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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國家能否發展和進步取決於領導者能否讓大多數國民相信進行改革是有價值的
關鍵詞：新加坡 來源：鈍角網 2021-11-01
作者：李光耀
一個國家能取得多大的發展和進步取決於領導者是否具有創新能力，是否願意從其他民族那裏借鑒經驗，能否通過高效的公共服務體係迅速而堅決地落實好的想法，能否讓大多數國民相信進行艱難的改革是有價值的。 
李光耀<口述> 著，[美]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羅伯特·D·布萊克威爾(Robert D. Blackwill)，阿裏·溫尼(Ali Wyne) 編;2013.10出版本文選編自《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一書，標題為編者所擬。
新加坡隻用一代人的時間就從第三世界躋身第一世界，給我們留下哪些啟示?
我對新加坡人的定義就是無論是誰，隻要加入了我們，就是我們中的一員。這是一種美國式的理念：你可以保留你原來的名字，隻要你來了，加入了我們，你就是美國人。我們需要人才，所以我們接納他們。新加坡人也必須讓這種理念成為自己的典型特征。
一開始，我麵臨的問題是：夾在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更加豐富、生活空間更加廣闊的鄰國之間，新加坡如何生存下去?新加坡如何才能使自身不同於鄰國呢?它們的體製不清廉，我們要清廉;它們的法治一塌糊塗，我們要厲行法治。一旦我們達成一份協議或做出一個決定，我們就要堅守下去。我們要給投資者創造一個可靠、可信的形象。我們要有世界級的基礎設施、世界級的服務人員，所有人都接受英語教育。海空運輸良好，電纜、衛星通信良好，現在還要有良好的互聯網通信。
搞改革不要操之過急。沒有人願意喪失自己的種族、文化、宗教甚至語言屬性。作為一個國家，要想生存下去，你需要具有某些共同的屬性，具有一些相同的東西。如果你改革步子邁得太大，就會招來問題，要慢慢地、穩步地推進。如果我把英語強加給所有新加坡人，那我就會四處碰壁。如果我試圖把漢語強加給所有人，那麽我也會立即遭到抵抗、立即遇上麻煩。但我給每位家長提供了一個選擇，讓他們自己決定讓孩子學習英語還是學習他們的母語。通過他們的自主選擇，再加上市場機製在過去30年間的推動，我們最終確定了以英語為第一語言、以漢語為第二語言的格局。我們已經成功地把以漢語為教學語言的大學轉變為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大學。如果我非要在5年或10年的時間裏完成這項變革，而不是通過自由選擇在30年內完成，那麽就會帶來災難。
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失敗都是因為它們的領導人在剛剛獲得獨立後那段時間，也就是20世紀60~80年代，刻板地堅持風靡一時的社會製度，加強對經濟的幹預，希望以此加快發展步伐。他們采取的幹預性經濟政策導致了資源錯配，增加了官員貪腐的機會。蘇聯解體後，這種理論被推翻了。如果當時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堅持維護社會秩序、給人民提供教育、維持睦鄰友好關係、厲行法治、增強投資者的信心，那麽國家沒有道理不發展。
國民經濟增長與國民競爭力的主要驅動因素有哪些?
一個民族的生活標準取決於很多基本因素：第一，它的資源總量與其人口總數的對比情況;第二，技術與工業發展水平;第三，教育培訓水平;第四，文化、紀律和勞動力水平。
21世紀，一個國家是否安全、能否增長，最關鍵的因素不是這個國家是不是民主，而是這個國家的人口因素……最歡迎移民的國家就會占有經濟優勢，但開放的移民政策也會帶來一些風險，新的移民可能來自不同的種族，可能受教育水平偏低，也可能技術不熟練，等等。政府逐漸認識到，僅靠移民無法解決國家麵臨的一切人口難題，有必要采取更加主動的措施鼓勵生育或計劃生育。
一個國家人力資源的質量是決定國家競爭力最重要的因素。一個民族的創新能力、企業家精神、團隊合作精神以及職業道德使他們在競爭中占據明顯優勢。
在這種競爭中，有三個關鍵性特征，即企業家精神、創新和管理。第一個特征是發現新機會並勇於冒險的精神，第二個特征是創造出能夠增加價值的新產品、新流程，第三個特征是良好的管理。要實現增長，企業管理者必須開拓新市場、創造新的營銷渠道。
推動經濟增長的是新知識、新科技以及企業家給市場帶來的創新產品或服務。學者們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中流砥柱，但前提是他們必須動腦筋捕獲和發現新知識，致力於科技研發、管理、營銷、財政以及金融等急需掌握的新學科，而不是一味地研究適用性不強的古書、古代文章和詩歌。那些富有智慧、能夠成為學者的人還應該成為投資者、創新者、風險投資者和企業家，他們必須把新的產品與服務帶入市場，豐富世界人民的生活。
全球投資環境正在改變。首先，技術進步與全球化的深入發展降低了外包的成本，弱化距離的影響，企業在進行國際化布局的過程中考慮的經濟因素出現了變化。其次，技術與創新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大幅提升。2000年世界經濟論壇競爭力排行榜就更加注重經濟創新，當時的報告把那些創新型國家與那些僅僅接受他國轉讓技術的國家加以區分，這就表明投資者除了看重廉價勞動力，還非常注重技術創新能力，這關係到一個國家能否掌握尖端技術。最後，吸引投資的競爭加劇了。創新與技術的關鍵是人才，我們必須培養和造就人才，創新才能成為教育和培訓的一部分。我們正在改革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體製，進而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就是為了促進創新。
隨著產品、服務、資本和知識的流動性增強，全球化市場已經成型。這些新的變化加劇了區域市場的一體化進程。然而，為了在全球化過程中趨利避害，國家還必須確保它們的法律和製度能夠促進上述因素的全球流動。法治占據根本性的地位，因為法治能夠確保國家的穩定性及可預測性。此外，各國之間還會形成相似的法律法規管理貿易與投資，這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使經濟活動變得更加便利。曆史上，羅馬帝國與不列顛帝國就是很好的例子，這兩個帝國都製定了全麵的、統一的法律體係，保護其貿易繁榮了幾百年。
現在，企業要想確保自己的競爭力，必須在全球範圍內搜羅人才、發現機遇。企業發明新技術，在全球範圍內尋找合作夥伴，提高自己的能力。隨著互聯網拓展企業可以參與的市場空間，亞洲企業必須在這個新平台上參與競爭，否則就會被打敗。企業如此，國家也是如此。國家必須在全球範圍內搜羅人才，歡迎外國人才。成功的社會就是能輕而易舉地同化外國人的社會。矽穀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它不僅不存在膚色和種族歧視，一切唯才是舉，而且具有吸引新人加入的能力。亞洲的商人必須學習這些特點，才能成為全球化的精英人才。
趨同與競爭會導致企業與產業出現變化。跨國企業要在知識型經濟下獲得全球競爭力，必須成為一家能容納多元文化的企業。隻從一種文化中汲取經驗的企業注定會在創新中失敗，那些極富創新文化與創新思想源源不斷的企業才能大步向前……要在全球範圍內獲得競爭力，企業必須重用業務所在國的人才。企業需要在全世界搜羅最好的人才，將其任命到重要崗位上……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曾經預言，接下來這個世紀，企業運作方式的最大變革就是日益以合作夥伴為基礎，而不是以所有權為基礎。
新加坡必須盡可能地繼續吸引來自中國、印度等亞太國家和來自發達國家的人才，吸引他們加入我們的團隊。沒有外來人才的湧入，即便是美國也不會如此成功。美國的原子彈研製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在希特勒執政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逃往美國的歐洲人才，甚至美國的太空計劃能夠啟動也要歸功於德裔火箭專家沃納·馮·布勞恩。沃納·馮·布勞恩在“二戰”中發明了飛行炸彈，戰爭結束時被美國軍隊俘虜，並被帶到美國。自那時起，每年，成千上萬的有才華的專業人士、學者、研究人員和作家都在美國的吸引下從英國和歐盟來到美國，因為美國歡迎他們並給他們提供研究設施，或者因為他們在美國可以在商業上取得更大的成功。這增加了美國的成就。如果擁有2.8億人口的美國能通過人才興國，那麽擁有300萬人口的新加坡也要這樣做，不然新加坡就會淪落為二流國家或三流國家。
新加坡隻有300萬人口。小山脈不可能達到珠穆朗瑪峰的高度，除非你的民族像以色列的猶太民族那樣特殊，否則你就需要有一條綿延的山脈。以色列有400萬猶太人，但他們的智慧足以和一個4 000萬人口的民族匹敵。每個人都知道上海人非常聰明、機智，但很少有人知道為什麽。這是因為在150多年裏，自從成為通商口岸，上海就吸引了來自長江三角洲、浙江、江蘇以及其他省份的人，這些人雄心勃勃、精力充沛且富有才華，網羅人才數量達兩三億。
很多工業國的工人注重生產效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比如日本。而歐洲的一些工業國卻受製於工會的消極態度，結果可悲地走向衰落，比如英國。這些國家給我們提供了可貴的經驗與教訓。新加坡必須從中學習，必須記住一個簡單的事實：除非我們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自我並注重提高生產效率，否則我們的未來就得不到保障。
眼紅是不可避免的，但考慮一下另外一種情況，也就是放緩增速。由於全球化進程，高端和低端之間仍然有差距，但我們都更窮了，對嗎?我看不出來遏製增長會有什麽好處，因為到時候仍然會引來他國嫉妒的目光。
價值觀等隱性因素在促進增長、提升競爭力中發揮了什麽作用?
在衡量生產率和競爭力時，除了存在標準的經濟尺度外，一些隱性因素(比如文化、宗教和其他民族特征與民族氣質)也會對結果產生影響……如果一個現代經濟體想要成功發展，那麽這個經濟體內的所有人都要接受良好的教育……歸根結底，一個國家能取得多大的發展和進步取決於領導者是否具有創新能力，是否願意從其他民族那裏借鑒經驗，能否通過高效的公共服務體係迅速而堅決地落實好的想法，能否讓大多數國民相信進行艱難的改革是有價值的。
創新精神和企業家精神比技術能力更重要。在技術變革令人驚訝的時代，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會時刻準備好抓住新機遇，才能創造新思想、創立新企業，才能實現大發展。普通的商人隻要好好學習別人的經驗就能過上富足的生活，但隻有那些具備創新精神和企業家精神的商人才能獲得豐厚的回報。
你從哪裏培養企業家呢?從戴著禮帽的貴族中培養嗎?新加坡缺乏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我們必須開始探索。我們已經做了一些簡單的事情，比如給空白的大腦灌輸知識，使其變得易於接受培訓。現在我們麵臨的是那部分困難的任務，即讓有文化的大腦變得更有創新能力、做事更有效率。這並非易事，需要改變固有的思維，接受一套完全不同的價值觀。
那些能夠使工人提高做事效率的習慣都是家庭、學校及工作場所灌輸的價值觀帶來的結果。這些價值觀必須得到社會態度的強化。一旦這些價值觀確立下來，就像一個社會所說的語言那樣，這些習慣就會根深蒂固、自我強化……我震驚地發現新加坡的工人中有55%的人仍然承認擔心自己的工作做得好會遭到其他同事的排擠。隻要這種隻求平庸的態度存在一天，就無法提高工作效率。這種觀點認為好工人就是不為人先的工人，這是一種消極的態度。新加坡人必須明白，如果每個工人都努力發揮最佳水平，並通過自己的成績鼓勵同事做得更好，那麽他們的集體利益就會增加。要想改變消極的態度和價值觀，最好的辦法就是經理們和基層管理者們率先垂範。那種認為經理就是壓榨工人的思想在今天的工業氣候中已經行不通了。同樣過時的還有管理層的一種觀念，即工會是製造麻煩的，這些都是陳舊的觀念。如果我們要在管理者、工會成員和工人之間打造相互信任的關係，就必須摒棄這些固有的偏見。
我們已經關注了新加坡的基本情況。我們通過各個家庭的努力推動經濟增長，把個人及其家人的雄心融入新加坡的整體規劃中。比如，我們竭力通過教育改變孩子們的命運。政府可以創造一個適當的環境，讓人們快樂地生活、實現成功並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但最後國家經濟是成功還是失敗，取決於其國民會采取什麽樣的行動。我們很幸運，因我們的文化背景很好，我們崇尚節約、勤奮、孝順和忠於家庭，最重要的是我們尊重學問和學習。當然，我們的成功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新加坡之所以能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是因為我們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實現了某些變革。我們知道效仿西方和日本會有什麽樣的結果，它們給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鑒。
要想解決新問題，語言和文化必須改變。實際上，語言和文化是否具有優勢，取決於它們能否幫助人們靈活地應對變化的環境。比如，從1868年明治維新至今的一個多世紀中，日本的語言和文化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適應了新形勢的需要。日本人成功地采用了西方的科學與技術，因為他們在語言和文化的問題上很靈活、很務實。他們借鑒了西方的新製度和新思想，他們實行了全民教育，設立了兩院製的議會，實行了法典，根據德國與英國的模式改革了陸軍自衛隊和海上自衛隊。他們自由地采用西方詞匯，給日語注入了活力。在“二戰”戰敗之後，在美國占領日本期間及結束占領之後，日本吸收借鑒了很多美國的詞匯，正如日本曾經借鑒中國的發明(如算盤)並加以改進一樣。
新時代的工人應該具備哪些核心競爭力?
與那些重複性的、依靠機器的時代不同，明天的工人必須更多地依靠自己的知識和技能。他們必須管理自己的控製係統，自我監督並承擔改進自我的職責。他們必須接受良好的訓練，能獨立思考，並尋求取得卓越成就的機會。新經濟形勢下的工人不能滿足於被動地解決問題以及完善固有的知識，他們必須具有企業家精神和創新精神，必須一直尋求新的工作方式，創造額外的價值，獲取非同尋常的優勢。
今天，因為英語能力不僅僅是一種競爭優勢，所以很多國家都在努力讓孩子們學習英語。在21世紀，這是很多孩子想要具備的技能……如果一個人想成功，就要掌握英語，因為這是一門在國際舞台上從事商業、科學、外交和學術活動時通用的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