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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縱橫 雅信劉 在沙特中國企業家
【導讀】2022年底特別是2023年初以來,中國與中東地區的戰略互動和外交協作,引發全球關注。這其中,中國與沙特的合作尤為突出。沙特提出“2030願景”後,推動多項重大改革。如何理解這些密集而有力的改革舉動?沙特在區域和世界中的自我定位是什麽?沙特對國際局勢的認知如何影響中沙關係?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國在與沙特乃至中東國家合作時,應避免哪些誤區?
在沙特創業13年的中國企業家雅信認為,沙特近年來遇到內外重疊的一個發展窗口期。出於對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強烈危機感,沙特通過政治集中化、經濟多元化、宗教溫和化、社會世俗化一係列改革措施,奠定發展的內部條件。在他看來,“2030願景”是一個巨大的“陽謀”,體現沙特國家層麵真正的想法,其對沙特的定位有三點: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的心髒、全球性投資強國、聯通歐亞非的樞紐。在經濟和政治雙重意義上,中國都給沙特帶來巨大的戰略想象空間。
而中國企業對沙特的想象,固然抓住了中沙合作機遇期的現象,卻未能把握沙特發展議程的自主特征,這導致一些新到沙特的中國企業發展並不順利。他認為,這主要源於中國企業對沙特認知不足,簡單地帶入國內或者與阿聯酋等中東國家合作的經驗。要改善認知,不僅需要企業家通過實踐積累經驗,更需要加強中沙交流的人文紐帶。
本文轉自“歐亞係統科學研究會”,原題為《生存與野望:“中東土豪”沙特的政治經濟智慧》,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轉型與變化
問:沙特近年來積極尋求從石油經濟到多元化的現代工業經濟的轉型。沙特王儲提出了野心勃勃的沙特“2030願景”,其核心目標是開發非石油的替代性收入。您如何看待沙特的轉型努力?就您在當地所見,“2030願景”提出後,沙特經濟和社會發生了什麽變化?
雅信:沙特對經濟轉型的追求自20世紀70年代已經開始,他們對石油經濟不可持久這一點有清晰認知和非常強烈的危機感。費薩爾國王時期的石油部長亞曼尼(Sheikh Ahmed Zaki Yamani)就曾說過一句經典的話:“人類結束石油石器石器時代不是因為石頭用完了,所以人類結束石油時代也不會是因為石油用完了。”而沙特作為一個地處阿拉伯半島廣袤沙漠和隔壁之中,本國人口隻有2200多萬的國家,在轉型中可以利用的優勢隻有兩個:一是以石油為代表的能源;二是歐亞非大陸的節點這個地理位置,所以他們有非常強烈的生存危機感。
因為有這樣的危機感,沙特王室其實一直都在追求經濟轉型。曆史上費薩爾國王執政時期主導的沙特阿美國有化(原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國有化後更名沙特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就是重要的一步,雖然沙特阿美的國有化進程在完成到六成時費薩爾國王便不幸遇刺身亡,但沙特依然保持了隱忍,從而等待、尋找機會,最終完成了公司的國有化和更名。最近這一輪改革的轉折點,我認為是2015年。這一年,沙特現任國王薩勒曼登基,在核心領導地位趨於穩定之初的次年,由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主導提出針對政府機構改革的“2020國家轉型計劃”和可視為沙特改革開放總綱領的“2030願景”。但由於受到卡舒吉事件的影響和新冠疫情的衝擊,許多改革的實際措施和項目的落地直到2021年才開始。
今年2月我回到沙特,通過對三大城市群和歐拉古城等新興文化旅遊區域的行走和調研,發現在2021年二季度到2023年一季度的不到兩年的時間裏,沙特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整個社會充滿了經濟蓬勃發展的活力和動力,到處都在大搞建設。2022年一年,有400家公司將總部從鄰國阿聯酋的迪拜或沙特的吉達和達曼兩城遷至首都利雅得,隨處可見海灣鄰國,如:科威特、阿聯酋、塔卡爾、阿曼、巴林、也門等國牌照的車輛,酒店價格大幅度上漲,部分餐飲和服務業開始了24小時通宵營業。這可以說是沙特認真推動經濟改革的直接效果。
“2030願景”的核心概念可以總結為四化:政治集中化,經濟多元化,宗教溫和化,社會世俗化。這四化整體上都是為了改革和發展服務的,發展非石油經濟是沙特當前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沙特發展非石油經濟的動作很快且幅度比較大,除了前麵我們提到的沙特一直以來的“居安思危”心態,另一個原因是沙特頂層對於當前國際局勢研判。“一戰”以來,沙特作為阿拉伯世界百年平衡東西的“戰略贏家”或者說是“幸存者”,深知當前的國際政治局勢以及新能源領域的發展對傳統能源領域的衝擊,留給自身改革發展時間窗口期不僅很短,甚至有些機會可以說是稍縱即逝的,比如:如果俄烏衝突導致的油價上行周期結束,或2024年美國大選共和黨擊敗民主黨重回白宮,那麽沙特的戰略空間就會被不可抗力壓縮,因此他們感覺到非常緊迫。這也是沙特在加入上合組織以及在與伊朗和解等重大地緣政治問題上與中國密切配合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國是沙特繼續平衡東西的最重要且唯一的戰略支點,中沙兩國在戰略上沒有任何分歧。對於沙特來說,中國不僅是一個充滿了戰略想象空間的“可能性”,一個強大的中國還是它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
沙特的改革是從政治集中化開始的。政治集中化,是為了提高行政效率。沙特原本的行政結構是國王辦公廳之下直接是各個部委,但政策的下達和落地往往是需要在各部之間的統領和協調的,若沒有一個專門機構,很多政策在落實的過程中就會出現“踢皮球”的問題,很多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項目因此收效甚微。比如:在上一任國王阿卜杜拉執政時期,有一個總價值2500億沙特裏亞爾的保障房計劃(約666億美元,歸屬2012年沙特第9個國家發展規劃),最後隻執行落實的項目規模隻有20億沙特裏亞爾,不到計劃規模的百分之一。
此外,沙特原本的經濟掌握在財閥家族手裏,政府和國家層麵的參與很少,現在這些財閥家族的產業基本還掌握在一代創始人手裏。沙特的初代企業家大多風格是保守的,他們經驗和思路不太能夠完全適應新興產業的落地和發展。而發展工業化是一個需要巨量資金投入,但回報周期長的係統性工程,沙特民營企業參與這類投資的動力不足。2015年1月,沙特國王薩勒曼在登基後不到一周的時間內就宣布了成立經濟與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會主席由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擔任。經濟與發展事務委員會是沙特家族實現政治改革的“心髒”。2018年,薩勒曼國王下令以王儲穆罕默德為核心重組沙特國家安全委員會,將國家安全事務交由其掌管。2022年9月,沙特國王薩勒曼又將首相一職交於王儲穆罕默德手中,進一步將國家和政府各項權力匯集於王儲穆罕默德一身。
伴隨著政治集中化,沙特各項改革推進都非常迅速。比如,非石油經濟占總經濟規模的比重提升到了與石油經濟基本相當的規模;沙特現在的電子政務發展非常快,現在很多行政手續都是在網上處理,一站式公務辦理的便利程度,就我個人的體驗,跟實行了“最多跑一次”改革並取得了良好效果的浙江省基本在一個水平線上。
經濟改革上最有代表性的是2015年經濟與發展事務委員會設立兩個月後,隸屬於財政部的沙特公共投資基金PIF(Public Investment Fund),也就是我們熟知的沙特主權基金,迎來了“重生”,被劃撥到由沙特王儲領導的經濟與發展事務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Affairs,簡稱CEDA)直接領導,董事局主席由王儲兼任。2017年,沙特阿美在上市前也被整體劃撥到沙特公共投資基金PIF旗下領導,沙特阿美董事長由PIF總裁Yasir Rumayyan兼任。沙特阿美這個市值超過2.4萬億美元的全球第一大公司成為了PIF擴大資產規模和獲取現金的利器。沙特主權基金是沙特實現經濟發展的發動機。
經濟與發展事務委員會的設立和主權基金的改革,大幅提高了沙特政府協調各部門的能力。因為這樣一來,沙特政府就擁有了直接推動和完成大型項目的行政和財務基礎。除了新未來城NEOM及紅海開發項目,像首都利雅得的Diriyah古城,在很短的時間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作為利雅得唯一的世界文化遺產,Diyiyah從一個純粹的曆史遺跡發展成為由博物館、園林景觀、餐廳、酒店等內容構成的綜合體。沙特娛樂總機構主導的“利雅得季”的主場地Boulevard World,作為一個包括了世界公園和商業街的綜合性娛樂設施,在90天的運營期內接納了1200萬來自沙特本國和世界各地的訪客。上麵兩個超大型項目也都是在2021年後開始大規模推進並完工的。沙特政府還花大力氣申辦2030年的世博會,而這一次主推的城市是沙特第二大城市,位於紅海的吉達。
除了發展服務業,沙特政府推動經濟多元化的另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建立沙特自己的工業,形成產業內循環的能力。除了在石油化工領域向下遊延展並加速沙特阿美的全球化布局,沙特在天然氣、氫能等清潔能源領域布局的決心和動作也是非常大的,不僅在天然氣上遊領域公布千億美元的投資計劃,還率先在中東國家中發布了2030碳達峰和2060碳中和的倡議和計劃。除了能源領域,新能源汽車、高科技等領域發展投資和布局也非常激進。我的感受是沙特在國家層麵對發展自身產業的意誌非常堅定,而上述幾個重要領域,中國都是沙特最適合的夥伴,沒有之一。但相關的機遇如何把握,是我們的企業和投資人需要研究和麵對的課題。
最後,宗教溫和化和社會世俗化,這兩點是相互聯係的。從國內來看,改革首先要滿足最大群體的要求。沙特是一個人口結構非常年輕的國家,目前67%的人口年齡低於35歲,43%的人口在15歲以下。這一代人是互聯網和全球化大潮下成長起來的,他們通過各種方式與這個世界發生連接,對國際文化的包容和接受程度比上一代高。所以,適度的世俗化顯然符合這個國家的國情。但是,我認為沙特世俗化的步子不會像鄰國阿聯酋的迪拜那樣邁得過大,底線大致是讓社會中最保守的人群可以接受世俗化群體的存在並與之共存。
首先,沙特社會中依然有非常堅定保守的宗教群體。比如我在歐拉古城遊覽時了解到,古城作為聯合國認定的世界遺產,吸引了大量外國遊客,經濟發展相當不錯,但卻出現了人口外流的現象。據當地人稱,為服務旅遊業,當地經常在周五舉辦活動,有很多居民因為覺得這些活動影響了他們的傳統信仰,就從古城搬走了。
其次,沙特現在又喊出了阿拉伯世界崛起的口號,沙特國內的兩聖城是他們號召周邊國家的一個重要理由。
最後,以宗教和社會習俗為理由,沙特可以在一些事務上拒絕配合美國的安排,宗教國家在國際政治上也往往有更多的空間,對沙特排除外部力量的幹涉有積極的作用。所以沙特即使世俗化,也必然會保留基本的宗教立場,這點不會變。
綜上所述,如果我們試圖用理解阿聯酋改革和發展的思路去解讀或者預判沙特的改革和發展趨勢,大概率會出現誤判。我們的企業家試圖用在沙特的海灣鄰國積累下來的經驗和方法去拓展商業機會,碰壁的幾率也會非常高。
總體來看,沙特用這種適度的宗教溫和化和社會世俗化,搭配比較激進的政治集中化和經濟多元化,比較有效地在社會穩定的前提下快速實現了經濟改革的目標。但是我們也能看到,因為改革推進速度過快,出現了一些“發展帶來的問題”,比如我這次重返利雅得就親身感受了大城市病的影響,交通擁堵非常嚴重,城市裏很多地方都在建設,對生活帶來了一些不便。我個人比較相信發展的問題還是需要通過發展來解決,隻要沙特在當前的道路上穩步前行,發展帶來的絕大多數問題也自然能找到解藥。所以,我個人對沙特的未來10年的發展是抱著樂觀的態度的。
▍區域與全球中的沙特
問:除了國內經濟多元化的變革訴求,沙特對自己的區域和國際角色有何定位和期許?
雅信:沙特在政治上的追求,我們需要回到“2030願景”來分析。在我的理解裏,“2030願景”是一個巨大的“陽謀”,沙特國家層麵真正的想法,在願景文件裏已經闡釋得非常清楚。沙特對自己的定位有三點: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的心髒;全球性投資強國;聯通歐亞非的樞紐。
(一)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的心髒
沙特對自己的這一定位與自身曆史分不開關係。我們都知道,沙特的崛起跟美國息息相關,沙特的石油工業、沙特阿美這個沙特的“錢袋子”,就是在美國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美國跟沙特之間的關係,對於美國來說就是為了攫取利益。沙特跟美國有90多年的交往曆史,他們當然非常了解美國的立場和手段。他們從跟美國關係中認識到,外部力量不能信任,自己的生存隻能靠自己。所以,沙特在外交上,“平衡”的基本理念。他們一直會持續地、有技巧地在國際的主要力量之間周旋,通過各種手段給自己創造並保留多個選項。從曆史上我們跟沙特關係之間著名的“導彈外交”(注:1987年,中國與沙特還未建交,沙特主動聯係中國,購買了35枚東風-3型彈道導彈,受到世界關注。1990年中國與沙特正式建交),到最近的中沙互動,都可以說是沙特“絕對平衡”外交中的一部分。沙特希望中國可以帶給他們一個跟美國、西方不同的選項,這對沙特來說不僅事關發展,還涉及到生存。
在這個基本理念的指導之下,沙特一直在找機會爭取獨立和更多的空間,他們很早就把目光投向了整個阿拉伯世界。比如,沙特第三任國王費薩爾的政治理念中的核心一條就是泛阿拉伯主義,沙特對美國的第一次“斷油”的原因就是因為美國在阿以戰爭上對於以色列一邊倒的支持。薩勒曼開始執政的2015年,恰好現在全球出現了一個多極化的機會,如果沙特可以比較好地整合阿拉伯、中東,乃至伊斯蘭世界,就可以成為多極化世界中的一極。
在我看來,沙特幾乎是唯一一個可能把海灣或者阿拉伯世界整合在一起的國家。阿拉伯世界的22個國家裏(注:巴勒斯坦、約旦、敘利亞、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也門、科威特、阿聯酋、卡塔爾、巴林、阿曼、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亞、蘇丹、埃及、吉布提、索馬裏、科摩羅,以及毛裏塔尼亞),大國並不多。曾經的阿拉伯世界領導者埃及的經濟長期萎靡,特別是在“阿拉伯之春”後勉強能夠維持國內安全,毫無地緣影響力可言,現狀是很多埃及人在沙特和阿聯酋等地打工;阿聯酋目前看上去發展不錯,但受到國家體量的限製,外交甚至是內政方麵的政策受到美西方影響很大。阿聯酋七個酋長國中目前隻有阿布紮比經濟相對比較穩,開放程度最高的迪拜雖名聲在外,但最近15年內的兩次經濟危機(注:迪拜在2007年9月的經濟危機中受到較大打擊,後續引發了2009年的迪拜債務危機)都是阿布紮比和沙特出手救援。中東地區還有一個伊朗,但由於常年的經濟製裁,它缺乏經濟號召力。
除了經濟能力,沙特人也會充分利用自身是伊斯蘭教兩聖地麥加和麥地那所在地的這一優勢。伊斯蘭教國家信徒眾多,包括其國家元首每年都會在齋月和朝覲時訪問沙特。這也讓沙特多了一個可以發揮主場外交優勢的機會,持續擴大在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力。去年12月中阿、中海、中沙“三環峰會”的成功舉辦,再次展示沙特在海灣國家以及阿拉伯世界中組織和協調各國的能力。
當然,中東各國相互之間有曆史上積累的各種宗教、政治等等方麵的矛盾,存在複雜的競爭、博弈關係。但我認為如果沙特能夠按照預期,實現經濟多元化改革,把經濟和政治的問題都處理得當,則很有希望成為阿拉伯世界的領導者。
(二)全球性投資強國
我們在前麵提到過,沙特為了打造世界性投資強國所作出的最顯著的努力就是“做大做強”它的主權財富基金——公共投資基金。這支曾經隸屬於財政部的基金成立於1971年,2015年劃撥經濟與發展事務委員會後,資金規模由劃撥之初的5000億美元,在2020年發展到了20000億美元。2020年沙特王儲穆罕默德對外宣布,這支主權財富基金的規模計劃在2025年提升到30000億美元,並在2030年達到70000億美元。
按照沙特王儲的規劃,PIF就是實現“2030願景”經濟多元化的“發動機”,而且是唯一主發動機。當然,也是因為其不斷擴張的龐大規模,PIF在全球範圍變成了炙手可熱的“大金主”,引無數基金公司和跨國企業競折腰。今年年初以來,大量的中國基金前往沙特募資。也有一些中國的基金公司在沙特開展業務,投了一些項目。但對於那些已經親自下場的企業來說,無論在沙特募到資還是賺到錢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雖然中文財經新聞裏的PIF是那麽的“揮金如土”。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PIF有自己的花錢邏輯。跟卡塔爾投資局QIA和阿聯酋主權投資基金MUBADALA不同,PIF的投資僅服務於沙特經濟發展戰略,而且每一筆投資可以說都非常謹慎。在這裏可以舉幾個例子:
第一,PIF投資電動汽車公司LUCID後,除了獲取資本市場收益之外,還另外成立了一家電動汽車公司CEER。該電動汽車公司的董事會陣容可謂極其“豪華”,除了由王儲穆罕默德本人擔任董事局主席,各大部委的部長紛紛在列。由此可見,PIF收購LUCID的根本戰略意圖,是推動汽車製造業在沙特的發展。而PIF作為特斯拉的股東之一,國內電動汽車市場並沒有對特斯拉開放。
第二,PIF購買了英超紐卡斯爾聯隊,在PIF總裁被問及為何選擇紐卡斯爾而非其它聯賽豪門時,他回答:“豪門不會給我帶來10-20倍的高收益”。收購球隊之後,沙特國內聯賽水平得到了顯著提升,又以 2億歐元的年薪將名將C羅引入沙特聯賽,成立了自己的體育頻道對有C羅的比賽進行轉播。由此,商業化的足球聯賽成為PIF又一收入來源,僅轉播版權費收益就是一個天文數字。
所以,沙特人買汽車公司,是為了發展自己的汽車製造業;買球隊和頂級球星是為了提升聯賽水平和收視率,進而促進國內體育產業的發展。他們是聰明的消費者,而不是刻板印象裏的“人傻錢多”。
說到“錢多”,還需要注意的一點是:沙特錢多不假,但相對它自己在國內的發展項目規模來講,它的流動資金是緊張的,需要吸引國外資本參與它的本國建設。PIF投資的那些現金,基本上類似國內的政府引導資金,除了在少數戰略優先級非常高的項目上有充足的資金保障,很多優先級靠後的項目資金需要更多投資人的加入。我們發現,在沙伊北京和解後,中國進出口銀行馬上向沙特發放了一筆人民幣貸款,這筆錢中的一部分應該會參與到沙特國內的建設中。
資產規模大幅度提升、全球知名度日益提高、國際投資人趨之若鶩。沙特人在短短7年內,通過一支主權財富基金的運作便實現了。而這支基金創立了77家公司,主導13個戰略部門,為沙特直接和間接地創造了50萬個就業崗位。沙特打造全球性投資強國的步伐,步子不僅大,而且穩。對於我們中國的企業和投資人來說,正確地理解它,是跟它開展合作的前提。
(三)聯通歐亞非的樞紐
沙特對“歐亞非樞紐”這一目標的打造,主要體現在國內航空業和旅遊業的發展,和工業港口的布局上。2022年,沙特的政府預算中的進四分之一投在了發展本國旅遊業。在擴建利雅得和吉達兩個主要城市的機場以外,國內以PPP模式(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新建/擴建了數十個機場。
在政治、經濟方麵,沙特王儲規定,政府各個部門每年都要召開一次全球性會議。沙特首都利雅得新建的國際會展中心及其配套的商業地產在會展季人滿為患,全球性公司爭相將總部落在該區域。
在工業發展方麵,沙特正在臨近紅海的西南部地區長期不斷增加投入,同時改善與西部地區的鄰國埃及、蘇丹和厄立特裏亞等國的關係,在經貿上深度綁定,正在致力於成為工業品進入非洲的門戶。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沙特社會的世俗化進程逐步推進,這些動作帶來的優勢將逐步顯現出來,這在區域內會對阿聯酋等先行推動改革並取得了不錯成績的鄰國構成一定挑戰。
▍中沙的“關鍵窗口期”
問:您提到,沙特從經濟轉型到近期外交上的一係列舉動,都與它認知的短暫發展窗口期相關。這個窗口期對中沙關係有何影響?
雅信:正如前所言,沙特能否實現經濟多元化和政治上在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地位,除了物質條件之外,還要看美沙關係的走向。直至今日,美國對沙特的影響仍然是巨大的,不存在許多人討論的所謂“真空”。目前沙特經濟層麵的客觀情況是,美國依然有非常強的控製力。
以美、英、澳三國為代表的谘詢顧問不僅參與沙特重大項目的頂層設計,而且在規則的製定上仍對沙特的重大項目的資格預審和最終授標等具體工作發揮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沙特政府部門和企業高層的管理者們也因為曆史原因對美國和西方的體係比較熟悉。比如,雖然沙特阿美已經完全國有化,但美國人在其中依然有影響力。2021年,美國公司收購了阿美旗下電網將近50%的股份,也就是說阿美的電力係統實際上現在是被美國人控製。前麵提到的沙特電子政務係統的底層架構的搭建,其技術主要是來自微軟和思科這種美國跨國公司。今年,沙特阿美和三星簽署5G網絡和LTE建設合同,沙伊北京和解期間,沙特在韓國總投入高達70億美元的石化項目的奠基儀式正式舉行,韓國總統尹錫悅和沙特阿美的首席執行官Amin Nasser等政企高管均親自出席奠基儀式。韓國和沙特之間經貿和投資合作迅速發展的動因和影響,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目前的情況是表麵上看起來美國在戰略上的注意力大部分被中國和俄羅斯牽製,無暇顧及沙特這個傳統盟友是否已經貌合神離。但是,如果2024年美國大選中共和黨獲勝,美沙關係將迎來新的緩和。這勢必會影響沙特平衡美國影響力的努力以及進度。因為美國共和黨支持者多由軍工複合體和石油集團構成,而這兩個代表性群體與沙特關係更近。所以,因此,沙特必須抓住國際局勢變化帶來的短暫窗口期,既要實現經濟多元化的目標,也要通過平衡來實現更大的自主性。沙特近期的一係列動作是這個趨勢下的必然結果。
在沙特看來,中國可以提供一個不同的合作選項。中國具備沙特目前十分需要的產能和技術,而沙特則可以提供中國需求的市場和資金。所以,沙特對跟中沙合作表現出極大興趣,也為此做了大量的努力。沙特其實非常聰明,他們往往可以抓住機會,在關鍵節點上,給中國非常重要的支持,同時撬動中國的好感度和資源。比如汶川地震、新冠疫情期間,沙特的支援都非常迅速。這次沙伊建交,也是在美國在亞太挑動輿論(美印科技合作、日韓和解等事件)非常熱烈的時間點上,這個時間點的選擇或許並非巧合。
中沙合作首先是通過“一帶一路”倡議跟沙特“2030願景”的對接,打通亞、歐、非經濟通道,實現陸上經濟規劃;其次是人民幣國際化,沙特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合作方。近期中國進出口銀行正式實施與沙特的首筆人民幣貸款合作,沙特也表露了向伊朗投資的意願,人民幣或許可以在促進沙伊合作上發揮作用。
說到這一點,我們就不得不提一下沙特在人民幣國際化這一對中國戰略發展至關重要的話題。一些外媒經常散布中沙或將以人民幣結算石油的消息,混淆了大眾視聽。關於這一點,我想談一下個人的觀點:人民幣結算沙特石油是一個中國的戰略目標,但達成這個目標絕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石油人民幣結算戰略目標跟中海自貿區成立一樣,對於沙特來說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因為美國目前對沙特石油相關產業的實際控製是一個客觀事實,沙特出於“絕對平衡”的外交理念,會非常審慎地處理這一事關其國家生存的戰略決定。沙特對華的友好態度和總方針已經促使了這一趨勢的形成,但何時能夠達成,還需要政商學各界的共同努力。我始終相信,中沙友好是事關兩國發展和人民福祉的、順應曆史發展潮流和實物客觀發展規律的,這一趨勢一旦形成,其中的各種艱難險阻都不是障礙。道阻且長,行則將至。
對於沙特和中國而言,當下都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窗口時期,我們的決策者、企業家和投資人應在這個窗口期內抓住機遇,深度理解並踐行沙特的本地化政策,與沙特在經貿領域建立更深入的務實合作。
▍新“出海”熱的表與裏
問:“沙特2030願景”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對接是中沙合作的重要抓手。您能否從企業的層麵介紹一下中國在“沙特2030願景”中的參與情況?您認為中國應當如何有針對性地加強中阿之間的紐帶?
雅信:2017年,薩勒曼國王訪華,和中國簽署價值650億美元的合作文件。2019年,穆罕默德王儲訪華,和中國簽署價值280億美元的合作文件。本次中阿峰會上,中沙兩國再次簽署約300億美元的合作文件。可以看到,中沙之間的合作機會十分巨大,這也使不少中國企業在近幾年對此趨之若鶩。但是,我在沙特看到,目前在沙特經濟中參與比較多的仍是十幾年前已經進入沙特的那些企業,新麵孔雖然有一些,但賺到錢的很少。目前在沙特活躍的中企主要是國企,比如中國電建、中國鐵建、中石化、中石油一類的央企,華為這樣的民營企業非常少,而華為是在沙特市場深耕了十幾年才得以立足。
形成這種情況的個中原因有很多。一個方麵是,我們和沙特的經濟合作在各個方麵都處於起步階段,依賴高層推動。兩國簽署的各類合作文件,備忘錄多而協議少,備忘錄到協議有很多細節要落實,推動合作務實落地要靠高層和民間力量共同努力。但是,在民間層麵,國內企業對沙特需求的認知不夠,導致企業不能順暢進入沙特市場。很多問題貌似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文化和溝通的問題。
第一,對沙特本輪經濟發展的根本目標認識不夠。“沙特2030願景”的核心之一是“沙特化”(Saudization),即以石油化工行業為先導推動石化、可再生能源的“本地化”,也就是大力發展本地製造業來推動經濟的多元化。沙特希望建立自己的經濟內循環,獲得自己的產業能力。沙特有主權基金的經濟基礎,粗略估計,沙特經濟轉型中投資的項目,80%左右是沙特主權基金自己投資的,在此基礎上,沙特大多數項目鼓勵合作經營,但資金、人員都有本土化比例的要求,這樣最後形成的產業才真正是沙特自己的。所以目前在沙特,我認為可以說“得本土化者得機會”。
第二,對沙特目前重點經濟項目的認知不足。沙特資金能力很強,但跟它的項目投入比起來,沙特也需要外部資金的支持。沙特在重點產業領域的項目體量都不小,以基礎設施建設類項目為例,沙特未來十年項目的投資規模為4萬億美元,這樣的投資規模遠超財政預算和主權基金能夠投入的資金規模。因此我們的企業在追蹤項目時,要準確了解項目的優先級,盡早摒棄對於沙特“人傻錢多”的刻板印象,深入了解其戰略中心和投資及發展方向,方能識別哪些是眼前的機會,哪些是五年後的機會。這樣製定的企業發展戰略才是切實可行的,千萬不能抱著到沙特“撈一筆錢”的心態來沙特發展業務。因為沙特的經濟和市場規則沒有給“短期機會主義者”留有太大的生存空間。
第三,對沙特的自主性追求認知不夠。沙特有自己的資金,有明確的經濟目標,所以在項目上非常要求根據沙特需求和特點設計方案。但是很多企業的經營風格,提供的仍然是標準化而不是針對性的方案,這樣肯定是不行的。其次是忽視海灣國家的多樣性,一味挪用在阿聯酋等其他海灣國家的成功經驗,導致投資項目失敗。最後是不適應沙特的社會文化,例如扁平化管理的科技公司在比較強調社會等級的沙特當地就會遇到水土不服的狀況。要充分認識到沙特的特殊性,這樣才能有效避免經驗失效帶來的風險。
認知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中國跟沙特經濟、社會和文化層麵的互動還遠遠不夠,也就是我們對於沙特,對於阿拉伯世界太陌生。有限的資訊中還充斥著普通投資者和企業家很難辨別真偽的“假消息”或雜音。如何加強中沙的鏈接紐帶呢?我認為除了經濟合作中需要我們的企業家們充分發揮企業家精神在前方開路,人文層麵的互動也可以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近期中沙之間出現經貿和投資熱潮,這是件好事。除此之外,也要重視加強人文交流,利用“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方式加深對於當地文化和政策的理解,唯有建立更多務實合作管道,並通過管道獲取準確的信息,方能洞悉並抓住稍縱即逝的合作機遇。
但如何建立一個層次和內涵更加豐富,且能夠從“中國立場、世界視角”出發去發現和解決具體問題的平台和機製,僅靠企業家的探索是不夠的,需要我們的政界、商界、學界,特別是青年一代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