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成敗牟其中
牟其中超前的思維與實踐的斷裂，不僅僅是南德的悲哀，也是對中國民營企業家的深刻警示
文 本刊記者 張馳
無論你是否喜歡他，在被捕入獄前，他被公認為是中國企業家群體中最有個性、最富爭議的民營企業家；入獄後，又成為最不服輸、最不氣餒、廣受社會關注的囚犯。
他就是牟其中。
讓牟其中聲名大噪的，是飛機易貨貿易。上個世紀90年代，牟其中掌舵的南德集團用上千車皮的中國輕工業品換回了4架蘇製T-154型飛機，成功地完成了中蘇(俄)間當時最大的一筆民間單項易貨貿易。在這次生意中，南德集團以少量的投入，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回報，企業隨之走向了巔峰，牟其中也因此被戴上了“商界奇才”的光環。
此時的牟其中並不滿足，有飛機易貨貿易所帶來的巨大利潤作保證，有不斷積累的勇氣與信心，隻要籌劃得當，沒有牟其中與南德做不成的事。
於是，劍指衛星發射、傾力投入滿洲裏的開發，便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現在看來，這兩個項目的實施，雖印證了牟其中的魄力與戰略眼光，但也是南德商業帝國轟然倒塌的誘因，在這兩個項目操作的關鍵時刻，個性張揚卻又謹小慎微的牟其中，還是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信用證詐騙的漩渦，第三次走進了熟悉而又陌生的高牆之內。
風雨前半生
牟其中前半輩子與數字“三”有著不解之緣：其父名叫牟品三;坐了三次牢;300元錢起家；辦了三件大事:飛機易貨、衛星發射、開發滿洲裏。
“牟其中個人命運的跌宕起伏與3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脈絡驚人地相似，唯有不同的是，中國經濟騰飛了，老牟卻被關了起來。”南德集團的訴訟代理人夏宗偉不無慨歎！
1940年6月19日，牟其中出生在四川省萬縣(今重慶市萬州區)一個中等經濟水平的商人家庭。
在牟其中的記憶中，其父牟品三是一個聰明、勤奮、正直、又有公益心的生意人，耳濡目染，牟其中的童年與一般的孩子相比，多了幾分商業的熏陶。“這種熏陶給我後天的成長埋下了伏筆。”牟其中曾經總結過自己的童年。
1980年2月13日，牟其中在當時的萬縣市注冊成立了“萬縣市江北貿易信托服務部”，公司的全部家當包括牟向親戚借的300元人民幣，以及向別人借用的一張飯桌。
“‘萬縣市江北貿易信托服務部’算得上是中國進行改革開放以來最早成立的私營企業之一。”中央黨校一位經濟學教授曾對南德集團有過專門研究。
“萬縣市江北貿易信托服務部”成為牟其中進行商海實戰的第一個試驗田。後來，這個實體先後經曆了“中德商店”、“中德公司”等演變，到了1988年，公司正式定名為“南德經濟集團”，此後便沿用了下來。
此後，牟其中揣著300元錢，準備到外地開拓事業，他把事業發展的第一站放在了重慶。
在那裏，牟其中開始了他的座鍾生意。
今天看來，他做生意利用的是當時銀行結算、匯兌等不同金融產品的時間差，解決了企業的流動資金問題，挖掘出第一桶金，這就是牟其中著名的“空手道”理論。
“用很少的投入，利用現代信息製度和一係列分散風險的金融衍生工具，就可以完成投資巨大的項目，借用競技體育的一個名詞，名曰‘空手道’。”牟其中曾在一篇文章中較為係統地表述了他的商業操作模式理論。
但命運又與牟其中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在當時因為賺的錢太多，牟其中被有關部門冠以“投機倒把”的罪名，再一次入獄。
“牟其中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建立起來的企業，其操作手段與經營方式，與當時的計劃經濟體製形成了嚴重的衝突。”中央黨校的那位經濟學教授分析牟其中再次被抓入獄的原因。
巔峰與滑鐵盧
1984年8月，牟其中被平反，其後他又用了他的“空手道”理論做成了冰箱生意。這筆生意為南德集團的國際化積累了兩個條件：一是資金，為以後的飛機貿易準備了啟動資金；二是經驗，為國際化生意的拓展積累了寶貴經驗。
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中蘇關係得到了進一步改善，兩國的經貿往來活動日益頻繁。在此前後，牟其中已經對國內、前蘇聯、東歐等國作了相對係統的商業調查研究:當時蘇聯正極度缺乏輕工、食品等生活用品，而中國因經濟一度過熱，導致大量輕工業品過剩、積壓；國內與蘇聯實行的是條塊分割的經濟體製，國家行政部門與官辦企業對跨行業、跨部門的業務缺乏積極性和主動性，這裏麵有個“權利真空地帶”。
“由於商品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太遠，蘇聯同西方打交道比同中國打交道要困難得多，共同的意識形態追求也使蘇聯更願意同中國合作；兩國都缺少硬通貨，使對方在以貨易貨的交換方式上比任何國家都有積極性。”牟其中在《曆史性的機會與我們的選擇》一文中，進一步指出了易貨貿易的可行性。
當年十月，南德集團與前蘇聯達成了以易貨貿易的形式購買T-154客機和航空器材的協議；年底，雙方在北京終於簽訂了正式合作的《備忘錄》，隨後，便有了前文所說的以上千車皮換回4架T-154客機的經典之作。
“牟其中以他特有的商業敏感，抓住了一種曆史特定階段才有的機遇，南德從此一步登天。”曾深入采訪過牟其中的資深媒體人士李慰飴對此評價。
“飛機易貨”的一舉成功，讓牟其中與南德集團在積累名與利的同時，更進一步積累了做事的勇氣與信心。
“沒有做不到，隻有想不到。”這不是牟其中的首創，但這是他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他認為自己必須不斷創造新的奇跡，才能無愧於這個時代。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痛苦抉擇後，牟其中決定：做衛星。
這一決定，使人們在對這位敢說敢做的個性企業家充滿著期許的同時，又存在著疑問：他能幹成嗎？
事後證明，牟其中幹成了衛星事業，如果不是一場變故，他會幹得很好。
1993年12月28日，南德與俄羅斯合作，成功地發射了“航向一號”電視直播衛星。
於是，從1994年起，南德集團就開始做航向係列衛星了。
1995年，國家實行緊縮銀根的經濟政策，這對開展衛星業務、需要大量資金的南德集團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沒有錢，你步履維艱。”南德集團一高管回憶當時的場景。
當年的春天，牟其中幾乎天天召集中層管理人員開會，主題隻有一個：籌錢。
不久，航向三號衛星製造即將完工，並準備發射，對南德集團來說，衛星項目勢在必行，他們必須向國外發射機構支付數百萬美元的發射費。
這筆發射費對當年的南德來說是筆巨款，急需用錢的牟其中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這時，一個叫何君的人出現在牟其中的眼前，對方表示願意提供資金助南德渡過難關。然而，這筆錢卻把牟其中與南德拖向了無底的深淵。
1996年8月，公安機關在對湖北輕工“騙開信用證套匯”的問題進行調查中發現，南德所用的資金與這個問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受牽連在所難免，不過，牟其中想都沒想到自己會因此第三次身陷牢籠。
反思、反思、再反思
“牟的商業意識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顯得超前而又孤獨，我們現在無意點評老牟每一次坐牢的孰是孰非，但他的每一次行為，總是走在當時的環境和製度的前麵，這就是先行者的悲哀和需要付出的代價。”南德集團的法定訴訟代理人夏宗偉總結牟其中的前半生。
“牟其中是一個個性十足的企業家，同時他又是一個凡人。”法學家何家弘先生作了言簡意賅的點評。
他認為，牟其中身上體現了中國早期一代民營企業家共有的特性：敢想、敢幹，能吃苦、任勞任怨。但同時又認為，浮躁是這一代企業家的通病。
想當年，牟做飛機貿易、發射衛星都是經過反複論證考察並積累了相應的專業人才後才具體付諸實施的。但飛機貿易做成以後，牟財大氣粗，投資了很多項目，行業跨度驚人，讓人眼花繚亂，違背了“專”、“精”路線，以及“慎行”的原則，結果耗費了大量的人、財、物，直至元氣大傷。
長期研究民營經濟發展的經濟學家聞義風(化名)更願意從時代背景表達他的看法。他認為：發生在牟其中身上的情景悲喜劇，既是一個偶然的個案，又有其必然的結果。
聞義風把牟其中比作為“一個悲情的探索者”，第一次坐牢，是因為他參與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牟其中與他的夥伴認為，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起商品生產的社會秩序，這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革中，無疑是異端學說，他們的牢獄之災也隨之而來；上個世紀80年代早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路線剛剛確立，社會經濟的發展還處在計劃經濟發展的體係中，牟利用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的操作手段做生意，已經打破了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商業環境，打破了人們的思維方式，牟第二次進監獄在所難免；“信用證詐騙”是牟第三次入獄的罪名，信用證的擔保與支付，雖然在國際上已經流行了好多年，但牟其中案是國內關於信用證詐騙的第一起案例，正是因為沒有先例，直接導致了司法界、理論界對此案的爭議，爭議的結果是2006年1月1日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信用證糾紛案件若幹問題的規定》，為後來的案件審判指明了方向，按照這一新的規定，即使原起訴書中認定的事實屬實，南德集團和牟其中也應是不構成犯罪的。
“社會、經濟的發展，政策、法律的變遷，總是滯後於時代潮流的發展方向的，社會的進步，既需要自我調整與適應，也需要外力的推動；實事求是地說，牟其中無意於充當整個社會發展的急先鋒，他隻想在他的一畝三分地裏能先行一步，給後來者提供一個經驗或是教訓，唯一需要的是社會對他的寬容。”資深傳媒人王有為表示。
一個開放的國度，一個更加理智的社會、經濟發展環境，對中國企業家群體的成長來說是個福音。
現在，我們正在經曆著這些可喜的變化，未來，我們是曆史的見證！
牟其中：我的經曆是那個時代的縮影
——訪牟其中訴訟代理人夏宗偉
由於牟其中目前還被關押於湖北洪山監獄，根據相關規定，我們還不能直接采訪他本人，受牟其中的委托，由南德集團訴訟代理人夏宗偉來回答《法人》提出的問題。為了方便行文，本文回答部分采用第一人稱。
問：從1978年到現在，您的個人經曆可以用“傳奇”來形容，這段特殊的經曆對您個人來說有著怎樣的體味？
答：之所以“傳奇”，是因為我生活在一個天天產生著奇跡，並且行將結束幾千年專製傳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時代。很多奇跡集中發生在了我身上，所以您感到“傳奇”了。
第一個發現我的“傳奇”的，是世界經濟論壇創辦者兼主席施瓦布先生。1988年10月，施瓦布先生偶然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聽到了我的一個即興演講，立即親自當麵邀請我出席次年二月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一年一度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並發表演講。他給我出了一個題目：《在中國，一個成功企業家的傳奇故事》。於是，我成為了奇跡般地應施瓦布親自邀請登上這座世界最高級經濟論壇的第一位中國企業家。
施瓦布感興趣的是什麽呢？他要我向每年與會的全球千餘位王公大臣、各國政要、金融巨子、商界名流介紹，在中國正在發生著的深刻變化：過去一直被視為資本主義複辟的私營經濟蓬勃的發展。
我個人的經曆也的確是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私人經濟從醞釀、發展初創和不斷遭到打擊、壓製、鎮壓與中央不斷關懷、扶持、保護的縮影。
文化大革命中，經濟麵臨崩潰、家鄉重慶餓殍遍野的現實，逼迫我去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認真思索中國的出路。於是與人合作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其綱領是《中國向何處去》。因此被以反革命集團罪關進了監獄，我被內定死刑。1976年、1977年兩度幾乎被執行，後均因一個偶然的因素幸免於難，才活到了今天，親眼看到了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四位的奇跡。這又是一個“傳奇”。
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也把我從死神手中搶救了下來。中央辦公廳工作組一行四人，奉中央領導的指示，到重慶萬州沙河看守所將我們釋放。第三天——即1980年1月2日——工作組接見了我們，向我們傳達了中央領導的批示：“希望四川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那幾個年青人，在新長征中再立新功。”
由於獄中學習三中全會公報與參與真理標準討論激發起的滿腔豪情與改革開放路線對我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遂使我當場向中辦工作組表態：辭去公職，建立一家私人股份製企業，做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試驗田。
43天後，我利用中央派員親自釋放我的氣勢，鎮住了萬縣市工商局，領到了工商營業執照，建立起了改革開放後，我國第一家不戴紅帽子、正大光明的私人企業。成為了改革開放後辭去公職的第一人，建立起了第一家私人企業，又是一個“傳奇”。
後來，北京以她博大的胸懷接納了我，給予了我施展才幹、實現抱負的舞台。於是就有了前麵講的與施瓦布先生邂逅一幕的傳奇。
短短的幾年內完成了至今仍被公認為商業經典案例的，以積壓產品換回四架俄羅斯大型客機的奇跡。由於有關部門的封鎖，比飛機項目更經典的，是南德與俄羅斯國際衛星組織合作，成功研製、發射成功了世界上第一顆電視直播衛星；是南德與滿洲裏市人民政府合作，建設成功了通向世界資源寶庫西伯利亞的橋頭堡——滿洲裏國際公路口岸等等項目。至今仍並未被國內公眾了解。反而正是因為這些項目太成功、太神奇，神奇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卻成為了被人攻擊我為騙子的借口。
結束南德神話的，不是我們經營上發生了重大失誤，也不是有什麽違法犯罪問題，而是一個私營企業的成功超過了當時社會環境允許的最大範圍。
問：您的個人經曆對後輩企業家來說，有一個什麽樣的借鑒？
答：當代中國企業家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企業家相比較，最大的特征是具有二重性，即不僅僅是經濟活動的組織者，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但是，這一十分顯著的特征，卻幾乎被絕大部分人忽略了。
我們從計劃經濟體製出發，目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製。目前處於可以前進，也可能倒退回去的社會轉型期。
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成功經驗，公認的是實行了漸進式改革，即在傳統經濟存量之外培育出新的經濟增量。我國的民營企業家階層就是在這一過程中成長起來的。
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路線，就不可能有當今風光無限的民營企業家。即使不感恩，也要知道自保。我們與改革開放路線是皮與毛的關係，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血肉關係。對此，現今的企業家群體一定要清醒。
問：古人雲：三十而立，中國的企業家群體也一直在摸索中前行，您認為目前的企業家群體是處在成熟期，還是仍處於成長期？您的判斷依據是什麽？
答：當然仍然處於成長期，遠遠談不上成熟。
這是由他們所生活的時代特征所決定的。
目前我國正處在由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的過程之中，市場經濟體製還很不完善。與市場經濟伴生的企業家群體，怎麽可能脫離自己生長的土壤，單獨成熟起來呢？
另外，全球經濟的發展階段，正發生著類似於十五、十六世紀，人類逐漸脫離農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時代的變化。工業經濟正在被智慧經濟所取代。由銀行、股票、交易所、信用、保險以及有限公司有機統一組成的相互貫通的金融體係和商業體係也必然發生變化。處於這一變化中的企業家麵臨的任務更多的是學習與創新，遠遠談不上成熟。
問：作為國內較早創業的企業家，您對過去三十年的經濟法律變遷有什麽樣的評判？
答：就立法角度而言，從無到有，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80年，雖然利用中辦工作組為我平反，我聲明做中國經濟體製改革試驗田的氣勢鎮住了萬縣市工商局，進行了工商登記，但是在細節上都無法可循，難倒了具體工作人員。例如企業可不可以取字號、可不可以刻製印章，都無法律規定。幸好我們中國人善於變通。不能取法人字號，就把幾個股東自然人的名字進行同類項合並，最後抽出一個“中”字和一個“德”字。所以南德最初的字號名稱叫“中德”。至今我們仍習慣地把企業印章稱之為公章，因為此前所有企業全部是國家所有製的。南德出現後，難題來了，南德是私有的，怎麽能刻公章呢？又是變通。公安局批準我們刻了一枚一寸見方的公不公、私不私的大方形印章。說它姓私，因為與自然人的私章一樣，是方形的；說它姓公，因為與圓形的公章一樣大小。
我是在第二次坐牢的收容所裏，從樹上的大喇叭中，聽到國家工商局的一個文件，稱私人經濟組織也可以起字號，可以刻印章，可以去銀行開立賬號了。時為1984年4月。
所以，我一直把第一次、第二次坐牢，稱之為為中國私營企業爭取生存的權利，把第三次坐牢視之為中國私營企業爭取發展的權利。
想想當年取字號、刻印章尚無法可依，到今天《物權法》對公私經濟的平等保護，隻能用一句話來表述我的意思：時代真的是進步了。
問：您預測一下未來三十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將會是怎樣的一個狀況？
答：我有一本演講集，題名就是《樂觀的中國經濟》。是1996年左右編的，它表明了我對中國經濟長遠前景的看法。
我之所以持如此樂觀的態度，是因為我根據曾經很有影響，但近年來卻被大家忘卻了的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瓦爾特·威特曼·羅斯托教授的“起飛理論”，對中國經濟的奇跡進行了分析。
“起飛理論”指出，每隔一段時間，一些以往停滯的經濟會出現奇跡：在勞動生產率和人均收入幾十年，甚至整個世紀都毫無增長之後，它們開始了不可思議的直線上升，然後，該國就踏上了奔向現代化社會的路途。
第一個起飛的是英國，開始於1790年左右，史稱工業革命。之後西方國家經曆了摩肩接踵的起飛過程：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國和美國，它們通過較快的工業化進程最終取代了英國的領頭羊地位。19世紀末期是日本，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持續增長。此後迎來了亞洲的工業化，開始是四小虎，後來又是四小龍，最後就是我們中國大陸了。
對目前人們津津樂道的“金磚四國”(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的飛速發展，都可以用這一理論來解釋。
此外，中國的飛速發展還要加入一些特殊的因素：我們的工業化是與全世界的信息化同時出現的；鄧小平把握住了全球一體化的機會，而60年代我們曾失去過二戰後亞洲工業化的機會；最後還有文化因素，即整個中華民族——包括一歲的小孩——永不熄滅的發財致富的強烈欲望。在恢複古典自由主義方麵很有成就，引領了美國經濟幾十年繁榮的裏根總統說過一句話：“經濟的繁榮，50%依靠的是公眾的情緒。”
所以，無論前麵還有多少不確定因素，但已被全世界數十個國家、幾個世紀工業化過程證明了的規律，是不可能改變的。所以，我一直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前景持最樂觀的態度。我相信，三十年之後，中國在經濟總量上，會超過美國。
(整理：本刊記者 張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