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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iday Macart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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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 Samuel Halliday Macartney (1833–1906) was a military surgeon and later a diplomat serv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Macartney was a member of the same family as George Macartney, the 18th century British ambassador to China.
He studied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Medical School, graduating MD in 1858 with a thesis on phthisis.[4] He served as a surgeon in the Crimean War, then went with his regiment to China and resigned his commission to join the Chinese army of General Charles Gordon which was subduing the Taiping rebels. He decided to make his home in China and married the niece of Chinese politician Li Hongzhang[5] in December 1864. He became a civil servan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government, first in China and then in England. His first wife was a near relative of Lar Wang (納王郜雲官),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They had three sons and a daughter;[3]:?2–3? the eldest son, George, served as the British representative in Kashgar for 28 years. The Macartneys lived in Nanjing until 1876 when Macartney left for London to serve as secretary to successive Chinese ministers at the Court of St James. His wife stayed behind and died two years later.
Macartney served as Counsellor to the Chinese Legation in London for the remaining 30 years of his life. Notably, he oversaw the capture and detain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leader Sun Yat-Sen at the Chinese Legation in 1896.[a][6][7][8] Macartney intended to deport Sun Yat-Sen back to the Qing Empire for execution, but the intervention of Sun's ally and former teacher Sir James Cantlie turned the imprisonment into a press sensation, and brought public support to Sun. Macartney released Sun Yat-Sen after 12 days of detainment,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The incident greatly raised Sun Yat-Sen's public profile as a reformer and revolutionary, and gave his movement more clout; Sun would go on to lead the revolution that overthrew the Qing and fou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cartney re-married in 1884 Jeanne Léon du Satoy, daughter of Jacques Léon du Sautoy, of Fontainebleau. Lady Macartney died at Hove, near Brighton, on 9 September 1902, and was interred at Dundrennan Abbey, Kirkcudbrightshire, Scotland seven days later.[9] Sir Halliday died in 1906 at his home, Kenbank, St John's Town of Dalry and was also buried at Dundrennan Abbey.
Macartney received the first grade of the second class of the Imperial Chinese Order of the Double Dragon in May 1902.
李鴻章的英國幕僚：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2022-10-28 23:43:56 記憶群島
1893年，中國駐英公使薛福成奏請嘉獎並重用一個名叫馬格裏（Halliday Macartney，1833-1906）的“洋員”。
在奏疏中，薛福成首先按傳統做法列舉古例。他寫道：“自昔多事之秋，往往借材異國。秦用由餘，晉用巫臣，吳用伍員，漢用金日磾，無不推誠倚任，得其死力”。
接著，薛福成把筆鋒一轉，繼續寫道，當時中國麵對“鄰邦環伺，交涉多端”之局，自然也應當重用馬格裏這樣的異國人才，“不收其俊，無以得敵國之情；不廣其助，無以應事機之變。”
簡而言之，薛福成將馬格裏比作春秋戰國時期常見的“客卿”，並認為其的確也發揮了如伍子胥之對於吳國那樣的作用。
那麽，馬格裏為何人？他為什麽會得到薛福成如此盛讚呢？
來華：曾祖“納貢”，曾孫造廠
對後來的中國人來說，馬格裏是個陌生的名字。
1833年，馬格裏出生在蘇格蘭。27歲時，他作為一名軍醫來到中國，並參加了英法聯軍進攻京津等地的戰事。
在此之前，馬格裏所在的家族，已有人來過中國，並且成為了早期中英關係史上一個最具標誌性的人物。
那就是曾於乾隆年間使華的馬戛爾尼，馬格裏為馬戛爾尼的曾孫。
1793年，馬戛爾尼率領八百多人的龐大使團來到北京，嚐試和中國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外交關係。
當時，馬戛爾尼向乾隆皇帝提出了開展自由貿易以及英使駐京等要求，但被乾隆皇帝悉數拒絕，理由是“豈能因爾國王一人之請，以致更張天朝百餘年法度？”
簡而言之，當時馬戛爾尼希望清廷接受西方的近代外交觀念，而清廷則要求馬戛爾尼接受以“天子”為中心的藩屬體製。雙方都感覺是在對牛彈琴，無法溝通。
英使在熱河行宮覲見場景
1860年，即馬格裏來華那一年，英國以武力強迫清廷接受英使長駐北京。
為應對變局，清廷不得不構建近代外交體製，比如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管以往由禮部和理藩院負責的對外事務。
1876年，清廷任命郭嵩燾為第一任駐英公使，而馬格裏則在李鴻章的力薦之下，出任使團的外交顧問。
如果說，馬戛爾尼是帝製中國的叩門者，那麽可以說，馬格裏則為中國構建近代外交之推手。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在此之前，馬格裏曾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洋廠長”。
與其曾祖馬戛爾尼不同，馬格裏在一開始對外交事務並無興趣。
在來華之初，他想要仿效清初傳教士湯若望等人的做法，進入清廷內部擔任要職“並產生影響”。因此，他很快即離開英軍，擔任了“常勝軍”首領戈登的聯絡官，並視之為“實現自己真正目標的一個階梯”。
他努力接近李鴻章並爭取後者的信任。比如，當戈登因為“蘇州殺降”事件而與李鴻章水火不容並揚言要攻打清軍時，馬格裏及時出麵幫李鴻章安撫戈登。
江南製造總局
他還自稱“清臣”，幫助李鴻章多方籌措軍火。他建議李鴻章仿效西方各國的做法，建立工業化的兵工廠。
比如，他在筆記中這樣寫道：“我就向他指出，當時他購買外國軍火所付的代價過高……我告訴他，歐洲各國都開辦大工廠製造軍火。中國若要為本身利益著想，也應該建立這樣的製造廠。”
1865年，李鴻章開辦金陵製造局，並任命馬格裏為“督辦”。
當時，一個名叫威廉遜的英國人在拜訪馬格裏後，這樣寫道：“製造局是一個很大的工廠，製造各種口徑的炮，有的很大。還製造炮車、炮彈、各種軍用品，以及數不清的銅帽。”
在金陵製造局“督辦”任上，馬格裏結識了後來繼郭嵩燾擔任駐英公使的曾紀澤。
當時，曾紀澤多次陪侍其父曾國藩參觀金陵製造局。對他而言，馬格裏亦師亦友。他在日記中記錄了和馬格裏的頻繁往來。
他寫道：他有時“至炮局久坐”，有時則到馬格裏家中“赴宴”；他向馬格裏學習如何使用顯微鏡，也向馬格裏學習英文；居湘期間，他還以英文“做西字函”寄馬格裏。
使英：代表大清考察故裏
1876年，馬格裏隨駐英公使郭嵩燾赴倫敦就任。
就像當年馬戛爾尼使華，乃是英國第一次向中國派出正式的外交使團一樣，郭嵩燾使英則是中英關係史上的又一個“第一次”，即清廷第一次按照近代外交方式，派出駐外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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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在無意之間，讓馬戛爾尼家族前後兩次參與了中英關係構建的兩個標誌性時刻。
不同的是，馬戛爾尼在當年被清廷視為“化外”的“蠻夷”，滿懷失意地結束了使華之旅，而馬格裏則受到清廷的特別優待，以“三品銜候選道”身份踏上了返英旅程。
換言之，以往馬戛爾尼所謀求的中英之間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外交關係，在其曾孫馬格裏代華使英之時，終於正式實現。
究之，則為時勢使然。
當馬戛爾尼來華時，雖然英國正在成為“日不落”帝國，但清朝也正在經曆帝製中國的最後一個盛世。
當時，乾隆皇帝沉醉於他四處拓疆的“十全武功”，也沉醉於各方貢使的絡繹來京。
比如，乾隆皇帝下令繪製的《皇清職貢圖》描繪了一幅“中國即世界”的圖景。在這個圖卷裏，大清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國家包括英、法等西歐諸國，皆為朝貢國。他以此表示，“天子”的聲威極天際地，無遠弗屆，“天朝法度”即世界運行的準則。
郭嵩濤 (1818-1891) 晚清官員及駐外使節
當馬格裏隨同郭嵩燾使英時，一個西方化的世界已經形成。或者更準確地說，一個英國化的世界已經形成。大英帝國所推行的新秩序，即是世界的秩序。懸掛著米字旗的戰艦遊弋在世界各地，隨時準備對少數秩序破壞者實施教育式打擊。
在這種情況下，清廷第一任駐英公使的出使之旅，也是告別“天朝上國”之幻夢以及認識現實世界的旅程。
出於同樣的原因，馬格裏堅持要使團乘坐英國船隻出洋。
1876年12月1日傍晚，郭嵩燾一行在上海登上了英國P&O公司的郵船Travancore號，前往倫敦。
在旅行日記裏，馬格裏解釋說，這可讓使團一路經過香港、新加坡、錫蘭、亞丁、馬耳他以及直布羅陀等地並做逗留，而這些地方都是英國的殖民地。如此，郭嵩燾等人必然會看到並感受到：英國的影響力無所不在，世界即是英國化的世界。
而郭嵩燾也在使英之前當麵對慈禧太後說，他此行目的無他，但觀察西洋政教而已。即放棄傳統的視英國為“西夷”的觀念，零距離地認識一個真實的英國。
實際上也是如此。在抵達英國後，在處理一些外交事務之外，郭嵩燾將主要精力用以考察英國的政治、教育及工業等。他到英國下議院旁觀議事，認為這是“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
他到海德公園聽演講，認為這是“不禁人民之非議朝政，一恣其所為。”他觀摩英國小學的課堂教學，認為其做到了寓教於樂。他也像曾紀澤一樣，聽馬格裏介紹西方科學史，留心了解物理學、醫學等近代科學的發展。
多方考察之後，郭嵩燾感慨地寫道：“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遠之於中國而名曰夷狄。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中國士大夫知此者，尚無其人，傷哉！”
針對保守派仍在堅持的“中國有道，夷狄無道”的觀念，郭嵩燾則這樣寫道：“三代以前，皆以中國之有道製夷狄之無道。秦漢以後，專以強弱相製。中國強，則兼並夷狄；夷狄強，則侵淩中國。相與無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餘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國之無道，故可危矣。”
“在事出力”：談判桌前洋顧問
1879年，郭嵩燾卸任歸國。
對於初期的顧問工作，馬格裏自陳：“自從隨第一任公使到倫敦後，我經常的和全部的努力，是使中國遵守文明國家的慣例，使英國對待中國像對待其他大國一樣。”“我給中國的話一直是：想讓其他國家不用特殊的方式對待你，你必須不用特殊的方式對待他們。”
之後，馬格裏繼續為曾紀澤、薛福成擔任外交顧問。其顧問之責，也是主要發揮在這一時期。
在1893年的上疏中，薛福成這樣寫道：“查有英文二等參讚官、二品頂戴、總領事銜英人馬格裏，在駐英使館當差近二十年。前使臣曾紀澤與俄外部議結收回伊犁一案，與英外部議定洋藥加厘一案，馬格裏皆在事出力。臣到任後，如新嘉坡改設總領事館，蕪湖、武穴等處教案和平了結……此次商辦滇緬分界通商、訂立條約，馬格裏始終其事，惟以裨益中國為心。邇者俄爭帕米爾全地，馬格裏探知英、俄分界，以小帕米爾劃與英國，建議轉商英廷，俾讓還中國，如是則中國不至失勢，而帕事較易就範……馬格裏忠於所事，勞勩不辭，研求利病，動合窾會。”
薛福成所繪清緬劃界示意圖
在這段話中，薛福成提到了晚清中國對外交涉的兩個典型案例：一為曾紀澤以駐英公使兼任駐俄公使，從沙俄虎口奪食取回伊犁及周邊地區；一為薛福成作為駐英公使與英方談判，劃定中緬邊界，得科幹等地，並收回車裏、孟連兩土司全權。
對此，清人沈林一這樣寫道：“中朝自簡使出洋以來，軺車絡繹。而識者推不辱君命之才，必曰曾、薛。二公奉使英俄，皆天下莫強之國。曾公索還伊犁，力改原約；薛公籌議滇緬分界……蓋自中西交涉界案起，奉命之臣能不自蹙地者已鮮，況能拓地千數百裏之廣，捍衛邊圉，此非忠誠智力浹服遠人，不能折衝樽俎如是也。”
中外關係史學者鍾叔河則評說道：薛福成和英國進行的中緬邊界談判，“在清季數十年外交史上，和曾紀澤赴俄談判收回伊犁先後媲美，是僅有的兩個談判得比較成功的例子。”
在這兩場談判中，馬格裏均為重要的談判助手。
曾紀澤 (1839-1890) 晚清外交家，晚清政治家曾國藩次子
以中俄談判為例，1871年，沙俄趁“阿古柏事件”出兵占領伊犁。之後，清廷派崇厚為全權大臣赴俄談判，與沙俄簽訂了《裏瓦幾亞條約》（又稱《崇約》）。該條約在名義上將伊犁地區交還中國，實際上由於將特克斯河流域和木紮提山口盡數割讓給沙俄，伊犁成為了一片無法防守的孤懸之地。
1880年，清廷派曾紀澤使俄，爭取改訂條約。
接到使命後，曾紀澤回複總理衙門，稱此舉無異於“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
他之所以有如此感歎，一者是因為有《崇約》在先，改訂條約相當於“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二者是因為沙俄素以凶狠、難纏著稱。比如，傳教士丁匙良曾對曾紀澤曆數各國“對俄外交痛苦”的先例，並認為“迫令俄國熊吐出它已經入口的東西，實在是極困難的事”。
曾盤踞新疆的阿古柏軍
中俄談判開始後，曾紀澤在日記中記下了馬格裏的襄讚。比如，1880年七月初二，曾紀澤在日記中寫道：“清臣（即馬格裏）來，久談。與之展閱中、西地圖，考核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諸境。”七月十五日，曾紀澤又寫道：“與清臣談極久，閱俄人所刻土耳吉斯坦暨伊犁等處地圖”。
也就是說，馬格裏依照談判需要，協助曾紀澤極為周密地研究了伊犁等地的形勢。
此外，馬格裏還按照曾紀澤的安排，聯合英方牽製沙俄。使俄前，馬格裏陪同曾紀澤拜訪英外相，請英方“遇有爭辯相持之際……從旁婉勸俄廷”；抵俄開始談判後，馬格裏又通過駐俄英使德佛楞，及時了解沙俄在談判桌背後的真實態度。
1881年，曾紀澤與俄方簽訂《中俄伊犁條約》。沙俄交還了伊犁及其周邊的特克斯河流域和木紮提山口。
以往，在西方各國看來，清政府的外交官不但缺乏外交知識，對國際形勢也往往不夠了解。對此，曾紀澤也曾批評說：“西洋諸國，越海無量由旬，以與吾華交接，此亙古未有之奇局。中國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為禽獸。皆非也。”
通過這次談判，西方各國看到了新型的中國外交官群體正在形成。
比如，駐俄英使德佛楞評價《中俄伊犁條約》：“中國逼迫俄國做了它從來沒有做過的事, 那就是吐出了它己經吞進的土地。”
又如，俄方談判代表熱梅尼如此感慨：“我堅信，對這些中國老爺們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他們十分傲慢，並且熟悉世界政治。我們的示威沒有使他們害怕。”
談判結束後，曾紀澤多次向總理衙門為馬格裏請賞，使馬格裏升任二品頂戴總領事銜二等參讚。
至於馬格裏在中緬邊界談判中所起的作用，薛福成曾寫道：“自壬辰閏六月接總署電音，與英外部商辦滇緬分界通商條約。發軔之初，勢甚鑿枘。又有印度部掣外部之肘，印度總督又掣外部、印度部之肘。凡關係緊要之件，往往既允複翻，無從得其要領。餘督同參讚馬格裏，相機理論，剛柔互用，稍稍使就範圍。”
大清駐英倫敦使館舊址，波特蘭坊49號
對此，美籍漢學家馬士也曾這樣寫道：“三十年以來——到1905年12月，他（馬格裏）可以說是中國駐倫敦使館每一任公使的能幹的、忠誠的和得到信任的顧問。”
1896年，李鴻章出訪歐美，馬格裏在倫敦維多利亞車站迎接。作為李鴻章的舊部，馬格裏稱李為爵帥，照舊執禮甚虔。
1905年，馬格裏從中國駐英使館退休。次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