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鐵軍 美國大學中的國際戰略研究述評

《美國研究》2009年第2期

美國大學中的國際戰略研究述評

於鐵軍：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注釋】本文是在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2008年度課題“美國大學中的國際戰略研究”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作者對中心的資助表示感謝。同時，對兩位匿名課題評審人所提的修改意見表示感謝。

　　 美國的國際戰略研究部門，除了政府自身的研究機構和一些大的智庫，如蘭德公司(RAND)、布魯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對外關係委員會(CFR)、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之外，【注釋】這些智庫的情況，參見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美國思想庫及其對華傾向》，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年。【注尾】 大學中的國際戰略研究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們不僅自身從事國際戰略研究，是許多重要戰略思想的誕生地，而且還擔負著向政府和其他研究機構輸送人才的任務，構成了美國國際戰略研究的根基。【注釋】在美國，國際戰略研究與國家安全及國際安全等幾個概念大致通用。稍有不同的是，戰略研究的軍事及政策含義要更多一些。關於戰略的定義以及戰略研究與軍事研究和安全研究之間的區別，參見Richard 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 (October 1997), pp.8~9; John Baylis et al., Strategy in the Cotemporary World: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13; Joseph S. Nye and Sean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4 (1988), pp.6~7。本文中將把國際戰略、國際安全和國家安全戰略三個概念等同使用，不再加以區別。還需要指出的是，就廣義而言，地區研究也是戰略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但限於篇幅，本文的討論不包括美國大學中那些專門的地區研究機構。【注尾】

　　本文將以既有文獻材料和筆者對美國戰略研究學者的訪談為基礎，首先對美國大學中國際戰略研究興起的背景及曆史沿革情況作縱向的考察；然後以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斯坦福大學等四所大學的國際戰略研究機構為案例，對其發展脈絡、研究重點、學術路徑及研究特色等加以比較；最後，對美國大學中國際戰略的研究狀況進行簡要歸納和評估。  

一、美國大學中國際戰略研究興起的背景

　　國際戰略研究進入美國大學，並成為大學科研和教學的一部分，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當時，美國從一個內向型國家轉變成為一個外向型大國，崛起於世界舞台。在新的冷戰國際環境下，麵對激烈的美蘇全球競爭以及軍事技術的大發展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現，國家安全事務研究的需求不斷擴大。美國的戰略研究逐漸突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基本為軍人所壟斷的局麵，民間戰略家（防衛知識分子）開始在美國國家安全的討論與決策中發揮重要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美國大學中，戰略研究相當少見。在自由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思潮影響下，美國學者傾向於將戰爭及其與戰爭相關聯的事物視為一種不正常的狀態，連“政府的軍事機構也被視為是對民主製度的一種潛在的威脅。反軍國主義是美國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標誌，而這種自由主義在大學當中獲得了穩固的支持。”【注釋】Gene M. Lyons and Louis Morton, School for Strateg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New York, N.Y.: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5), pp.35~36. 本節內容多取自該書。【注尾】 在這種大氛圍下，一個學者如果對軍事問題感興趣便有可能被看作是黷武和無視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可能性。這樣一來，關於戰爭機構和武力在國際政治中所起作用的研究在美國大學中便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注釋】Gene M. Lyons and Louis Morton, School for Strateg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注尾】

　　1930年代中後期，隨著戰爭陰雲籠罩歐洲，對外政策中的軍事因素開始引起一些學者的關注。1935年，芝加哥大學的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的《世界政治與個人的不安全》【注釋】Harold Lasswell, Worl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 (New York: McGram?Hill, 1935).【注尾】 一書的出版被視為一個裏程碑。在這部著作中，拉斯韋爾首次將軍事力量的主要任務確定為“對暴力的管理”。拉斯韋爾的著作源於他在芝加哥大學所進行的政治心理學研究，並得益於他在昆西·賴特(Quincy Wright)領導下所進行的另一重大研究項目——“戰爭研究”的啟發。賴特是當時美國著名的國際關係和國際法教授，他於1926年便開始啟動“戰爭研究”項目，試圖厘清到底是哪些因素阻礙了和平。1942年，作為該項目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兩卷本的《戰爭研究》。【注釋】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注尾】 這一項目的一些參與者不久之後便在戰後美國的戰略研究界嶄露頭角。【注釋】後來在美國國際安全和戰略研究界的幾位掌門人威廉·福克斯(William Fox)、伯納德·布羅迪(Bernard Brodie)和克勞斯·諾爾(Klaus Knorr)，都是芝加哥大學的畢業生。【注尾】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特別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和美國加入到戰爭當中，使得軍事問題成為政府和學者關注的焦點。早在1935年，為促進國際關係研究與訓練，在當時的耶魯大學校長查爾斯·西摩(Charles Seymour)的大力支持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積極讚助下，耶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成立，並迅速發展成為美國戰略研究的重鎮。成員包括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阿諾德·沃爾弗斯(Arnold Wolfers)、弗裏德裏克·鄧恩、威廉·福克斯、伯納德·布羅迪和克勞斯·諾爾等人。在戰爭期間該所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軍事安全已開始被作為對外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而加以探討，這包括美國“地緣政治”學派的領軍人物斯派克曼討論美國對外政策的經典之作——《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戰略》，【注釋】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2).【注尾】 以及沃爾弗斯探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和法國相互衝突的對外戰略的重要著作——《兩次大戰之間的英國和法國》。【注釋】Arnold Wolfers, Britain and France between Two Wars: Conflicting Strategies of Peace Since Versaill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0). 美國知名國際關係史家Marc Trachtenberg稱讚該書是利用公開文獻研究當下重大國際政治問題的典範之作，參見Marc Trachtenberg, The Craf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A Guide to Metho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54.【注尾】

　　在普林斯頓大學，對軍事史和戰略研究深感興趣的高等研究所教授愛德華·厄爾(Edward Meade Earle)於1940年領導創建了一個軍事問題研討班。1943年，厄爾在該研討班討論成果的基礎上，編輯出版了一部重要的戰略思想史論文集——《現代戰略的締造者：從馬基雅維利到希特勒》。【注釋】該書即便在今天看來也仍然是一部戰略研究的經典。參見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3)。此書後來由斯坦福大學教授彼得·帕雷特主持修訂，於1986年再版。中文版參見彼得·帕雷特主編：《現代戰略的締造者：從馬基雅維利到核時代》，時殷弘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注尾】 在以後十數年中，該書一直是美國戰略研究領域中的標準教科書。另外，在厄爾的幫助下，布羅迪出版了他學術生涯中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機器時代的海上力量》。【注釋】Bernard Brodie, Sea Power in the Machine 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1).【注尾】 厄爾在普林斯頓大學所開展的工作也促使哥倫比亞大學在1941年開設了一門名為“戰爭與國家政策”的課程。該課程由當時的公法與政府係及曆史係共同開設，並得到其他院係和哥倫比亞大學以外學者的鼎力協助。【注釋】Lyons and Morton, School for Strategy, p.37.【注尾】

　　芝加哥大學、耶魯、普林斯頓和哥倫比亞大學所從事的上述工作主要關注與國際關係相關聯的軍事問題，並成為美國大學中國際戰略研究的先驅。

　　無論是在戰爭當中，還是在戰爭末期與戰後初期各國圍繞國際秩序的重建而展開的外交折衝當中，軍事力量的重要性都是顯而易見的。1945年原子彈的成功爆炸，更被認為是給國際關係帶來了革命性的變革。此時的美國，日益處於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50年代中期，一係列重大事件接踵而至，包括杜魯門主義的出台、東西方冷戰的開啟、蘇聯核爆炸成功、美國決定發展氫彈、中國革命的勝利、朝鮮戰爭，以及北約和華約的建立等，使無論是美國社會對軍事問題的態度還是學者對國家安全事務的態度，都發生了顯著變化。麵對這一連串的重大變局，美國應該做出怎樣的戰略反應，成為美國政治生活中頭等重要的議題之一，也是對美國知識界的嚴峻挑戰。美國大學中的國際戰略研究，正是在這樣一種大背景下興起的。　　
 二、美國大學中國際戰略研究的四個發展階段

　　按照研究內容和重點的變化，可以將戰後美國大學中國際戰略研究的演進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越南戰爭結束，是美國大學中戰略研究興起、繼而又陷入低迷的時期；第二階段從1970年代後期到1980年代末冷戰結束，是戰略研究複蘇和再度發展的階段；第三階段從冷戰結束到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是戰略研究範圍擴大、新議題不斷湧現的階段；第四階段從2001年到現在，以反恐、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非傳統安全研究等為主要特色。

（一）第一階段：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越南戰爭結束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接踵而至的東西方冷戰，使現實主義理論和安全研究壓倒了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占據主導地位的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研究，成為戰後美國大學中國際關係研究的主流。隨之而來的，是大學中國際戰略研究熱的興起。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以克勞斯·諾爾為代表的普林斯頓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對戰爭潛力、經濟動員、北約戰略及核威懾進行了理論探討。【注釋】Klaus Knorr, The War Potential of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中譯本參見克諾爾：《戰爭潛力》，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出版部，1962年版; Klaus Knorr, NATO and American Secu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William Kaufmann, ed., Military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Glenn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Herman Kahn, On Thermonuclear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注尾】 哥倫比亞戰爭與和平研究所（Saltzman Institute of War and Peace Studies）資助了對戰爭原因和防務決策的研究。1951年和1958年，麻省理工學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先後成立，並依托其學校的雄厚實力，在軍備控製和第三世界政治和經濟發展等領域迅速崛起，成為出色的國際戰略研究基地。【注釋】在美國空軍資助下於1948年成立的蘭德公司，被認為是冷戰時期美國戰略研究的學術重鎮，而實際上，蘭德公司中戰略研究的骨幹大多也來自於大學。在活躍於1950和1960年代的蘭德公司的民間戰略家中，布羅迪受教於芝加哥大學，曾在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魯大學從事研究工作，後轉往蘭德公司，最後又回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教；沃爾斯泰特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在蘭德工作了12年之後轉往芝加哥大學任教；謝林(Thomas Schelling)是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也是該校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的四位創立者之一，其在蘭德公司所從事的研究工作，是利用自己的學術休假進行的；威廉·考夫曼先在普林斯頓大學從事戰略研究，後到蘭德公司，最後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亨利·羅文(Henry Rowen)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後來在斯坦福大學任教。【注尾】

　　從研究內容來看，這一時期美國大學的戰略研究主要聚焦於核戰略、威懾與軍備控製研究。1946年，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彈爆炸後不久，當時尚在耶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任職的布羅迪即主編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討論核武器之國際政治影響的著作——《絕對武器：原子武力與世界秩序》。【注釋】Bernard Brodie, ed., The Absolute Weap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6). 中譯本參見伯納德·布羅迪等：《絕對武器》，於永安、郭瑩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注尾】 核武器的誕生、其所具有的巨大威力以及核戰爭的夢魘刺激了核戰略理論的生成。由於人類從未經曆過核戰爭，【注釋】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放的原子彈，由於不存在報複性核打擊，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核戰爭。【注尾】 所以與以往戰爭不同，核戰爭就其性質而言更多是理論性而非經驗性的，學者們隻能依靠核爆炸的各種技術參數來驗證核戰爭的各種假設，這使得關於核戰略和威懾理論的討論更多地要運用演繹推理和博弈論，也使得學者比職業軍人在戰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製定方麵具備了更多的發言權。他們考察了核威懾的性質和含義、設計了製止侵略行為和阻止衝突升級為熱核戰爭的各種替代性戰略，並就如何控製武力的使用、如何組織核力量來維持美蘇之間的相互威懾等發展出一套高度發達的理論。由他們所發明的一係列概念，如“打擊力量”“第一次和第二次打擊能力”“軍備競賽的穩定性”“相互確保摧毀”“靈活反應”“逐步升級”和“有限核戰爭”等，對美國政府的國際安全決策產生了很大影響。【注釋】Nye and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p.9; Trachtenberg, History and Strategy, chap.1.【注尾】 這些學者出身的民間戰略家包括蘭德公司的布羅迪和艾爾伯特·沃爾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從耶魯大學轉往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華盛頓對外政策研究中心的沃爾弗斯和從芝加哥大學轉往該中心的羅伯特·奧斯古德(Robert Osgood)；哈佛大學的羅伯特·鮑伊(Robert Bowie)、基辛格、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亨廷頓，麻省理工學院的馬科斯·米利肯(Max Millikan)、威廉·考夫曼(William Kaufmann)和林肯·布盧姆菲爾德(Lincoln Bloomfield)，普林斯頓大學的諾爾，以及哥倫比亞大學的威廉·福克斯等。【注釋】諾爾和福克斯從耶魯大學分別轉往普林斯頓和哥倫比亞大學。【注尾】 在這些學者當中，考夫曼（當時在普林斯頓大學）首先討論了關於威懾戰略的可信性問題；【注釋】Kaufmann, ed., Military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注尾】 基辛格和奧斯古德最先係統討論了核時代有限戰爭的重要性；【注釋】Henry Kissinger,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7); Robert Osgood, Limited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注尾】 卡恩迫使人們討論防禦的非軍事側麵，甚至“不可設想”的核戰爭的可能性；【注釋】Kahn, On Thermonuclear War.【注尾】 而謝林則使軍備控製成為戰略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注釋】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Thomas Schelling and Morton Halperin, Strategy and Arms Control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1); 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Lyons and Morton, School for Strategy, pp.45~46.【注尾】

　　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美國大學中的戰略研究對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影響，隨著1961年肯尼迪政府的上台而達到高潮。肯尼迪將很多文人戰略家任命為政府中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高官。單是來自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蘭德公司的戰略家就占據了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及其兩個副手、總統科學顧問、兩個助理國防部長、一個助理國防部長幫辦和兩個助理國務卿等重要職位，在其他各政府機要部門的顧問委員會中擔任職務的更不計其數。【注釋】Thomas Schelling, “Academics, Decision Makers, and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A Comment on Jervis,”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Richard Sission, eds.,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Knowledge: Democracy, Autonomy, and Conflict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37. 另參見戴維·哈爾伯斯坦：《出類拔萃之輩》，齊沛合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73年版。【注尾】 即便是那些不在政府中任職的戰略家，也可以通過各種人際關係的網絡而對決策施加影響。

　　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使美蘇之間的直接對峙走到了頂點。之後，東西方競爭的焦點開始轉向第三世界，尤其是越南。在此背景下，許多戰略家的關注點也隨之轉向以越南戰爭為核心的有限戰爭和“反叛亂作戰”問題。

　　美國在越南戰爭中不得人心的政策降低了戰略研究在美國大學中的合法性和受歡迎的程度，也造成了戰略研究界的分裂，而1970年代初期的美蘇緩和又使此前戰略研究領域中的主要關注點——威懾問題喪失了緊迫性。在1960年代末之後的大概10年中，除了軍備控製研究之外，大學中真正有關軍事問題的研究很少。在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康奈爾大學成立了重點研究軍備控製問題的中心，出版了很多討論美蘇軍備控製談判的著作，對此前提出的一些理論進行了有價值的驗證和補充，但其中大部分研究成果仍然是技術性的和非曆史的。【注釋】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p.16.【注尾】

　　相比之下，倒是以哈佛大學的諾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歐內斯特·梅(Ernest May)和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為代表的重視國家安全政策的決策過程與案例研究的做法，在當時以蘭德公司的博弈論和定量研究為代表的國際戰略研究模式居於主導地位的大氛圍下，另辟蹊徑，而且這種研究路徑即便在今天看來也仍然具有相當高的價值。另外，當時還在哈佛大學任教的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關於決策過程中的認知和錯誤認知的研究，以及其對“安全困境”概念的進一步闡發，也是對戰略研究領域的一大貢獻。【注釋】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該書是在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的資助下出版的。中譯本參見羅伯特·傑維斯：《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秦亞青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注尾】

　　同樣是在這一時期，受1973年世界石油危機的影響，一些學者開始質疑傳統的戰略研究在國際關係研究中的主導地位。1977年，在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的資助下，當時在該校任教的羅伯特·基歐漢和小約瑟夫·奈出版了《權力和相互依賴》一書，一反傳統安全研究以國家安全為中心，以軍事力量為構成國家權力之最重要因素的研究路徑，強調跨國相互依存和政治經濟學研究，認為在新的形勢下國家和武力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經下降，在國際關係研究界產生了很大影響。【注釋】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在此之前，該書中的一些主要思想已經以論文的形式發表在《國際組織》等雜誌上，並在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的資助下於翌年出版了單行本，參見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5, No. 3 (Summer 1971);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注尾】

　　關於這一階段美國的戰略研究，貝茨評論道，“戰略研究在第一個周期的理論突破更多地是來自於威懾、核戰略和逐步升級理論，而不是革命、幹涉和次常規戰爭。第一個周期戰略研究的缺點是，絕大多數的注意力都投放在了最不可能發生的戰爭類型上麵，而對於最可能發生的戰爭類型的關注卻姍姍來遲。”【注釋】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p.15.【注尾】 赫德利·布爾則指出，“很多戰略分析所達到的技術上的嚴密性和精確性是以犧牲戰略與政治多樣性及變化之間的聯係為代價的。” 【注釋】Hedley Bull, “Strategic Studies and Its Cr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20, No. 4 (July 1968), p.600.【注尾】 但他同時也認為，後人即使不接受這些文人戰略家的研究成果，至少也會把它們看作是解決問題的嚴肅的嚐試。【注釋】Ibid., p.605.【注尾】另一位著名的英國戰略研究學者邁克爾·霍華德(Michael Howard)則批評道，在美國有關核武器和威懾理論的論著中，不僅社會性和政治性的因素消失殆盡，甚至連作戰層麵的因素也難得一見，核武器的技術能力被看作是本身便具有決定性，以至於現實衝突的政治動機、相關的社會性因素乃至軍事戰鬥本身都不在考慮之列，這種做法有可能會帶來災難。【注釋】Michael Howard, “The Forgotten Dimensions of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 57, No. 5 (Summer 1979), p.982.【注尾】 雖然這都是對美國這一時期整個戰略研究界的評價，但基本上也適用於這一時期美國大學中國際戰略的研究狀況。

　　總之，在第一階段中，戰略研究在戰後美國大學中迅速興起，並在1950~1960年代進入“黃金時代”，這期間核戰略、威懾理論、軍備控製和有限戰爭理論等構成了戰略研究的主要內容。進入70年代以後，認知理論、決策過程分析、相互依存理論開始對戰略研究產生較大影響。70年代中後期，受越南戰爭、美蘇緩和、美國大學中的反戰運動等因素的綜合影響，大學中的戰略研究走向低潮。

　　
（二） 第二階段：從1970年代後期到1980年代末冷戰結束

　　1979年底，蘇聯入侵阿富汗，美蘇之間自70年代以來的緩和宣告終結。進入80年代後，隨著裏根政府上台並對蘇采取強硬政策，美蘇新冷戰開啟。從國內情況來看，美國也漸漸從越南戰爭後遺症中恢複元氣，越南戰爭期間那種舉國低迷的狀況有所改觀，大學中對戰略研究的熱情漸趨恢複。國際戰略態勢的變化在國際政治理論界所引起的反應是，以沃爾茲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理論在與以相互依存論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理論的對峙中又暫時占了上風。

　　這一時期美國大學中戰略研究的一些重要領域和成果有：【注釋】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pp.17~20; Mill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t Twenty?five, pp.5~25; Nye and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pp.15~20；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1991), pp.216~222.【注尾】（1）有關戰略情報的研究，如由美國國防部資助的哈佛大學教授歐內斯特·梅主編的《洞悉敵手》一書，運用大量曆史資料對兩次世界大戰之前主要列強對本國對手的戰略情報評估進行了比較係統的考察，試圖為當前美國的戰略判斷提供某些借鑒。【注釋】Ernest May, ed., Knowing One?s Enemy: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注尾】（2）對1960年代核戰略及核威懾理論的實證分析，如有學者運用新解密的材料對建立在60年代核威懾理論基礎上的一些政策推論進行了驗證，【注釋】Scott Sagan, Moving Target: Nuclear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注尾】 有的學者則對作為理性威懾範式核心的完全信息及理性計算模式提出了質疑。【注釋】Richard Lebow, Between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Robert Jervis, 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idem, The Illogic of American Nuclear Strate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注尾】（3）圍繞常規戰爭戰略的爭論，如核條件下常規戰爭的重要性、常規威懾的要求、常規軍事力量的平衡及其測量方法、國家采取不同常規軍事戰略的原因等。【注釋】John 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Barry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Jack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注尾】（4）從曆史角度進行的大戰略研究，如耶魯大學教授約翰·加迪斯（John Gaddis）對冷戰時期美國的遏製戰略的研究和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關於大國興衰的研究。【注釋】約翰·加迪斯：《遏製戰略：戰後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時殷弘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梁於華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注尾】（5）新的安全議題的研究，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理查德·厄爾曼（Richard Ullman）1983年在《國際安全》雜誌上發表的《重新界定安全》一文認為，美國冷戰時期對安全的定義“極為狹隘”“極端軍事化”，實際上，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長及隨之而來的對資源的爭奪和跨國移民、日益減少的資源等都可能引發嚴重的衝突，因而也都是安全研究的重要議題。【注釋】Richard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8, No. 1 (Summer 1983), pp.129~153.【注尾】（6）國際機製和國際製度研究，包括國際機製和國際製度的概念、來源及演變、發揮作用的途徑、優勢及弱點，以及在當代國際政治中的運用等。雖然這方麵的研究更多涉及的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領域，但安全機製、安全製度與國際之間的安全合作自此也成為戰略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注釋】Stephen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注尾】

　　如果說在第一階段美國的國際戰略研究主要注重現實政策層麵的考察，特別是對蘇軍事政策方麵，那麽本階段國際戰略研究的學術性應該說有了較大的提升。與前一階段新概念、新術語頻出的國際戰略研究相比，本階段的研究重點開始轉向經驗實證研究，對一些概念和理論的辨析也更加深入細致，在研究方法上則出現了從定量分析和博弈論向比較曆史案例研究回歸的趨勢。同時，隨著冷戰接近尾聲，要求拓寬安全研究的領域，使之不僅僅局限於國家安全和軍事安全的呼聲日漸增高。

（三） 第三階段：從冷戰結束到九一一事件

　　長達半個世紀的世界大戰和冷戰是推動戰略研究發展的主要動力。冷戰結束之後，隨著冷戰時期主要對手、美國國際戰略研究的主要對象蘇聯的突然消失，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一度處於無所適從的狀況。有些學者如戴維·鮑德溫（David Baldwin）甚至認為：“也許，廢除戰略研究這一分支領域的時刻已經到來。”【注釋】David Baldwin,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orld Politics, Vol. 48 (October 1995), p.135.【注尾】 而反對者則指出，大學中的戰略研究遠沒有到收攤兒的時候。如理查德·貝茨認為，由於以下四方麵的原因，戰略研究作為一個研究領域仍將繼續存在下去：（1）大國之間的衝突仍然有可能發生，因而仍然有必要繼續對之予以密切關注；（2）在美國的對外政策當中，軍事力量的地位和作用仍然需要加以考慮；（3）美國防務預算的規模和組成情況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既影響對外政策，也影響國家的財政和社會政策。而製定國防預算的決定權不能完全交給軍方，需要有懂軍事的民間戰略家參與其中，以決定什麽樣的國防預算規模是適當的；（4）美國的政軍關係仍然存在種種問題，需要加以研究解決。而所有這些工作，都屬於戰略研究的範疇。【注釋】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pp.7~8.【注尾】 另一位學者斯蒂芬·沃爾特則指出，雖然冷戰的結束會使研究力量及經費轉向其他領域，但這隻是暫時的。海灣戰爭使人們認識到軍事力量依然是國際政治的核心因素，忽視這一點將會導致慘痛的結局；安全研究在許多大學院係中已經製度化，有源源不斷的新生力量；而最為重要的是，冷戰秩序的崩潰將會導致新的政策問題和研究難題的產生，因此，安全研究的議程將會擴充而非萎縮。【注釋】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p.222.【注尾】

　　的確，進入90年代之後，新的安全研究議題如民族衝突、內戰、人道主義幹預、聯合國維和、非傳統安全、文化對國際安全的影響、地區安全共同體的構建、新軍事革命以及攻防理論的有效性等接連湧現，這與冷戰時期國際戰略研究局限於美蘇關係和軍備競賽等少數議題的情況相比有了很大變化，國際戰略研究的範圍大為擴展。同時，學者們對國際戰略研究領域中的一些傳統議題，如國際秩序如何構建、霸權體係是否穩定，以及實力均衡論等，又根據兩極格局結束之後新的國際形勢進行了新的闡釋。【注釋】Mill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t Twenty?five,” pp.25~37.【注尾】 另外，在國內政治與對外戰略的關係、組織理論、戰略文化及大戰略等領域，也出現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注釋】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Scott Sagan, The Limits of Saf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Robert Pape, Bombing to Win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Thomas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注尾】

　　學術界在圍繞安全研究的範圍和議題展開討論的同時，關於國際安全研究的方法方麵，也有激烈的爭論。1999年，當時尚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斯蒂芬·沃爾特在《國際安全》上發表文章，列舉大量實例，對安全研究中的理性選擇方法和形式模型（formal model）特別是博弈論的過度運用提出批評。《國際安全》雜誌繼而邀請運用理性選擇方法和形式模型方法的一幹著名學者，如比諾·德馬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詹姆斯·莫羅(James Morrow)等人做出回應，雙方形成激烈論戰。【注釋】Stephen M. Walt, “Rigor or Rigor Mortis? Rational Choice and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p.5~48; 幾位安全領域中重量級學者對此文的回應，以及沃爾特的再回應，參見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注尾】 讚成運用上述方法的人認為，運用這種方法研究世界政治，比運用曆史案例研究法，比分析觀念、規範和信念，比運用心理學更科學，更能取得累積性的進步。而理性選擇方法的批評者則認為，形式模型無法反映政治行動的複雜現實，不論其如何精確、如何符合邏輯，方程組都無法代替對比如說一個國家的曆史和文化的理解。也有批評者認為，理性選擇模式關於行為體動機的假設常常是不現實的，形式方法對理解和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貢獻很小。【注釋】Sean M. Lynn?Jones, “Preface,” in Michael Brown et al., eds., Rational Choice and Security Studies: Stephen Walt and His Critic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0), pp.ix~x.【注尾】 這些方法論方麵的辯論雖然沒有最終結果，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但這種辯論在明確不同研究方法的優缺點，防止各種方法論方麵的陷阱從而維護方法論多元主義方麵，仍然是有益的。

　
（四） 第四階段：從九一一事件至今

　　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中心遂轉向反恐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美軍及其盟國對這兩個國家的軍事占領一直受到“基地”組織等的襲擊和騷擾，占領軍傷亡數字不斷攀升，反恐任務艱巨。與此同時，朝鮮核問題和伊朗核問題也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日程表上的重大議題。另外，美國還要應對中國的崛起，調整與俄羅斯的關係，修補因伊拉克戰爭而與其歐洲盟國所產生的嫌隙，並著手解決環境和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問題。

　　麵對上述種種挑戰，美國大學中的戰略研究也隨之開始進行新一輪的調整。例如斯坦福大學承接了國土安全部的課題，重點從研究恐怖主義組織的組織結構入手來提高反恐效果；舉辦城市中應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恐怖襲擊的各種演習；密切關注南亞核問題和朝核問題。麻省理工學院開始研討各種新的安全威脅的應對和解決方法，如移民、內戰等，同時深入研判中國和日本的未來戰略走向。哥倫比亞大學重視民族主義、聯合國維和，以及戰略情報的評估等課題。哈佛大學則關注核擴散、能源安全和預防性防禦等問題，美國大學中的戰略研究進一步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

  
三、案例研究

　　現在美國著名的綜合性大學中，大都設有國際安全和戰略研究機構。筆者將運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選取四個戰略研究曆史較長、水平較高、且有自身特色的大學，即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斯坦福大學為案例，從微觀層次上考察這些大學國際戰略研究機構的發展及運作情況，包括其研究項目的設置、研究力量的組織、研究路徑的選擇、研究成果的特色，以及國際戰略研究如何與現實情況及實際政策相結合等一係列問題。【注釋】由於篇幅所限，有些重要的機構，比如特別重視通過曆史研究來考察國家大戰略問題的耶魯大學，本文便沒有加以討論。以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和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為核心的耶魯大學國際安全研究項目很有特色。肯尼迪關於英德海軍競爭、關於大國興衰的研究，加迪斯關於冷戰時期美國“遏製戰略”的研究，都已成為這些研究領域中的經典。【注尾】

   （一）哥倫比亞大學戰爭與和平研究所

　　哥倫比亞大學是美國大學中最早設置政治學研究生專業的綜合性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哥倫比亞大學便成立了國際事務學院，【注釋】該院現已更名為“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簡稱SIPA)。【注尾】 以及與之相聯係的幾個地區問題研究機構，如俄羅斯研究所、東亞研究所、中近東研究所和歐洲研究所等，旨在為美國培養能夠處理日趨複雜的國際問題的人才。1950年，時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艾森豪威爾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強調有必要開展曆史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戰爭的性質和爆發戰爭的原因，戰爭與和平研究所遂於1951年成立。【注釋】2003年，前美國外交官Arnold Saltzman向戰爭與和平研究所捐資，現在該所已被冠名為“薩爾茨曼戰爭與和平研究所”。【注尾】 不過，當時該所的研究重點放在了理論和政治過程方麵，而不是像艾森豪威爾建議的那樣放在曆史分析方麵。首任所長是政治學家威廉·福克斯（William T. R. Fox）。在他的長期領導下，戰爭與和平研究所成為美國大學中從事戰略研究的中心之一。

　　研究所起初完全是一個研究機構，所裏的研究人員不必為學生上課。研究所為研究員提供研究經費及良好的研究環境，鼓勵研究員從事戰爭和國家安全領域的研究，並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福克斯認為，研究所從事的研究工作應該具有學術性，而不是那種更適合記者或政府機構從事的主要靠信息來源才能完成的工作。研究所“應避開當前的政策問題，將自己的研究聚焦於那種適合於在大學中進行的個性化的學術研究項目，即那些能夠影響長遠政策的基礎性研究”，為決策提供各種可能的選擇。【注釋】Lyons and Morton, School for Strategy, p.136.【注尾】 在這一指導思想下，研究所開展的研究既聚焦於防務和國家安全等政策領域，又帶有學者自身的個性化學術特征。如研究所早期資助出版的沃爾茲、亨廷頓和華納·希林（Warner Schilling）對戰爭原因、防務政策及其決策過程的研究均成為各個領域的經典作品。【注釋】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該書中譯本參見肯尼思·華爾茲：《人、國家與戰爭》，倪世雄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版; Samuel Huntington, The Common Defens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Warner Schilling, Paul Hammond, and Glenn Snyder, Strategy, Politics, and Defense Budge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注尾】 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推動了教學水平的提高。很多研究成果轉化成了國際戰略研究的教學大綱。後來，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也開始給學生開課，吸引了許多優秀學生選擇安全領域作為自己博士學位的主攻方向，從而使國際戰略研究在美國得以薪火相傳。

　　目前哥倫比亞大學戰爭與和平研究所在國際安全與戰略研究領域仍保持著強大的陣容：傑維斯、沃爾茲、傑克·斯奈德及理查德·貝茨都是該領域中的著名學者。在該研究所攻讀國際安全方向博士學位的學生一直保持在20人左右，平均每年都為美國戰略研究界輸送多名博士。【注釋】參閱http://www.columbia.edu/cu/siwps/programs.htm, 2008年9月10日。【注尾】 研究所（與哥大政治係合作）培養的人才不僅在學術界嶄露頭角，而且在政府部門也發揮了實際影響力。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內國務院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幫辦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及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主任維克特·查（Victor Cha）均來自哥倫比亞大學。

　　研究所出版了多部有影響的戰略研究著作，如：傑維斯的《核革命的意義》與《不合邏輯的美國核戰略》，【注釋】Robert Jervis, 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dem, The Illogic of American Nuclear Strategy.【注尾】 斯奈德的《帝國的迷思》與《進攻性意識形態》，【注釋】Snyder, Myths of Empire，該書中譯本參見傑克·斯奈德：《帝國的迷思》，於鐵軍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注尾】 以及貝茨的《情報的敵人：美國國家安全中的知識與權力》與《軍事準備》等。【注釋】Richard Betts, Enemies of Intelligence: Knowledge and Power in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idem, Military Readiness: Concepts, Choices, Consequence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注尾】 其中，傑維斯的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斯奈德的國內政治、民族主義、民主化與戰爭之關係的研究，以及貝茨的戰略研究等，在美國學術界均據有重要地位。

　　上述著作體現出研究所的以下研究取向：（1）重視戰略研究與政治學理論及比較政治相結合。【注釋】筆者對傑克·斯奈德教授的訪談，北京，2007年10月17日。【注尾】 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多年來一直堅持從政治、軍事、曆史、法律、經濟、倫理、心理和哲學等不同維度來研究國際戰略問題，視野開闊，理論性強。（2）注重國際戰略研究中的軍事要素，認為戰略介於軍事和政治之間，要研究國際戰略，不能不懂軍事。在這方麵，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以研究所現任所長貝茨為核心組織的“軍事行動與戰略分析暑期研討班”（Summer Workshop on Analysis of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Strategy, SWAMOS）的活動。該研討班從1997年開始，每年一屆，迄今已經連續舉辦了12屆。研討班教員包括貝茨、麻省理工學院的巴裏·波森(Barry Posen)、對外關係委員會的斯蒂芬·比德爾（Stephen Biddle），以及來自美國軍事院校的資深教官。學員則主要是來自美國及其他國家的研究國際安全及戰略的博士研究生和年輕的大學教員。該研討班所研討的內容基本上屬於軍事領域，如常規戰爭、核戰略、非常規戰爭、戰略戰術的評估方法、國防預算、政軍關係等。研討班的活動長期得到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會的資助，對美國國際安全和戰略研究學術共同體的構建作出了獨特貢獻。【注釋】關於“軍事行動與戰略分析暑期研討班”的情況，參閱http://www.columbia.edu/cu/siwps/swamos.htm, 2008年9月10日。【注尾】

   （二）哈佛大學的國際戰略研究

　　相比其他幾個大學，哈佛大學的國際戰略研究較為分散。1950~1960年代，在哈佛大學有三個主要的國際戰略研究與教學機構：1954年建立的“防務研究項目”、1958年建立的國際事務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和1960~1961年建立的“科學與公共政策項目”。三個項目互不隸屬，但研究和教學人員又多有交叉。目前仍存在的，隻有國際事務研究中心。【注釋】有關該中心成立前25年的活動，可參見David Atkinson,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Harvard?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8~198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1998年，該中心被冠名為“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參閱網頁http://www.wcfia.harvard.edu/about, 2008年9月10日。【注尾】

　　國際事務研究中心成立於1958年，旨在“就國際關係的根本問題進行基礎性研究”。首任中心主任是杜勒斯主持國務院時擔任過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任、“大規模報複戰略”的創始人之一——羅伯特·鮑伊，副主任由當時剛留校任教不久的基辛格擔任，主要創建人員還有經濟學家托馬斯·謝林等人。以哈佛大學在美國教育界的地位、資源、人才乃至在決策界廣泛的人脈，中心成立之後不久便在軍備控製領域迅速打開了局麵。當時在波士頓的劍橋，活躍著一個被稱為“哈佛—麻省理工學院軍備控製小組”的非正式討論圈子，其成員主要是來自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教員，也有來自美國各地的學者和重要政府部門的官員。哈佛教員方麵有鮑伊、基辛格、謝林和保羅·多蒂（Paul Doty）等人。【注釋】該研究小組的活動情況，參見Atkinson,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pp.78~90.【注尾】 該研究小組每兩個或三個星期碰頭一次，就小組成員撰寫的一篇或數篇軍控方麵的論文展開討論。洛克菲勒基金會為該小組最初的活動提供了資助。該小組的成員後來大都成為軍控領域的領軍人物，哈佛大學因此也成為美國當時軍控研究的中心之一。1961年，中心推出了兩部在戰略和軍控領域有重要建樹的著作，即基辛格的《選擇的必要》，【注釋】亨利·基辛格：《選擇的必要》，國際關係研究所編譯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注尾】 以及謝林與哈爾珀林合著的《戰略與軍備控製》。【注釋】Thomas Schelling and Morton Halperin, Strategy and Arms Control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1).【注尾】

　　軍控領域之外，中心的另外兩個主要研究領域是歐洲與大西洋共同體，以及第三世界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發展。【注釋】Atkinson,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pp.24~25.【注尾】 亨廷頓在政軍關係、第三世界的政治發展等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注釋】亨廷頓曾擔任中心第三任主任，其《軍人與國家》、《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兩書，是政軍關係和第三世界政治發展研究領域的重要著作。參見Samuel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版。【注尾】 中心的主要成員大都出任過美國國家安全決策部門（國務院、國防部、國際安全委員會等）的重要職務，或與政府決策部門保持著密切的聯係。【注釋】具體情況，參見Atkinson,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pp.195~196, 211~213.【注尾】

　　1989年，在中心之下又設立了奧林戰略研究所（John M. Oli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標誌著中心國家安全研究項目的拓展和進一步製度化。該研究所所長由亨廷頓長期擔任。2000年亨廷頓卸任後，由原副所長、哈佛大學政府係教授斯蒂芬·羅森繼任。【注釋】羅森也是當今美國戰略研究界的一位重要學者，其著述包括Stephen Peter Rosen, Winning the Next War: Innovation and the Modern Milita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等多部。【注尾】 研究所的宗旨是：（1）就美國及其盟國所麵臨的安全和戰略的重大議題展開具有政策含義的基礎性研究；（2）為高等院校、研究機構及政府部門培養和儲備戰略與國家安全領域的人才。【注釋】參閱網頁http://www.wcfia.harvard.edu/olin/index.htm，2008年9月10日。【注尾】 在過去近20年中，奧林國家安全項目通過為美國國家安全領域的優秀的年輕學者（包括博士生、博士後和高等院校的年輕教員，每年10人左右）提供住所和研究經費的方式，為美國戰略研究界培養了大量人才。【注釋】查看“奧林研究員”的曆屆成員名單，會發現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活躍在當今美國戰略研究界的骨幹力量。不過，最近由於奧林基金會的讚助到期結束，奧林獎學金項目已告終止。【注尾】 而亨廷頓在擔任奧林研究所所長期間所提出的“文明衝突論”及之後提出的“我們是誰”的認同政治問題，為國際政治研究開辟了新的領域。

　　從目前來看，哈佛大學中國際戰略研究更為活躍的是設立較晚的肯尼迪政府學院。該學院在1960年代中期命名之後，在政治學家諾伊施塔特和艾利森、曆史學家梅的持續努力下，發展起一種從案例研究入手來研究國際戰略的路徑。

　　諾伊施塔特曾在杜魯門政府中擔任過官員，對大戰略的國內運作一直十分關注。1960年，當時尚在哥倫比亞政治係任教的諾伊施塔特撰寫了《總統權力》一書，以案例比較的方法對羅斯福、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三位總統如何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進行了比較研究，強調了有效運用權力和積極行政的重要性。【注釋】Richard Neustadt, Presidential Power: 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 (New York: John Wiley, 1960).【注尾】 肯尼迪1961年上台後，諾伊施塔特曾經擔任過肯尼迪的特別顧問，奉命對美英關係中一度十分棘手的“空中閃電”(Skybolt)導彈危機做過深入研究，顯示了他對案例研究的偏好。【注釋】參見Richard E. Neustadt, Report to JFK: The Skybolt Crisis in Perspective (Ithaca: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99)。【注尾】 諾伊施塔特這種看上去有些“老式”的研究方法與當時那些認為自己無所不能的“神童”戰略家相比，體現了一種冷靜和審慎的風格。與諾伊施塔特的研究路徑相類似，梅也十分重視決策過程與案例研究。他對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初完全敗於德國的教訓及對美國對外政策中曆史的運用與濫用的討論，【注釋】Ernest R.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注尾】 還有後來長期擔任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的艾利森以古巴導彈危機為例所歸納出的三種決策模式，【注釋】Graham Allison, The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 Brown, 1971). 該書新版參見Graham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The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 Missile Crisis, 2nd ed. (New York: Longman, 1999).【注尾】 都成為戰略研究中的“應用曆史學”和“應用政治學”的成功範例。【注釋】亦有學者看到了這種研究路徑的問題，譬如說，借鑒曆史案例的經驗必然涉及到類比的問題，那麽哪些類比是合適的，哪些類比是不合適的呢？在兩者之間存在一種區分的標準嗎？抑或標準也是不確定的？三種決策模式的分析方法是否從一開始就排除了存在一種全麵解釋的可能？參見Bruce Kuklick, Blind Oracles: Intellectuals and War from Kennan to Kissing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92~94, 165~167.【注尾】

　　肯尼迪政府學院中的國際戰略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貝爾福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其前身“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是哈佛生物化學家、軍控專家保羅·多蒂為重振在越南戰爭中受到衝擊的戰略研究而於1973年在哈佛創辦的“科學與國際事務項目”。1978年，該項目獲得福特基金會的資助，被納入肯尼迪政府學院中，成為該學院第一個常設中心——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中心致力於整合社會科學家、自然科學家、技術專家，以及具有政府、外交、軍事和工商業經驗的實際工作者的洞見，為應對那些來自於國際安全領域以及其他科學技術、環境政策和國際事務相交叉的關鍵問題領域的重要挑戰提供具有政策含義的知識。【注釋】參閱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roject/46/international_security.html?page_id=33, 2008年9月10日。【注尾】

　　圍繞上述宗旨，中心成立以來，在推進安全和戰略研究方麵開展了大量工作，擁有一批在國際安全和戰略界知名度很高的學者，如艾利森、小約瑟夫·奈、斯蒂芬·沃爾特等，他們或利用學術休假到政府當中擔任高官，或在國會聽證會上就某一重要問題作證，或為政府某個部門提供谘詢，或通過媒體宣傳自己的觀點，從而將學術研究和實際政策兩者結合起來。如奈曾在克林頓執政時期出任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在1990年代中期美國東亞政策的調整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另外，他還擔任過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負責人。

　　中心負責編輯出版的《國際安全》季刊，自1976年創刊以來，已發展成為安全和戰略研究領域的頂尖雜誌，同時還相當成功地避免了學術雜誌曲高和寡的弊端，其讀者群並不局限於學術界，在政策界也有重要影響。中心編輯出版的國際安全係列叢書，自1994年至2007年已經出版了近50部著作，其中佳作頗多。【注釋】如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0); Peter Feaver and Richard Kohn, Soldiers and Civilians: The Civil?Military Gap and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1)。當前美國最有影響的兩個國際安全書係是康奈爾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安全研究叢書”和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際史和國際政治叢書”，但這兩個書係都是開放性的，並非為一所大學的研究中心所主持。【注尾】 目前中心正在實施多個大型研究項目，如由艾什頓·卡特教授和斯坦福大學教授、前國防部長威廉·佩裏共同擔綱主持的哈佛—斯坦福“預防性防禦項目”等。【注釋】該項目已經出版的著作，參見Ashton Carter and John White, eds., Keeping the Edge: Managing Defense for the Futur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1).【注尾】 另外，奈所提出的“軟實力”概念，也是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研究成果。【注釋】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90); Idem,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注尾】 此次奧巴馬政府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上任之後首次東亞之行中一再提及的“巧實力”（smart power），其發明權似乎也應該歸於奈。【注釋】Joseph S. Nye, Jr., The Power to Lea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注尾】

   （三）麻省理工學院安全研究項目

　　麻省理工學院安全研究項目是由麻省理工學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S)和政治係聯辦的一個跨學科的科研與教學機構。目前該項目共有8名核心成員，其中4名為政治係教授，4名為中心專職研究員，另有來自校外和其他國家的23位特約研究員和訪問學者，以及34名研究生（其中大多數是政治學專業的博士生），目前是美國規模最大的培養國際安全領域高級人才的項目之一。【注釋】MIT Security Study Program, Annual Report 2006~2007, p.1, available at: http://web.mit.edu/ssp/program/MIT_SSP_AnnualReport2006?07.pdf, September 14, 2008.【注尾】

　　作為麻省理工學院安全項目母體的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創立於1951年，首任中心主任是經濟學家馬克斯·米利肯。中心成立之後主要致力於研究國際傳播及第三世界的經濟與政治發展，【注釋】中心研究員、負責第三世界經濟與發展項目的沃爾特·羅斯托曾擔任過肯尼迪政府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任及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喬治·邦迪的副手，是哈爾伯斯坦筆下所謂“出類拔萃之輩”中的一員。【注尾】 美國外交和軍事政策方麵的研究是後來才逐漸發展起來的。中心1961年出版的年度報告書稱：“直到最近，中心隻是相當邊緣地涉及軍事和安全事務，大部分是通過高級研究人員擔任防務機構的各個分支的顧問來進行的。”【注釋】轉引自Donald L. M. Blackmer, The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Founding Year 1951~1969 (Cambridge: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2), p.156.【注尾】

　　為了加強軍事和安全事務方麵的研究，中心於1957年聘請美國國務院前官員、政治學家林肯·布盧姆菲爾德加盟。次年，布盧姆菲爾德開始在中心領導進行了一係列模擬各種危機的政治演習，參加者來自國務院等政府部門及學術界，後來還有來自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級成員。1960年，布盧姆菲爾德還在中心組織了各種有關軍事力量的使用、麵向第三世界的常規武器轉讓，以及蘇聯對軍備控製與裁軍倡議的反應等方麵的研究。次年，前蘭德公司有名的防務和安全分析家威廉·考夫曼也加入中心隊伍，並開設了一係列有關防務預算與分析的研究生課程，吸引了不少一流的學生轉向戰略研究領域。他自己的研究、教學和向國防部提供的谘詢則聚焦於美國的國防預算問題，【注釋】Donald L. M. Blackmer, The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Founding Year 1951~1969 (Cambridge: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2), pp.156~159.【注尾】 時至今日，這仍然是麻省理工學院戰略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

　　1960年代後期，在越南戰爭的背景下，大學中的國際戰略研究機構被看作是為當權者的不當利益服務而普遍受到激進學生的衝擊。【注釋】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和麻省理工學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都曾受到不明炸彈的攻擊和學生示威者的衝擊。【注尾】 在混亂的校園秩序下，大學中的國際戰略研究走向低潮。直到1970年代中期，曾任美國國防部下屬的防務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of Defense Analysis, IDA）所長、麻省理工學院電子工程師傑克·魯伊納(Jack Ruina)教授才在麻省理學院重新開設了有關核武器和軍備控製政策的研討班。

　　在上述努力的鋪墊下，1976年，中心正式設立了防務與軍備控製項目（Defense and Arms Control Studies Program, DACS），開展研究生層次上的國際安全研究和教學工作，由魯伊納教授出任首任項目主任。防務與軍備控製項目設立後不久，正趕上卡特政府時期軍備控製和核武器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以及隨後裏根政府時期東西方之間冷戰的重新加劇，該項目在繼續從事比較防務政策、防務政治學及防務預算分析的同時，研究重心轉移到對蘇聯和美國的核武器係統的分析上麵。由項目中的蘇聯軍事問題專家斯蒂芬·邁爾（Stephen Meyer）領導的研究小組編輯出版的《蘇聯防務紀要》，是當時公開出版的關於蘇聯軍事力量的最重要的非官方信息來源。

　　1989年以後，隨著冷戰的結束，傳統安全研究項目得到的資助大幅減少，中心的研究重點遂轉向研究內戰、民族衝突、軍事幹預等冷戰後國際安全中新的熱點問題，國際關係理論、對外政策和比較大戰略等方向也受到重視，項目名稱也於1996~1997年度改為“安全研究項目”（Security Studies Program, SSP）。

　　目前，“安全研究項目”有三個重點研究領域，即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的全球交往戰略及其風險評估、亞洲安全（聚焦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中心的重要學者有：現任項目主任巴裏·波森，研究領域為比較大戰略、美國軍事力量及軍事組織的創新，主要著作有《軍事戰略的起源》和《無意中的升級》；【注釋】Barry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idem, Inadvertent Escalation: Conventional War and Nuclear Risks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注尾】斯蒂芬·範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研究領域為戰爭的原因和美國對外政策，主要著作有《戰爭的原因》；【注釋】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注尾】 理查德·薩繆爾斯（Richard Samuels），研究領域為當代日本政治、東亞安全，主要著作有《富國強兵：國家安全與日本的技術變革》、《保衛日本：東京的大戰略與東亞的未來》等；【注釋】Richard Samuels, Rich Nation, Strong Arm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idem, Securing Japan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注尾】 傅泰林（Taylor Fravel），研究領域為中國對外政策、東亞國際政治，著有《固邊保民：中國邊境爭端中的合作與衝突》等。【注釋】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注尾】

　　“安全研究項目”是麻省理工學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最初所設定的研究項目中唯一保留到現在的項目。該項目長盛不衰的原因既在於安全這一研究對象的重要性持續存在，更在於幾十年來該項目創造了一個由學者和政策分析家組成的學術共同體。它將來自許多不同學科和背景的人聚合在一起，形成了良性的互動，從而構建起一個研究國際安全問題的理想平台。這一平台的構成要素有以下幾點：（1）根據變動的國際安全環境，確定自身的學術研究重點。既要適應戰略形勢發展的需要，又要注意發揮自身優勢和保持自身研究的學術標準。（2）十分重視科研與教學相結合。該項目良好的學術聲譽使麻省理工學院政治係能夠吸引到最優秀的研究生，而素質高的研究生又可以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目前，該項目已經發展成為美國大學中最重要的國際安全研究基地之一。（3）重視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研究相結合，因為現在安全和戰略研究中有許多問題都涉及到國內問題。這一點類似於哥倫比亞大學，但與哥大相比，“安全研究項目”更多是從國際問題研究發展而來的，而哥倫比亞大學的安全研究項目則更多是從政治學發展而來的。【注釋】筆者對麻省理工學院政治係教授、安全研究項目主任巴裏·波森的訪談，美國紐約州伊薩卡市，2008年7月7日。【注尾】 （4）與政府部門及私營部門保持密切的協作關係。除了類似其他學校研究機構那樣通過出版著述、發表評論、在國會作證、提供谘詢等途徑提供公共服務之外，麻省理工學院的安全項目還有一個獨特的製度，這就是項目中常年接受來自美國陸軍、空軍和海軍的訪問學者，稱為“軍事研究員”製度（Military Fellow）。這些軍事研究員都是現役軍官，他們可以參加“安全研究項目”項目的所有課程與活動，一年訪問結束後，從其所在軍種的軍事院校取得學分。這就使研究人員和學生能夠及時了解並關注現實中的安全問題，從而有的放矢地開展自己的學術研究，並可向這些訪問學者學習專業軍事知識。而這些來自軍方的官員，也可以充分利用大學的智力資源，把現實政策中遇到的一些難題交給大學來研究和解決，同時向學者們學習，拓寬自己的戰略視野，從而形成了軍隊和地方的良性互動。

　　麻省理工學院安全項目現在包括軍民關係、常規戰爭、防務技術、防務政治、防務產業和人道主義幹涉等研究小組，從中不難看出，大學和政府部門在國際戰略研究上的有效互動所帶來的是一種雙贏的結果，它使研究成果更貼近現實，也更具實用性。

　　
   （四）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注釋】該中心原名為“國際安全與軍備控製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Arms Control, 簡稱也是CISAC）。【注尾】

　　與前述三所大學相比，斯坦福大學的國際安全與戰略研究起步較晚，但正如斯坦福大學本身一樣，其發展速度卻十分驚人。【注釋】斯坦福大學戰後在美國高等教育中異軍突起，其中原因耐人尋味。概言之，軍事-工業-知識分子複合體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參見麗貝卡·洛溫：《創建冷戰大學：斯坦福大學的轉型》，葉賦佳等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注尾】 2006~2007年度，作為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戰略的主要研究機構的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CISAC）的年度支出經費為474.6萬美元，【注釋】參閱網頁http://iis?db.stanford.edu/pubs/22232/CISAC_Overview_2008.pdf，2009年5月1日。【注尾】 而2006~2007年度麻省理工學院安全研究項目的年度支出經費大約為136萬美元，【注釋】MIT Security Study Program, Annual Report 2006~2007, p.40, available at: http://web.mit.edu/ssp/program/MIT_SSP_AnnualReport2006?07.pdf, September 10, 2008.【注尾】 前者是後者的3倍多，可見其規模之龐大，資金之雄厚。

　　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的前身是1970年在斯坦福大學建立的軍備控製與裁軍項目，而軍控與裁軍項目最初則源於為本科生開設的一門軍備控製的課程。【注釋】筆者對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創立者之一、中心首任共同主任約翰·劉易斯教授(John W. Lewis)的訪談。2005年8月10日。1970年，由斯坦福大學各個學科的近20名教員組成了跨學科的斯坦福軍備控製與裁軍小組，為本科生開設軍備控製課程。【注尾】 依托斯坦福大學雄厚的科技實力和智力資源，該中心成立之後發展迅速。目前中心研究員有35名研究人員，其構成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理工類科學家，包括核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和工程類科學家等；另一部分是人文和社會科學家，包括政治學、曆史學、經濟學、心理學和法學等領域。這些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圍繞人們所普遍關注的各種國際安全問題展開合作研究。由這種跨學科的合作而產生的國際戰略研究成果，既有科學技術的支撐，又有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考量，因而更具有創新性，也更具有生命力。中心對這種跨學科國際安全研究的重視在中心的組織架構上也得以體現。中心自成立之日起便采取共同主任製度，兩位主任分別來自社會科學領域和科學技術領域。先後擔任過這一職務的有政治學家約翰·劉易斯、曆史學家戴維·霍絡韋（David Hollway），現任共同主任是政治學家斯科特·薩根（Scott Sagan）；科學家有著名物理學家西德尼·德雷爾（Sydney Drell）、威廉·佩裏（William Perry）和麥克·梅(Mike May)，現任共同主任是曾任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核實驗室主任的化學家西格弗裏德·赫克（Siegfried Hecker）。

　　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的宗旨強調三個關鍵詞，即“跨學科”、“有政策含義”的創新性研究，以及“培養”國際安全的高素質人才。跨學科已如前述。政策影響力方麵，中心的研究人員中有一些曾經在政府中擔任要職，如威廉·佩裏曾任克林頓政府的國防部長。2008年3月，佩裏又被國會參眾兩院任命為審查美國戰略武器態勢的超黨派委員會的主席。在小布什政府中先後擔任過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和國務卿等要職的賴斯，在進入政府之前是斯坦福大學政治係的教授，對中心的研究工作也多有參與；其卸任之後又重回斯坦福執教。奧巴馬上台後，中心又有多名研究人員加入到新政府的國家安全團隊當中，如邁克爾·麥克福爾（Michael McFaul）出任新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俄羅斯和歐亞問題的特別助理，伊麗莎白·舍伍德?蘭德爾（Elizabeth Sherwood?Randall）出任負責歐洲問題的特別助理。【注釋】參閱http://cisac.stanford.edu/, 2009年3月6日。【注尾】 另外，中心還經常就一些重大問題向政府和國際機構提供專家分析和獨立性的建議。在培養人才方麵，中心的“國際安全”博士後和博士生項目在全美享有盛譽；中心負責實施的國際安全本科生榮譽項目是全美大學中唯一的一個，競爭十分激烈，吸引了眾多有潛力的青年學子投身於國際安全項目，從而保證了國際安全和戰略研究後繼有人。

　　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現有的研究項目有：彈道導彈防禦的技術與政策，生化武器擴散與恐怖主義，國土安全與反恐，核武器安全，防止核擴散及恐怖主義，預防性防禦，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全，以及加強南亞安全與穩定項目。項目研究人員的構成大都是跨學科的搭配，具有很高的技術含量和實用價值。【注釋】參閱http://cisac.stanford.edu/research/, 2008年9月10日。【注尾】

　　中心自建立以來出版了不少有影響的著作和政策報告，且形成了中心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特別是核武器進行技術、組織、政治、曆史、社會和對外政策等多維度研究的學術特色。主要學者及研究成果包括：薩根的《移動的標靶：核戰略與國家安全》、《安全的限度》，以及薩根和沃爾茲辯論核武器擴散後果的名作——《核武器的擴散》，【注釋】Sagan, Moving Target; Sagan, The Limits of Safety; Scott Sagan and Kenneth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 A Debat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5). 【注尾】 霍絡韋考察蘇聯核武器開發曆史的獲獎著作《斯大林和原子彈》，【注釋】David 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 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56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注尾】 約翰·劉易斯和薛理泰合著的《中國原子彈的製造》等多部討論中國軍事力量及朝鮮戰爭的著作，【注釋】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Sergei Goncharov, 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s Strategic Seapower: The Politics of Force Modernization in the Nuclear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idem, Imagined Enemies: China Prepares for Uncertain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注尾】 以及琳恩·伊登(Lynn Eden)從組織角度討論核災難的著作《火海中的世界》等。【注釋】Lynn Eden, Whole World on Fire: Organizations, Knowledge, and Nuclear Weapons Devast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注尾】

　　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有關國際安全的各種公開或不公開的講座數量大、水平高、涉及題目廣泛，頗具政策前瞻性和學術啟發性。筆者大致計算了一下該中心從2007年1月到2008年6月的講座數目，發現在大約一年半時間內，中心安排的講座竟然有100多場。在砥礪學術、傳播知識的同時，通過這些講座也構建起一個政策平台和戰略研究精英網絡。【注釋】參閱http://cisac.stanford.edu/events/, 2008年9月10日。【注尾】 賴斯當年步入政策圈，多賴曾在喬治·布什時期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斯考克羅夫特的提攜，而斯考克羅夫特結識賴斯是因為他去參加斯坦福“搞軍控的那幫人”的一個學術活動。【注釋】詹姆斯·曼：《布什戰爭內閣史》，韓紅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頁。【注尾】

四、對美國大學中國際戰略研究的幾點總結

　　綜上所述，關於美國大學中的國際戰略研究，可以大致總結出以下幾點：

　　首先，它是在戰後特別是冷戰背景下興起的一個研究領域。在過去的大約60年中，美國大學中的國際戰略研究大致經過了四個發展階段。這種階段性變化與國際環境的變遷和美國對外戰略的實際變化相對應，體現了國際戰略研究作為一門政策科學的基本屬性。

　　第二，在大學中設立國際戰略研究機構的目的，其一是各取所需，從政府方麵來說是借用大學的智力資源，從學者本人來說則是“學以致用”，即文人戰略家們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來為政府的國際戰略的製定獻計獻策；其二是培養和儲備國際戰略研究領域的後繼人才；其三是服務社會，引導公眾理性地認識涉外公共政策問題。這種集研究、教學和社會服務於一體的做法，是美國大學中國際戰略研究機構的共同特征。

　　第三，從其組織及經費來源情況來看，大學中的國際戰略研究機構一般由所在大學及其他機構（主要是政府部門、私人部門或者基金會）聯合創建和運營。研究人員多係校內教授和研究生，也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和前政府官員（其中來自外交、國防、情報部門的居多）參加。研究經費主要來自基金會、私人或企業的讚助、本校資金，以及政府部門的合同研究收入等。

　　第四，大學國際戰略研究機構發揮影響的途徑：（1）通過機構研究人員直接出任政府職務而對政策製定及實施產生影響，如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和賴斯；（2）通過研究成果（包括著作、論文和政策報告等）的發布影響政府決策；（3）通過撰寫報刊評論、接受電視采訪、向政府有關部門提供政策谘詢等引導公眾意見；（4）通過培養戰略研究人才而持續發揮自身的影響力。

　　第五，從研究路徑上來看，上述四所大學的國際戰略研究機構都主張采取跨學科的方法，從事與國家政策相關的學術研究。不過究竟跨哪些學科，在哪些方向上著力，則要視具體情況而定。在這方麵，不同學校具有不同特色。哥倫比亞大學注重政治學理論、比較政治和國際安全研究的結合，重視國際戰略研究中的軍事因素；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對案例研究和決策過程的分析十分重視，而亨廷頓的研究則在軍政關係、文化及政治發展等多個領域開風氣之先；麻省理工學院對當前各種新的安全研究領域的關注、教學與科研力量的良好搭配與互動、創新性的“軍事研究員”製度令人稱許；斯坦福大學注重學術創新，重視發揮科學家的作用和走科技路線，並在組織架構上設立共同主任製度以保證跨學科研究的真正實施等。對於一個大學中的戰略研究機構而言，如何能夠知己知彼，找出適合自身發展的路線，這本身也是一個戰略選擇問題。

　　以上主要側重從積極的方麵來介紹美國大學中國際戰略研究的特點。而實際上，美國大學中的國際戰略研究也存在不少問題。美國有活躍的戰略思維，強大的戰略研究隊伍，雄厚的研究資金，比較密切的政府與學界的互動，但近年來為何會在伊拉克等問題上鑄成大錯呢？王緝思教授認為，最值得美國反思的是美國大戰略目標設置失當，即為美國預設敵國；其次是美國大戰略以美國倡導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為基礎，認定美國價值觀便是普遍價值，“用它來判斷國際事務和他國內部事務的是非曲直”，從而經常把美國戰略引入歧途。【注釋】 王緝思：《中國國際戰略研究視角的轉換》，載王緝思主編：《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08》，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頁。【注尾】

　　大戰略目標設置失當和過分意識形態化，這是美國戰略實踐層麵的重大失誤。在國際戰略研究層麵，也有學者對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提出批評，如對曆史重視不夠；對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差異重視不夠；“美國例外論”，培育了一種危險的、傲慢的戰略文化；過於機械，總試圖用技術手段來規避戰略和政策上的難題，導致戰略研究的“非政治化”，如威懾、有限戰爭和軍備控製可謂冷戰時代美國戰略研究的三大理論支柱，美國學術界包括各大學的國際戰略研究機構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卻很少有人去分析也許是更為重要的產生危機和戰爭的政治原因，等等。【注釋】例如，科林·格雷：《核時代的美國戰略》，載威廉森·默裏等主編：《締造戰略：統治者、國家與戰爭》（時殷弘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第618~628頁。 【注尾】

　　1949年當美國的戰略研究剛剛興起之時，其奠基人之一布羅迪曾撰文指出，應將戰略作為一個係統的領域加以研究，因為戰略“在軍隊當中沒有得到應有的科學研究，軍隊之外當然更是如此。”【注釋】Bernard Brodie, “Strategy as a Science,” World Politics, Vol. 1 (July 1949), p.468.【注尾】 布羅迪所設想的戰略研究是一門解決實際問題的工具性科學，其主張的方法論是經濟學所代表的那種“硬”方法。

　　但在越南戰爭尚在進行之時，布羅迪便已開始對美國戰略研究中所存在的問題進行批評，並對自己曾經主張過的那種國際戰略研究路徑進行了反思。他為當時以蘭德公司的研究人員為代表的、那些已名聞遐邇的戰略家所表現出的對外交史和軍事史的無知及其政治感覺的缺失而感到震驚，認為他們的問題在於，“他們並不是沒有時間來參照曆史，而是任何高度發達的科學的信奉者……常常傾向於對其他領域表現出一種蔑視甚至是傲慢。”【注釋】Bernard Brodie, “Why Were We So (Strategically) Wrong?” Foreign Policy, No. 5 (Winter 1971~1972), p.154.【注尾】 1949年他所擔心的是職業軍人過分受到“軟的”直覺和習慣的限製；但到1960年代，他相信如果不將更多的常常被科學家認為是“軟”的知識納入到戰略研究中來，單憑經濟學自身是無法提高戰略研究的質量的。【注釋】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p.16.【注尾】

　　美國當年在越南戰爭中所遇到的問題，與今天其在伊拉克戰爭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相比，令人有似曾相識之感。伊拉克戰爭已進行數年，不少負責伊拉克事務的重要官員仍然搞不懂什葉派和遜尼派的差別；【注釋】Jeff Stein, “Can You Tell a Sunni from a Shiite?” New York Times, Oct. 17, 2006.【注尾】 諾大的美國軍隊，難得找到幾個懂阿拉伯語的人才。美國戰略界所用力最多的仍然是在戰術上、裝備上怎麽取得反恐的勝利，研究界所追求的更多是理論上的嚴密和方法論上的精確，而不是去深入了解當地的民情、政情、地理、經濟、曆史、宗教和文化狀況，並采取相應的措施。【注釋】布什總統任職後期，已經開始反思這方麵的問題，並采取相應的行動。例如，美國國防部2006年頒布的《四年防務審查報告》中特別強調美軍要加強外國語言和文化方麵的培訓和教育。奧巴馬政府上台後，也致力於這方麵的改善，但成效如何尚需觀察。反思美國在這方麵所存在問題的一篇精彩文章，參見George Packer, “Knowing the Enemy: Can Social Scientists Redefine the ‘War on Terror’?” New Yorker, December 18, 2006。【注尾】

　　盡管存在上述種種問題，還是應當承認，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的國際戰略研究要更為發達。而其發達的根基，很大程度上在於其大學中的國際戰略研究擁有雄厚的基礎。這些大學中的研究機構，水平高，曆史長，以具有政策導向的學術研究為自己的主攻方向，研究議題豐富，分析手段多樣，研究資金充足，與政府之間保持良性的互動，成為美國國際戰略研究的源頭活水。

　　中國和美國具有不同的國情，中國不能照搬照抄美國的做法。但社會科學之所以稱為科學，曆史之所以能夠給人以教示，就在於它們能給人們提供指導與借鑒。中國要和平發展，製定科學、合理、周密、可行的國際戰略將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條件。如果“一個大國的國際戰略研究不發達，戰略思維不厚重，其國際戰略決策的基礎就不紮實，就容易導致方向性的錯誤。”【注釋】王緝思：《中國國際戰略研究的視角轉換》，第8頁。【注尾】 而要提升中國的國際戰略研究，除了從我國當前的國際政治實踐中、從古代及近現代中國的戰略經驗和戰略討論中汲取營養外，還需要了解其他國家、尤其是一些主要大國的國際戰略及其研究狀況。鑒於此，考察美國大學中國際戰略的研究狀況，對於推進我國大學中的國際戰略研究，應該說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冷戰後的美國外交(1989-2000)》
作    者王緝思，徐輝，倪峰
出版社時事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年1月1日

目錄
1內容提要
2目錄
內容提要
本書在分析冷戰後美國外交思想主要流派的基礎上，對美國與世界其他主要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的關係進行了全麵梳理和係統研究。
從冷戰結束到“9·11”，美國處於“一超獨大”且沒有明確戰略敵手的特殊曆史時期。美國鞏固和擴展聯盟，加強國際製度建設，積極推動全球化，享受了一把“和平紅利”，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持續經濟擴張。同時，它通過軍事手段“維護人權”的政策也遇到了挫折和抵製。
內容包括冷戰後的美國外交思想，美國與歐洲國家的關係，美國與前蘇聯地區國家的關係，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美國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關係。
目錄

導言
第一章 冷戰後的美國外交思想
第一節冷戰後美國外交思想辯論的主題
一、冷戰後美國的國際地位
二、冷戰後美國的國家利益
第二節冷戰後美國的戰略選擇
一、新孤立主義戰略
二、選擇性參與戰略
三、合作安全戰略
四、優勢主導戰略
第三節冷戰後美國外交思想的主要流派和觀點
一、新孤立主義
二、新保守主義
三、民主和平論
四、新幹涉主義
五、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
六、約瑟爾·奈的“軟權力”理論
七、基辛格的“大外交”理論
八、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思想
第二章 美國與歐洲國家的關係
第一節美國與歐洲國家的經濟關係
一、跨大西洋共同體的構想與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滯後
二、美國與歐洲之間的經濟依存與摩擦
三、美國與歐盟對中東歐國家的經濟援助
第二節北約東擴
一、圍繞北約東擴的政策考慮
二、和平夥伴關係
三、北約東擴的議程表
第三節美國與歐盟一體化
一、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
二、“經濟和貨幣聯盟”與歐元
三、跨大西洋的緊張關係
第四節前南斯拉夫境內的危機與戰爭
一、關歐在波斯尼亞危機中的分歧
二、走向代頓協議
三、科索沃戰爭
第三章 美國與前蘇聯地區國家的關係
第一節美國對俄羅斯的政策
一、美俄蜜月時期（1991——1994年初）
二、美俄關係合作與對抗並存時期（1994年以後）
三、結語：美俄關係——冷戰後十年的磨合
第二節美國對前蘇聯其他共和國的政策
一、美國對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的政策
二、美國對中亞、高加索地區國家的政策
三、美國對波羅的海三國的政策
……
第四章 美國與中國的關係
第五章 美國與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關係
第六章 美國與中東國家的關係
第七章 美國與非洲國家的關係
第八章 美國同美洲其他國家的關係
第九章 美國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關係
第十章 克林頓的外交遺產——冷戰後美國外交的歸宿
附錄1 美國對外關係大事記（1988-2001年）
附錄2 冷戰後美國重要外交政策文件選編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