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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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曾有記者問默克爾為何經常訪華，默克爾回答說：“我剛當總理的時候，中國的GDP是2.3萬億美元，仍然略低於德國（2.8萬億美元）。今天，中國的GDP是14.7萬億美元，而我們的GDP是3.8萬億美元，世界的平衡完全改變了。因此，我們必須以戰略上明智的方式建立我們的關係。”
今天的德國乃至西方政界，需要像默克爾一樣，用長遠的目光看待雙邊關係，以及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變化。
▲4月14日，德國總理朔爾茨抵達重慶，開啟訪華之旅。當日，德國總理朔爾茨（前排中間）一行在重慶解放碑、魁星樓廣場等地漫步，感受當地風土人情。圖/ IC photo/中新圖片
據新華社報道，應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邀請，德國總理朔爾茨4月14日至16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14日上午，朔爾茨已乘飛機抵達重慶。此次朔爾茨攜環境、農業、交通3名內閣部長作為代表團成員一同訪華。此外，由西門子、寶馬、奔馳等重量級企業相關負責人組成的經濟代表團也隨同訪華。除重慶外，朔爾茨還要訪問上海與北京。最新消息顯示，15日上午11點39分，德國總理朔爾茨抵達上海同濟大學，開始與該校學生交流。
這是朔爾茨擔任德國總理以來第二次訪華，他也是今年首位訪華的西方大國領導人。這次訪華，有何特別之處？
“幾乎像是默克爾時代的旅行”
對於朔爾茨此訪，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評論稱，朔爾茨“從未對一個國家進行如此長時間的訪問”。德國《法蘭克福匯報》注意到，朔爾茨將訪問中國三個城市，形容此訪“幾乎像是默克爾時代的旅行”。
默克爾擔任德國總理長達16年，其間曾12次訪問中國，是迄今為止訪華次數最多的西方國家領導人。
從2006年第一次訪華開始，默克爾除訪問北京之外，都會走訪另外一座中國城市。12次訪華，默克爾先後到訪過北京、上海、南京、深圳、西安、成都、合肥、沈陽、武漢等城市。
她到訪的城市都經過選擇，要麽是中德經貿有深度交流的城市，要麽是能突出體現中國地域文化特征的城市，要麽是與中國重大紀念活動關係密切的城市。例如，2007年默克爾第二次訪華去了南京，而江蘇正是當時德資企業在中國投資最集中的省份。2018年默克爾訪問深圳，當年正值中國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
朔爾茨此次訪華三天訪問三個中國城市，顯示了深入了解中國的願望。在首站重慶，朔爾茨第一個參觀點選擇去的企業，也是全球第一大汽車技術供應商德國博世集團與慶鈴汽車集團合資成立的公司。從其行程安排看，確與默克爾有相似之處。
再次訪華創造了新紀錄
朔爾茨此次訪華，還再次創造了一個“首次”的紀錄。
2022年11月4日朔爾茨首次訪華時間雖然不長，卻是中共二十大後首位訪華的西方國家領導人。
首次訪華，還讓朔爾茨成為新冠疫情發生以來首位訪華的歐洲國家領導人。而再次訪華，讓朔爾茨成為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唯一兩度訪華的G7國家領導人。
朔爾茨訪華創造的這些紀錄並非沒有意義。2022年11月朔爾茨首次訪華時，正值俄烏衝突升級、歐洲出現能源危機、歐洲政壇一些人借烏克蘭危機喧嚷對華強硬或者“與中國脫鉤斷鏈”之時。朔爾茨當時訪華，明確表明了拒絕與中國經濟脫鉤的務實立場，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而朔爾茨在一年半後再次訪華，又正逢烏克蘭危機陷入僵局、中東巴以、伊以戰火又起，歐洲戰略自主的聲音再次響起之時，美國近來又開始炒作“中國產能過剩威脅”“向俄羅斯提供支持工具”等議題。
在這種背景下，中德舉行高層對話、深化經貿合作，對於穩定中德和中歐關係基礎、擴大國際社會的理性聲音都有助益。
▲資料圖：德國總理朔爾茨。圖/新華社
隨團內閣成員選擇有考量
此次隨同朔爾茨訪華的還有規模龐大的德國企業界代表團，這一點已被廣泛報道。實際上，在朔爾茨首次訪華時，即有大眾、寶馬、西門子、阿迪達斯、拜耳、德意誌銀行等德國標誌性企業相關負責人隨行。這是默克爾時期就已形成的慣例。
除此之外，此次隨同朔爾茨訪華的三名德國政府部長，其人員的選擇也值得關注。這三人是德國環境部長萊姆克、農業部長厄茲代米爾及交通和數字化部長維辛，三人分屬德國綠黨和自民黨。
這顯示，中德有望在農業安全、氣候和環境保護，數字化以及交通基礎設施等領域深化合作。這些領域既包括中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點領域，也包括受到西方部分國家以所謂“國家安全”為由排擠打壓的領域，這是需要排除一些障礙的。
由此也可以注意到，盡管此次朔爾茨訪華是德國重要的外交行動，經貿關係又是德中關係的重心，但德國外長貝爾伯克和經濟與氣候保護部部長哈貝克沒有隨同朔爾茨出訪。
貝爾伯克和哈貝克均屬朔爾茨執政聯盟中的對華“鷹派”。蹦床運動員出身的貝爾伯克去年10月曾在國會公然叫囂“很難想象與中國同處一個星球”，引發中方正式抗議。
朔爾茨所屬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93名議員早先也曾發布文件，批評貝爾伯克和哈貝克等人在對華事務上沒有采取“協調一致的長期戰略”，隻是“在一件件個案中反複掙紮”，將對華戰略變成了“反華戰略”。
貝爾伯克和哈貝克均沒有隨同朔爾茨訪華，除去“事務繁忙”這個可以想象到的原因外，或許還折射了朔爾茨有意降低此二人在對華事務上的發言權，以維護中德合作正常氛圍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