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反自由主義的勢力正在聯合起來反對一切自由主義。
——繹勒·範·登·布魯克
重讀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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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01 馮興元/文
思想改變世界。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引言中說：“在長遠，我們是自己命運的主宰；在短期，我們就是自己所創造觀念的俘虜。”20世紀影響世界最大的兩位經濟學家當數凱恩斯和哈耶克。他們之所以影響巨大，就在於思想的力量。哈耶克於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其一生研究涉略政治學、哲學、法學、倫理學、經濟學和心理學等學科，其影響遠遠超越經濟學。其中影響最為廣泛的著作是一部政論小冊子，那就是《通往奴役之路》。這部著作雖然出版於1944年，但仍然有其現實意義。不過，迄今為止，讀者對此書仍然褒貶不一，立場對立。對於一位知識人，不論其意趣和傾向如何，略知此書應當已經成為必要。
《通往奴役之路》由來
20世紀30年代初民族社會主義開始在德國肆虐。當時的流行觀點是：納粹主義是歐洲自由主義的最後一根稻草；歐洲的“社會主義”（當時指的是種種集體主義）則與民族社會主義無幹，最終將在與歐洲自由主義的對決中完勝。哈耶克以驚人的洞察力，感悟到歐洲的自由主義與民族社會主義勢不兩立，但歐洲的“社會主義”卻與民族社會主義同源。因而哈耶克起而反對當時流行的觀點。
在上述背景下，哈耶克向他所在的倫敦經濟學院的院長貝弗利奇爵士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其中就表露了自己的這一觀點。哈耶克在備忘錄中寫道：“民族社會主義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其指導思想是從俾斯麥時代後半期以來在德國已經穩穩紮根的反自由趨勢的最終果實。”哈耶克接下來解釋，“人們總體上沒有看清民族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與民族主義團體的結盟，這些團體代表大工業和大地主的利益。但這些團體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們也部分誤解了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性質（正如他們後來失望地發現這一點），還部分因為很多資本家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強烈影響，對資本主義缺乏堅強信念，不足以問心無愧地去捍衛資本主義。而且德國的企業家階層表明是非常短時的，因為他們與明顯表現出反資本主義趨勢的運動結盟。”
《通往奴役之路》主要成書於1941年－1943年。它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於1944年3月在倫敦由勞特裏奇出版社順利出版，而且出版後一炮打紅。該書的觀點也得到了哈耶克在經濟學專業上的對手凱恩斯的背書。當時凱恩斯在去布雷頓森林會議的途中，他讀過這本書後，於1944年6月28日寫信給哈耶克，高度讚揚他的力作說：“親愛的哈耶克，我在旅途中有機會把你的著作好好讀過了。照我看來，這部著作是一部偉大的著作。在這部著作裏，你把所亟須說的話說得這樣好，我們都應該感激你。當然，我不能全部接受你關於經濟方麵的學說，但是，在道德方麵和哲學方麵，我卻全然同意你在這部著作裏所說的。對於這些學說，我不僅是同意而已，並且深深受其感動。”
集體主義與極權主義
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哈耶克一語道破英國人與德國人一樣，正在走同一條道路。差別在於，英國人在走上一條“通往奴役之路”，德國的人當時已經是走到一條“奴役之路”。那麽哈耶克所指的“通往奴役之路”到底是一條什麽道路呢？那是一條通往極權主義之路。哈耶克認為，英國人正在走向一條“通往奴役之路”，而德國人已經被極權主義奴役，這兩種態勢都與兩國知識精英中的種種集體主義思潮所發揮的長期不良作用有關。哈耶克後來自己承認，該書“關注一個瞬間，完全針對英國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在他們的頭腦裏似乎有著一種想法，以為民族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而隻是某種可憎的東西。於是，我試圖對他們說：‘你們和他們一樣在走同一條道路。’”很明顯，哈耶克成功地喚醒了眾多的英國知識分子。
哈耶克在書中警告並論證了，形形色色的集體主義觀念趨向於導致極權主義。
在書中，哈耶克采取開宗明義的方式，把第一章的標題取名為“被離棄的道路”。這是一條19世紀古典自由主義的道路，也是代表西方文明的道路，但正在被英國人和歐洲大陸離棄。哈耶克在書中指出，他出書年代的歐洲“社會主義趨向，不僅對不久的過去，而且對西方文明的整個演進過程意味著多麽鮮明的決裂，……我們正在迅速放棄的不僅是科布登和布賴特、亞當·斯密和休謨甚至洛克和彌爾頓的觀點，而且是在基督教以及希臘人和羅馬人奠定的基礎上逐漸成長起來的西方文明的顯著特點之一。不僅是19世紀和18世紀的自由主義，而且連我們從伊拉斯謨和蒙田，從西塞羅和塔西倫、伯裏克利和修昔底德那裏繼承來的基本的個人主義，都在逐漸被放棄”。
正如德特馬·多林博士在中文版導言中所總結的那樣，哈耶克把19世紀前半葉以來的這一曆史發展理解為人們在走下坡路。更有甚者，19世紀前半葉以格拉德斯通、科布登和布賴特為代表的英國自由主義的鼎盛時期並不構成下坡路所由開始的高台，影響人們走向極權的思想源頭還要更早。
哈耶克在1956年美國版《通往奴役之路》中道明了他這本書所要證明的核心內容：“我在這本書中想要證明的，並且英國的經驗使我更為堅信不移的事實是，（歐洲）社會主義計劃所引起的難以預料但又不可避免的後果，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麵；如果再貫徹這種政策，肯定會讓極權主義勢力得手。”
哈耶克明確強調，在歐洲“要想實行社會主義（意指集中種種集體主義，尤其是與生產資料的國有化的體製），肯定要采用大多數社會主義者並不讚同的方式”。這恰恰是問題的關鍵，種種集體主義，其目標往往十分偉大，常常與自由主義的目標相同，但是一個關鍵差別在於：集體主義者為了目標往往不擇手段，不惜泥沙俱下、玉石俱焚，而自由主義者往往要求其目標和手段均需要與自由兼容。根據哈耶克的分析，政府幹預往往會導致更多幹預、甚至全麵控製個人生活的必要性，從而導致加強政府幹預，甚至全麵控製個人生活。也就是說，政府幹預會導致產生一種“幹預螺旋”。
有關“幹預螺旋”問題，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寫道：“指揮一切經濟活動的當局，將不僅控製那種隻牽扯到次要事情的我們那一部分生活，它將控製用於我們所有目標的有限手段的分配。而任何控製一切經濟活動的人，也就控製了用於我們所有目標的手段，因而也就必定決定哪一種需要予以滿足和哪一種需要不予滿足。”他指出經濟控製不會停留在局部環節：“經濟控製不僅隻是對人類生活中可以和其餘部分分割開來的那一部分生活的控製，它也是對滿足我們所有目標的手段的控製。任何對手段具有唯一控製權的人，也就必定決定把它用於哪些目標，哪些價值應得到較高的估價，哪些應得到較低的估價——總之，就是決定人們應當相信和應當爭取的是什麽”，而集中計劃則“意味著經濟問題由社會解決而不由個人解決，而這就必然也要由社會，或者更確切地說，由社會的代表們，來決定各種不同需要的相對重要性”。所謂“社會的代表們”，應該是指那些政府官員還有國有企業。從其上下文來看，所謂“代表”，就是用他們的偏好來替代你個人的偏好，用政府這一“看得見的手”來包辦個人的經濟事務。
既然政府對經濟采取控製，就會越控越多，甚至拓展到個人和政治領域，多數最初讚成政府控製者對政府越來越不滿，這也是常理了。因此，哈耶克在書中指出：“我們逐漸放棄了經濟事務中的自由，而離開這種自由，就絕不會存在已往的那種個人的和政治的自由。”
“奴役”威脅尚存
哈耶克在書中反對歐洲形形色色的集體主義傾向，首先是反對那種“熱式社會主義”傾向。哈耶克在書中所指出的“熱式社會主義”，是指集中經濟計劃加公有製的體製，近似於我國改革開放之前的做法。至於“冷式社會主義”，大致是指其他種種帶有集體主義情結的思潮。哈耶克在1956年版序言中認為，在歐美國家，“熱式社會主義”幾乎已經被完全拋棄。時過境遷，既然“熱式社會主義”在歐美已經是明日黃花，它所能帶來的極權主義威脅似乎就已經不複存在。但是哈耶克在1956年序言中還解釋了為什麽《通往奴役之路》這麽有生命力和吸引力。這是因為還存在其他形形色色的集體主義，都傾向於讓人們走上一條“通往奴役之路”。他的《通往奴役之路》深入分析了歐洲的種種集體主義做法的弊端及其與當年歐洲的極權化的關聯。正因為如此，他把這種發展趨勢稱為“通往奴役之路”。
在1976年版序言中，哈耶克提示說，“社會主義”一詞的涵義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在他寫作《通往奴役之路》時，“社會主義”毫不含糊意指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和集中經濟計劃的體製。現在“社會主義”變成主要意指通過稅收和福利國家製度進行廣泛的收入再分配。後一種形式傾向於導致的“奴役”後果要更慢、更間接和更不完全。但是哈耶克相信，導致的最終效應傾向於非常相同，盡管導致這些效應的過程與書中描述得相當不同。
確切地說，時過境遷，“通往奴役之路”的趨勢目前仍然在世界各國存在，但導致這一趨勢的種種集體主義思潮和做法的內部結構則有所改變：雖然純粹集中經濟計劃加生產資料的國有化的體製基本上被各國紛紛摒棄，但是其他形式的集體主義觀念和做法仍然大行其道。具體可見哈耶克在1956年版序言中的闡述，他對純粹計劃經濟之外的三種觀念和做法提出擔憂：一是“新專製主義”，二是福利國家，三是國家直接控製或建立壟斷機構。他認為，這些措施基本上日漸取代了全麵的經濟計劃。
有關新專製主義觀念和做法，哈耶克提到，這已經變成一個既成事實。哈耶克指出，英國的這種專製主義，是由一批心地十分善良而誠實的官僚實行的，他們真誠地相信那樣做是為了國家的利益。然而這是一種十分專斷的統治，它實際上擺脫了議會的有效控製。它的機製除了用於現在這些有益的目的外，也可以有效地用於任何其他目的。哈耶克還表示同意一位法學家基藤（G. W. Keeton）1952年發表的以下觀點：“在今天的英國，我們正生活在獨裁製度的邊緣。轉變將是容易而順利的，能夠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完成。由於今天的政府擁有的權力的完備性，對它不存在任何真正的製約，比如一部成文憲法的條款或存在一個有效的第二內閣，使得在這個方向上已采取了這樣多的步驟，與此比較起來，有待采取的步驟已算不上什麽。”
有關福利國家觀念和做法，哈耶克在1956年版序言中提出三個看法：一是還有一種較之其寫此書時更為嚴重的情況是福利國家政策，它們從長遠看與維護自由社會不相容，其提倡者已不限於黨派範圍；二是在歐美，以福利國家的名義出現的一大堆東拚西湊互不相幹的理想，已經大大取代了那裏的社會主義，成為改革家們的目標；三是若想讓這些理想不致產生類似成熟的社會主義所造成的後果，就必須對它們認真梳理。這並不是說它的一些目標行不通或不值得讚揚，但是存在達到相同目標的許多方式。言外之意，還存在一些可以達到相當目標的、與個人自由兼容的方式。
有關國家直接控製或建立壟斷機構的觀念和做法，哈耶克擔憂，本來通過審慎地利用財政誘導便可以喚起自發的努力，卻非要采用國家直接控製或建立壟斷性機構的辦法。他認為，在歐美的輿論中，存在著一種急功近利的危險情緒，這會使人們選擇某些雖然有可能更有效地達到特定目標，卻同維護自由社會不相容的方式。通過對普遍適用的法律加以調整，雖然需要的時間可能長一些，也可以達到同樣的目標，而現在日益強大的趨勢卻是采用行政強迫和區別對待的方式，尤其是國家直接控製或建立壟斷機構。
哈耶克在書中指出，民主在本質上是個人主義的製度，與種種集體主義有著不可調和的衝突。在他看來，社會中大量生產資料由私人所有、並由私人支配，是自由、繁榮和民主之本。
看來，如果歐洲的種種集體主義傾向若要真正造福於所有人的話，仍然需要以保護好每個人的基本自由權利為其前提。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公共利益是個人利益的疊加，而非高於個人利益。公共利益也非先於個人的權利，而是派生自個人的權利。這樣情形下的“集體主義”實際上已經是個人主義的，從而也是與自由兼容的。
中國發展需要社會和諧
有關自由社會秩序是否能夠建立或者維續，哈耶克特別提到這使他忍不住想起了阿克頓爵士的不刊之論：“無論何時，自由的摯友總是寥寥無幾，它的勝利曆來都要歸因於少數人，他們同一些與他們目標不同的援軍結合才占了上風；這種結合永遠潛伏著危險，有時甚至會變成一場災難。”
由此可見，哈耶克似乎對歐美的前景有著太多的擔憂。這是可以理解的。阿克頓勳爵說的是大實話。但是從美國和英國的立憲過程可以看到，政治的妥協往往是一種必需，而它也不一定以犧牲自由為代價。
阿克頓勳爵的話似乎也適用於中國。“自由”和“正義”目前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中國夢是每個中國人的夢。
如果要實現每個人的夢，必然需要建立一個尊重個人權利的社會，推行原則政治，單靠一小批堅持原則思想的知識人是不行的，而是需要在不同價值取向的群體之間實現某種“共和”，也就是社會和諧，就一般和抽象的基本規則確立共識，這就是布坎南所謂的“立憲”。至於傾向於導致人們走向一條“通往奴役之路”的種種集體主義觀念，估計將會長遠困擾世界各國，確有必要時時對之提出警示。即便“通往奴役之路”並非必然，防微杜漸也不失為一種明智之舉。
哈耶克在書中結論部分建議：“要創造有利於進步的條件，而不是去‘計劃進步’。”對於什麽是“進步”這一問題，哈耶克的回答是“一項維護個人自由的政策是唯一真正進步的政策”。
如果說哈耶克的全書行文總體上還過於簡單化或者極端化的話，那麽他書中結尾部分的忠告倒不失客觀中道。無論對於他書中的觀點，還是對於我國的現實政策，可以借鑒《禮記·中庸》所提倡的態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