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聽命美國 中國可以無視美國

中國不是歐洲 歐洲聽命於美國 中國無視美國命令

 環球網/Pearls and Irritations 於2022-09-03 

https://www.6parknews.com/newspark/view.php?app=news&act=view&nid=566419

本文係澳大利亞“珍珠與刺激”網站，9月1日文章，原題：拜登的中國政策、美國企業和澳大利亞。

中國不是歐洲。歐洲聽命於美國，中國則無視美國命令。這對華盛頓來說是不能容忍的，因為它定義了“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而這套秩序是滿足美國利益的。在美國和澳大利亞，仇華如今已達到自冷戰時期歇斯底裏以來從未見過的瘋狂程度。

拜登製定中國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需要調和美企的不同利益。美國資本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分化的。那些隻為國內市場服務的企業與跨國公司有不同的優先考慮。這就是為什麽長期以來，美國商業界對自由貿易會有各種不同的看法。

比如，消費領域的企業，蘋果、微軟和特斯拉等希望與自己的生產設施所在國——通常是中國保持良好關係。這些美國跨國公司最不希望的就是台海衝突，美國及其盟友如澳大利亞也卷入其中。同樣，美國銀行家和美聯儲也不想與中國人對立，因為中國持有萬億美國國債。相反，對於通用動力公司、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來說，與中國的關係越是敵對，他們的利益就越大。

那些將生產外包給中國的美國跨國公司，一定會因最近議長佩洛西竄台等舉動而越發不安，而美國軍工企業界估計是高興的。與此同時，須將美國軍隊與軍火企業區分開來。後者對戰爭準備的熱愛甚至超過戰爭本身。而軍方往往是政府中的鴿派，他們反對佩洛西的挑釁性訪問。

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係則不同。很大程度上，中國是我們最重要的進口來源和出口目的地。澳在華投資較少，且我們對中國的房地產投資和華為等企業也是抵製的。我們與台灣的經濟和戰略關係微不足道。因台海衝突而與我們最重要的、擁有核武的貿易夥伴（中國大陸）開戰，既是經濟上的自殺，也是不折不扣的瘋狂行為。更何況，我們承認北京對該島的主權。

那為何阿爾巴內塞政府不與莫裏森政府對華采取的自取滅亡做法劃清界限，其背後考量不得而知。但澳大利亞利益與美國利益截然不同，對中國的影響也小得多。危險的挑釁行為和反華組織——如“四邊機製”和“奧庫斯”隻會助長有害的二元對立，而這並不符合澳大利亞利益。

堪培拉沒有選擇精明和細致的外交，卻與美國軍隊互通有無——而其所到之處都是暴力、不穩定和苦難。新上任的澳部長們沒有對美國的現代外交政策，特別是在越南、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亞的罪行采取批判、懷疑和有曆史依據的觀點，反而接受緊密同盟關係的好處。他們可能還沒像霍華德對小布什那樣諂媚，沒像吉拉德在奧巴馬身邊那樣激動，也沒像莫裏森在特朗普的白宮那樣套近乎，但結果將是一樣的，甚至可能更糟。

澳大利亞並非不情願地被拖入一場自己沒有積極利益的衝突中。自冷戰以來，澳沒有吸取任何教訓，又一次熱情、無腦地接受了它的次帝國角色，其糟糕後果可想而知。

（作者斯科特·伯吉爾，陳俊安譯）

拜登的對華政策、美國商業和澳大利亞

斯科特·伯奇爾




圖片：iStock

華盛頓對中國的擔憂是真實的，而不僅僅是威脅通貨膨脹，它尋找敵人以促進軍事凱恩斯主義：將公共資金轉移到軍事工業部門的私營公司的傳統方法。

中國不是歐洲。歐洲服從美國的命令，即使它不喜歡它們。中國隻是無視他們。這對華盛頓來說是不能容忍的，它定義了“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來為其利益服務。回想一下，JFK-LBJ 國務院將卡斯特羅威脅定義為美國政策對門羅主義的“成功反抗”。在成功的六年反抗中，可以對古巴進行野蠻的封鎖和攻擊，但對中國卻沒有。不出所料，在美國和澳大利亞，恐華症現在已經達到了冷戰歇斯底裏以來從未見過的瘋狂程度。這主要是因為華盛頓不會容忍一個競爭對手的大國，不管它的實際外部行為如何。

喬·拜登構建對華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他需要調和美國企業的不同利益。

美國資本不是單一的，它有部分。例如，那些隻服務於國內市場的企業對跨國貿易商有不同的優先考慮。這就是為什麽美國商界長期以來對自由貿易有多種看法。政府政策會產生贏家和輸家，因為得失是“可分割的”。因此，除非您將其分解，否則談論美國資本是錯誤的。

例如，消費部門——蘋果、微軟和特斯拉等，不像波音那樣獲得或需要軍事合同來吸收過剩的生產。他們希望與擁有生產設施的國家保持良好關係：通常是在中國。他們希望為台灣製造的半導體提供安全的供應鏈，並且在將其產品推向全球市場的貿易路線中沒有海事糾紛。這些美國跨國公司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與美國及其盟國（如澳大利亞）在台灣海峽發生衝突。

同樣，美國銀行家和美聯儲不想與中國人為敵，所以他們開始將他們持有的數萬億美元美國國債液化。

另一方麵，通用動力公司、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在與中國的敵對關係中擁有既得利益，以證明對由政府擔保的市場提供的新型轟炸機、高科技武器和其他巴洛克技術進行公共補貼是正當的：與競爭性自由市場相反。對他們來說，像現在烏克蘭這樣的戰爭，是利潤和股價的大豐收。

在周期性的緊張局勢中，無論是經過精心設計的還是真實的，在政策設置方麵，後一種情況往往會占上風。但是，最近的噱頭，比如議長南希佩洛西對台北的挑釁性訪問，拜登和五角大樓都沒有成功地反對最近的噱頭，但那些將生產轉移到中國的美國跨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們一定會越來越不舒服。另一方麵，軍工商業部門可能很高興。

軍事部門並不總是占上風。2001 年 4 月海南島事件後，美國商界領袖要求喬治·W·布什緩和與北京的緊張關係。當時布什剛剛在白宮站穩腳跟，並正在加大對中國人的壓力，要求其遣返美國船員和被迫降落在中國領土上的偵察機。十天後，僵局得以解決，但毫無疑問，CEO 對其製造中心的壓力在讓布什冷靜下來的過程中發揮了作用。

另一個例子是富蘭克林·D·羅斯福的新政。政治學家湯姆·弗格森（Tom Ferguson）表明，資本密集型的??國際導向資本可以接受，但勞動密集型的國內導向資本遭到強烈反對——在這兩種情況下，原因都很明確。然而，最終隻有一小部分能夠占上風。

還有其他類似的小規模案例，美國各部分資本之間的緊張關係在外交政策中發揮了作用，國家的軍事方麵做出了最終決定。

以古巴為例。幾十年來，美國製藥、農業綜合企業和能源公司一直渴望打入古巴經濟，正如他們在美國戰敗後想在越南一樣。他們一直被軍事國家拒絕。懲罰古巴“成功蔑視”華盛頓更為重要。就越南而言，當歐洲企業遷入時，比爾·克林頓最終放棄了對該國的商業抵製，不受來自美國同行的競爭的影響。事實證明，將市場拱手讓給西方競爭對手是一個比生悶氣和拒絕與成功的共產主義敵人關係正常化更強大的因素。

 

伊朗也是如此。領先的美國公司希望重新打入伊朗市場，但美國軍方不允許這樣做。同樣的事情發生在 1953 年，當時中央情報局和軍情六處推翻了伊朗的摩薩台民族主義政府。艾森豪威爾希望美國公司在恢複沙阿掌權後接管英國 40% 的租界。他們不想。沙特阿拉伯的運營成本要低得多。艾森豪威爾用反壟斷倡議威脅他們，他們投降了。

諾姆·喬姆斯基提醒我們，區分美軍和軍事生產商很重要。後者比戰爭本身更喜歡戰爭準備，這往往會在低級垃圾上浪費精力，而不是異國情調和昂貴的笨蛋。軍隊往往是每屆政府中的鴿派分子。他們反對佩洛西的挑釁性訪問。他們還否決了擴大烏克蘭戰爭的努力。

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係與美國的關係截然不同。它的內部經濟狀況也是如此。

在很大程度上，中國是我們最重要的進口來源地和澳大利亞出口的目的地。我們在中國東海岸沒有大規模的製造中心：我們幾乎沒有製造業。我們在中國的外國投資相對較小，我們對中國的房地產投資和華為等製造商一直非常抵製。我們與台灣的經濟和戰略關係微不足道，台灣當地遊說團體的影響力也微不足道。就台灣海峽的暴力事件與我們最重要的核武貿易夥伴開戰的前景將是經濟上的自殺和巨大的瘋狂行為：鑒於我們承認北京對該島的主權，更是如此。

為什麽阿爾巴尼亞政府，尤其是國防部長理查德·馬勒斯，在莫裏森政府自欺欺人的做法下，選擇不對中國劃清界限，這仍然是一個謎，直到幕後的勢力得到更好的了解。澳大利亞的利益與美國的利益截然不同，對中國的影響也小得多。Quad 和 AUKUS 等危險挑釁和反華團體隻會強化不符合澳大利亞利益的有害二元對抗。

對獨立外交政策的恐懼現在是兩黨的。即使是鮑勃·霍克領導下的“聯盟框架內自力更生”的日子似乎也已成為遙遠的記憶。堪培拉沒有進行精明細致的外交，而是選擇了與美軍的互操作性——這個組織在任何部署的地方都帶來了暴力、不穩定和痛苦。

對於現代美國外交政策，尤其是其在越南、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亞的罪行——僅從很長的名單中僅舉出四個——新成立的工黨部長們沒有對現代美國外交政策持批判、懷疑和曆史依據的觀點，而是在財政部長椅上-社會化為最密切的聯盟夥伴關係顯然無可爭議的美德。他們可能還沒有像約翰·霍華德對喬治·W·布什那樣諂媚，像朱莉婭·吉拉德在巴拉克·奧巴馬身邊那樣令人尷尬的頭暈目眩，或者像斯科特·莫裏森在唐納德特朗普的白宮那樣粗魯，但結果將大致相同，並且可能更糟。

澳大利亞並沒有不情願地卷入一場它沒有積極利益的衝突。自冷戰以來一無所獲，它再次熱情而輕率地接受了它的次帝國角色，其後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