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7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到三八線策劃侵朝戰爭。圖中左起：杜勒斯、韓國李承晚政府國防部長申性模、美國軍事顧問團準將羅勃特、韓國李承晚政府陸軍參謀長丁一權。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到朝鮮三八線策劃侵朝戰爭
當中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這次向無產階級進行猖狂進攻的時候，美國帝國主義分子沾沾自喜，他們興高采烈地翻開了過去的白皮書，以為實現白皮書的理想似乎有了指望了。
八年以前，在中國人民反對蔣介石賣國統治的革命鬥爭在大陸上勝局已定的時候，美國國務院曾經發表了一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這個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野心的白皮書，當時曾經教育了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的愛國的知識分子們——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們。
因為，美國的“白皮書”公開承認，馬歇爾和司徒雷登之流，曾經企圖用在中國民主陣營內部組織反共派別的手段，使得搖搖欲墜的蔣介石反動政權“能恢複把握住知識分子和群眾”。而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也把在中國複辟資本主義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的這些“民主個人主義者”身上。
艾奇遜當時曾經這樣寫道：“我們繼續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悠久文明和民主個人主義終將再起，中國終將推翻外來的羈絆(指中國的人民政權)。我認為我們應當鼓勵在中國的一切發展，這些發展在現在或將來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而工作。”
美國的“白皮書”當時擦亮了中國許多知識分子的眼睛。絕大多數愛國的知識分子放棄了對美國的幻想，走上了同人民共命運的道路。經過中國社會八年來的驚天動地的變化，這些知識分子中的一大部分人，已經堅定地擁護社會主義，有的還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對於社會主義製度還不大習慣。他們還需要時間和努力，來調整他們個人同社會集體之間的關係。這原是正常的現象，不足為奇。
但是，在中國知識分子裏麵，也有這麽一小批人。他們口頭上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但是實際上卻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心懷不滿，抱著敵視的態度。他們對於美國具有強烈的好感和幻想，對於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議會政治不勝依戀。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愈是往前發展，他們就像坐錯了車子的乘客一樣愈是急於想跳車走回頭去。這一小批人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右派，也就是艾奇遜所指望的“民主個人主義者”。他們是艾奇遜在中國的潛在的同盟者。他們像艾奇遜一樣，把自己的野心寄托在那些資產階級思想的孽根未淨的知識分子身上。
八年過去了。杜勒斯替換了艾奇遜。可是美國利用中國知識分子右派顛複中國革命的陰謀沒有實現。八年過去了。中國在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後又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可是中國知識分子右派奪取政治領導權的打算沒有實現。中國的右派分子在人民的壓力下麵憋了八年的氣，中國共產黨開展整風運動使他們覺得出頭的日子來了。他們利用這個機會大肆攻擊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組織，拉攏知識分子，企圖實現他們的野心。中國右派分子對共產黨的這種猖狂進攻，立即引起了太平洋彼岸的喝采聲。
美國新聞處對中國的右派分子的荒謬言論，極為重視。它轉播了葛佩琦、章伯鈞、章乃器、儲安平、龍雲等人所說的話，稱讚他們的“倔強”。“紐約時報”還把龍雲的挑撥中蘇關係的話說作是“很有用的”、“一件好事”。杜勒斯在六月二十八日發表的極端敵視中國人民的演說中，特地引用了中國人民大學講師葛佩琦所說的咒罵中國共產黨的話，並且把它誇獎為“勇敢的話”。杜勒斯並且據以得出結論說，中國人民不喜歡共產主義。
杜勒斯心目中的“中國人民”，無非就是艾奇遜心目中的那些“民主個人主義者”。因為杜勒斯接著就說：“中國人民首先是個人主義者”。杜勒斯因為發現了“民主個人主義者”在中國還沒有絕跡而感到高興，並且因此而“有信心地”假設社會主義的中國“是一種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種永久的現象”。
杜勒斯還提出了同艾奇遜在八年以前提出的一模一樣的主張。不過這一次不僅是為了給美國的侵略分子打氣，也是為了給遭到人民反擊的中國的右派分子打氣。杜勒斯是這樣說的：“我們認為，盡一切可能使這種現象消逝，是我們自己、我們的盟國和中國人民的責任。”
當然，杜勒斯隻是在依著艾奇遜早經破滅的舊夢。在對中國的政策問題上，美國已經成了一條動彈不得的涸轍之鮒。而中國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右派分子，也已經成為被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的浪潮衝上岸來的涸轍之鮒。杜勒斯這條涸轍之鮒，現在對中國右派分子這條涸轍之鮒濡之以沫，可是泡沫畢竟隻是泡沫。他們要想憑著這點泡沫跳進中國的社會主義大海，把海水搞混，那隻能是永遠不能實現的幻夢。
2012年弗裏德曼自由獎頒獎現場
杜勒斯的確把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看作是自己的心腹，並且向他們交代了任務，要他們配合美國，裏應外合，來推翻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建立美國的殖民統治。中國人民應該感謝杜勒斯，你看，杜勒斯又在給中國人民上了一堂值得深思的政治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