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剪線頭―― 四周環繞著綠樹紅牆
上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試驗區的廣東嚐試引進境外資金發展經濟。培英中學不甘落後，利用海外背景引進香港資金興辦了“培英玩具廠”。玩具廠類似於珠三角常見的製衣廠，位於校園一隅，招收了大量內地女工，也就是俗稱的“打工妹”。比起我們這些文化大革命結束恢複高考後的第十屆考生來，培英玩具廠的打工妹算得上新中國第一批農民工，每年春運為廣州火車站增添上百個身影，曆史地位比我們更顯赫。
玩具廠的成品統一運往香港銷售，由學校正門到玩具廠的三、四百米校道上時常見到刷有“通達”字樣的集裝箱貨車馳過，成為那個年代培英校園獨特景象。三三兩兩的打工妹也經常穿梭於校園，她們住在廠區宿舍，還有一部分住在校門口傳達室後的幾間工棚似的房間。出入校門時能見到打工妹煮飯、洗衣服。
受市場經濟支配的玩具廠偶爾會訂單激增，生產人手不足，所謂勞動力相對不足，但廠方不願意多招收工人應付臨時增大的工作量，而是另辟蹊徑。玩具廠主要成品是小玩偶，玩偶身上的公崽衫經由縫紉機車製後連成串，靠手工逐個剪開。另外，每件公崽衫上各個線頭帶著長長冗線，也靠手工剪除。雖不費力，也不用專業技術，卻費工時，這道工序就叫剪線頭。
很快，學校裏各色人等發動起來，教師家屬、飯堂女工，下班後大包小包扛公崽衫回家剪線頭，賺取外快，每剪一百件獲四毛五分錢報酬。但是依然不解燃眉之急，如同逢天災人禍必然求助解放軍叔叔一樣，廠方和校方終於想到一支生力軍——在校學生。於是，我們讀高二級時，大約在文理科分班之前，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玩具廠與我們有了交集。
學校宣布那個3月的兩、三個下午停課，以年級為單位，輪流分批開拔到玩具廠幫助剪線頭，這叫勤工儉學。
全班同學扛著自己的課椅來到玩具廠，大大的車間裏數張大桌子上五顏六色的公崽衫堆如山高，我們圍坐在桌子四周，每人手持一把小剪刀剪線頭，新買回來的小剪刀沾滿機油，弄得手上油膩膩。雖然沒有硬性工作指標，但是班主任一旁監督，手中一刻不得遲緩。做個班主任確實不容易，除了傳道授課，還要熟習女紅針線活。從地位尊崇的人民教師到嚴厲的私營廠監工，我們的班主任平滑過渡，絲毫沒有轉換身份的生疏。
開頭一兩次還覺得新鮮好玩，我們雖然在家時十指不沾陽春水，但眼見那些新奇豔麗的公崽衫，難免有些眼見心謀，巴不得夾帶兩件回去。後來幾次感到膩厭，漸生不滿，我故意換成左手持剪，消極怠工。沒想到班主任發現了，質問我為何用左手？
剪線頭的收獲在於見識形形色色的人。
廠方的兩個香港籍女人負責管理我們工作，一老一少，外表斯文。老的戴眼鏡，五十歲出頭，珠圓玉潤，穿深色衣服；少的不太出聲。那個年代大英帝國治下的港人回到內地威風八麵，自我感覺良好。監工來回巡視，不時提醒我們小心，剪壞一件公崽衫罰款五毛錢。兩個香港人開始還用心教我們剪，後來聽到白班長講普通話，於是聳聳肩，吸吸鼻走開了，不屑與我們交流。
物理林老師的太太原來是幼兒園老師，後來到玩具廠工作，當個小監工，那些工人管她叫“張老師”。張老師見老公課任的學生來到，起了興致和我們攀談。因為動口與動手互相促進，如同風火的互動。張老師問大家物理老師講課水平如何？大多數人支支吾吾，隻有簡冬瓜大大咧咧地回答：“教得不好，講解不清楚。” 那口氣十足象現在政府部門組織的公用事業聽證會代表發言，重在參與出席，講得是否合乎實際並不重要，大家心裏早就有數，但是這個代表從何而來值得推敲。
我們班主任也有回歸自然的時候，有一次他就和一個長頭發打工妹攀談起來，相談甚歡。長發妹是個組長之類小頭目。班主任問人家是否當地人，她回答家在附近，但也有床位在工廠，方便加班等等。不知道班主任是否籍此向青澀男生們傳授撩妹的初級技巧？
一下午下來，全班共剪七百多件公崽衫。當然，我們並非工廠的免費勞動力，所有計時工資、計件工資、高溫補貼、物價補貼、勞動競賽獎、安全生產獎、加班工資、保健津貼應有盡有，全班總共賺到3.69元之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