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孔子學院美國中心和世界事務委員會華盛頓特區分會共同錄製了“中美國際教育電視論壇”節目，邀請開辦孔子學院的美國高校校長及美國社會知名人士對話，就全球教育和中美兩國人文交流的重要性進行探討。本期，我們為大家推出丹·牟德對話查斯·弗裏曼的訪談。
丹·牟德(Dan Mote)博士
丹·牟德(Dan Mote)博士是美國國家工程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院長、馬裏蘭大學帕克分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前校長。
在他的領導下，美國第一所孔子學院於2004年在馬裏蘭大學成立，成功運轉至今。十多年來，他一直擔任孔子學院總部的高級顧問，指導全球教育網絡的發展。牟德博士在促進中美兩國教育和學術交流方麵的遠見和成就得到了高度認可。
查斯·弗裏曼
查斯·弗裏曼大使是美中雙邊關係的開拓者和終生貢獻者。他是一位備受尊敬的國際外交官，曾擔任過美國駐華大使。此外，他還是尼克鬆總統1972年曆史性訪華的首席譯員。
現在，讓我們和嘉賓一起開啟這次重要的訪談。
訪談實錄
Q
丹·牟德：弗裏曼大使，據我所知20世紀60年代，中國非常動蕩，那個時期的中國對西方文化來說似乎並不是特別有吸引力。我想知道您當時為什麽決定學中文?
A
查斯·弗裏曼：當時就有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要知道，當時美國和中國沒有建立任何關係。所以，對於您的問題，我的答案是：我學中文是始於對知識的好奇。我當時就讀於哈佛大學法學院，卻不想當律師。我去了魏德納圖書館，開始閱讀世界各地的曆史，讀到中國時為之著迷。我開始思考全球格局以及我願追隨一生的事業。當時中蘇存在分歧，顯而易見，中美兩國不可能一直無溝通。我想若是能親眼見證兩國建交會很有趣。
我知道學好中文是一項終身任務。因此在我開始學中文前，我想確定外交是否適合我。所以，當我1965年開始從事外交工作時，我要求派我去任何毗鄰中國的地方，但印度除外，事與願違，我恰好被派往印度，在那我學了泰米爾語，現在卻忘得一幹二淨了。最後我學習了中文，而且學得很好。這就是我開始學中文的原委。
Q
丹·牟德：很多正在觀看這個節目的人都是學生和各種交流項目的留學生。這裏有一個大家都想問的問題，中美之間的教育交流和留學項目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兩國間的相互了解？
A
查斯·弗裏曼：我認為，中美在相互理解方麵取得了巨大進展。隨時都有成千上萬的中國學生來到美國。而現在美國人去中國，也比前幾代人準備更充分。他們的漢語說得更好了，也更了解中國社會。
雖然有時過度專業化的美國大學體係對此有所欠缺，但是我認為通過雙方交流以及文化交換項目，我們對彼此的了解大大增加。
我們正在建立聯係，穩定關係。即使當我們有政治或其他分歧時，基礎結構仍然存在，這樣雙邊關係堅韌而富有彈性。
Q
丹·牟德：在我們生活的這個豐富多彩、文化多樣、相互聯係的世界裏，你對中美促進全球教育發展有什麽建議嗎？
A
查斯·弗裏曼：我認為在某種意義上，兩國已經在全球教育方麵做了很多貢獻。赴美的中國留學生，還有其他回到中國的人才，對中國發展做出了貢獻。隨著中國科學、技術和文化的進步，美國也有可能從中獲益匪淺。從廣義上講，中國顯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它有著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還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並在國際問題上發揮領導作用。
了解中國意義重大，而全球教育項目也在幫助我們了解中國。因此，我們在處理與中國的以及其他國家的關係時會更加自如。當然，中國也會和我們一起進步。
Q
丹·牟德：您如何評價目前的中美雙邊關係？您有什麽可以通過人文交流來增近兩國關係的建議嗎？
A
查斯·弗裏曼：我這方麵的經曆有很多。正如我說過，我曾任命於美國政府，負責美中關係。當時正是中美建交早期。可以說我基本了解一切。我親自參加了36項條約和協定的談判，其目標是在關係正常化後的五年內，實現相互隔離的20年內兩國原本應該建立的關係。那時，我們可以預知兩國關係變化。而現在，雙邊關係複雜多麵，深度廣度令人難以想象，沒有人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麽。
兩國經濟高度相互依存，存在大量貿易和投資往來。兩國試圖通過簽訂雙邊投資協定來努力改善關係，我極其支持這一目標。政治上，兩國在許多問題上達成共識，也在許多其他問題上存在分歧。
但是，我們已經學會如何擱置分歧，專注於我們能夠達成一致並進行合作的領域。很遺憾我們在軍事領域的關係日益對抗緊張。我認為這沒必要。但這是既成事實，要小心處理。
孔子學院在美國開展的文化交流活動，我認為這是一種回應，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想更多地了解中國。我多年的經驗證明，盡管美國人和中國人在意識形態和其他方麵存在差異，但我們之間的“化學反應”很好。我們合得來。
總的來說，我們的確喜歡彼此。隨著我們越來越深入的了解，我們在處理彼此間的問題上也變得更加有效。回到我開始時說的經濟關係，這是很多人認為最重要的事情，做生意需要理解生意夥伴的觀點，你不必認同他們的觀點，但彼此需要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相互信任基本上依賴於了解對方及自己的利益，並確保二者一致。
所以，我們在擴大教育、文化交流和活動方麵共同做出的努力，直接支持兩國關係的其他方麵。如果我們能夠緩解軍事緊張局勢，那將是因為我們在教育和文化交流領域所做的工作。
Q
丹·牟德：美國的孔子學院教授漢語，旨在喚醒跨文化意識，提供全球教育。您認為這一倡議重要嗎？
A
查斯·弗裏曼：我認為這是為滿足當下的迫切需求。我確實認為這很重要。這些孔子學院在海外發展壯大，這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很希望看到美國向孔子學院學習。我們獨樹一幟，人們似乎對我們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感到非常困惑（指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如果我們有一個類似的機構來幫助外國人，我們也能更好地了解自身。
Q
丹·牟德：這就引出了一個我考慮已久的問題，和國外包括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孔子學院有關，也和中國政府有聯係。對我來說，非常有趣且非常複雜的是，遍布美國的110所孔子學院都是在所在大學的文化中發展起來的。
事實上，它們所在的大學需要它們，它們也促進了大學的發展。同時，孔子學院還服務於當地社區。事實上，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然後我們有了總部，就是北京的國家漢辦，當然漢辦的建立以發揚中國文化等為宗旨。
A
查斯·弗裏曼：我認為，這個機構本身是好的，我個人希望，雙方尊重彼此的文化和主權，待之以禮，受之以敬，不故意侮辱對方。
高端論壇 | 丹·牟德對話查斯·弗裏曼：全球教育和中美人文交流重要性（下篇）
昨天，我們推出了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長丹·牟德博士和查斯·弗裏曼大使有關全球教育和中美兩國人文交流的對談（上篇）。今天，讓我們一起品讀，兩位重要人物對中美教育人文交流方麵還有哪些獨到的觀點。
訪談實錄
Q
丹·牟德：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年輕人，如今中美學生在為全球化職業生涯做準備時，您有什麽建議嗎？
A
查斯·弗裏曼：對於中美留學生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走出同胞小群體。我在布朗大學教書，那裏有很多中國留學生。
他們中最成功的是那些完全參與到大學活動中的人。而最不成功的是隻和中國同胞在一起的人。所以，不管你是學醫學，工程學、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還是其他學科，我希望中國留學生能花時間好好利用自己留學美國的時光。
你們身邊有很多美國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可能都很友好，很多人會因為認識你們而受益。如果你們主動和他們接觸，你們會幫助他們更加了解中國人、尊重中國人。
在中國的美國留學生也是如此。我希望他們不要總是跟同胞同學在一起，而不是跟中國同學或大學校園的其他同學一起。這將是巨大的資源浪費。
關於語言學習，我隻想說一點。因為出國的原因之一就是為了習得一門外語。你們需要沉浸式學習。要學習一門語言，你必須具備幾個特點。首先，你必須願意出醜，這不可避免，尤其是在學習漢語這樣抑揚頓挫的語言過程中。你會犯錯，說一些非常荒謬的話，人們會笑話你，你也隻能自嘲。
第二，你需要沉浸其中。我就是一個例子。我在學習漢語時就完全“放棄”英語。我這樣堅持了一年半。我的三個孩子也受過將《魔戒》全部翻譯為中文的磨練。因為他們將就讀於中國學校，所以在他們睡覺前，我們習慣大聲朗讀。托爾金的全部作品被譯過，他們中有人告訴我，這經曆並不壞。
隻呆在教室裏是學不到所有知識的。你從出國留學經曆中學到的並不是那些專業知識——你在國內就能學到——但你隻有在國外才能收獲跨國友誼，體驗與眾不同的環境和令人興奮的差異。
Q
丹·牟德：您建議學生們離開大城市，到農村去看看嗎？
A
查斯·弗裏曼：我一直認為，理論上講，下鄉是一個好主意。也就是說，讓人們遠離辦公室——離開他們的大學，和真實的民眾待在一起。但是，後來我學到的越多，我就越意識到很多民眾並沒有因為學生下鄉到他們那兒而感到高興，所以這可能有點過頭了。但是，不可否認，旅行很重要。與人交談很重要。
你們都知道，我從事外交。記得我作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公使時，負責大使館事務。大使館內有個政治顧問，為他工作的大約有10人。如果他看到有人坐在大使館內看報紙或無所事事，他就會說“出去！如果你沒有約見中國政府或商界人士，那就去公園坐坐。與人交談。你完全可以在華盛頓讀那份報紙，而自身增值來自於你的實踐經驗。”我認為對外交官來說，那是個很好的建議。對學生來說也是如此。
Q
丹·牟德：作為大使和外交官，您有什麽建議可以讓孔子學院美國中心支持這些在美國的孔子學院嗎？這一整體結構可能提供什麽中心價值？
A
查斯·弗裏曼：實際上，我認為孔子學院美國中心的優勢在於其分散性。我對孔子學院美國中心不夠熟悉，所以還不足以提出具體建議。但是，我認為，權力下放很好。它允許實驗和多樣性，防止過度統一。所以，我更喜歡這些中心的發展方式。
Q
丹·牟德：是的，它們確實很棒，並且我認為很多中國人可能通過孔子學院來美國參觀訪問。美國各地孔子學院的學生有機會訪問中國，參觀不同的地方，作為一種切入點便可以實現這種可能性。所以我認為孔子學院美國中心不僅僅是管理這些機構，並為它們規劃服務。
美國中心還能為孔子學院代言。如果沒有這個中心，當政府、其他報紙或其他組織想要了解孔子學院的時候，他們不知道和誰聯係。他們隻能聯係詢問認識的中國人，他們得到的信息幾乎是隨機的。但是現在他們可以打電話給美國中心，那樣的話，美國中心可以代表整個項目給出回應。所以我認為這很有用。
A
查斯·弗裏曼：是的，這聽起來是一個核心職能：確定最佳做法，傳播信息，作為代表，美國中心確實非常有價值。事實上，因為它是一個美國的機構團體，它還應該服務於當地社區。
Q
丹·牟德：我想問最後一個問題：對於美國的孔子學院來說，您在語言沉浸、文化意識、全球教育項目的開發潛力等方麵有什麽建議？對於可能還沒發展規劃的單個學院來說，您有哪些建議?
A
查斯·弗裏曼：我唯一要說的是，中國的寄宿項目在中美人文交流領域中很重要。我有兩個孫子學過漢語，他們初中時曾去過中國，寄宿在中國家庭，並參加旅行。我認為這一經曆會影響他們一生。所以我認為孔子學院得到中美兩國的支持，加強橋梁職能，那會很有益。
Q
丹·牟德：您了解孔子課堂吧，現在已經有幾百個了。馬裏蘭大學附近有一所六年製學校，它的校長想為學校開設一個孔子課堂。漢辦對此非常支持，派老師到那裏任課。漢語英語學習交互進行。課堂開設美國曆史、數學等6個級別的課程，一半用漢語教授，一半用英語教授。在這個過程中，這些學生的考試成績都上升了，這讓全縣都感到驚訝。
這所學校也對此很感興趣，因為他們本以為同時學習漢語和英語，使用兩種不同語言授課會很難。他們從來沒弄明白，為什麽學生的考試分數都提高了，但確切的說，學生們之所以能繼續學習，可能是因為他們必須集中精力學習漢語。
隨後，整個馬裏蘭州喬治王子縣30所學校的校長到中國訪問一個星期，他們去了曲阜——孔子的故鄉，了解漢語、中國教育，認識中國人。在那個周末，我在漢辦看到了他們，他們說對他們個人，這是改變一生的經曆。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說，他們之前甚至不確定是否願意參加，但是他們在這次文化交流中獲得了許多體驗。這個項目對我來說真的很棒。任何項目都無法比擬。也許你可以在其他國家找到類似項目，但我不能。
A
查斯·弗裏曼：我認為這對孩子們來說是一個絕佳機會，在這方麵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做得越多越好。
有趣的是，中國和美國人天生友好，美國向來歡迎外國人，並且我發現中國人在美國也很受歡迎。所以這個孔子學院項目奏效且有價值。
語言學習還有其他的方法，我想說其中之一就是家庭傳統。我的家人，可以追溯到五代人。周二和周四，我們會在餐桌上說外語。我祖父那一代，他們說德語，德語代表科學技術。我母親那一代，她周二說法語，周四說西班牙語。我孩子這代，他們周二和周四說漢語。所以事實上，如果父母參與進來，可以幫助孩子們有個好的開始，並搶占先機。
Q
丹·牟德：我很高興我去了中國，並與中國人談論教育，我發現中國人對美國的教育製度特別感興趣。事實上，他們喜歡觀念創新和獨立思考，但他們的儒家文化要求避免極端，保持中庸，不過界。為了與他人相處，個人需要妥協。
我覺得這是中國教育的一個問題，而美國的教育製度與其互補。在美國，你需要跨出邊界。如果你想要創新，你必須跨出邊界；你保持中庸就不能創新，你的領域必須無邊界。
所以我認為中國人正在為個人如何在和諧社會中保持中庸，同時又能在創新社會跨出邊界而苦苦掙紮。就此，我跟許多資深人士談過，他們都說“但是，我們的創新必須要有中國特色”，那是所有創新的根本所在。
A
查斯·弗裏曼：您提到的這種矛盾，在每個社會中都有這種情況，我認為中國也不例外。我認為中國正在探索自己的道路。當你評判製度，比如法律製度，你有時會發現法律是一樣的，實際上是從一種語言翻譯到另一種語言。
同一種語言在不同的社會中會產生完全相反的結果。我舉一個日本家庭法的例子。日語將德國民法典譯成日語。在德國，當一對夫婦離婚時，在法官的監督下，有強製調解期。所以在日本，在法官監督下，也有強製調解期。在德國，調解人的目的是調和，使雙方重歸於好。但在日本，目的卻是加速分離，使分離順利進行。同樣的法律，同樣的語言，在兩種不同的文化中產生完全相反的結果，每一種都在各自的語境中有效。
所以我認為，作為社會中的人類，在全球社會中，我們需要意識到其他價值觀，它們值得尊重。我們不能強迫別人和我們一樣。事實上，我們應該為他們的差異而感到高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