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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主辦的春季年會讓我們可以窺見驅動全球政治和世界經濟的兩個根本趨勢。地緣政治無疑離歐美主宰的世界漸行漸遠,起主導作用的不再是全球領袖而是地區強國。經濟動蕩的新時代離我們越來越近,這部分因為經濟發展的物理極限,還有部分是因為金融風暴。
今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歐洲經濟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嚐試建立歐洲薄弱經濟體再次需要金融救助時的應急救援機製,並轉向巴西、中國、印度、海灣石油輸出國和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尋求必要的資金支持。後者的回答非常明確:要資金可以,但必須換取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大的投票份額。歐洲需要國際財政援助,因此隻能接受這一條件。
當然,新興經濟體追求更多權力已經人所共知。2010年,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一次拓展財政資源時,新興經濟體表態隻有他們在基金組織的投票份額增加6%、也意味著歐洲失去4%他們才會同意。現在新興經濟體又要求更大的權力。
其中的原因可謂顯而易見。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己的數據,歐盟現成員國1980年占世界經濟的31%(以按照購買力調整後各國國內的生產總值為衡量標準)。截止2011年,歐盟的份額下滑至20%,而且基金組織預測到2017年還將進一步下滑至17%。
歐盟占全球經濟份額的下降反映出歐洲人口和人均產出增長緩慢。另一方麵,中國和印度等亞洲發展中國家占全球GDP的份額已經從1980年的約8%飆升至2011年的25%,並預期將在2017年達到31%。
頗具代表性的是,美國目前堅持表態不會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的救助基金。尤其在為別國提供財政援助方麵,美國國會越來越傾向采取孤立主義的經濟政策。這也反映出美國國力的長期衰退。1980年美國的全球GDP占比約為25%,2011年下降至19%,預計2017年將下滑至18%,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屆時中國將在(按照購買力調整的)絕對規模上超過美國。
但全球權力布局的調整比北大西洋(歐盟和美國)的衰落和新興經濟體,尤其是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的崛起更為複雜。我們也逐漸從由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過渡到真正的多極世界,美國、歐盟、"金磚四國"和眾多小國(如尼日利亞和土耳其)雖然具備一定的地區影響力,但都不願承擔全球領導責任,尤其不願背上財政負擔。現在的問題不隻在於有五六個大國,還在於他們都想讓其他人出力自己搭便車。
向多極世界過渡的優勢在於沒有哪個國家或者小團體能把持主導地位。各地區都存在自主選擇道路的活動餘地。但多極世界也伴隨著極大的風險,尤其是重大的全球挑戰將無法解決,因為沒有哪個國家或地區能夠或者願意協調,甚至是參與製定全球對策。
美國似乎已經越過全球合作階段,迅速從全球領袖淪落為上文提到的搭車客。因此美國現在找各種借口不參與氣候變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金融救助計劃、全球發展援助目標及全球公共產品供應國際協調等其他領域的全球合作。
考慮到必須麵對挑戰的嚴重性,全球政策合作的疲弱狀況就更令人擔憂。當然我們立即就能聯想到當前的全球金融風暴,但其他挑戰甚至更為嚴重。
事實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會議還設法解決世界經濟的又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初級商品價格高企和劇烈波動現在是全球經濟穩定和發展的一個重要威脅。
從2005年左右起,大部分主要商品的價格就開始飆升。油價、煤價、銅價、金價,小麥,玉米,鐵礦石和其他許多商品的價格都已經翻番,有些漲幅達到原來的兩倍甚至更多。燃料、糧食和礦產資源都已經受到影響。有人把漲價歸結為低利率和商品投機信貸泛濫所導致的商品價格泡沫。但幾乎可以肯定涉及更根本原因的解釋才最令人信服。
世界各國、尤其是中國對初級商品需求的增長正在為全球物理資源的供應帶來巨大的壓力。的確,可以加大石油和銅的產量,但邊際生產成本也比原來高出很多。
但問題還不僅限於供給約束的範疇。全球經濟增長也正帶來新的環境危機。今天糧食價格高企的部分原因是世界各地的糧食種植區正受到人為引發的氣候變化(比方說更多幹旱和極端風暴)的不利影響,影響糧食生產的還有過度開采河流和地下蓄水層淡水所導致的水資源短缺。
總之,全球經濟正麵臨可持續發展危機,其中資源約束和環境壓力導致價格大幅震蕩和生態狀況不穩定。經濟發展迫切需要通過采用給地球生態係統減壓的技術和生活方式轉變為可持續發展,而這同樣需要目前仍然無法企及的全球合作。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年會提醒我們關注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我們高度互聯和擁擠的世界已經成為一個高度複雜的載體。即使沒有哪一個船長在掌舵,如果我們想要繼續前進,也必須開始向著相同的方向努力。翻譯:XuBinbin
傑弗裏·薩克斯為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兼地球研究所主任。他同時擔任聯合國秘書長千年發展目標的特別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