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REVIEW , CHINESE WRITING
從經濟學人播客聽說這本書後,我的好奇心就像水燒開後的茶壺蓋一樣按耐不住。王教授這位樂於以“讀書人”自居的政治學家,在訪美的半年裏,到底從美國政製中發現了何種我等凡夫俗子所不能見者,幫他照亮了一條截然不同但卻更光明美好的中國發展之路?王教授在自序中寫道,“美國反對美國”這個書名,是為了表明美國社會不是一個“簡單的均質的整體”,它既有肯定性的力量,也有否定性的力量,讀懂這兩種力量構成的內在矛盾以及形成它們的曆史-社會-文化機製,才能回答“為什麽有美國”這個“簡單問題”。全書以美國的政治經濟製度、民族性格、社會管理等十方麵為線索,以親身訪談見聞為素材編織而成,而神韻所在,往往見於每章結尾的評述。個人覺得見聞實錄有趣的地方不多,也許因為缺乏時代感,也許因為受眾本就是不了解美國的國人。 分析評論部分,雖然因為結構的緣故有些碎片化,論證不夠連貫,邏輯也稍嫌鬆散,但其中有些見解即使今天看來仍發人深思,值得一讀。下文試作歸納整理並稍加剖析。
王教授視價值體係為政製的基礎,並把美國價值體係的三要素總結為自由、平等和民主(即權力之源在民)。這套體係對公權力有強大約束力,形成了地方政府優於聯邦政府、小政府優於大政府的治國理念。政府囿於有限權力,無法承擔管理社會的全部責任,而隻能依賴資本主義那隻“看不見的手”,即所謂“社會自組織係統”。他寫道,
“政府係統隻從上麵管製社會的自組織係統,但不陷入其中,因而政府的負擔不重。社會的自組織係統有一整套規則、程序和運作,它們的運作是穩定的。政治的變化往往不影響這一整套機製的運作。它們在運作中追求自己目標的同時,推動了社會係統的運轉。”
王教授認為這套“雙軌製”是美國政製的優點,因為在“人口達數億之眾的社會,政府直接和全麵管理社會各個層麵,各個領域的可能性不大”,而“由於體製設計而走上這條道路的社會,政治和行政係統往往沒有很好地解決社會的很多基本需要,積累下來成堆的問題”。當然,他也指出在“看得見的手”的模式下,“政治的火車頭”雖然負擔較重,但卻“易於向一個方向有規則地行駛”。王教授推崇地方政府在美國政製中的強勢地位,認為地方政府在具體運作上各有千秋,適應了當地的傳統、觀念和需要,而“任何政治體製,隻有做到這一點才能良好運轉”。他還補充道,“政治體製越是劃一的社會,政治體製的適應性越小”。所指為誰,自不待言。
在個人自由和社會平等之間,王教授認為美國人無疑偏愛自由。而自由之所以成為主流價值,是“社會不同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的結果。美國政製隻保證“形式上的政治平等,而非社會平等、經濟平等”。要求其他方麵的平等,必然帶來利益衝突。譬如為實現經濟平等劫富濟貧,在一定程度內是為民眾接受的。但當高稅收對私人產權形成實質威脅時,社會便會反彈,反對以犧牲自由為代價來實現平等。王教授認為這種對平等心口不一的承諾,是美國成為一個貧富兩極分化社會的重要原因。美國這個商品極大豐富的國家為什麽能看到滿街露宿街頭的乞丐?為什麽不能有另一種分配方式讓“所有無家可歸的人都過上體麵的生活”?他的解釋是以自由為核心價值觀的美國政製無法容忍這樣的分配方式。
自由濫觴帶來的後果當然不隻是社會平等的理想無法實現。王教授警告我們,“任何準備用於自己的政治權利,都要準備與別人分享,否則自己也會喪失它們”。而權利給得越多,社會就越難管理。他以結社自由為例,說明這個本來為鼓勵政黨活動準備的權利,會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成立黑白兩道通吃的“犯罪”組織。政府礙於自由原則,無法有效控製或取締這些組織,終將成尾大不掉之勢。王教授很看重“分享權利”的分寸,以缺乏這個分寸為最大弊政。 他寫道,
“任何社會在設計體製時,均會遇到這類問題,想禁止的由於想允許的決定而不能禁止,不想給予的由於想給予的決定而隻能給予。…美國政製在給予和允許方麵是一個十分成功的政製,但在禁止和防範方麵不是一個值得讚揚的政製。”
關於美國民主,王教授主要著眼兩點。第一,它如何平衡大型社會形成政治領袖過程中對民主和集中的要求;第二,以利益集團為基礎的民意收集方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全民利益。
對於第一點,他認為美國是通過把政黨和國家分離來解決的。簡言之,因為政黨處於政治體係之外, 可以用相對集權的方式產生政治領袖(如總統和國會議員候選人);而選民可以在這個集中過程完成後再做選擇。這樣,盡管選民的選擇非常有限,但整個過程依然“表現為一個民主的外觀”。王教授對美國政製裏集中和民主這對矛盾的評論算是切中肯綮。至少在產生總統候選人這個環節上,大部分選民能做的確實有限。以最近的新聞為例,超過七成的美國選民表示不希望看到現任總統Biden參加下一屆競選,但如不出意外,他獲得民主黨的提名應該毫無懸念。
至於利益集團,王教授說它們的作用是“收集、綜合、歸納、輸送社會的利益要求,是政治係統得以滿足最大利益要求的重要條件”。由於資源有限,政策製訂的目標往往不是滿足所有利益要求,而是以最低的代價滿足最多的利益要求。但是普羅大眾往往沒有利益集團做代表,政治領袖們未必能聽到他們的呼聲。即使能聽到,他們的利益如果跟其他強大集團的利益相左,在效用主義的分配原則下,也未必能夠受到重視。
所以王教授說,“美國的民主是否民主夠了?這是可以打一個問號的”。他也說,不管以何種方式選擇政治領袖,社會的管理權總歸是掌握在極少數“英才”手中的;而“英才統治是資本主義製度下的社會的共同特征”。他據此質疑“嚴格意義上的民主是否符合大規模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或稱內在要求”?對這個問題他沒有直接回答。我的理解是,如果終極目標是選出英才來管理社會,那不管通過民主程序,還是舉賢薦能,甚或科舉(公務員)考試,白貓黑貓,抓著老鼠就是好貓。而從民主時不時選出奇葩領袖的曆史經驗看,也許它“並不符合人類社會的內在要求”。
美國政製價值體係還有一個很奇怪的矛盾:一方麵,它重視自由,美化甚至神話個人主義;但另一方麵,它又十分重視傳統。對傳統的重視,尤其體現在美國人對憲法的“迷之崇拜”和麵對種種貌似表麵文章的“政治規矩”—如競選中失敗一方需公開發表敗選宣言,並祝賀自己的對手當選—時的戰戰兢兢。王教授解釋道,這種情況看似匪夷所思,個中緣由其實並不複雜。個人主義的盛行,反而造成個人權威難以形成,而“越是在沒有人說了算的地方,傳統便具有越大的權威。”
對這種政治傳統的巨大力量,王教授的態度很糾結。他承認政治傳統和規矩是寫在人們信仰裏的法律,比寫在文字上的法律更有力量,甚至社會政治的發展之路,“就在於把政治原則和信念變為政治規矩和政治傳統。”而傳統一旦形成,則標誌著社會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權力關係進入穩態。當然,傳統最重要的功能也許是保證政權交接的穩定性。關於這個政製中“最為根本的問題”,王教授寫道,
“政權的交接是人類政治生活中的一件最難解決的事情。不少社會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發展出完善的程序,成為政治不穩定的原因。”
他認為美國通過政治傳統解決了這個難題,這套規矩深入人心,任何違背它的企圖,都“不可能得到承認,不可能具備合法性”。當然,王教授那時雖然已經嶄露頭角,畢竟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學者。他在政壇格物致知多年之後,修為想來早已臻知行合一的化境,中國特色的政權平穩交接、萬世不替的大關節大概早幾年就參透了。
在承認傳統正麵作用的同時,王教授也認為傳統桎梏的背後隱藏著嚴重危機。在全書的開頭,他援引美國阿馬拿共產主義社群解體的案例,指出造成社會製度失穩最根本的原因是“年輕一代對現有價值體係的放棄和冷漠”。新陳更替是社會發展的鐵律,如果任其自然,不對舊的價值體係進行升級換代,獲得新一代的認同,則社會對製度基礎的信任危機難以避免。他問道,“誰來完成(升級價值體係)這項社會功能呢?”很明顯,不能指望傳統,尤其是美國這樣通過製度安排刻意拒絕變化的傳統。雖然在這裏王教授又一次回避了自己提出的難題,但細心的讀者當不難在書中尋得草蛇灰線。王教授說,美國人對憲法如此迷戀,深層原因是沒有人有力量去改變它,所以“維持並解釋它是唯一出路”。而憲法之所以如此難以改變,是因為製定者對人性所持的悲觀主義。他認為“這是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一大差別,”甚至可以用來解釋東西方政治發展的差異。表麵上看,王教授這個觀點似乎有悖於中國法家和秦製對人性本惡的基本判定。但也許他這裏說的人性,並非普通民眾之人性,而是社會精英之人性。西方文化拒絕相信堯舜禹湯般的存在,而東方文化貌似對此深信不疑。因此,為了引導社會價值體係升級,隻能靠偉人來對抗傳統的慣性。具體來說,要靠屬於每個時代的、淩駕於傳統之上的威權領袖。最後這一點純屬個人揣測。但是,自九十年代以來,中共從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再由科學發展觀到新時代特色社會主義,每一代領導核心在價值體係上的推陳出新和灌輸宣傳,恰是在回應王教授在本書中對這一危機的擔憂,而方法和手段也一脈相承。
八十年代末期,正是日本經濟如日中天,信心爆棚之時。跟朝氣蓬勃的日本相比,彼時的美國看上去顢邗無能,垂垂老去。在全書的結尾,王教授在對美日種種經濟數據進行對比之後,得出了美國正在被日本超越的結論,而原因是“美國的體製、文化和價值反對美國本身”,令其最發達地位難以為繼。 他寫道,
“美國的體製,總體來說建築在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基礎上,但它正明顯地輸給一個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和權威主義的體製。”
那麽美國能擁有這些“更有效的體製”嗎?王教授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文化和價值觀決定體製,而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跟這樣的體製無法兼容。這種體製上的劣勢意味著,“日本隻是第一個向美國挑戰的民族。在下個世紀裏,必然會有更多的民族也向美國提出挑戰。”
對美日競爭,王教授猜中了開頭,沒有猜到結尾。日本的GDP在1995年超過美國GDP的70%以後,一直停滯不前,到2021年隻剩下美國的21%。而美國,雖然一如既往地拒絕對傳統價值體係進行“創新”,但這種抱殘守缺似乎並沒有耽誤美國人在科技領域一路領先。從互聯網、社交媒體到自動駕駛, 從區塊鏈、行星際航行到最近的大語言模型,這些改變世界的技術創新裏,有哪些是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和威權主義催生的呢?
王教授預言的後半段倒是已成現實:一個比當年的日本更強勢,似乎也更高效的民族確實橫空出世,向美國發起了挑戰。如果以GDP總量為標尺,它和美國的距離,已經比當年的日本更近。毫無疑問, 這一輝煌成就跟王教授推崇的、建立在東方文化和價值體係之上的“有效體製”不無關係。但是,日本由盛而衰的前車之鑒說明,價值體係跟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的關係遠比王教授分析所及更複雜,而美國那一套民主自由的陳腐舊套,雖然依舊是耽於分裂而患不均,卻也沒有遇到“不可阻擋的危機”而一蹶不振。今天回顧這段曆史,仿佛來到王教授三十五年前走過的那個十字路口,但極目遠望,卻甚感茫然。到底是“美國反對美國”,還是 “中國反對中國”, 是“中國反對美國”,還是 “美國反對中國”?這些燒腦的問題,不知再過三十五年,是否能見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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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反對美國(America against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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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滬寧 1991
注:經網友提醒 issues6 ,against 從詞義上來說遠比原項目名稱中的 Oppose 更加合適因此未來我都會以 America against America 作為它的英文譯名。
序
從 1988 年 8 月下旬起,我應邀去美國做學術訪問,前前後後六個月時間。在這期間,我去過大大小小三十幾座城市和近二十所大學,在數十個政府和私人部門做過調查,與眾多的美國人和外國人討論美國。我將每天討論、訪問和觀察到的記錄下來,於是有了這本書。
顯而易見,我是作為一位觀察者而非考察者去研究和看待美國這個社會的,可以說,在美國的訪問,我是有目的的,這就是更多更細更真實地認識這個頭號資本主義國家。我們應當把它當作一段曆史、一種文化、一個民族、一套製度來看待,而不把它看作幾個抽象的教條的概念。我在 1987 年出版的《比較政治分析》一書中提出了運用曆史——社會——文化條件的景觀分析社會政治運動的設計。在那本書中,大體上隻是宏觀框架的設計。此次也試圖用這種方法來具體分析一個政治共同體——美國。
所以,這本書根本的目的,不在於它所描繪的那些紛繁多樣的層麵,那些五顏六色的景觀,那些錯綜複雜的運動,而在於探討美國這個社會的政治和社會管理過程,盡管本書力圖展開盡可能大的層麵,涉及盡可能多的話題,但其貫徹始終的分析仍是上述主題。一個社會的發展和流變,與它的政治和管理方式不可分割。可以說,有什麽樣的政治和社會管理,便有什麽樣的社會發展。分析和理解美國,離開了這一邏輯是困難的。我隻想通過對社會多層麵的解剖,來回答一個簡單的何題:“為什麽有美國?”這個問題雖然簡單,但它已遠遠超出了我的能力,我深知這一點。
本書的方法是用曆史一社會一文化條件的框架來分析美國社會,而不把其中任何因素孤立起來考慮。人類的社會生活也罷,政治生活也罷,文化生活也罷,是無限錯綜複雜的交織的網絡。如果想孤立地或者說簡單地分析和看待其中的一個問題,恐怕難以奏效。
既然是具體運用上述方法,那它就要求對一個社會的各個方麵做出仔細和生動的觀察、記錄和分析。所以本書的具體描繪和事實記錄多於抽象推理。任何抽象推理都隻能源自對事實的觀察和分析,抽象推理要能夠說服人,很重要的一點是有沒有令人信服的事實奠基。有時候人們需要做一種工作,這就是提供思維的機會,而非思維的結論。當然,本書中種各種現實生活記錄都跟隨著我的思維和結論,但我也力圖使它能為他人提供思維的機會。
本書以美國為分析對象,因為美國同中國一樣,構成了二十世紀人類的一種特殊現象,可稱為“美國現象”。“中國現象”就是這個具有兩千多年悠久曆史的文明古老大國為什麽在近代中衰落了?為什麽落後於世界現代民族之林?這引起幾代仁人誌士苦苦思索。而“美國現象”的維度卻不同,人們感到疑惑的是:為什麽這個隻有兩百年短暫曆史的民族,會成為當今世界首屈一指的發達國家?對於這兩種現象,我認為生活在二十世紀的學者有責任加以研究。作為一名中國學者,具有雙重的責任,他既有責任研究“中國現象”,也有責任研究“美國現象”。由此方能更好地認識自我和世界,更好地勘探中國的強盛之路。
《美國反對美國》,大概是一個奇怪而又頗為費解的書名。我起這個書名的用意在於表明,美國不是一個簡單的均質的整體,用一句話就可以打發掉。在過去的年代,人們從教條主義的觀念出發,把美國僅僅看成是“剝削剩餘價值”,“資產階級專政”、看得一無是處,那麽現實的美國便會反對這祥的“美國”、僵化觀念中的美國。如今又出現了另一種極端,有的人把美國想象成富麗天堂,十全十美,那麽現實的美國同樣反對這樣的“美國”、理想化的美國。包括美國社會本身,它有它的肯定性力量,也有它的否定性力量,凡是在能發現肯定性力量的地方,都能發現否定性的力量。這便是《美國反對美國》的基本意蘊。
《美國反對美國》,表明了社會的基本運動。但凡隻要是人類杜會,就不可能是鐵板一塊,就不能也不可能把一個社會都歸於一個既定的概念之下。《美國反對美國》,表示了本書試圖揭示美國社會中什麽因素分別構成這兩種相對的為量。我們無法用一句話來說美國是什麽,要說的話,隻能是:“美國反對美國”。
越是深入地研究美國,越是擺脫了浮光掠影的圖景,越容易發現美國社會這種內在的矛盾。作為一名學者,把一個社會當作科學研究的對象來加以研究,就不能用玫瑰色來塗抹自己的對象,當然也不能用煤灰色來塗抹它。而應當客觀地辨別這個社會的利弊所在。總的說來,學者對既存的事物都應持批判的態度,這是推進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動力。對美國,我是持這種批判態度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社會上存在的各種機製,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均是這個社會曆史一社會一文化條件的產物,隻有在這個環境中它們才存在,不能簡單地將它們套用到其他社會中去。在這方麵,不同國家之間不可能簡單模仿。
美國是一個大國。在這個大國裏,舉出一種美國形象來,就可以舉出一種與之對立的美國形象。如一般認為,美國是富甲天下的國家,的確,生活在這個地方的不少人很富有,富到擁有私人噴氣客機的也不乏其人。大多數民眾的生活也可以講是“安居樂業”,普通人家一般都擁有小汽車等設備。但如果說,這就是美國,那人們馬上就可以描繪出另一種美國。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有一塊地方被稱為“人民公園”(People’s Park)。所謂“人民公園”,原是伯克利分校的一塊空地,但後來被無家可歸的人占據。我在的時候,每天大約有上百名穿得破破爛爛始無家可歸的人在那裏過夜,他們有的用破布搭了小賬篷,有的就在地上鋪上報紙,席地而睡。這些美國人肮髒、汙穢、無精打采的樣子,無論如何不符合美國的概念。每天早晨由教會慈善機構來發早點,大學的遊泳池定期開放,讓他們來洗身。就在布什宣布就職第四十一任總統那天晩上,我看到在舊金山的布什大街兩旁髙樓的門洞裏,睡著不少無家可歸的人。這不是美國嗎?這是美國嗎?恐伯不能用一字來回答。
一般人也認為美囯是一個西方民主國家,而且是一個典型的西方民主國家,美國人也以此為榮。憲法、競選、三權分立、公民參政,如此等等,顯示了這種製度的一個側麵,但從另一個側麵看,每一個平民百姓真的能主導這個國家的政治嗎?我在本書中的分析表明,主導政治的權勢集團是淩駕於平民百姓之上的。在美國的資本主義製度下私有財產對政治民主製約,不能忽略。連美國學者都表示過在經濟權力的差別是那麽大,以致一個集團可以用非政治手段來決定另一個集團禍福的地方,一種政治的民主就不可能發揮適當的功能。因此,真正的政治民主必須包含著被統治者有通過他們的代表來控製經濟政策的權利。”(悉尼•胡克:《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第286頁)美國的經濟決策權主要地控製在私人財團手中。這是民主嗎?這是不民主嗎?恐怕也不能用一字來回答。
像這類悖論,比比皆是。說的是美國是一個富得流油的國家,也可以說美國是一個窮人滿街的國家;說美國是一個典型的西方民主國家,也可以說美國一個不那麽民主的國家;說美國是一個教育發達的國家,也可以說美國的教育問題成堆;說美國是一個平等至上的國家,也可以說美國並不那麽平等;說美國是一個穩定發展的社會,也可以說美國是一個危機重重的社會。如此等等,我的想法是,用事實的的美國反對想象中的美國。
美國僅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能代表所有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我僅僅想通過美國這個個案的研究,來促進我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間接地也促進對社會主義的認識。
一百五十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產黨宣言》中宣布: “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 263 頁)列寧在本世紀初早就宣布帝國主義為“垂死的”和“腐朽的”。這麽多年過去了,應該說,資本主義依然在發展,並且不可低估。曆史唯物主義的判斷和分析,從曆史發展來看,是正確的。但曆史唯物主義指示的人類社會犮展規律,需要曆史條件的成熟。在這些條件沒有成熟的時候,任何主觀的判斷反而不符合曆史唯物主義的邏輯。長期以來,受意識形態強化的推動,一度對資本主義全盤否定,這一是受了教條主義的影響,教條主義使人們無法客觀地、科學地判斷資本主義社會,二是“左”的思潮的影響,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於擾了我們對整個世界的透視,也妨礙人們借鑒其他國家的先進經驗。不僅妨礙這一點,實際上也妨礙了人們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主義的弊端。
作為人類社會,無論是什麽製度,都會有矛盾,衝突,需求。了解不同的人類社會通過什麽方法來解決矛盾,緩和衝突,滿足需求,應該是有益的。如若我對這些問題的分析,有助於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那就實現了我的初衷。
我想,對任何事物的認識,首先是準確或者精確地了解和把握它,然後才是分析和評價。本書即本著這樣的邏輯。
本書共有十一章,我想在這裏扼要點明一下:(1)社會不均衡發展及其諸特點;(2)主導政治生活的價值觀念及其流變;(3)民族的多樣性格及其社會功效;(4)調節人們社會活動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機製;(5)在社會上活躍的政治力量及其關係;(6)競選中的民主和非民主因素;(7)自上而下的政治運作及其特征;(8)非政治的協調機製及社會化的管製;(9)文化、價值觀念乃至製度的複製與教育的關聯;(10)思想在社會發展和管理中的作用;(11)危及未來發展的種種潛流。
雖然這十一章包含了不少方麵,但由於對象是一個龐大的國家,所以實際上涉及的麵隻是美國社會有限的層麵。從這個角度看,我想本書有兩點不足:
第一:本書所涉及的麵有限,不可能涵蓋美國林林總總的各個層麵,因此應該說有局限性。不能說這些麵能充分地反映本書所要探討的主題。我想做“窺斑見豹”的事,但問題是“斑”找到沒有。我想是找到了一些,但不多。好在我們可以找到大量其他的文獻,可以彌補本書的不足。
第二,我是作為一名觀察者而非考察者來分析美國社會的,對不少事物均屬於走馬觀花,有些數據及材料雖有來源,但達不到嚴格的統計學水準。恐怕對有些問題的論述,會是主觀判斷,甚或謬誤。因此我希望人們從宏觀社會學的角度來讀這本書,而不要把它當做微生物學。
另外,在這本書中,我也不想用太多的思辯分析和理論引證來折磨讀者,本書的目的不在於此。
最後,我要感謝很多機構和朋友,他(它)們對本書的成稿起了極大的作用,沒有他(它)們,本書是不能寫成的。
從機構來說,我要感謝美國政治學會(APSA),中國政治學會代表團應美國政治學會的邀請,由美方安排了非常豐富的計劃,尤其是往美國實際政治運作方麵,中國政治學會,給了我這樣一個機會;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CSCPRC),邀請我在代表團結束訪問之後在美國做三個月的訪問學者,提供了全部費用;複旦大學,安排出這樣長的時間讓我離開教學工作,使我有時間研究這一課題;愛荷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lowa)政治學係在三個月的時間裏接待了我,並向我提供了所有研究和辦公的便利;密歇根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俄亥俄州的邁阿密大學政治學係,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國際關係學院,它們都安排我做了短期的訪問;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伯克利分校的東亞研究所,我在那裏做了三個星期的訪問學者,受到熱情的接待。最後我要感謝日本慶應大學法學部,在那裏的一周訪問使我獲得“太陽帝國”一節的感性認識。
從個人來說,那就太多了,我想感謝: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佛傑納·嚴女士,她精心安排了我的訪問計劃;愛荷華大學的斯代維斯教授和家人,他在三個月中給我提供的便利是任何他人不能比擬的;愛荷華大學政治學係主任道格拉斯•馬德森教授及全體教職人員,他們幫助我克服了許多困難,其他的人還有美國政治學會主席路辛·派伊教授,邁阿密大學的阿諾德教授,密歇根大學的奧克森伯格教授和李侃如教授,錫拉求斯大學的羅森勃魯姆教授,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馬爾•卡勒教授,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分校羅伯特•斯卡拉華諾教授和高若斯教授;日本慶應大學國分良成教授等人。他們給了我寶貴的幫助。
我要感謝我在美國的中國朋友,他們在美國生活多年,許多見解令我茅塞頓開,他們是鄭世平、沈依、陳峰、公婷、周雪光、餘旭、王人力、吳丹麗、林至敏、徐驊華、靳平、蓋哲婭、赫雨凡、楊日均、黃庚、朱晟等人。他們生活在美國的不同地方,在我到達他們那裏時,都得到了最典型的中國式的款待。
我年想感謝倪世雄副教授,我在伯克萊與他朝夕相處,他給了我真誠的幫助。在本書的最後整理階
段,任曉、仇開明、姚勤、郭定平、丁春芳等人幫助整理了草稿,丁春芳精心校讀了全部書稿,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我也感謝我們係資料室和辦公室的全體人員,他們總是那樣樂意幫助我。
我還要感謝我的妻子周琪,她對我的幫助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王滬寧 1989 年 4 月 1 日
王滬寧《美國反對美國》:細節或許過時,但政治內涵仍振聾發聵
2017-10-30 來源:作者博客 作者: xiance
王滬寧這本書可以稱得上是中國版的《論美國的民主》,他也可以被看作中國的“托克維爾”,這本書因考察時間較短,考察時代和成書時代距今已經很久,所以和現在所看到的美國略有不同,而且通過很多後見之明可以快速得到很多書中的結論,對於當時作者的思考和感歎也已經習以為常(事實上我們現在的政策很多都是作者參與製定的,所以他的思想融入現在人的體驗中也十分正常),但這並不能掩蓋當初作者在本書中指出的許多要點的重要性。
一、引言
這本書主要講了1988年末到1989年初學者王滬寧在美國的見聞和思考,涉及美國社會的方方麵麵,尤其針對美國政治現狀及其成因和影響作了深刻考察。本書通過探討美國政治和社會管理現象來回答“為什麽有現在的美國”。
王滬寧是我國新一代政治學者的典範,他曾任複旦大學國際政治係教授,之後又從學術界進入政界,對中央決策的製定做出了很大貢獻。他的成名作《比較政治分析》寫於1987年,可以算得上是現代國內第一部有關比較政治學的專著,此書和《美國反對美國》成書時間相近,在方法論上也有前後的承接關係。在《美國反對美國》一書的序言中他也提到了自己“運用曆史——社會——文化條件的景觀來具體分析美國”,這告訴我們不應對書中觀點進行片麵地、孤立地評價。
王滬寧
美國一向被視為西方民主國家的典範,它所維護的政治理念包含了眾多西方政治智慧的結晶,比如憲法、競選、權力製衡等等。但是細究起來,美國的憲法也在不斷修正,競選也是不完全競選,兩黨博弈僅在四個候選人之中選出總統,而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之間也會有時存在一家獨大的情形。因此分析美國不能僅僅通過空洞的這些政治學專業名詞,而應該更深入地考察民主的細節。
本書題為“美國反對美國”,是因為當時的我國國人存在兩種對美國的態度。一是把美國僅僅看作“資產階級專政”的“剝削社會”,二是把美國看成是“富麗天堂”的“完美國家”。本書的目的就是針對這兩種觀點,舉出美國真實的社會細節,用“現實美國”反對兩種想法中的“幻想美國”。本書從各個角度指出,美國作為一個社會整體,它有積極地一麵,也有消極的一麵,不能簡單地將它歸類,也不能罔顧事實,大發厥詞。此書目的不僅在於展示真實的美國現狀,同時也通過將素材歸類和分析,力圖找出形成如此相對又和諧的社會的內在因素。客觀上,作為一本剛剛經曆過政府改革的中國政治學者對發達國家的考察論著,本書也有意向回答這樣兩個問題:“在公有製的條件下,能否完成經濟現代化的過程”和“政治民主應如何發展”。
二、 概述
作者自言書中共探討了十一個觀點,但我認為可以簡化為三點。一是社會的運作方式,二是政治的運作方式,三是抽象意義上文化的發展和潛在的危機。雖然政治和社會是分不開的(我想這也是本書作者對於社會中非政治的細節也觀察的如此清楚的原因),但是美國政治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活動,它受社會的影響和對社會的影響都是非常突出的。
先說社會層麵。作者在書中好幾個地方都在盡可能回答“高度商品化對於一個社會錯綜複雜的管理過程的作用”。簡單總結如下:首先,商品化了住房、食物、交通等等這些實物,利潤就會引來不同產品的競爭,結果有利於產品和服務的改進和優化。其次,商品化了就業機會,人才和企業就會自發匹配,這就是市場的力量。
然後作者對多元化進行了觀察,比如亞美尼亞人的非現代化生活,阿馬拿移民地的集體主義生活。正是美國憲法中對於自由的維護才使得這樣的多元化得以存在。
作者在本書中也時時不忘考慮如何推進中國的改革。他舉出的亞美尼亞人對於現代化的恐懼和對於傳統教育的偏執也適合行將改革的中國社會。
作者深入鄉村後發現美國也有城鄉矛盾,這之所以還不明顯是因為鄉鎮人口少,且土地使用效率高。隨著年代變遷,鄉村人口仍然在向城鎮遷移。
之後作者考察了美國創新機製的原因:尊重新技術,新技術有助於競爭,創新探索的信念。對於技術的使用,作者也提到了科技治人。科技監控人的方方麵麵,也促進了社會分工和組織,加快了社會節奏,幫助固定每個工作的時間和效率,有助於製定相應的計劃。而美國發達的科學技術導致了各種問題的非神秘化。作者認為非神秘化構成了美國社會管理障礙的主要部分,影響權威和自持。非神秘化也有反麵,就是神聖化,美國人追求個人英雄主義,追求虛無的美國精神。
作者還強調了宗教在維護社會運行中的意義:宗教是社會自行管理的機製,它維護秩序、保護自由並促進正義。美國的宗教是非政治化和非神秘化的。
再說政治層麵。作者對於西方的平等和自由進行了辨析,說明西方體製的平等,隻是政治平等。作者用小的方麵來展現平等,比如考試的平等,就業的平等。平等的基礎是憲法。憲法在政治思想上包含了三大基本原則:代議製、分權、有限政府。它的製定基於人性本惡的想法。美國的重要部門的行政官員均靠選舉,政務公開透明。且因曆史沿革,州政府權力並不承接於聯邦政府。
作者描述了美國大選耗材耗力,但是作為一個規矩,它解決了政權的交替,也保證了人民的利益可以通過自己手中的選票來聲張。作者還有更多細節說明在法律規範的規矩上,美國人是傳統的。
對於政府的管製和市場的自由,作者也提到了凱恩斯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對抗。自從資本主義在二三十年代遭遇危機後凱恩斯主義成為西方各國的經濟政策主流,雖然它仍然不建議政府直接管理經濟,但是提出了通過貨幣和匯率種種方法來間接調控經濟。這導致了政府權力的擴張,恰恰是美國立國之初追求的小政府的反麵。私有製社會政府的一部分經濟來源是稅收,它導致了政府和人民的契約關係,是政府聽命於人民的源頭。
作者深入探究了美國政體中最重要的非政府組織:政黨。政黨是寬鬆多變的,它以當選為目的,沒有嚴密的組織和係統的理論,原因是政黨本身隻是作為一個美國政治的工具,人們通過政黨來簡化選舉流程,讓政黨來過濾競選人,同時兩個黨變化的綱領可以將政治和經濟聯係在一起,幫助他們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政黨分肥製是這種情況的必然後果之一,因為需要利益驅動。利益集團和說客(本書譯為“樂辯士”)的政治影響基本也出現在他們和政黨的交流中。而靈活的組織讓每個黨在不同的州的理念各不相同,可以因地製宜,各取所長。利益集團主要提供錢,來達到獲取更多利益的目的。說客主要提供研究和合作,包括在聽證會上作證等。在變化的競爭政黨製度下,政治舞台也像一個商品市場,每家都試圖吸引更多的人選購(投票),政治活動公開透明。政黨分肥製有助於貫徹政策的執行,但會損害政策的連續性。
對於選舉,作者引用了奈斯比的話:凡是生活受到某項決策影響的人,就應該參與那些決策的製定過程。就政治活動的細節來說,作者認為政治的運轉很大一部分在地方政治。而地方政治卻有非政治化的傾向。
然後是文化層麵。作者考察了教育的出口作用,有利於本國文化的傳播。他也認可基本教育非商品化。對於教育的設施,作者考察了大學和科研機構,還強調了圖書館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資本主義常常被指責短視,但是作者提到了當時見聞中的未來主義,也就是目前沒有作用但是將來有作用的東西,各種高新科技如航天飛船等。
作者認為一個社會需要核心價值,核心價值的來源和維持值得每一個社會深思。大多數美國人信奉宗教。而在其中就涉及到了工作倫理,也就是物質上的成功代表了上帝的恩賜和讚賞,這同時表示死後會進天堂。
美國人對家庭甚至人情的淡漠導致了孤獨感。少年獨立早,老年與子女無關,而壯年時工作並不摻雜感情。人與人的關係金錢化。社會管人和人管人的區別。正因為人和人之間有利益,所以有關係。而把這利益盡量縮小,會顯得人情淡漠,但人情隻會在經濟上損傷自由競爭和良性發展。
最後作者指出美國當代存在的潛在危機。包括家庭的破碎,遊離少年,倫理道德的泯滅,
毒品的泛濫,黑社會的猖獗,乞丐現象,黑人和土著的權利,文化相對主義導致的精神危機,日本的強大。
三、評論
書中先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麽會有美國?”這個問題其實可以分解成三個小問題:“美國是什麽”,“為什麽這樣的美國會變得如此富強”,“這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這三個問題支撐起了全書。作者先引用了一個友人的簡潔的觀點:“傳統”。所以問題又變成了:“美國的傳統是什麽”,“美國人為什麽要遵循傳統”。考慮到國人印象中美國都是“創新”,“反傳統”,“自由不受約束”的象征,後者顯得更加令人疑惑不解。思考這些問題不能不考慮到美國豐富的物質生活對政治生活的影響。
本書先提到了4個C多,粗看覺得這種概述太流於表麵,但是從後麵的行文來看,這4個C恰恰構成了美國社會中不可或缺的文化。首先是Cars,車多。車多說明流動性大,而美國的駕駛執照基本等同於中國的身份證,在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幾乎一切都和商品類似,人也不出其外。人要發揮自己最大的優勢,勢必要去自己最合適的位置,常常搬家和遷移也在所難免,而車多也說明美國人的交際圈較為寬廣,活動範圍大,不拘泥於家庭或者小環境。隨後的Calls,電話多也說明了這一點。第三是Computers,電腦多。電腦基本可以完美體現資本社會的一種無情的態度,它智能,可以簡化很多工作,它又沒有人的欲望或情感,兢兢業業,不偏不倚。電腦還代表了現代生活,就是快速,方便,準確。第四是Cards,卡多。卡是和電腦聯係在一起的,卡的前身是支票,它比支票的優點也是快速,方便,準確。不可忽略的還有一點,卡和電腦的使用,將社會管理一體化、符號化,加強社會組織和按計劃運行,尤其促進了美國社會中的信用機製。
本書最初著重描寫了美國滲透到各處的商品化,應是因為它和我國當時改革開放初期形成了較大的對比。正如書中所說,商品化有很多優點:可以減小政府的負擔和權力,對於商品市場政府可以隻管製不管理。市場裏的每個人由自身利益驅動,一雙雙渺小的手合力組成了一隻看不見的手來維持市場的正常運轉。但是商品化也有其缺點。商品化的本質不在於把每件東西都做成商品,而是要將它們納入合理的運轉機製中,利用商品市場的自組織性來完成相應的管理。缺點就在於如果不能通過自組織在完成管理,市場就會陷入失靈。
除了失靈之外商品化也有別的不可避免的壞處。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市場經濟的壞處恰恰就是驅動商人的利益。如果商人不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就可能造成生產或消費中的負外部性,如汙染或者窮人不得不使用差的生活必需品等,因為這無關商人的利益,所以他們並不會主動去減少負外部性,這裏就需要政府的幹預和政策的製定。
書中反複提到了美國精神。首先美國精神自“山巔之城”起就是傳統和環境的交互作用的產物。康馬傑所總結的美國精神,包括樂觀、信念、果敢、物質性的文化、注重實際、寬容、自大、機會平等、反權威、尊法等等。而正是這些精神的綜合讓作者覺得,美國精神就是沒有“絕對精神”。而亨廷頓認為美國的信條包括自由、平等、個人主義、民主、法治。可是諸多信條和現實之間有著不小的衝同,亦即存在政治信念和政治體製的鴻溝。資本主義社會有了實現這些信念的先決條件,還需要保證製度的細節處理和執行。
如果講平等,基本意味著條件平等,它的好處是維護了主觀能動性,否認了投機取巧和不公平競爭。平等止於條件平等,這種條件平等在政治中實現的最為簡單。社會平等和經濟平等可以從政治平等中導出。美國人愛自由,但是要先平等再自由。如果強製規定人人任何事都平等,就否定了人與人的不同,而且政府的權力過大了,會導致其他方麵的不公平。從《聯邦黨人文集》中可以看出美國人喜歡小政府,也就是懼怕政府的獨裁和集權。一個明顯的方麵是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權力分開,互不繼承(但是州政府受聯邦政府的財權管製,一定程度上損害了這種關係)。州政府的獨立有曆史原因,也有製度上的便利性,製憲時反聯邦黨人的觀點之一就是:政治體製越是整齊劃一,政治體製的適應性越小。
建國時美國人是不歡迎政黨的,懼怕結黨營私,但是兩黨製卻很早就成立且延行至今。兩黨製的好處在於它能保護統治階級不同團體的利益和權力,並且黨派作為政府之外的組織,有更多的自由。比如在競選中,候選人的管理和組織應該是人民的事,如果政府來做就是違背民主原則。美國的政治雖號稱透明,但終究是不完全競選,利益集團自助政黨,也必然能影響政黨的施政方針,相較之下,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采取終身製,就是為了避免利益的影響,我國采取一黨執政在這方麵也有好處。製度的成熟並不代表大家都要美國化,而在於人民若想改變結果,需要且隻要通過製度本身就能完成。
對於美國維護創新的機製,以現在的後見之明來看,作者遺漏了創新的法律支持和社會支持。社會對於創新的讚賞和維護,對於抄襲的唾棄和懲治都淨化了美國產品競爭環境,反觀中國,產品有山寨,網站直接抄襲源代碼,論文作偽等等,而且還有一股強大的聲音支持抄襲“抄不抄不重要,好用就行”。在這點上我國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作者認為非神秘化有可能導致不尊重。客觀上說,非神秘化和不尊重沒關係,它是正確、理性地認識整個事件。簡單來說就是了解的多不是壞事。美國的性解放往往在這種問題上首當其衝,人們往往認為性解放就是濫交,恰恰相反,美國人對於性的態度和中國人不相上下,性解放是承認人的自由,包括對自己身體的使用自由,這和出軌完全不同,出軌是違反了婚姻的契約,美國人十分看重契約關係,性解放其實不會影響到正常人的生活,隻是對於另類的人的包容。概括來說,非神秘化和尊重多元價值觀才能不盲目崇拜也不盲目批判。
之前提到作者觀察並指出美國人有未來主義,這在一定程度上否認了資本主義的短視,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隻是一種經濟的管製方式,和人的道德、價值觀關係並不大。正是這種追尋理想的做法使美國人有了航天飛機、星球大戰計劃和各種先進的科技,並且對各種細節考慮清晰。反觀我國的豆腐渣工程,現行教育體製仍存在諸多缺點,倒是相形見絀了。
對於每個社會來說,最困難的都是製度的延續性,正如作者所指出,任何社會的危險不是政治路線的錯誤,而是年青一代對於舊信念的放棄和冷漠。新的社會狀態需要新的價值體係和施政方針,而方針的改弦更張會影響社會的穩定,這個兩難的問題實際上無時無刻不在困擾著中國政治和經濟改革。其實政策問題不在於製定的好不好,而是公眾是否信服,公眾對於改革的期許達到了,改革從下向上雖然有阻力,但必是大勢所趨,反之則會困難許多。
作者在《發展中的中國政治學》中提到中國特色的政治體製模式要解決的幾個問題:1.超大社會與政治調控之間的關係;2.一黨領導和民主政治之間的關係;3.公有製和政治體製的關係;4.倫理民主和法理民主的關係。通過本書中的討論也許能給出一些解決方法,比如對於不同地區實行不同政策,設立特區,對地方放權,強調各個領域的自組織性。對於選舉和政務強調公開性和規範性,黨內黨外設立監督機製,並充分發掘地區人民的投票權力。對於重要資源保持公有,盡可能實行市場化,加強監管的情況下用市場來解決問題。法律應該有人情味但是不應被輿論左右。樹立人民對於法律的尊重和維護。
在本書的分析中也有不足,比如對於法律文化分析的不夠透徹,缺少了美國陪審團製度的分析,而且對於精英主義的討論也不夠清晰。不過考慮到作者是政治學專家,美國類型的精英主義在當時的中國社會還並不存在,這類討論的缺失也情有可原。
四、結語
王滬寧這本書可以稱得上是中國版的《論美國的民主》,他也可以被看作中國的“托克維爾”,這本書因考察時間較短,考察時代和成書時代距今已經很久,所以和現在所看到的美國略有不同,而且通過很多後見之明可以快速得到很多書中的結論,對於當時作者的思考和感歎也已經習以為常(事實上我們現在的政策很多都是作者參與製定的,所以他的思想融入現在人的體驗中也十分正常),但這並不能掩蓋當初作者在本書中指出的許多要點的重要性。作為改革開放後我國政治學者對於美國生活細節的描述這本書已經足夠有深度,而書中的很多細節也十分值得推敲。
本書中的問題有不少到現在仍然存在,尤其有趣的是書中最後提到的日本(太陽帝國)和美國的對比恰恰類似當今中國和美國的對比:集體和個人的對比、奉獻和享樂的對比、管製和放手的對比。時代在變化,作者的細節描述雖然可能已經過時,但是他從中發掘出的政治內涵至今仍然振聾發聵。
5 THOUGHTS ON “美國反對美國”
Interesting post. Clearly from this book we can already see Wang’s ideology tendency, which is in alignment with the ideology system of today’s China. However, concerning the Japan-US competition, Wang’s conclusion seems very imprudent. Japan in 1980s was clearly not the greatest threat to US in its history, not even close. Nazi Germany and USSR were the two greatest challenges to US after 20th century, and they were more suited than 198x Japan to be described by terms such as authoritarianism and collectivism, but we all know the results of these rivalries. More generally, if we treat the Great Britain as the predecessor of US as the liberalism hegemonic power, then similar stories could be found: Napoleon’s France and Russian empire played the 19th century version of Germany and USSR, and the results were the same. I believe Wang was more familiar with the history than me when he wrote the book, but I’m surprised that such historical data failed to contribute anything to his conclusion.
I think, especially for many Chinese observers, that people tend to overestimate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in the competition among powers. However, in a so-called “globalized” world, putting the powers in the landscape of the global system might generate more interesting and insightful conclusions. For instance, after the 20th century, authoritarian regimes sometimes show exceptional economic performances, maybe faster than any historical period in US. But can it be concluded as that authoritarianism is better for economic growth? I doubt that, as those authoritarian regimes are all in a globalized economic system led by US (or along with Britai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ruling with irony, if the policy is appropriate, can indeed push the country moving in a right track with high speed, because advanced economics like US will provide you with sufficient capital, technology, and managerial tools. This is not sufficient to prove the superiority of authoritarianism, though, as the economic growth is not entirely driven by endogenous motivations. I do consent to some extent that, for some countries, in some specific development stage, under prope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at authoritarianism can be more efficient; but the cost associated with this efficiency could be sometimes underestimated.
Most likely, the efficiency of the Chinese style authoritarian system has been grossly overstated. Ironically, while the system strives to maintain stability by concentrating power into fewer and fewer hands, it actually becomes more and more unstable. In a one-man rule, transferring power is a treacherous business even when there is an established succession order. When such an order does not exist, peacefully transferring power requires faith and miracle.
我是今年年中也關注到了王的以前的一些作品,比如政治的人生。我覺得他是一位很有厲害的學者,隻不過曆史使然,讓他從從理論中跳躍到實踐。不過從政之後他也已經遠離學術圈了。
在修憲之後破壞了原有的更替規則之後,對權力交接看到如此清楚的王教授會不會依然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作為高層背後的大腦,不知道他有沒有阻止這一決定,或許有些決定是他不能幹涉的。還是希望未來可以平穩交接,沒有動蕩,人們繼續安居樂業。
「從互聯網、社交媒體到自動駕駛, 從區塊鏈、行星際航行到最近的大語言模型,這些改變世界的技術創新裏,有哪些是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和威權主義催生的呢?」
糾正一下,你舉出的這些例子,首先僅限於現代,並不可驗證,其次自動駕駛、區塊鏈、尤其是星際航行連影子都沒有,更何談改變世界。最後,真正改變世界的兩個例子:互聯網是美國軍方項目項目,因此可以認為是集體主義/權威主義的產物。社交媒體在集體主義/權威主義的中國催生了tt/抖音短視頻媒體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