。

　　“這條河還記得嗎？那個山頭記得不？以前我們經常去玩的。”眼前的一切讓兄弟倆又沉浸在兒時那些清澈、明亮的回憶中。

　　“爸，我把寬寬帶回家了。”

　　那一夜，箭口埡村鞭炮齊鳴，焰火衝天。

　　趙代富大宴賓客，緊緊抱著兩個音容已改的兒子，哭得撕心裂肺。

　　他說，最遺憾的是，這些年裏，兒子們經曆災難、病痛、孤獨、恐懼、絕望，從小孩長成大人，自己卻永遠地成了局外人。

　　3 黑色交易

　　2012年9月11日，接到趙永勇父子報案後，達州市公安局成立了“9·11”專案組。

　　2013年2月22日16時40分，專案組開始了對涉嫌殺害肖學琴、拐賣趙永勇、趙永寬的嫌疑人蒲際建的第一次審訊。

　　在嫌疑人的講述中，當年殺母奪子的諸多細節浮出水麵：

　　1994年5月，廖定傑向蒲際建借錢，蒲向他指了一條“生財之道”——拐賣兒童。

　　7月12日上午10時許，兩人喝茶胡吹一通後，剛走出門就看到一個年輕婦女帶著兩個男孩迎麵走來。

　　蒲際建走上去搭訕，以給人捎信為借口，將她騙到了家裏。他先與廖定傑一前一後地將她挾持進了裏屋，再將孩子帶進了房間。

　　進入臥室，蒲際建隨即將收錄機打開，並把音量開到最大。然後，他一步跨到肖學琴身後，猛地伸出右手，緊緊卡住其頸部，將其摔倒在地上。在廖定傑上來按住肖學琴手腳的同時，蒲際建隨手從床席下抽了一把彈簧刀，對準其後背心髒位置連刺兩刀。肖學琴馬上停止了掙紮，躺在地上一動不動。

　　接著，蒲際建將兩個小孩關進了地下室。

　　隨後，蒲際建返回二樓。他讓廖定傑肢解屍體，自己放風。

　　做完這一切，兩人洗掉身上的血跡，換上幹淨衣服，鎖好門窗，若無其事地到街上一家食店去吃午飯。吃罷後，兩人一起衝洗血跡。

　　第二天，兩人一起將3個屍袋分3處，掩埋於房屋後院菜地內。

　　為了防止兩個孩子哭鬧，二人用黑夾子將孩子的嘴唇夾住，並將安眠藥搗成粉，拌在孩子的飯裏。

　　7天後的一個夜晚，二人又找來鄭智現，三人一起帶著孩子，星夜兼程，乘車到福建，來到莆田翁建和家中。

　　翁建和是拐賣兒童的慣犯，其妻子也是早年從開江拐賣而來。

　　他們將兩個小男孩關在屋裏，由翁出麵四處聯係買主。

　　幾天過去，一個女人一眼相中了年齡較小的寬寬，最後以7500元成交。

　　臨走時，兄弟倆哭成一團，死死抱著對方，不願分開。

　　寬寬走後，勇勇以5800元的價格被賣給了徐金池。這戶人家有兩個女兒，徐金池盤算著等養子長大後與大女兒結婚。

　　4 難愈之痛

　　2012年，成都商人陳鋒成為“寶貝回家”網站的一名誌願者，參與“寶貝尋家”工作，網名“老中醫”。3年多來，他參與的尋親中已幫助十多個家庭團聚。

　　“人販子賣掉一個孩子，接踵而至的便是一個家庭數十年的痛苦，人們的命運也發生不可逆轉的改變。”他說。

　　今年29歲的趙偉六七歲時在貴州被拐，被公安機關解救後被收養，來到四川。養父去世後他便在成都靠運泔水為生。

　　當活著都變得異常艱難時，尋親的路變得越來越渺茫。

　　“人的命運往往就在一瞬間被改寫，那些看不見、摸不到，卻實實在在存在過的親人成了支撐當下、繼續生活的唯一原因。”陳鋒說。

　　在趙永勇尋親成功前，在陳鋒家裏，一對苦苦尋覓兒子的父母曾拉著趙永勇的手，淚流滿麵。

　　那一天，因共同的生命主題——尋親，三人感到親切無比。

　　53歲的劉強清看上去非常蒼老，鬢角已花白。2012年，她被查出乳腺癌，手術後一直身體孱弱。同期手術的病友中有一個已經走了，她最擔心的是自己等不到兒子回來的那一天。

　　1990年3月7日傍晚8點，內江市資中縣球溪鎮，天色已晚，劉強清在自家飯館裏做好了晚飯，讓兩個兒子去叫爺爺。

　　就在兄弟倆一前一後走著的時候，哥哥回頭看見一個陌生人抱走了3歲的弟弟二娃子楊先貴。

　　他急忙跑回家告訴大人，街坊鄰居全部出動，卻再也不見二娃子的身影。

　　丟了孩子，一家人幾乎瘋了。

　　一聽到線索就去找，每次卻都帶回令人絕望的消息。

　　過了幾個月以淚洗麵的日子，夫妻倆離開了老家，放棄了經營多年的飯館，來到成都打工，一邊掙錢，一邊尋子。在成都的一家飯店裏，劉強清洗碗，楊榮勇炒菜，夫妻倆一天隻用2毛錢，其他全部省下作為尋找孩子的路費。

　　聽說仁壽縣有個孩子很像二娃子，倆人立刻趕去，走了30多裏路，找了一整天發現消息不實。走在漆黑的鄉間小道上，劉強清失聲痛哭，最後倆人走到大路上，被一位好心的貨車司機帶回了成都。

　　1992年，在夫妻倆打工地的附近，兩個小孩被拐走，1995年人販子落網，小孩被找回。

　　夫妻倆似乎看到了希望。

　　繼續找，繼續找，去過福利院，找過各地打拐辦，聯係了無數誌願者，采集DNA……這一找，便是25年。

　　1994年，楊先貴的爺爺鬱鬱而終，去世時隻有61歲，自從孫子走失，他就一直生活在自責中。

　　夫妻倆說，他們堅信，二娃子也在找家。“那麽聰明的娃娃，他曉得父母的名字，也曉得家住哪裏。”

　　在一家四口的一張合影上，一家人站在成都望江公園的望江樓前，二娃子癟著小嘴。那是他被拐賣前，一家人留下的最後影像。

　　杳無音訊的楊先貴今年28歲，如果按照正常的人生軌跡，也許已經成家。“我隻想知道他在哪裏，過得好不好，即使他沒法再回到這個家，隻要知道他還在，我就滿足。”楊榮勇說。

　　每逢二娃子生日、過年，一家人都會多添雙碗筷。7歲的孫女總會問爺爺奶奶，幺爸什麽時候回來？

　　“快了，可能就今年。要是回不來，爺爺奶奶不在了，等你長大了也要把幺爸找回來。”

　　5 頑固毒瘤

　　作為西部人口大省，四川一直是拐賣人口犯罪重要流出地。

　　2012年至2014年，四川全省各級法院審理拐賣兒童犯罪案件261件512人。其中2012年審理161件318人，被判處五年以上的重刑率47.4%；2013年審理59件115人，重刑率41.18%；2014年審理41件79人，重刑率55.56%。

　　雖然從法院審理案件看來，拐賣兒童犯罪案件呈逐年下降趨勢，但並不意味著拐賣案件的絕對減少。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相關負責人表示，在司法實踐中，由於拐賣兒童犯罪案件涉及的人員多、鏈條長、地域廣，偵查線索很容易中斷，被拐兒童大多被賣到較為偏遠的地區，加之犯罪的隱蔽性，買賣雙方大都以隱名或虛假名字進行交易，即使拐賣兒童的犯罪分子被抓獲，亦無法查找收買方，且在案被告人供述的情形無相應證據予以印證，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打擊收買方的難度，不能有效打擊買方市場，致拐賣兒童犯罪屢禁不止。

　　四川省公安廳正在偵查的一起拐賣兒童案中，嫌疑人交代，他曾拐賣20個兒童，但至今公安機關隻找回3名。

　　買入地戶籍管理混亂、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讓解救打擊工作難上加難。

　　在廣東省汕頭市某鄉鎮，幹警們發現，當地5歲以下兒童進行戶籍登記的寥寥無幾。“很難想象，在經濟如此發達的地區，戶籍管理工作竟然呈現出如此落後的局麵。”一名四川省公安廳刑偵局打拐處幹警表示。

　　2009年，中國警方建立世界第一個DNA打拐信息庫。一旦父母報案孩子失蹤被拐，或是警方在工作中解救被拐兒童，或在走訪摸排中發現來曆不明兒童，便立即進行免費采血，之後把血樣送到全國指定的DNA實驗室進行檢驗，並輸入全國打拐DNA信息庫進行自動比對。

　　目前該信息庫已經成功幫助近4000個家庭團聚。

　　2010年，四川省公安機關建立起拐賣和失蹤兒童快速查找和解救機製，近年來，現案基本都能及時破獲，對時間久遠、線索模糊的積案，公安機關也從未放棄查找。

　　在一些高發買入地，公安機關還采取強製采血的方式搜集DNA信息。

　　然而，一些狡猾的買家采取各式各樣的方法逃避采血，或用自己的親生子女代替采血，使得被拐兒童的DNA數據難以入庫。

　　“外向型的兒童是人販子的首選目標。”四川省公安廳刑偵局打拐處處長蔣曉玲告訴記者，“一問便知小孩喜歡什麽，買點玩具，給些吃喝便能輕易滿足。當孩子要找父母時，人販子便連哄帶騙，甚至讓孩子對其產生依賴。”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相關負責人表示，拐賣兒童犯罪的犯罪人手段雖然多樣，但利用熟人關係作案卻是其慣用手法。因兒童及其監護人對朋友、鄰居等熟識的人員往往缺乏防範意識，給人販子留下可乘之機。

　　人販子打而不絕，在一些偏遠地區，販嬰黑色產業悄然興起。

　　2005年以來，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發生多起出賣親生子女的案件，牽出多條販嬰黑色利益鏈。

　　嬰兒出生後，以運送一個嬰兒1000元的報酬交由哺乳期婦女送往收買地。父母出賣孩子能得1萬元左右，通過中間轉手，價格會翻好幾倍。

　　2005和2006年，涼州甘洛縣吉克某某先後三次遊說阿牛某某、馬克某某出賣自己的親生子女到山東。3個男嬰分別以3000元、5000元、10000元的價格被親生父母出賣。

　　隨著近年賣出地打擊力度的增大，販嬰團夥又改變作案方式，將懷孕婦女直接集中到買入地，現產現賣。

　　今年在山東臨沂，警方就發現一個“黑診所”內聚集了多名來自涼山的懷孕待產婦女。

　　6 失之過軟

　　1996年1月13日，美國阿靈頓市9歲的女孩安珀在家附近騎自行車玩，騎到了比往常更遠的地方。8分鍾後她便消失。附近一名目擊者稱，看到一個男人強行將她塞進一輛皮卡車裏，車在女孩絕望的尖叫中絕塵而去。4天後，安珀的遺體在離家幾英裏外的一條小溪邊被發現，慘遭割喉。

　　安珀的悲慘遭遇促成了美國“安珀警戒”係統的建立。兒童失蹤時，緊急警報係統會通過商業廣播電台、衛星電台、電視台，以及有線電視向全國發布，並同時會利用電子郵件及無線裝置發布信息。

　　專家指出，這一經驗或許值得我國借鑒。

　　“互聯網+”時代的來臨也為打拐工作提供了新技術。目前，四川省公安廳正與一家科技公司合作開發一套尋人係統。一旦有兒童走失，所有安裝該APP的手機終端都會自動推送消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發動最大規模的人群成為“移動監控”，幫助尋找被拐小孩。

　　采訪中，多名幹警表示，當前拐賣兒童犯罪之所以屢禁不止，買方市場的存在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大多數買家出於延續“香火”、養兒防老等的考慮而非法收買男童；或因有兒無女，期盼兒女雙全，非法收買女童。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製。但同時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按照被買婦女的意願，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

　　法律規定的或然性導致了司法實踐中“失之過軟”的情況。

　　在基層實際執法中，對於收買兒童一方，隻要滿足“對收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解救的”，就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一些法學界人士認為，之所以會有拐賣兒童這門“生意”，是因為現行法律對買家懲處過輕，他們呼籲應該修改相關法律對買家定罪，實現“買賣同罪”，這樣才能有效遏製兒童拐賣。

　　然而，也有不同的聲音指出，“買賣同罪”易帶來打擊難度。拐賣兒童和收買兒童行為本身具有隱蔽性，公安機關在查處案件時，往往是破獲拐賣兒童案件後獲取有效線索，進而順藤摸瓜，解救兒童。極少有因知情人舉報，而查處收買者的。如果實行“買賣同罪”，勢必會讓收買者提高警惕，在收買兒童時隱匿真實信息，即便查處了拐賣行為，也將因線索中斷而難以進一步偵破案件，甚至不排除買家為了掩蓋收買行為，殺害被拐兒童的可能。

　　“打擊拐賣兒童犯罪，與打擊並重的是解救。一旦錯過了線索，孩子就很難被找回來，特別是那些被拐賣時年幼的孩子。”蔣曉玲說。

　　雖然學界和司法機關對“買賣同罪”的探討從未停止，但解決人口拐賣問題遠非解決法律條文規定那麽簡單，還涉及諸多刑法之外的社會問題。

　　“要破除落後的‘養兒防老’的思想，首先要建立完善的社會養老保障體係。”陳鋒表示。另外我國的收養製度對收養人設定的條件過於苛刻，一些人被動成為‘購買’者。建立完備的收養和事後監督製度，為讓那些真正有愛心、有條件的家庭疏通收養渠道是當務之急。

　　新生兒采血建庫、戶籍管理和學籍管理在基層的落實都是考驗各地社會治理水準的課題。

　　正義也許會遲到，卻從不會缺席。

　　2015年5月，殺害趙永勇母親的蒲際建、廖定傑依法被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分別判處死刑、無期徒刑。

　　找到親人後，趙永勇回到了肇慶，那裏有他賴以生存的工作。

　　趙代富在妻兒失蹤後，絕望中又組建了一個家庭，如今與妻子在重慶打工。

　　趙永寬在北京成家立業。

　　一家人分居三地，依然隔著千山萬水。

　　雖然已近30歲，趙永勇仍孑然一身。他說，常常半夜醒來，仍不知身在何處，找到心靈的家，路似乎還很遠很長。

　　他說，現在最大的願望是讓母親入土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