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興詩文
時間的河水流去，也許文字可以留下一些瞬間。一個人書寫，另一個人閱讀，就完成了默默的交流。或咫尺天涯，或漸行漸遠，本是緣分或命運。
一
今年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動50周年，好幾個地方約我寫文章，我都以那時我太小，什麽都不懂也沒有多少記憶為理由推掉了。前幾天看到中央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最後一個在世成員戚本禹也去世了，還有不少人在哀悼他，不禁忽然有一點感慨。
戚本禹是我最早記住的人名之一，原因很簡單，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的1966年6月初，先父就被點名批判，點他名字的就是剛剛當上中央首長的戚本禹。那一年我五歲，記得很清楚的是6月28日第一次被抄家。來抄家的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近代史研究所造反派，領頭的是一位大高個，好像還算是父親帶的學生，原本是相當熟悉也對父母都很尊敬的。此刻因為父親已被劃入反動陣營，革命的大高個自然是橫眉怒目，不過也許是因為我家屬於最早被抄家的一撥，抄家還不似後來那樣完全失控；也許是因為抄家者主力是近代史所青年研究人員，雖然以革命的名義上房揭瓦，內心深處多少還有一點對師長的忌憚吧，家裏被翻了個底掉，抄走了不少文件書籍，所有書櫃都被打叉貼了大封條，但他們並沒有砸爛什麽物件。長兄鍾愛的無線電器材也都被封了起來，每天隻能夠透過打了叉的玻璃櫃門幹瞪眼看著。一直等到1968年2月戚本禹倒台被捕後，長兄才“自己解放自己”，把封條撕了。
那天父親好像被扣在東廠胡同辦學習班，我站在母親身邊，默默看著他們抄家。母親打了一臉盆溫水，連同臉盆架放在屋子中間，不卑不亢地對大高個說：你們辛苦了，完了事洗洗手。說完了就一言不發，帶著我站在過道裏。單元裏大院裏有多少人圍觀，我已經記不清了，隻是從那一天起，我開始模模糊糊對自己的所謂“家庭出身問題”有了意識。
很多年以後，遇見同一個大院的同齡人，似乎在他的父親被批判以後院子裏孩子們欺負他。我十分幸運的是，我有三個哥哥罩著我，而且我因為營養不良，走路不大利索，笨到別人都不太愛帶我玩，也就沒人欺負我。但是我很清楚自己是黑幫子女，是不受待見的。
和我熟悉親密的人們，有時會驚訝，據說我是從小就讀了不少書而且很文藝的那種人，卻對童話缺少記憶也鮮有感覺。其實我在兒童時代也讀過安徒生、格林童話，卻是一點都不記得，隻記得1966年夏天在東四十條大街上看到被剃陰陽頭的人慌張走過，記得曾經見過一個年輕女子，瘦腿褲的一邊被剪開到膝蓋上，露出白白的腿。
我第一次感到純淨的美，不是來自童話，而是要等到出國以後，在一個溫暖的夏夜，寂靜而狹小的學生公寓裏，聽莫紮特第20鋼琴協奏曲。那時我已經是一個學曆史的學生，開始想要拉開距離回首自己的童年。那時我已經知道，1966年夏天北京有很多死者，究竟有多少誰也不清楚，有些胡同裏的人名從此就消失了。
母親告訴我，其實我們是相當幸運的。在抄家前沒幾天，家兄從住宿學校回來，說起外邊開始抄資本家的家了。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母親先是把屋裏掛的一幅齊白石畫用一張“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標語覆蓋，然後在一個深夜把留了幾十年的旗袍、高跟鞋、照片、信件付之一炬。我至今記得那深更半夜熊熊的火苗。火光熄滅的第二天，抄家的人就來了。
二
戚本禹18歲進入中央辦公廳，後任信訪科科長，為毛澤東管理圖書、處理來訪來信的秘書，官不大來頭不小。1963年他寫了那篇著名的《評李秀成自述》，投稿到《曆史研究》。近代史所副所長、《曆史研究》主編黎澍曾經在中央政研室擔任曆史組組長，頗諳中樞，又與毛澤東大秘書田家英是好朋友，遂送該文請田家英審核，在田家英表示同意後在第四期發表。文章發表後引起軒然大波，中宣部為此開會，周揚批評《曆史研究》，責成近代史所另一位副所長劉大年寫文章反駁戚本禹並主持召開座談會。在近代史所召開的這次座談會上，範文瀾、翦伯讚、侯外廬等著名史學家都對戚本禹的文章提出了批評。周揚的講話實際上是根據周恩來的態度，然而第二年春天，毛澤東批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忠，不足為訓。”這個批示一出來，戚本禹就翻了身，繼續寫關於投降變節的文章，為文革中大抓叛徒留下了伏筆。他不久被提升為《紅旗》雜誌副總編輯，文革伊始就進入實際掌握黨政權力的中央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一度還主持中央辦公廳工作。
學部的文化大革命是由中央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另一成員關鋒直接指點和他關係很近的林聿時、吳傳啟發動的，時間在1966年5月著名的“516指示”剛剛發布一個星期之後，開風氣之先。近代史所的第一場批鬥會是六月初，由於所長範文瀾被毛澤東點名指示要予以保護，被批鬥的是劉大年、黎澍、李新和張崇山。先父李新1962年調入近代史所，協助範文瀾編撰《中國通史》，也是在座談會上批判《評李秀成自述》的曆史學家之一，因此被戚本禹點名批判也是很自然的。不過據父親回憶，他覺得可能是因為一件小事得罪了戚本禹。1966年初，父親有時候在範文瀾家留宿，究竟是因為工作還是因為範文瀾身體不好，原因已不可知。有一天戚本禹來訪，父親急忙躲避但是被戚本禹看見了，很不高興，當即表示李新不尊重他。
比父親罪名更嚴重的是黎澍，他被指控惡毒攻擊中央領導戚本禹。據黎澍後來寫的關於戚本禹的材料，他確實在1966年5月戚本禹發表《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一文後對劉大年評論說戚本禹“會很快上升，不過摔下來也會是很快的”。黎澍又寫道：“可是我對一個人講了，也就等於對許多人講了”。顯然他的話從劉大年那裏傳了出來，有可能是被揭發的。在那個嚴酷的高壓年代，同事之間，朋友之間乃至親人之間的告密揭發都是不足為奇的事情。
我還完全不明白發生的事情，隻是記住了一些場景。然而批鬥會、抄家之後的扣工資，直接影響到每日的生活。由於母親在50年代末就退職不再有收入，家裏的生計完全依靠父親一個人的工資。從1966年下半年開始，父親的工資被減過半。我記憶深刻的是那年冬天連著吃了幾乎兩個月的羊油熬白菜，大約是因為羊油比較便宜吧？羊油稍微涼一點就化作一顆顆細小的白粒，入口一種怪怪的澀感。我從小就像是餓死來投生的，五歲多就能吃一隻大白碗飯菜。母親出身大家小姐，平生不肯求人，但那時看到四個男孩子吃不飽，終於從某一天起開始四處舉債。五年多以後當扣發的工資補回來，還掉欠的錢以後，竟然所剩無幾。借錢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欠錢更是一種深深的負擔與陰影。
等到我開始懂事的時候，王力、關鋒和戚本禹就先後進了監獄。學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後成立了學部紅衛兵聯隊、學部紅衛兵總隊和革命大批判指揮部三派。總隊率先垮台，聯隊由於與王、關、戚三個人緊密關聯，隨著他們的倒台全軍覆沒，負責人係數被捕。革命大批判指揮部在軍宣隊、工宣隊入駐後也煙消雲散。然後是“清理階級隊伍”、然後是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然後是…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風雲人物都被狠狠整治，到頭來幾乎一大半人都有被關起來的經曆。一個小小的近代史所，文化大革命期間時不時傳來死亡的消息。有被折騰病死的，更多是非正常死亡。如今最著名的，就是以叛國罪名義被處決的沈元。沈元學長1955年以全國高考文史類第一名的成績入北大曆史係，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後，寫出郭沫若自認寫不出來的《【急就篇】研究》。1963年黎澍調他到近代史所，對他很愛護。到文革中黎澍被批鬥，沈元也被揪出陪鬥。他和一位美麗並有思想，在當時就敢於說出戴高帽、掛牌子是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做法的表妹結婚，卻被掃地出門，連棲身之地都沒有，最後鋌而走險，塗黑色鞋油冒充黑人闖入馬裏駐中國大使館申請政治避難，被立馬交還。沈元在1970年4月18日被槍斃，年僅32歲。
早在七十年代初，我就聽說了沈元一案。應該是聽黎澍講的，那是他一生中很痛心的意見事情。不過誰也不敢質疑“叛國罪”這樣巨大的罪名，僅僅能私下裏表示一點惋惜。學部在七十年代還曾經有一位青年研究人員被槍斃，是因為他殺了自己的妻子。於是在那個年代，沈元會被和一個殺人犯一道提起。據記載，沈元的母親非常堅強，直到1980年收到了一紙平反書，才大放悲聲，說她要的是活人，不是一張紙。
三
世紀末的一個聚會上，遇見一位微胖和藹的中年女性，一說話才知道原來她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友琴學姐，她當時就已經致力於收集文革個案史料，寫出的文章讓人觸目驚心。那天並不是一個適合談論苦難曆史的場合，晴朗的天空和美食更適合現在進行時的社交。酒足飯飽以後回到家，打開電腦去她的網站，讀她收集的一個一個受難者的記錄，感覺不知道是此刻溫暖的夜晚還是那些殘酷的場景更接近人生的真實。
王友琴之所以廣為人知，是因為她是最早詳細報道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兼黨支部書記卞仲耘 1966年8月5日被學生打死的學者。我以前就提到過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是父親的同事，他在文革中大約是1969年，曾經到我家敘述這一慘劇，我第一次見到一個中年男人痛哭流涕。
這些遙遠的記憶我並不會經常想起，但我知道它們一直在那裏。離開象牙塔之後，我不再有條件研究曆史，興趣也飄移向別處，但每一看到有關學部的文革回憶或者是有關文革裏死去的普通人的記錄，我會一字不漏地閱讀。經過多年的史學訓練，我明白追溯曆史是為了敘述真相，而不是做出判斷，並且需努力超越個人經曆與感情的影響，這一點尤其不是容易的事。
然而我讀王友琴的文章，時常有深深的刺痛感。她記錄的死者大多是普通人，教師、市民、出身不好的人，而且很多是女性。他們或者原本就已經是“地富反壞右”的種姓，被打入社會另冊，或者由於種種前定乃至偶然的原因，被革命大潮的鐵拳粉碎。我也見過或者聽說過不少家的老人，原本出身富裕，晚年投奔子女，文革中卻被打成地主、地主婆等驅逐回原籍，在貧困病痛中死去。文化大革命無疑是一場大多數人都卷入的大劇，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仿佛30年代德國治下的猶太人，隻有受害的份兒。近年有時會看到一種說法，那些半個世紀前相當活躍的加害者，本人往往也是受害者。這種加害者也是受害者的說法，看似公允練達，實則邏輯可疑。把幾乎所有人都說成受害者的背後，是責任的開脫。
八十五歲病床上的戚本禹，看上去僅僅是一個普通的老人，任何一個人的去世總是令人哀悼的。據說他留下了一本回憶錄，據說他堅持自己的觀點，拒絕許多人期待的反思與懺悔，這也在意料之中。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遺忘似乎比追尋曆史的足跡走得更快。近日發表的一些文章，或者把他描寫成一個堅定的革命者，或者用看上去中立的語言敘述他的生平，避而不談他在曆史上發揮的功用。古人雲生死亦大矣，然而畢竟不應該因此就把一個鷹犬也說成是受難者，死在2016年的人和死在1966年夏天的人是無法等同的。
一位在國內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近四十的女性，有一天問我，六四是什麽，是不是文革？這讓我大為震驚。那段黑暗的曆史就這樣被塵封，被遺忘，中共的愚民政策成功地使幾代中國人蒙然不知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