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提示：他到底是不是“瘋子”？
一本書，一本暢銷書，已經成為飄浮在白宮上空的“幽靈”……
曾在“水門事件”中“打倒”尼克鬆總統的記者波博·伍德沃德（Bob Woodward）最近撰寫了一本《恐懼：白宮裏的特朗普》，將特朗普描述成一個一無是處、什麽都不懂、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麽甚至不會與任何人共事的……一個“自戀狂”“瘋子”總統！在美國媒體的全力支持下，此書大獲成功，出版一周就已經印到上百萬冊。這顯然是特朗普暗中的敵人慣用的一著：醜化對手、竭盡全力毀掉對手的聲譽，試圖由此來反製特朗普、阻止其連選連任……好在特朗普是美國當選總統，否則恐怕已經被套上“獨裁者”“殺人犯”一類的大帽子了……不過，“通俄門”已經將“通敵”的小帽子給特朗普戴上了！
必須提一筆的是，在研究國際關係格局的演變時，個人因素在曆史上的作用不容忽視。普京領導的俄羅斯雖然在國力上似乎已經與法、英等國相類似，但普京個人卻在起著全球性的作用。普京反對“金融跨國資本”已經是“人所周知的秘密”；普京支持歐洲民粹主義，與班農所做所為如出一轍。比如普京是歐洲唯一公開支持法國極右翼政黨的國家元首。他曾親自接見來訪的國民陣線（現已改名為“國民聯盟”）主席、法國總統候選人瑪麗娜·勒龐……再加上普京堅定地在軍事上全力支持敘利亞、在政治上與中國聯手、對歐洲針鋒相對、寸土不讓，在國際舞台的每一個角落都不放過任何機會來扮演引人注目的角色，使俄羅斯在今天的世界上起到了一個遠超其國力的大國的作用。與戴高樂時期的法國異曲同工。
影響著當今世界格局的另外一個不可忽略的個人因素，顯然就是特朗普。《恐懼》一書為貶特朗普無所不用其極。讀此書會令人不知不覺地產生一個念頭：“這個傻瓜是怎麽當選美國總統的？”然而，我們萬不可通過西方的媒體來認識一位總統，而必須通過對其本人所言所行來尋求其行為和思維之邏輯。美國和西方媒體在評述國際政治人物時，從來都是“政治至上”的；對西方媒體而言，隻要被列為“敵對國家”的領導人，要麽忽略，要麽極盡醜化、矮化、抹黑之能事，從來沒有“客觀報道”的。被特朗普批為“謊話連連”的美國媒體幾乎很少有支持特朗普的，我們必須警惕他們筆下的特朗普的真實性。之前已經發生了數以百計的美國媒體聯手公開反對特朗普的奇特現象。這次，美國媒體也借此書之機，大肆攻擊特朗普。《紐約時報》甚至通過發表一名匿名的白宮高官的文章，來證明——特朗普無能之極。我們因此而可以理解，為什麽特朗普會成為一個“推特總統”：因為通過推特來發表自己真實的看法，已經成為特朗普打破媒體封鎖的唯一手段。
我認為特朗普絕非一個瘋子或政治素人。隻要讀一讀他的競選和當選演說即可理解。特朗普反複強調，“金融財團及其資助的媒體和華盛頓權勢集團”是美國“人民的敵人”、視自己的當選是“國家生死存亡的鬥爭”、是“最後的機會”、將“決定我們的國家是否真正自由，還是不過僅有一個民主的幻影”……特朗普非常清晰明白地指出，誰是他的敵人、他的敵人會怎麽對付他，而且選民們心中有數，是“你們明白，他們明白，我明白，而且全世界都明白”的事情。這樣的一個當選總統，怎麽可能是一個“瘋子”呢？
相反，從《恐懼》一書中，我們卻可以窺到特朗普的核心思想其實沒有變過。在第七章第5至52頁伍德沃德這樣描述特朗普對擁有“印鈔票大權”的跨國金融資本的核心權力的理解：
在與科恩的一次談話中，科恩提到美國利率將會上漲，於是特朗普說，“我們現在應該去借很多錢，拿著它，等利率上升後再賣掉它賺錢。”
科恩對特朗普缺乏基本的理解感到驚訝。他試著解釋說，“如果聯邦政府通過發行債券來借錢，你就會增加赤字。”
“你這是什麽意思？”特朗普問，“我們隻要發動印刷機印錢就是了。”
“你不能這麽做，”科恩說，“這樣會造成巨大的赤字……”
……
“特朗普回到有關印錢的事上。他說，我們要借錢……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好的信譽評級，所以能夠用世界上最低的利率來借錢……
這時科恩回答說：“你不能印錢。”
特朗普不解地問：“為什麽不能印？為什麽不能印？”
科恩於是解釋說，“國會有一個債務上限，規定美國政府能夠借多少錢，而且具有法律約束力……”
伍德沃德由此認為，“特朗普不了解美國政府債務周期資產負債的運作模式”。一個優秀的記者總是會從字裏行間將一些他已經了解、理解和明白了的、但卻無法直白地說出來的事實，用一種“春秋筆法”寫出來，這就是西方“政治正確”的作用。
伍德沃德的這段描述表明，特朗普非常清楚美國總統手中沒有“印幣權”，正因為如此，特朗普才會說，我們要把權力交還到美國人民手中。他甚至還破例批判美聯儲的加息決定，認定美聯儲正在破壞他的“讓美國重新偉大”的計劃……將特朗普描述成一個什麽都不懂的人，與一個能夠將自己的對手——“金融財團及其資助的媒體和華盛頓權勢集團”——明確地說出來的特朗普，實在是南輾北轍、差距太大了……我更傾向於認為，特朗普非常清楚自己無法控製美聯儲，無法從銀行獲得足夠的資金，從這個角度出發，特朗普之所以向全世界貿易順差國商品大肆征稅的另外一個考慮，就是要增加國庫收入，以便能夠奪回一點行動的自由……
跨國的金融資本
我們應該承認，世界是複雜的，是多重性的，是矛盾重重的，有時甚至是很難理解的。特別是從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世界的變化真的是朝著“多端、複雜”的方向在發生。很有點像宇宙大爆炸的格局：前進的方向不是線性的，而是膨脹式的，朝著四麵八方而去的。這使今天的我們在理解世界格局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1990年美國總統老布什宣布要“建立國際新秩序”，此時正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達到曆史高峰的時期：無論是政治（還記得民主加市場經濟的“曆史終結論”嗎？）、經濟還是輿論，全球化正在席卷整個世界。世界貿易組織前總幹事帕斯卡爾·拉米（Pascal Lamy）在他的一部《世界往何處去？》（Où va le Monde?）的書中曾將全球化從1985年伊始，分為“幸福的全球化”、到2001年開始“痛苦的全球化”、以及從近幾年最終進入“危機和束手無策的全球化”三個階段。從他的分段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全球化是如何在從“幸福的全球化”走向“痛苦的”、甚至是“危機和束手無策的全球化”的過程中，將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利益一刀切開，從而形成當今世界格局中產業資本和金融跨國資本分化成兩大對立的力量板塊的。
拉米的分析跨度長達三十年。我們在觀察、思考、研究和分析國際關係格局的演變以及各國、各國家集團以及跨國的某些勢力的對策、策略時，有必要區分其長期戰略與短期戰術之間的區別和分野。
比如對於特朗普總統的“築牆”“退群”、貿易戰等一係列措施，我們應該從美國四年一度的總統任期，作戰術性的研討。我們當然知道，從長遠戰略角度來看，美國無論是作為世界霸主、還是從意識形態出發，都會把中國視為其長期的、甚至是唯一的對手和“敵人”。但是，奧巴馬不退群，並不意味著美國不把中國視為對手；而特朗普退群，也不意味著美國就特別視中國為對手。從長期戰略來看，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必然會成為另一個超級強國，因此中國當然會在未來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將是美國唯一的可能的挑戰者，盡管中國並沒有挑戰美國的欲望……我曾在“2018，中美互相試探的一年”和“未來五年，東西方衝突將以美國模式還是中國模式發生？” 等文章中都指出，中美之間未來必然會發生衝突。
但是今天我們討論的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就如我一再強調的那樣，“特朗普的敵人”與“美國的敵人”在一定的曆史階段和條件下，有時不一定會完全重合。因此，在美國從長期戰略出發、從國家視角出發，可能始終視中國為敵人，與特朗普今天在他的四年任期內是否一定就視中國為他的最主要的敵人之間，是存在著可供我們研究的空隙的。而我們需要爭取的，恰恰是特朗普任期的四年或八年中，為我國的崛起爭取一個有利的和平時期。我們不能因為“美國是我們的長期戰略對手”就對美國任何一屆總統的差異、甚至有時會是本質上的差異（這次特朗普與希拉裏·克林頓的差異我認為就屬於“質”而非僅僅是“量”的差異）就忽略不計、視而不見。這將會使我們丟失寶貴的、從曆史的角度來看很有可能是轉瞬即逝的戰略空隙機遇。
在國際關係領域，中國曆來主張和而不同、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即便美國視我為敵，我們也曆來主張從“鬥爭中求生存”“從鬥爭中爭取和平”、要“鬥而不破”。正如我在“未來五年，東西方衝突將以美國模式還是中國模式發生？”一文中所說的那樣，我們在認定中美衝突不可避免的前提下，要盡量爭取這一衝突以“中國模式”發生，也就是非戰爭模式。不能將所有主張以“非戰爭模式”來解決中美之間的衝突的人，都批判為“投降派”。這顯然是在中共曆史上早已被多次批判的“左傾冒險主義”的再世。
今天，中美之間爆發了不小的貿易摩擦。這場摩擦不僅是特朗普蓄意挑起的，而且目前也是不以中國的意誌為轉移的，也就是說，是由特朗普所主導的。但中國的策略非常正確：我們不希望打貿易戰，但我們不怕打；如果美國一定要打，我們將奉陪到底。這一事實並不妨礙我們深入分析特朗普為什麽要與中國打貿易戰，特別是認清特朗普到底代表著誰的利益，進而認識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麽？這關係到我們的下一步棋將如何走。
曆史早就告訴我們，一個突發事件往往代表著某種力量的出現或崛起，它會改變原來非常明確的敵我格局，隻要我們能夠審時度勢，便能因勢利導，使形勢朝著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比如西安事變的發生，改變了國共兩黨之間的態勢，證明國民黨內部存在著抗日力量；因此，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便使國共兩黨形成臨時的合力，共同對抗一個更大、更凶惡、更危險的敵人：日本侵略者。西安事變就是一個曆史性戰略機遇。在美國長遠戰略始終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甚至是“敵人”的時候，特朗普的出現到底是我們的戰略機遇，還是構成我們新的最危險的敵人，這正是我們必須進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在這裏，特朗普與美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兩個既有重合點，又有交叉點的概念。
要理解美國產業資本和“金融跨國資本”的利益分道揚鑣，我們不僅要認識全球化，同時也要認識全球化的各個不同的階段、全球化對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在不同階段帶來的不同結果；特別需要認識和學會的，是從美國國家的角度來看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之間存在著的本質差異。
以軍工聯合體為代表的產業資本基本上是以美國國家為主要載體，兩者的強盛或衰落密切相聯。盡管產業資本也曾通過全球化而牟取暴利，但隨著全球化進程中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出現和崛起，特別是因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使中國產業從低端開始朝著中、高端發展時，美國產業資本遭到來自中國的強有力的競爭而節節敗退；但他們卻不會閉門反思，相反怪罪於中國和全球化……
而以金融資本為首的跨國財團的主要特征則是“跨國”。所謂“跨國”，主要是指國際金融財團通過相互參股、聯姻、建立各類基金會、特別是在金融投機機會來臨時的共同合作買賣、做空做多，使得他們之間的利益已經完全融為一體，形成一股強大的、遠遠超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金融投機資本。索羅斯及其背後的力量就是最典型的代表……金融資本的跨國性質，已經使美國國家利益與金融跨國資本自身的利益不再完全吻合。其中最突出之處，就是當美國國家與產業資本因全球化而麵臨困境時，跨國金融資本卻依然從全球化中獲利。因此，在理解美國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的關係時，一定要看清，前者與美國息息相關，而後者則已經早已超越美國，成為一個高踞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在內的一個龐大的、無形的跨國界利益集團。
全球化從“幸福”走向“痛苦”
從1985年開始的“幸福的全球化”階段，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都從全球化中獲利：市場越來越大、勞動力價格越來越低廉、財富迅速積累、貧困現象日漸壓縮、以計算機為核心的技術革命正在爆發、 蘇聯崩潰、中國轉向市場經濟、網絡將全球化進一步加速發展……這時，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戰略開始變得無足輕重，全球化才是唯一的核心戰略。隻有擁抱全球化的國家，才能出現經濟奇跡。於是出現了“華盛頓共識”和“福山的曆史終結論”。當時世界出現三大趨熱：一是無限繁榮；二是民主邁向全球；三是由聯合國和美國保證下的全球安全。市場萬能的說法就是這個階段風靡全球的。遺憾的是，相當一部分中國學者的思維，始終停留在這個階段的全球化，從此就再也沒有向前發展過。
此時美國的產業資本與跨國的金融資本曾經攜手賺錢。然而很快全球化開始從“幸福”轉向“痛苦”。從我在法國任常駐記者觀察到的現象看，始於2001年的“痛苦的全球化”，主要是指廣大的中產階級和底層勞動階層——再具體來說，就是出賣勞動力來換取工資的階層——從全球化中收獲的已經不再是利潤而是痛苦。與此同時，產業資本也在來自新興國家的激烈競爭中敗下陣來，也開始失去利潤而僅剩“痛苦”……
我們知道，產業資本的贏利方式主要是通過產品，而金融資本則主要是債務。產品需要勞動力來生產；全球化雖然能夠使產品突破國界，但生產產品的勞動者卻始終是有國界的。馬克思曾說過：無產階級是無國界的。所以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奮鬥的目標將是一致的，即“失去的隻是鎖鏈，而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然而曆史的發展卻出現了馬克思所沒有預料到的一幕：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所出賣的勞動力價格，卻比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要貴得多；再加上匯率的因素，兩者之間的差距足以使發達國家的勞動階層生產的產品賣不出去了，企業於是便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勞動階層，因為發展中國家的勞動階層的勞動力價格比他們低，而失去了工作。由此，無產階級變得不平等了，“無產階級無國界”的說法也被打碎了。
事實上，近年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之間發生的摩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各國工人階層之間的矛盾。因此，當特朗普高呼產業製造回歸美國時，他獲得的正是美國勞動階層的歡呼；而特朗普總統向包括中國在內的“順差國”大打貿易戰的時候，獲得的也同樣是美國勞動階層的歡呼。
四大力量板塊的形成
特朗普的當選，與過去美國共和、民主兩黨之爭有著相當大的不同。不同就不同在特朗普明確地代表著全球化的“受害者”產業資本以及中產階級和勞動階層的利益。這就打破了以往“左”“右”之分。國際關係與國內矛盾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我們不能機械地來理解社會階級構成和國家關係的演變。比如認定無產階級一定是資產階級的“敵人”，進而推論美國產業資本的鬥爭對象一定是美國的勞動人民和中產階級，而不可能是金融資本，更不可能是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而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都是剝削階級，因此他們與人民的矛盾就是必然的、絕對的，因而他們之間的矛盾就是相對的、暫時的……這樣來看問題，就無法解釋為什麽美國選民中的中下層白人勞動階層普遍支持特朗普的奇特現象。事實上，他們支持的不是特朗普，而是特朗普的“反全球化”。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勞動階層是有國界的，事實上產業資本也是有國界的。一件商品如果是在美國生產的話，意味著美國企業將重新獲得利潤而勞動階層將重新找到工作。因此，對於美國產業資本和勞動階層，以及部分中產階級，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和“製造業回歸美國”是有著實質意義的，是對全球化的“逆轉”。
然而，如果說勞動階層和產業資本都是有“國界”的話，那麽真正沒有國界的則是“金融資本”。金融資本不僅早已實現了跨國布局，而且對利潤的追逐也同樣是沒有國界的。隻要能獲利，資本並不理會錢是從哪個國家掙的。全球化使資本和勞動都能夠自由流通。當一家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的時候，金融資本可以投資尋求利潤；而一家同類產品的美國企業因為與中國競爭失敗而倒閉，不得不將企業遷往中國生產時，金融資本照樣能夠投資賺錢，甚至會因為勞動力成本的降低而利潤增多；而失敗的則是美國企業和在這家企業中工作的勞動階層。
而西方產業向外遷移、特別是向中國遷移，從本世紀初開始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其實這種現象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已經開始。但當時僅限於最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但從本世紀初一些家用電器和電子產品等中端產業也開始向中國遷移。這樣一來，美國的產業資本與跨國的金融資本共享的“幸福的全球化”，對於產業資本而言，迅速演變為“痛苦的全球化”。於是，兩者在全球化問題上出現了利益的尖銳對立。特別是到2008年，由於金融資本的過度貪婪而造成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而後果卻要產業資本來共同承擔，更是使雙方形同水火。於是，西方內部的產業資本和跨國金融資本兩大對立的力量板塊及其在全球化問題上的激烈衝突，逐漸露出水麵。
正是在這個階段，西方主要大國內部的極右翼政治勢力都出現了迅猛的上升趨勢。這是西方各國民族產業資本在政治領域裏推出的“代言人”：在法國是“國民聯盟”（其前身即“國民陣線”）的勒龐、在德國是“德意誌選擇黨”的高蘭特、在意大利是“北方聯盟黨”的Matteo Salvini（現任副總理兼內政部長）、在匈牙利是“青民盟”的歐爾班·維克多（現任總理）……而在美國就是特朗普。
這些政黨往往被視為“極右翼”是有著一定的曆史和現實原因的。曆史上西方的極右翼勢力的主要政治綱領就是排外、反猶；而金融資本內部也確實存在著比例相當大的猶太裔。因此很多反金融資本的力量往往被認為就是反猶。
今天反全球化的產業資本同時也反對外來移民。而今天的外來移民已經不再是猶太人，而是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穆斯林的特點與金融資本一樣，具有“跨國”的性質。隻是金融資本的“跨國”是超越各國法律和政治之上，而穆斯林的“跨國”則是以非法移民和難民等身份從底層滲透……穆斯林幾乎囊括了整個阿拉伯世界，還包含了一批非洲和亞洲的國家，甚至在歐洲的門檻上（土耳其）和內部（阿爾巴尼亞和科索沃、波黑等）也都存在。最近越鬧越凶的移民問題已經成為歐洲目前麵臨的最為棘手的難題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甚至可以說是唯一一個很有可能是無解的難題。盡管美國產業資本反移民旨在保護美國產業工人，因此並不是要單純地反穆斯林；但由於目前全球範圍內最廣大的移民群體是穆斯林，所以反移民從某種程度上也就是反穆斯林、反伊斯蘭……西方目前正在興盛的極右翼勢力最強大的凝聚點，就是反穆斯林移民和伊斯蘭極端恐怖勢力。
伊斯蘭世界也正在形成當今世界的一大力量板塊。借用美國學者亨廷頓名著《文明的衝突》中的理論，世界存在著一條“伊斯蘭衝突線”，即沿著伊斯蘭國家的邊緣正在發生著種種衝突。但事實上伊斯蘭勢力並沒有僅僅中止於國界，而是已經深深地滲透到世界各國內部；而且伊斯蘭世界內部也正在分裂成遜尼派和什葉派兩大分支（就如同西方內部的產業與金融資本分裂成兩大支力量板塊一樣，隻是沒有形成同等規模），並正在產生激烈的衝突。而部分伊斯蘭勢力正在某些隱秘的外部勢力的支持或鼓動下趨於極端化，形成威脅全世界的恐怖主義。伊斯蘭恐怖主義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課題。可以肯定的是，伊斯蘭作為一股強大的力量板塊，正在形成與非伊斯蘭世界的巨大摩擦，特別是與基督教的西方和猶太教的以色列。
從表麵上看，伊斯蘭世界似乎並沒有誕生昔日類似奧斯曼帝國這樣強大的國家。但伊斯蘭擁有五大優勢：一是深深地滲入了歐洲主要國家，並且正在形成針對歐洲傳統基督教文明的強大挑戰；二是擁有石油（武器）；三是伊斯蘭人口增長強勁；四是伊斯蘭信仰非常堅定，處於“精神攻勢”態勢；五是伊斯蘭思想複興正在掀起。因此，伊斯蘭勢力也已經形成影響世界格局的一大力量板塊。
特朗普領導的美國對伊斯蘭世界也正在挑起一場比貿易戰還要危險的對峙：退出伊朗核協議。伊朗是伊斯蘭世界中一個非常特殊的國家。伊朗不僅有著非常輝煌的曆史，而且今天也是伊斯蘭世界中的什葉派的最主要的國家。伊朗是伊斯蘭世界中實際上在現代化道路上走得最遠，實力也最強大，而且一度還一腳踏上了核門檻。全球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大國經曆了艱難的談判，才達成曆史性的伊朗核協議，解除了伊斯蘭世界進行核武裝的威脅。特朗普總統卻輕易地將之棄之如履。其中的玄機令人長考……
毫無疑問，正在實現“民族複興”偉大事業的中國自然是當今世界的另外一大力量板塊。我們必須理解的是，中國今天已經實際上是一個世界上最大的工業製造業國家，自2010年以來中國的工業產值已經超過美國。美國今天比中國略高一籌，是金融資本、高科技、軍事和話語權這四個方麵。而在工業產能、市場規模等方麵已經被中國超越。在過去全球化進程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工業產值曾經超過美國，而今天中國的工業產值已經是美國和日本工業產值之和。而且就是在金融和貨幣領域中國也不斷在挑戰美國。中國不僅建立了直接用人民幣結算的上海石油期貨市場，而且中國與周邊國家、與非洲相當一部分國家、以及世界上部分其他國家簽訂了用本國貨幣結算雙邊貿易的協議。這是在金融領域向美國的美元霸權的明顯挑戰……
中國的工業化和加速融入國際社會，使全球化進展出現了美國和西方無法控製的方向和局麵。因此，我認為當今世界正在或已經形成四大力量板塊。
三大衝突：中國並非矛盾的中心
從中國、美國（西方）產業資本、跨國金融資本和伊斯蘭勢力這四大力量板塊的交集中，我們可以看出有六大因素正在對今天的世界格局產生著重要的影響：除了傳統地緣政治戰略和意識形態因素之外，其他還包括經濟競爭因素、宗教因素、金融因素、伊斯蘭教因素以及全球性挑戰（如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饑餓、衝突仲裁等）因素等。
其實我個人認為，除此六大因素以外，還有一個政治領導人的個人因素，就如我開頭時所談及的。個人因素在曆史中所起的作用有時也是非常大的。我們往往有一種傾向，即忽略個人因素對曆史所起的重大作用。我很難設想沒有毛澤東的中國和沒有戴高樂的法國將會是什麽樣的……這是一個哲學問題，一個曆史的必然與偶然的關係問題。這不是本文的話題，因此不深入展開。但當今世界有兩個人正在深刻地影響著世界的格局，卻是無疑的。這兩個人，一個是俄羅斯總統普京，一個是美國總統特朗普。
從這些因素出發來觀察四大力量板塊之間的互動和爭鬥，我們大致可以看出，當今世界正在形成三大衝突焦點：美國（西方）內部的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之間的衝突、伊斯蘭世界與非伊斯蘭之間的衝突、以及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衝突。而這些衝突的一個核心標誌，就是全球化：幾乎任何影響世界格局的因素都與全球化直接或間接相關。
從這三大衝突中我們可以看出，伊斯蘭問題不是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伊斯蘭問題在911事件之後的一段時間內曾一度是世界的矛盾核心，將美國和整個西方的注意力都吸引過去，無意中為中國爭取到了十幾年的發展機遇。但今天伊斯蘭問題已經不再是矛盾的中心。隻是在全球化進程中以伊斯蘭難民和移民問題衝擊著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戰略……
而中國與“特朗普之美國”的衝突、特別是目前正在激烈進行之中的貿易戰，同樣也並非當今世界最主要的矛盾。眾所周知，中國始終遵循的是自身的發展邏輯。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走到今天，已經獲得巨大成就，並且開始走向人民幣的國際化。在這個基礎上，中國進而提出了中國版的全球化4.0模式，即“一帶一路”；最終目標是建立合作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對人類發展提出了一個“中國方案”。顯然，“中國方案”正在取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更明確的是，“中國方案”與世界目前存在的美國產業資本和跨國金融資本兩大力量板塊或遲或早是會發生直接碰撞的。因為這是不符合這兩大力量板塊旨在維持美國霸權這一戰略目標而提出的“國際社會新秩序”方案的。但由於中國的戰略是“以柔克剛”“慢慢來”“慢慢談”，是循序漸進、溫水煮青蛙式的，因此，“中國方案”與跨國金融資本的衝突盡管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尖銳化，特別是在特朗普擔任總統的這幾年。
中國與美國產業資本的摩擦肯定已經迫在眉睫，因為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因為特朗普需要產業勞動階層的選民和中產階級支持他競選總統。不過，中國在貿易戰中非常聰明地采取了兩手策略：一方麵加強對美國進口商品的征稅力度和精確性；另一方麵則繼續對美國企業展開“魅力攻勢”，吸引美國企業繼續與中國做生意。其效果在白宮聽證會上得到了充分反映。而且，除了“地緣戰略”和“經濟競爭”外，中國與特朗普產生衝突的嚴重性其實可能要比我們預計的要小一點。盡管從長遠戰略看，中美之間在經貿領域衝突顯然將會長期化，但中美之間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重新陷入新冷戰的可能性並不比希拉裏當選的話顯得更大。隻不過在中美貿易戰中，特朗普不僅嗓門大，而且比較粗魯，所以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希拉裏相比，特朗普至少在“意識形態”領域對中國的壓力比較弱。在特朗普眼裏，中國確實是“敵人”，但僅僅限於經濟領域。
特朗普反全球化：攻打風車的唐吉訶德？
相反，世界目前（至少在特朗普任期內即三至八年）最主要的矛盾焦點，無疑是四麵楚歌的特朗普總統和他采取的“反全球化”戰略。必須再次重複強調的是，我認為今天的美國已經分裂成“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和“反對特朗普的美國”。美國過去左右之爭、黨派之爭，主要存在於競選期間；選後便一致支持當選者執政，這才叫民主。但今天特朗普的反對者始終就不接受特朗普的當選，事實上動用了種種非常規手段來對付特朗普，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將特朗普的名譽搞臭，以阻止他連選連任。
特朗普總統在上述四大力量板塊中，所代表的主要隻是美國產業資本（以及在全球化進程中利益遭到損害的勞動階層和部分中產階級）；而他的主要對手“金融跨國資本”（目前正以歐洲為大本營）則挾“天子而令諸侯”：“天子”就是反對特朗普的那部分美國，而“諸侯”則是支持全球化的力量，包括歐洲、中國和日本等。所以，“特朗普的美國”與“金融跨國資本”的爭鬥，才是今天三大衝突中的首要衝突。也可以認為，是美國的產業資本與金融跨國資本之間的爭鬥。而爭鬥的核心，就是要繼續進行“全球化”，還是要中止全球化進程。
特朗普之所以與幾乎整個世界都在發生矛盾和衝突，是因為特朗普總統卷入了影響國際關係格局的幾乎所有因素。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提及的，隻要我們用“全球化”這個“綱”來衡量特朗普的行為，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在意識形態、地緣戰略、經濟、宗教、金融以及人類麵臨的全球化挑戰等各個影響國際關係格局的因素中，以“全球化”劃線：凡支持全球化的，都在他的瞄準準心內……
有一種觀點認為，特朗普也支持全球化，不過是符合美國利益的全球化。這是對全球化的性質完全不理解的說法。全球化主要要求的就是世界所有國家實現人員、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通，而要實現這一自由流通，就必須有相應的國際法規來構築一個框架、有相應的國際組織來執行這些法規、就必須要求每個國家都出讓一部分國家主權，來共同構建全球化的“國際社會”。特朗普總統堅決反對這種做法。他需要和正在做的，是與一個一個的國家簽訂雙邊貿易協定，當然是有利於美國的雙邊協定，並由美國獨自來保證協議得到遵守和執行。特朗普需要的不是商品、人員和資本的全球自由流通，而美國與A國、與B國、與C國……的雙邊的自由流通。這不叫全球化，這叫美國霸權主導下的雙邊貿易。正因為特朗普的這種方案損害了所有其他國家的利益，所以才遭到幾乎全球的反對。
最危險的將是……（對伊朗）戰爭
特朗普處於全球矛盾焦點，他所代表的產業資本與跨國的金融資本正在處於拔槍“決鬥”的前夜，目前的戰場是輿論的對決，11月的中期選舉到底將是特朗普的“滑鐵盧”還是“諾曼底登陸”，就要看美國選民是否有突破媒體對他們的“洗腦”和封鎖的能力了。這場決鬥中無非兩種結果：如果特朗普輸了，他將被縛住手腳，甚至有可能被彈劾。用班農的話來說，如果特朗普被整得過分的話，美國甚至可能會發生一場“革命”……但如果特朗普贏了，我們可以預計特朗普代表的美國產業資本與金融跨國資本的鬥爭將立即會趨於激化。美國將進一步陷於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之中，美歐矛盾，以及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矛盾，包括中國在內，必然會進一步趨於惡化。
對於中國而言，既然我們並不在漩渦的中心（隻需看一看美國媒體甚少把中美貿易戰放在頭條即可知道），我們對付特朗普的最佳上策莫過於冷靜觀察、守住底線，打一場貿易持久戰，靜候其變。與此同時，對外借機進一步推動全球化的4.0版：中國的“一帶一路”，改變中國過度依賴對美貿易的處境；對內則深化改革、理順各大關係，發展內需，進一步落實“中國2025計劃”，為中國複興穩紮穩打……
但最危險的，莫過於特朗普在既無法打贏對華貿易戰，又無法擺脫跨國金融資本對他的攻擊時，便有可能為尋找能夠使西方內部兩大力量板塊利益趨於一致的出路。特朗普非常清楚，以色列遊說集團在美國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他在中東所做的一係列動作——遷都耶路撒冷、單方麵撕毀伊朗核協議——都是為了安撫跨國金融資本。如果需要的話，特朗普會不會如他幾乎所有的前任一樣，鋌而走險：發動戰爭？
正如法國《論壇報》在不久前的一篇題為：“明天，將發動一場對伊朗的戰爭？”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特朗普與朝鮮幾乎是無條件和解的潛台詞，很有可能是對伊朗的戰爭。美國向伊朗提出的根本就是不可能談判的“投降宣言”，而且特朗普政府內主導對伊朗政策的都是超強硬派……事實上，一旦發生戰爭，對於美國軍工聯合體和金融資本而言，都將意味著金錢。戰爭，是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利益合流的契機。但對於中國和世界經濟而言，這將是一個極其危險的冒險。文章作者迪蒂埃·Chaudet認為，今天的形勢與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前的情形非常相似。唯一能夠避免戰爭爆發的，就是經濟製裁導致伊朗政權崩潰……問題是，這一幕發生的概率並不大。因此，戰爭很有可能正出現在地平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