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興詩文
時間的河水流去，也許文字可以留下一些瞬間。一個人書寫，另一個人閱讀，就完成了默默的交流。或咫尺天涯，或漸行漸遠，本是緣分或命運。
十幾年前一次聚會上見到一位老兄，和我年齡相仿，善飲健談，一見如故。聊天之間知道他來自長春醫大，便問了一句，我曾經拜訪過你們那裏一位教英語的陳老師，不知你知道不？他立馬說，豈止知道，她是我的英語啟蒙老師呀！隨即神色黯然地說，可是幾年前就過世了。
聚會上人來人往，杯觥交錯，我和他初次見麵，也就沒有再談一位共同認識的逝者。倒也未必是因為這話題令人沉重，隻是在溫暖的夏夜草坪上，一瞬間陳老師的音容忽然宛在，讓我不想再問。
那是1981年，我去長春學習日語。那時我瘦得像一支竹竿頂著一個大西瓜，卻特別能吃，好像一個無底洞飯桶，曾經一頓吃了一斤二兩米飯。那時還是糧票年代，當地人一個月隻有兩斤米票，我們這些準留學生有一點特殊化待遇，一個月有七斤米。我雖然生長在北京，卻有一個南方胃，愛吃米不愛麵食，但當地高粱米飯吃久了紮喉嚨，而且刮油水，越吃越餓。我兜裏錢很少，又不好意思跟家裏要，於是一到周末就想著到哪裏去打牙祭。好在長輩親友擔心我第一次遠行，臨行前介紹了不少當地的朋友。我去副省長家裏蹭過兩頓飯，獨門獨戶的日式小樓，寬敞的院落，秘書勤務員一應俱全，讓我見識到自古以來地方大吏何等威風。我也去過好像是省軍區副參謀長家裏吃過好幾次，他們家有大碗紅燒肉加白米飯，與外麵的匱乏形成了鮮明對比。
來長春前，我在北京有時去見外語學院的林老師補習英語。我的英語很不怎麽樣，不過林老師對我讀過不少翻譯文學似乎印象深刻，我又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夾生年齡，能夠背誦一串串書名和情節概要，於是補習變成了聊天，到後來，林老師竟把我看成一個忘年交的小朋友。他當時四十多歲，雖是閩人卻南人北相，頎長清瘦，深目高鼻。許是教了多年外語的原因，他說話清晰柔和，用詞講究，頗帶著那一代人的書卷氣。
知道我要去長春，林老師說：“我有個大學同學在那裏，我寫一封信，你臨走前來取，拿著我的信去見她，有什麽事情都可以請她幫忙。”臨行前去告別，林老師遞給我一封至少四五張紙厚的信，停了片刻，說：“陳老師是我們同學裏最優秀的。”
這句話多少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到長春安頓下來以後，我就去見了陳老師。她住在一棟筒子樓最裏麵一間北屋，光線很暗，房間整潔。背對光線，我看見陳老師臉色蒼白，身形瘦小，一望便知來自南方。她穿一件上世紀80年代初常見的洗褪色的藍外衣，戴著袖套，看上去比林老師老不少。然而她的聲音年輕，語速很慢，眼睛笑眯眯的，目光安靜。和我說了一會兒話後，陳老師開始讀信，讀了很久，抬起眼睛注視著我說：“克琛很誇獎你，歡迎你以後常來。”我其實並不清楚林老師的名字。我注意到陳老師提到他的名字時眼眸一閃，很亮。
後來的幾個月，我先是忙於學習，到饑腸轆轆時，也沒好意思去找陳老師，畢竟以“老戰友的孩子”“老領導的孩子”去別處蹭飯心裏相對踏實點。轉眼大學都放了暑假，我還在滿頭大汗地背單詞，有一天陳老師忽然來看我，讓我星期天去她家吃午飯。我自然高高興興地答應了。
再去陳老師家的時候，她正在樓道裏的灶台邊忙個不停。我問她需要幫什麽忙，她看了我一眼說，你會做飯嗎？我告訴陳老師十歲我就自己做飯。她笑說原來你不是從小嬌生慣養啊。接著她問我，你喝酒嗎？我老老實實地說喜歡喝酒。她就說那好，喝點葡萄酒吧。
過一會兒，陳老師變出來的竟然是四樣上海小炒，清爽精致，在1981年的長春，這些仿佛來自另一個世界。她開了一瓶通化葡萄酒，從斟酒的熟練，可以看出她酒量很好。兩杯過後，陳老師蒼白臉色變得微紅，整個人開始煥發光彩。
她先問我家裏的情況，然後很仔細地問了我和林老師的交往。我一五一十回答，也說了林老師對她的評價。陳老師微微一笑：哪像他說的那樣！不過，我是我們年級的“大右派”。我並不知道陳老師被打成“右派”分子，一驚之下便問：那您去過勞改農場嗎？陳老師又一笑說，我二十多歲的時候都是在那裏過的。我一下子說不出話，也不敢再問了。我那時雖還年輕，但見過的“地富反壞右”不少，知道他們絕大多數都有過不堪回首的悲慘經曆。當時我以為我明白了為什麽陳老師是一個人，始終沒有結婚。
後來我找陳老師去請教過幾次英語，讀的大約是馬克·吐溫的短篇小說及狄更斯小說的縮寫本。以前在北大，教我英文的老師叫做麻喬治，從名字就可以猜出是教會學校出身。麻老師長發中分，深度近視，圍脖搭到背後，頗有“五四”一代老夫子的形象。他用的應該還是許國璋那套很無趣的教材，但是他發音很好，講課也相當生動。從北大到長春，老師換成一位英語發音帶東北口音的壯漢。有此對比，陳老師的純正英語在我聽來有如天籟。
估計陳老師的公共英語教得也頗為無趣，她對我這個臨時的私塾弟子講解相當用心。陳老師的家不到二十平米，一桌、一幾、一櫃、一書架、一床，幹淨整齊，舒舒服服，不似林老師那間淩亂的房間，地上都堆著一摞一摞的書。林老師有神采飛揚的一麵，興起時會滔滔不絕，而陳老師則話不多，慢條斯理，一邊認真想一邊說。
有一次，我說起“文革”中同事、師生、朋友乃至親人之間互相揭發構陷的現象，言下頗為不齒。陳老師很平靜地說：你還年輕，太偏激了。很多時候人們為了自保不能不那麽做，是可以理解也沒有什麽不可原諒的。她停了一下又說：我被打成“右派”後，私下裏要求幾個跟我要好的同學積極揭發批判我，他們幸虧這樣做了才沒成“右派”。我脫口而出：“林老師也揭發批判您了嗎？”陳老師說：“當然了，克琛那個時候和我最談得來，不狠狠批判我，不深刻檢討，根本過不了關。”
冬天來了，宿舍暖氣很差，晚上溫度隻有攝氏兩三度。我那時很容易失眠，而且還有一毛病，須脫得隻穿褲衩背心才睡得著覺，每天鑽進冰窖般的被窩都簌簌發抖。招架不住的時候，我隻好晚上徒步走五裏路去吉林大學的朋友家借宿。在寒夜裏，有慢性鼻炎經常流鼻涕的我，第一次領教鼻涕真會凍成冰柱。後來借宿成了新常態，住進朋友家，時不時還能就著花生米半夜小酌。
結業考試前的星期日，零下十度的天氣，朋友煮了熱騰騰的酸菜白肉，飲著六十五度的高粱酒。忽然有人敲門，打開門一看原來是陳老師。她說你要走了，我來給你道個別，也托你帶件東西。我看她凍得臉通紅，就問，陳老師您要不要也喝一杯？陳老師點頭，接過來一飲而盡，然後說，這酒不錯，喝了真暖和，再來一杯吧。酒畢，她拿出一個小包裹，包裹外麵貼著一封信，對我說：把這個親手交給克琛。
天色已暮，陳老師坐了一會就走了。我送她到吉大校門，她和我道別時，先是聲音很輕地說：“你替我問候他，告訴他我一切都很好。”然後她的眼睛忽然睜大，目光深邃而明亮：“小夥子，以後路還長，要好好珍惜啊。”
我目送陳老師走向公共汽車站，她頭裹毛圍巾身穿棉大衣，臃腫的外表下，讓人感覺她的身形更加瘦小。冬季灰色天空下，街道空曠寂靜，兩邊高高的樹，枯枝在半空交錯，夏天的時候，這裏應該是一條蔥鬱的林蔭道吧？她的背影漸行漸遠。
回到北京，我就把陳老師囑托帶的東西送到林老師家裏。林老師見到我很高興，熱情地裝了一小盤當年挺貴的散裝巧克力給我吃。我把包裹交到他手上，他笑嗬嗬地說：陳老師給我帶什麽好東西了？隨即剪開封得嚴嚴實實的布包，卻見裏麵是兩支巨參，形狀有點像嬰兒，乍一看竟有點悚然。
林老師一愣，自言自語道，這份禮物可是太貴重了一點。他小心翼翼地把東西重新包好，把信拆下來放在一邊，開始和我聊天，問我在長春學習的情況，自然也問了我和陳老師見麵的經過。
最後他忽然問：你沒見到陳老師的愛人和孩子？我一驚，回答說：我看見陳老師是單身一個人呀。這次輪到林老師大驚失色：“你是說陳老師是一個人？”我說是啊，陳老師親口對我講她沒有結婚，是自己一個人。林老師沒說話，深深地看了我一會，歎了口氣才說，“陳老師告訴過我，她已經結婚快20年，女兒也快該考大學了。”他又停頓了一下，眼神有些迷茫：“她什麽都沒有對我說，沒有告訴我究竟發生過什麽。這些年她過得怎麽樣，我其實一點都不知道。”向來健談的林老師忽然沉默，我更不知道該說什麽，隻有起身告別，他沒有留我，隻是雙手緊緊握住我的手，握了好一會兒。
在那個冬天，我自然也預料不到從此永去故國。轉瞬間三十多年過去，許多人不曾相見，也許今生不會再見。去年二月的一個夜晚，我不經意間Google了一下林老師的名字，居然找到了他的博客，裏麵有近照，滿頭白發、麵容祥和，老教授模樣。從博客的鏈接，我又找到他大學校友會網裏的班級網頁，那裏麵有一張照片，照片上隻有兩個人，左邊是年輕瀟灑的林老師，右邊的陳老師明眸閃光。冬夜的美國中西部平原和當年長春一樣冰天雪地，我抬頭看窗外，雪剛剛停，小路上連足跡都沒有。
我關上了那個網頁界麵，闔上電腦。夜已經很深了。
（原載2016年2月1日《財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