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出了啟蒙時期最著名的口號，即“要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性”，但啟蒙並不局限於德國，也不是一場運動。在17世紀末到18世紀末的一百多年裏，英國、荷蘭、法國、德國和美國諸多科學家、哲學家、思想家、藝術家、教育家和工業家挑戰神權和皇權的專製，倡導科學思辨、理性思考、公民權利、平等意識，最終引發了一場科學、思想、文化、藝術、建築、政治和社會的革命，開啟了現代的歐洲，同時也建立了人類思想文化寶庫中至今仍然值得稱道的精神財富。一百年前在中國，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製，以及後來的“五四運動”，都深受啟蒙思想的影響。
但是，我們並不熟悉的是中國對於歐洲啟蒙的影響。十八世紀，航海、探險和殖民貿易第一次把四大洲緊密聯係起來，那也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來自他國的文化讓歐洲震撼，而對他們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中華文明，中國的科舉製度和儒家思想，成為啟蒙思想家挑戰神權、要求社會變革的最有利的思想武器。
“中為西用”
通過歐洲在中國的傳教士，他們初步了解到，在中國，人們獲得高貴地位不是因為血統，而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進而統治社會。這對於多數平民出身的啟蒙思想家來說猶如天方夜譚。特別是在等級森嚴的法國，七萬多個大大小小的官位都可以被買賣：下層的官位，如法官、警察、獄長、軍官，可以在報紙上公開拍賣；而像主教、稅官、大臣、部長等高官則每年能為王室帶來九億多法郎的收入。啟蒙時代最傑出的代表、法國作家伏爾泰說：“人類的想象無論多豐富，也很難設想一個更好的辦法。在中國，智者決定一切，而且他們都是通過了非同尋常困難的科舉考試而證明了他們能夠勝任他們的官職且不負眾望。”
而對歐洲啟蒙思想家們幫助更大的則是孔子和儒家思想。十八世紀之前，神權和皇權主宰著歐洲人的生活，人們被告誡：上帝的旨意是真理的唯一源泉。啟蒙時代的哲學家試圖尋找一個新的以人為本的道德和哲學，而在孔子和儒家思想中，人能夠通過教育來修身養性、自我完善，似乎和啟蒙思想家提倡的人通過自己的努力而不是上帝的恩寵來改善自我一脈相承。
沃爾夫引起的爭論
1721年，在今天德國的哈雷大學，德國著名哲學家和數學家克裏斯蒂·沃爾夫給上千名觀眾做了“中國的實用哲學”的講座。這是歐洲啟蒙時代的一個裏程碑。沃爾夫一開口就語驚四座：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集理性、道德、傳統、常識於一體，影響了中國上至皇帝下至百姓近兩千年，這足以證明沒有神權也可以有倫理、道德，而且中華文明足以和古希臘、羅馬文明相媲美。
沃爾夫的聽眾目瞪口呆，尤其是諸多身穿長袍的神學家們更是惱羞成怒。沃爾夫分明是在以無神論的孔子挑戰基督教最核心的理念，即對上帝的信仰。如果異教徒和無神論者能夠生活有序而且創造出像中國這樣燦爛的文明，那麽人們為什麽還要信仰上帝呢？為什麽有必要到中國傳教呢？他們立即上書普魯士國王，要求沃爾夫48小時內離境，否則應被處以死刑。
沃爾夫被迫逃離哈雷大學，但是整個歐洲一片嘩然。無論是在科學院、神學院、沙龍、咖啡館還是報紙上，甚至在皇宮裏，人們都在談論他的“中國論”。教會的支持者和啟蒙思想家們紛紛著書，有的反對沃爾夫，有的支持他，這類書多達兩百多部。這場爭論幾乎吸引了啟蒙時代所有的重要人物，並引起他們對中國的極大關注。
伏爾泰在他的名著《哲學詞典》中，用他犀利的筆鋒嘲笑神學家們對沃爾夫的嫉妒，讚揚中國文化。在他眼裏，中國是開明君主的典範，中國的精英是明智的，而在其他所有國家則似乎迷信當道；雖然中國的皇帝有不受任何機構約束的專製，但是他所受的教育保證他不會濫用他的權利；他把自己作為一個家長來看，對他的孩子始終有著關愛和自我約束。英國的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中稱讚中國很長時間都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種最細致、人民最勤勞、國力最強盛的國家之一。”
法國另一位啟蒙思想家盧梭則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他認為中國並不像伏爾泰想象的那樣開明，中國皇帝的專製使得中國人習慣於逆來順受。在他的眼裏，中國人考慮更多的是規矩，他們的倫理更多是掩飾，而他們的人性則多為屈尊和崇上。
以冷靜和縝密著稱的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認為，由於中國並沒有任何能夠製約皇帝特權的機構，這就決定了中國體製的專製，而且儒家思想中對祖先和長者的尊崇決定了中國人政治上的順從，這是中國皇帝作為大家長行使專製的基礎，他可以管理人口眾多的中國，但是皇帝的子民並沒有任何自由的空間。
《中國孤兒》
對於歐洲啟蒙思想家關於中國的討論及其對他們的影響，我們從當時的名畫《若弗蘭夫人的沙龍》裏可見一斑。沙龍是當時啟蒙思想家、藝術家、科學家和冒險家討論他們新觀點的最主要平台，而在啟蒙思想家雲集的巴黎則以若弗蘭夫人的沙龍最為著名。在這幅畫裏，畫家雷蒙尼耶把啟蒙時代法國著名的作曲家拉莫、《大百科》的主編達朗貝、哲學家愛爾維修、孟德斯鳩、盧梭都放在一起，他們在聚精會神地聽著畫麵正中的演員表情豐富地朗讀著剛剛上演的伏爾泰的話劇《中國孤兒》，伏爾泰則由他的頭像代表——他由於倡導寬容和言論自由而被迫避難日內瓦。
《中國孤兒》是伏爾泰根據元代戲劇《趙氏孤兒》改編的，他把時間從春秋戰國時期改到宋末元初，把故事由門客公孫杵臼和程嬰保護晉國趙氏遺孤改為大臣張惕舍命救皇子。《趙氏孤兒》講的是忠信、仁義，《中國孤兒》則是讚揚儒家思想代表的文明是如何征服野蠻的。伏爾泰多次提到其寫作《中國孤兒》的目的是為了在舞台上“傳授孔子道德”，並稱自己這部作品為“五幕孔子的道德戲”。他借成吉思汗對張惕之言也表達了對開明君主的渴望：“請留在我的宮中教授法律，用理性、公正和習俗教化百官，使他們都像你一樣高尚知禮。”
《中國孤兒》曾風靡歐洲，1761年《中國孤兒》英語版的序言尤其把伏爾泰的中國情結推向極致：“夠了，希臘羅馬/它們都已失寵/大鵬展翅/飛向光明之源/尋找新的倫理/到東方中國之土/勇敢地把儒家之德/帶到大不列顛之耳”。
實用性與功利性
而引起這場重大的啟蒙時代“中國之爭”的沃爾夫先生，則在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繼位後，被請回哈雷大學做校長。腓特烈大帝是歐洲開明君主的典範，被稱為“歐洲的康熙皇帝”。他通過一係列的改革和對外擴張，為普魯士王國以及後來的德國奠定了現代化的基礎。雖然開明，他也極其專製，他的名言是：“你們可以隨意去想，但是一定要服從。”他命令哈雷大學神學院的所有學生必須要聽沃爾夫的課，而且要通讀沃爾夫所有的著作。
也許是受沃爾夫的影響，腓特烈大帝不僅在柏林外波茨坦的夏宮裏花了七年時間修建了一座中國塔，而且還親自執筆，借一位想象的中國使者給中國皇帝的信劄來告誡他的臣民要絕對服從：“歐洲和我們思維方式最大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很容易使用他們的想象力，也就是他們誤認為是理性的力量，而我們則很榮幸地生為您的奴仆，堅定不移地遵循著古老的傳統和智慧。”
顯而易見，啟蒙時代歐洲人對中國的了解是膚淺的，也是片麵的，並且如沃爾夫講演題目所標明，它是“實用”的，甚至功利的。270年後的今天，我們如何能夠以國家博物館《啟蒙的藝術》這一展覽為契機，深入了解歐洲啟蒙的漫長過程，歐美社會變革中所遇到的種種挑戰和科學權威的來之不易，探討啟蒙和中國現代性的內在關聯，喚起人們的理性思考，這對建立一個以人為本、公平、公正、民主的和諧中國無疑是重要的。
（作者書雲為導演、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