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這是儒家文化成就“東亞奇跡”，有人提出儒學倫理正是造成東亞現代化的主要源頭活水，乃至把東亞的經濟模式稱為 “儒家資本主義”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更是提出了“亞洲價值觀”。新儒家終於自豪認定“亞洲價值觀”是一套不同於西方的價值觀，提出“四小龍的經濟騰飛已經說明儒學正在複興”，“孔子思想可以作為重建世界的原動力”。一些人迫不及待預言21 世紀是東亞文化——儒學的世紀。21 世紀 必將看到儒學在世界範圍的興旺發達，21 世紀，儒家文化將 “不戰而勝”。
“東亞模式”、“東亞奇跡”、“亞洲價值觀”、“儒家資本主義”，一切美好都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戛然而止。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於1994 年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的《東亞奇跡的神話》中提出，東亞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大規模的資本積累和密集的勞動力投人，沒有真正的知識進步和技術創新，缺乏有效的製度支持。克魯格曼根本不承認有什麽“東亞模式”“東亞奇跡”。
李光耀這個提出以儒家為核心的“亞洲價值觀”的新加坡總理，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也不得不承認，事實上，新加坡和香港在應付金融危機方麵表現最為出色，並不是因為亞洲價值觀，而是因為英國殖民地價值觀，特別是經濟透明和法治。
所謂的儒家文化成就“東亞奇跡”，最終被李光耀戳破這一神話。
儒家文化在東亞經濟起飛中不起主導作用，正如李光耀所說：“ 起源於二千五百年前的儒家思想， 是中國農業社會的產物， 是為中國農業社會服務的。 如果把這個思想原封不動地照搬到今天資訊發達的工業社會裏，是絕對行不通的。比如我們不再重男輕女，兒女都有平等的教育機會， 也有平等的就業機會。因此，夫婦有別的觀念就必須改變。”
李光耀自己感歎，儒家價值觀在信息時代已經過時。
新加坡領導人王鼎昌、吳作棟二人也解釋說：“建國以來，在經濟、科技建設等方麵，我們都取得可喜的成就，這是向西方學習的結果。”
韓國學者金永同在分析東方現代化初期儒家思想的作用時說：“ 在東亞國家現代化初期的資本主義發展中， 儒家思想並未提供精神或意識形態方麵的啟發或推進作用， 倒是西方現代化的衝擊， 促進了亞洲的轉變。”
諾貝爾獎獲得者、 台北 “ 中央研究院” 院長李遠哲的觀點更為直接：“ 其實在我們的社會裏， 儒家思想除了被當作一種正確的生活指南外， 從未獲得太大的重視。 反而應該說是東亞國家的經濟成就為儒家爭了光。”
東亞地區的經濟成就刺激了儒學的複興，讓儒學家異常興奮，以為是儒家文化主導了東亞模式，一個地方的崛起有政治經濟製度國際體係等等各方麵的因素所決定的，而不是單純文化而決定的。
經濟學家林毅夫問道：“這些國家和地區長期以來就一直在儒家文化的濡染之下，但為什麽它們並沒有在 16 世紀、 17 世紀率先實現現代化和經濟發展 ？ 此外，同樣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許多其他國家並沒有實現同樣的經濟成功，而許許多多與儒家文化無緣的國家卻更早地實現了經濟現代化 ？”
中國作為儒家文化的發源地，為什麽幾百年都沒有實現現代化？
德國學者馬克斯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中國宗教》等著作中提出： 西方資本主義近代化是與西方的新教倫理的文化背景相聯係的 ，而儒教理性主義試圖在一種理性方式中使自身去適應世界， 不能體現以理性的、有限的手段追求非理性的、無限宗旨的資本主義精神， 因而排斥或阻礙資本主義興起。簡單說，馬克斯 ·韋伯就認為儒教產生不了資本主義，儒教無法使中國現代化。
亞洲金融危機，亞洲價值觀的沒落，反而從反麵證明馬克斯 ·韋伯的獨特之處，儒教與現代化是矛盾的。東亞模式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威權模式，強人政治，獨裁專製。新加坡是李光耀，韓國是樸正熙的軍人政府，儒家文化的等級觀念，在他們身上演繹的是淋漓盡致，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亞洲金融風暴更加顯示出來裙帶資本主義的劣根性。
1997年亞洲金融 危機使人們認識到，所謂的“亞洲價值觀”是不存在的。因為儒家文化對於整個亞洲的影響是有限的，即便是儒教文化圈的東亞也是各不相同的，馬來西亞印尼都是是穆斯林為主，泰國是佛教，日本是神道教，菲律賓是基督教。美國的紮卡裏亞直接就說，“亞洲價值觀”已成陳跡，可以稱作進入曆史垃圾箱的理論。以儒家為核心的“亞洲價值觀”，被人扔到了曆史垃圾桶，這對新儒家們來說是最不願意麵對的現實。
日本是亞洲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那是因為日本明治維新就開始反儒西化，脫亞入歐，文化上全麵開化。現在日本最重要的是神道教，而不是儒教。日本大東文化大學的溝口雄三教授就曾說過：日本所利用儒學隻是利用了“ 忠” 與“ 孝” ，變成對外侵略的工具。日裔美籍的著名學者福山在更是提出，日本社會與中國社會的巨大差距往往被人們低估，所謂“東亞奇跡”是不一樣的，日本更像美國而非中國。
韓國過去是儒教影響最深的國家，是個家長製、血緣主義最強的社會，軍人政變上台的總統樸正熙就說，韓國人不配有民主。韓國在民主化過程發現，隻有儒家等級權威觀念真正褪去，民主才會紮根。而現代韓國的主流文化是基督教，韓國有一半以上人口信仰基督教。基督徒總統金大中說：“在亞洲，韓國是戰勝中國幾千年統治和影響、保持民族特性的唯一國家。”
自由、民主、法製是構成現代社會的三大支柱。儒家的等級觀念序化文化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忠君與自由、孝父與民主、倫理與法製之間的衝突，很顯然儒家思想存在的嚴重悖論。看不到這一點就是看不到儒家文化的實質。
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斷言，儒教已經失去所有的現實意義，隻是博物館中的陳列品。
著名學者張岱年明確指出，“儒學思想雖然有一些深湛內容，但是儒學作為一個整體已經過時。當代新儒家企圖複興儒學，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五四以來，儒家文化早已解體，失去了其製度之根和社會之根，被新儒家稱為“孤魂野鬼”，儒家文化不是主流，所以新儒家抓住每一次機會要做複興夢，以前是東亞現在是中國，大國崛起勢不可擋，新儒家又有了新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