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個崗位上，沙利文似乎都能與同事建立友好的關係，並取得同事們高度的信任。
服務美國中產階級，一直是沙利文外交政策的關鍵詞之一。
當地時間2021年3月17日，美國華盛頓，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右)陪同美國總統拜登出席與愛爾蘭總理馬丁的視頻會晤。 （人民視覺/圖）
2021年3月19日，美國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庫克船長酒店內，媒體記者們在大門緊閉的會議室外焦急等待。這是拜登就任美國總統以來中美首次會晤，出席會談的美方代表，分別是外交老將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以及年輕的美國政壇新星、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
會議結束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推門而出，身為國家安全顧問的沙利文緊跟其後。沒等沙利文站定，布林肯便拉下口罩，直麵焦急的提問者。在一張廣泛流傳的定格鏡頭中，布林肯眼神犀利、眉頭緊鎖，而沙利文則隱在黑色口罩和虛化背景中。
白宮公布的新聞稿顯示，在布林肯結束尖銳的發言後，沙利文的回應簡短又溫和。他提到：“我們將繼續就前進的道路與盟友及合作夥伴們協商，當然也將通過正常的外交渠道就從伊朗到阿富汗的問題進行磋商。我們將繼續與中國合作。”
“年輕的國家安全顧問”
2020年11月23日，美國總統勝選人拜登公布了首批內閣成員名單，其中包括國務卿、國土安全部部長、國家情報總監等關乎美國外交和國家安全政策的重要職位。拜登指出，這些團隊成員的多樣性背景及政見，成為了他們獲得任命的原因。
在一眾“熟臉”老將中，被提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傑克·沙利文，是一個年輕的白人男性。這是他退居幕後數年再度出山。公開履曆顯示，他出生於1976年，年僅45歲。拜登在推薦語中稱讚他為“一代人中的智者”。不久後，沙利文正式履職，他也成為60年來美國最年輕的國家安全顧問。
國家安全顧問（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其正式稱謂為“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擔任者是總統在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麵的首席顧問。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由總統直接任命，無需通過美國參議院確認，因而通常被視為總統的主要心腹之一。大名鼎鼎的基辛格就曾擔任尼克鬆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並在1973年成為美國國務卿。布什政府中的總統國家安全顧問賴斯，也成為影響布什決策的關鍵人物。
這一職位最早任命於1953年，首位任職者為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的羅伯特·卡特勒。不過，該職位最初角色是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行政秘書。1961年，年僅42歲的麥克喬治·邦迪受到肯尼迪青睞。在權衡了國務卿更適合由年長的人擔任後，邦迪被任命為新一任的國家安全顧問，而總統與國家安全顧問之間的關係也愈加親密。
不過，並非所有的國家安全顧問都和總統“一條心”。
2020年6月23日，前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新書《生事之屋：白宮回憶錄》在美國出版，其中揭秘了不少白宮秘聞，不乏對時任總統特朗普和時任國務卿蓬佩奧的批評。
為阻止此書發售，特朗普政府還以泄露國家機密為由，將博爾頓告上法庭。“書中充滿了謊言和故事”，特朗普痛罵其“應該進監獄”，蓬佩奧也稱其為“叛徒”。
相較於特朗普政府時期頻繁出現的“人事地震”，新一屆白宮“安全大三角”似乎更加穩固。早在2013年，沙利文就開始效力於當時掌控對華關係的副總統拜登，並擔任副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在此期間，他與拜登以及其資深幕僚安東尼·布林肯等人長期密切合作。
時隔七年後，拜登終於從副總統“扶正”，而昔日幕僚也重新“組團”入閣，共商國是。沙利文也就此成為繼麥克喬治·邦迪之後，美國最年輕的國家安全顧問。
從學霸到政壇新星
1976年11月28日，沙利文出生於美國佛蒙特州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與四個兄弟姐妹一起長大。他的父親曾在明尼阿波利斯《星論壇報》商業部門工作，後來又在明尼蘇達大學新聞學院工作，母親則在公立學校任教。
沙利文曾在受訪時回憶童年生活，“晚餐常常意味著，兄弟姐妹們從某次體育或音樂實踐中回來，聚集在一大碗意大利麵旁，然後轉動地球儀。當手指從一個國家指向另一個國家時，父母會向孩子們評論那裏的政治。”
在家庭環境的熏陶下，沙利文一路闖關名校，成為名副其實的“學霸”。
少年時，沙利文成為美國西南高中的辯論冠軍。在那裏，他領導校學生會，並被評為“最有可能成功的人”。1998年，沙利文在耶魯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學位。2000年，在牛津大學獲得國際關係碩士學位。隨後，他又進入耶魯大學法學院，於2003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
短暫的職場經曆後，沙利文進軍政界，開始成為一枚冉冉升起的政壇“新星”。
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沙利文效力於民主黨人希拉裏，擔任希拉裏競選團隊顧問。其間，他成為希拉裏競選準備工作的頭號助手。在《艱難的抉擇》一書中，希拉裏稱讚沙利文“謹慎、認真、聰明”。
奧巴馬政府時期，希拉裏執掌國務院，沙利文繼續在其麾下效力，並成為了美國務院曆史上最年輕的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他同希拉裏到訪過110多個國家，遠遠超過其他同級別幕僚。為此，沙利文的前同事菲利普·雷因斯（Philippe Reines）多年後仍感覺“深受打擊”，他調侃沙利文“工作能力真是令人討厭”。
希拉裏離任後，身為“嫡係”成員的沙利文並沒有從華盛頓政壇消失。相反，他繼續受到民主黨領導人的青睞，屢屢受到重用。
據《明尼蘇達郵報》（Minn Post）報道，2012年11月，沙利文受時任總統奧巴馬之邀在緬甸共進午餐，飯局上奧巴馬問起沙利文美國的曆史、緬甸的曆史。毫無疑問，“這次測試”順利過關。2016年的希拉裏競選團隊和2020年的拜登競選團隊中，也都有沙利文的身影。
沙利文還深度參與了中東地區的伊核協議的談判。據公開報道，2013年3月，時任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威廉·伯恩斯和傑克·沙利文飛往阿曼首都馬斯喀特，與伊朗官員會晤。隨後，雙方又多次舉行秘密會議，討論核協議框架。
在每一個崗位上，沙利文似乎都能與同事建立友好的關係，並取得同事們高度的信任。據《華盛頓郵報》報道，民主黨高層對其十分欣賞，已故外交官理查德·霍爾布魯克認為，沙利文有擔任國務卿的才能，希拉裏甚至跟朋友吐露稱，“他可以擔任總統”。
“不該滑向冷戰”
2019年9月，《外交事務》刊發了長文《沒有災難的競爭》（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文章由庫爾特·坎貝爾和傑克·沙利文聯合署名，詳述了對中美關係的思考，也成為研究沙利文對華政策的重要依據。
文章中，沙利文對特朗普政府把中國定義為所謂“戰略競爭對手”並不讚同，他認為，中美不該滑向冷戰。“盡管中國崛起為比蘇聯更強大的競爭對手，但它也已成為美國不可或缺的合作夥伴。這種合作的必要性，在冷戰時期幾乎沒有相似之處。”
為此，沙利文建議，華盛頓應該吸取冷戰的教訓，但不能沿用冷戰邏輯。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的目標應該是，在軍事、經濟、政治和全球治理等四個關鍵競爭領域，與北京建立有利的共存條件（coexistence），而不會引發美蘇對抗的類似情況，從而確保美國的利益。
除了經濟領域的競爭外，沙利文為代表的一些美國智庫學者們，也在擔心“中國模式”對西方民主製度帶來的衝擊。
2021年1月29日，沙利文在無黨派的美國和平研究所主辦的一次活動上表示，在過去的幾年裏，越來越多的人明確表示，除了美國幾十年來一直在推進的民主市場經濟模式之外，還有一種可替代的中國模式。
在2021年3月英國智庫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舉辦的一場線上活動中，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也認為，西方國家需要“相信自己”，這是一個“內部問題”而不是“中國問題”。
“如果我們不能就這一點與中國達成諒解，我們將猶如歐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狀況，一個接一個的衝突需要馬上解決，但總會有一個衝突在某個時點就失控了。”基辛格表示，美國及盟友需要與中國就新的國際秩序達成一致，來確保穩定，不然全世界可能再度進入一戰前的危險時期。
“我們不是特朗普，但我們也不是奧巴馬”
服務美國中產階級，一直是沙利文外交政策的關鍵詞之一。
在2015年一次公開訪談中，沙利文曾談及他對美國外交政策與國內政策的聯係。他認為，美國國內政策與外交政策並非“非此即彼”。
“如果我們在國內強大，我們在國外也強大，如果我們為世界各地的繁榮與安全作出貢獻，我們在國內就會受益。”沙利文說，“采取行動應對全球危機與努力解決美國麵臨的現實問題，並為美國中產階級提供服務並不矛盾。兩者相互聯係，相互促進。”
2020年9月，沙利文擔任署名作者之一的《使美國外交政策更好地為中產階級服務》報告，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官網發布。該報告提到，“外交政策的許多其他方麵影響中產階級的福祉……它需要采用正確的外交、發展、國防、情報策略，以發現並阻止可能破壞中產階級家庭及其社區的全球經濟衝擊。”
沙利文對美國中產階級的重視，與拜登不謀而合。
2020年11月23日，拜登在公布第一批內閣成員名單時對沙利文如是評價：“沒有人比他（沙利文）對我們麵臨的挑戰有更深刻的理解，也沒有人比他更懂得如何通過國家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來保護我們的中產階級。”
上任之初，沙利文就曾表示，拜登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主要重點”，至少在最初階段將是戰勝冠狀病毒大流行並重組國家安全委員會，以使公共衛生成為國家安全的永久重點。
繼1.9萬億美元經濟救助計劃後，拜登又於3月31日公布了一項超過2萬億美元的基礎建設和經濟複蘇計劃。該計劃為期8年，旨在重建美國老化的基礎設施，推動電動汽車和清潔能源，創造就業機會等。
除了重視美國國內事務外，拜登政府上台後，其安全團隊也在積極修複與盟友關係，並通過外交手段參與國際事務。
2021年4月2日，美國馬裏蘭州安納波利斯（Annapolis）的美國海軍學院舉行的高級別安全會談中，美韓日達成一致，三方將共同努力繼續向朝鮮施加壓力，促使其放棄核武器和彈道導彈計劃。
2018年，美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退出伊朗核協議並重新實施經濟製裁。拜登政府上台後不久，外交窗口再次開啟。
2021年3月12日，沙利文對外透露，美國和伊朗已經開始與歐洲和其他國家進行間接外交，傳達有關他們如何恢複遵守2015年伊朗核協議的信息。
“我們此刻正在等待伊朗人的進一步消息。”沙利文說，“這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們相信，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外交進程中，我們可以繼續前進，並最終確保實現我們的目標，即防止伊朗獲得核武器，並通過外交手段實現這一目標。”
拜登政府上台後，特朗普時代的諸多外交政策被推翻。但是，拜登政府團隊並未走此前民主黨政府的“回頭路”。
《外交政策》2021年4月9日刊文指出，拜登“重建美好的未來”（Build Back Better）的理念，似乎帶有奧巴馬時期人性化和富有同情心的印記，且二者都讚成更溫和的國際參與和某種程度的經濟民族主義。但是，“二者的相似之處也僅此而已”。
沙利文在和外交官們的一次會議中表示，“我們不是特朗普，但我們也不是奧巴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