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興詩文
時間的河水流去，也許文字可以留下一些瞬間。一個人書寫，另一個人閱讀，就完成了默默的交流。或咫尺天涯，或漸行漸遠，本是緣分或命運。
一
父親在他的回憶錄裏，敘述過當年一起步行去延安的李成之（後改名李直，著名作家李銳的父親）和胡其謙在分別二十年後重聚時，酒後說起延安整風“審幹”中胡其謙被整得胡說八道，稱李成之介紹他加入的不是共產黨，而是複興社，李成之因此蒙冤，李成之大怒，胡其謙大哭，兩人從此絕交。
令我難忘的是文革初期，深更半夜父母在家中接待一位朋友，他反複說“不揭發別人不行了”，父母也反複勸“千萬別亂咬人”。那一年我六歲或者七歲，大人不把我當回事，我卻記住了這些當時意義不明的話。後來那位朋友還是扛不住，“亂咬”了另一位朋友，他們從此老死不相往來。雖然是被迫，但是編造他人罪名者，想來內心沉重，後來幾十年很少再與往昔同袍交遊。
文革後，父親談及往事時，有時會說自己從來沒有對不起朋友，言下略有自得。然而這種時候我會想起小時候在他眼裏看到的驚惶不安。從1966年到1968年，經常有來自全國各地的不速之客光臨，或者審查父親本人，或者要求他寫有關別人的調查材料。這種時候更多是母親出麵應對，父親在裏屋真病或者裝病。母親的淡定與父親的緊張恰成對照，不過這絕不意味著她內心沒有巨大壓力，那幾年她容易發脾氣，曾經疑似癌症。
或許源於童年的印象，我長大後對父親缺乏敬意。在美國，你經常可以聽到父親應該是兒子的role model這種說法，rolemodel一詞因為著名社會學家莫頓（Robert Merton）而普及，直白地說就是榜樣的意思。我從來不覺得父親有榜樣的作用，年青時更對他多不認同，中年以後才意識到有其父必有其子原來可以像咒語一樣準確。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最後一個夏天，我獨自住在一棟小樓裏，第一次發現自己害怕黑夜與孤獨，一關燈就感到恐懼，而不關燈又睡不著。沒有人知道我的敏感與脆弱，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我貌似很勇敢堅定，白晝有很多人圍繞，從未有誰覺察我在黑夜中是多麽絕望與需要安慰。隻有自己經曆過以後，我才能理解和原諒父親，而且意識到其實自己更不中用。從父親的回憶錄，我了解到他經曆過殘酷的戰爭和各種運動，看見過各種死亡包括活剮。他那本能的逃避與自我保護意識，既表現出軟弱，也反映出他畢竟不能無動於衷。
二
因為輟學，有大把時間，又因小腦不發達，連拍煙盒、玩彈球都每戰必敗，隻好去玩棋牌。結果我七八歲時就和十三四歲的大孩子打升級、爭上遊、憋七，在馬路邊看老頭下象棋。許多年以後，大院裏的一些人還記得那個不成比例的大頭兒童，多半是因為他撲克打得不錯。
在文革的緊張空氣裏，後麵那棟樓的程叔叔和高阿姨是為數不多的仍然來往的鄰居。他們家忽然來了兩個親戚，一個是胖老頭，歇頂、有一個巨大的紅頭鼻子，大人讓我管他叫姥爺，那麽他應該是高阿姨的父親了。另一個是比我大兩歲的外孫，名字好像是韓鬆，長得白白胖胖，很憨厚，但是不怎麽會玩。所以我很快就改和姥爺下象棋了。胖老頭自稱是退休工人，閑下來了來女兒這裏住。現在想來多半是在老家受到了批鬥，逃到北京避難。所以他也不怎麽到大街上去，整日搬個板凳，坐在單元門口曬太陽。有一天去找姥爺下象棋，卻隻有韓鬆在家，眼睛紅紅的告訴我，姥爺生病已經被送進了醫院。我回到家聽父母在說，姥爺得了腦溢血。沒過幾天就聽說姥爺死了。
這是第一次在我身邊有熟悉的人死去，我沒有什麽反應，但是我知道再也見不到他了。我不曾悲傷，但是有一點空落落的感覺。從此以後我再沒有經常下象棋。事實上，從小時候起，我就有很鈍感的一麵。1990年遇見艾青的長公子，擅長算命，一望我就斷言，你反應慢半拍。生活中總會有令人悲傷的事情發生，然而當事情與我有關時，我往往隻覺得蕭瑟，不曾流淚。近20年來，長者凋零殆盡，但即便當我聽到父親遠行之際，也隻是西望故國，點上一支煙，深深地呼吸。
死亡在我的童年其實並不罕見，反而是經常聽說。大院裏有人跳樓、有人上吊，外麵傳來的故事就更多。我不曾讀過格林童話，倒是從小聽著梅花黨、一隻繡花鞋長大，想象著荒蕪的花園裏有伸出舌頭的吊死鬼出沒。如今廣為人知的北京師大附中負責人卞仲耘被打死一案，我四十多年前就在家裏，門窗緊閉、壓低聲音，聽王晶垚先生聲淚俱下地訴說。
說起來，王先生和父母頗有淵源。他和父親是同事，先父1962年由範文瀾調入近代史研究所任其副手，王先生也在範文瀾手下工作。王先生和母親則是燕京大學曆史係同學，但具體情況母親從未提起，也不知道是否同屆。在我的記憶裏，他來家裏次數不多，並非過從密切的朋友。不過看來他是信任父母的，才會在文革風暴依然怒卷時，就告訴他們妻子的慘死詳情。幾年前看了電影《我雖死去》，那是關於王晶垚先生四十多年來鍥而不舍，追求曆史真相的紀錄片。影像總具有直接動人的力量，當你認識其中人物的時候，更是感慨萬千。王先生中年時的樣子緩緩從記憶中升起，謙卑拘謹、敏感小心，屢經風霜後徹底被打蔫的知識分子形象。在中國，從來是人死多了，活著的反而麻木。隨著歲月流逝，追逐當下，慘案大多被遺忘。卞仲耘被打死，當年隻是個案，可是能有幾個人像王先生這樣堅持？如今，這一案件已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征性事件。而讓我感觸良深的是，電影裏的王先生再也不是那個溫和恭讓的中年人，追求真相與公正的過程，其實也是一個人升華的過程。長大以後才明白，如果對非正常死亡無動於衷，久而久之，會形成集體性的對生命的漠視。事實上，在我們的文化傳統裏，一直缺少對生命的珍惜與尊重。
三
這些道理我小時候自然不懂，記得的隻有對死亡、對失去親人的恐懼。父親中年開始患嚴重高血壓，低壓恒常100，高壓200以上。1968年，父親晚間在一小巷被自行車撞倒，中風昏迷，幸得過路人相救，及時送到醫院。後來雖然逐漸恢複，但從此拄杖終身。
1969年，母親淋巴上長了一個直徑約4公分的腫瘤，被診斷為很可能是惡性，需要切除化療。在那兩年裏，家裏經常漂浮著壓抑的氣息。母親消瘦憔悴，臉色蒼白得近乎透明，連醫生都擔憂她能否經受住開刀化療。幸好她遇事素有決斷力：既然無法確診是否癌症，就不切除而以中藥化解。北京中醫醫院的盧老，從60年代初就給母親看病，這時很有信心地表示，可以用中藥治好。不記得母親吃了多久中藥，但最終腫瘤竟然消失了。盧老是民國時就自己開診所的老先生，衣著講究、鶴發童顏，因為治好母親腫瘤著實高興了一陣，之後不久他自己卻患癌，無力回天，不數月就故去了。
1968年到1969年有許多事發生：18歲的長兄被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吃不飽飯時不時要溜回北京打牙祭，以致每次深更半夜查戶口時全家心驚肉跳；16歲的二哥蒙恩留城，分配到木材廠扛一根一根的圓木，練就了一身肌肉但身高被木材壓了下去，他14歲就1米74 最終卻隻長到1米78。中共九大勝利召開，閉幕一個星期後是“五一”，放了一場炫麗的煙花。不久後，北京各機關紛紛被送到“五七”幹校，家裏隻留下母親和我。
父親去幹校後，似乎勞動起了如今理療的功能，半身不遂居然漸漸痊愈。當然這和幹校其實沒有什麽關係，父親能夠恢複靠的是自身的生命力和意誌力。此後近三十年，他作息規律、生活簡單、飲食定量。直到1998年冬天，不小心吃了一隻有點爛的香蕉，導致腸胃不適住院，然後誘發第二次中風，從此一病不起。“五七”幹校本身是時不時會傳來死訊的地方，十歲那年，我聽大人們很細致地講述人民大學何幹之教授在村子裏走著走著心髒病發作，手抓著牆一點一點倒下去的過程。人大幹校在江西血吸蟲病肆虐的地方，幹校解散後，許多人帶著病回到了北京。
二十多歲的時候喜讀弗洛伊德，好為人師，又常有朋友同學對我敞開心扉。我們這一代幾乎每個人小時候都有幽暗的記憶，我對朋友說：遺忘是最好的治療。我自己也曾努力遺忘，許多記憶也就確實變得模糊。我隻記得曾經問過“媽媽，你會死嗎？”卻想不起她是怎麽回答我的了。我一點也想不起來當時是否感到恐懼，不過從那時候起我有了一種意識：不要惹她生氣，雖然後來讓她生氣的時候也未必減少。至今明顯的後遺症是，我對我關心的人總是過分的擔憂，毫無理由毫無必要，困擾自己也打擾別人。我完全明白卻對自己無能為力：童年經驗真的很難走出。進一步說，人的一生就是一個走出恐懼的過程。
四
九十年代經常看到李慎之先生的大名，我就會想起他那身材碩壯、戴黑邊眼鏡的溫文儒雅形象。我家和他家住隔壁樓。印象裏，父親和他不算熟，當年會覺得李慎之先生思想更為正統，不想他晚年會有巨大的改變。
父親的至交是黎澍先生，他們從六十年代初在近代史研究所同事開始便無話不談。黎澍先生是黨內知識分子思想解放的先驅者之一，隻是因為在1988年遽逝 而漸漸不再為人提起。從對“老人家”有不敬之心、不敢有不敬之詞，到批判斯大林、重評赫魯曉夫，到反思文革、批判個人崇拜，最後到曆史不是人民創造的離經叛道，他堪稱是那一代早年參加革命，中年接近中樞，晚年返璞歸真者的標杆性人物。
父親沒有黎澍先生那種湖南人的倔強，也就不會時不時放炮，陷入風暴之中。我年輕時，多次當麵批評父親圓滑、擅於自保，他自然不願意承認，有時候說著說著就吵了起來。他一生中推崇並曾經追隨的兩位長者是吳玉章與範文瀾二老，前者從同盟會元老到中共五老，既世情練達，曾經指點父親免遭被打成右派之厄；又以風骨自許，素負清名。但是在兒子犧牲後，鼓勵兒媳守節撫養子女，在我看來未免是19世紀的思維，讓我在少年時就對父親的榜樣發生了懷疑。
我兒時見過吳老，不過他仙逝時我還不滿六歲，也許我記憶裏的印象來自他的遺照：相貌清臒，風度翩翩。吳老的兒媳蔡阿姨年青時是上海一家大學校花，雖然生養了五個孩子，年屆半百，仍是慢條斯理、細聲細語，極有風度教養。吳老去世幾年後，在文革中某一個夜晚，她獨自來到我家和母親長談，說到二十多年獨自帶大孩子的艱辛，忍不住大放悲聲，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有一段時間，我幾乎每天去她家，和她的小外孫玩。那年小家夥兩歲，我八歲，我趴在地上，他騎著我興奮得大叫。下午的陽光射進來，我們都很快樂。
當我回想往事，不禁感謝上蒼，我曾經是多麽幸運！我上大學，父親的辦公室在中央黨校南院一幢兩層小樓，原本是一套三居室，改為辦公室兼臥室，樓前是一小湖。有時讀書過午夜，我會走到小湖邊，整個院子沒有聲音、沒有燈光，隻有幾顆並不那麽明亮的星子照在水麵上，隨微風皺起幾道幽靜的銀波。住在父親的辦公室，並不僅僅是為了方便讀書，至少有一半是因為在那裏可以看到別的地方讀不到的書，比如說台灣出版的《傳記文學》，香港出版的張國燾自傳。1980年冬天裏，高校學生競選如火如荼，北島那一篇“我不相信”的排比詩句傳誦一時。父親對我的激動心情一般不置一詞，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的不以為然。老人的保守心態，總是讓青年人憤懣，我當時也是如此。很多年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知道許多當時我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父親去世後我才聽說，他曾是審閱若幹曆史問題決議草案的專家之一。當我不再年青，不複學生盛氣，才明白他當年讓我好好讀書，也談不上保守。就好像他自己屢次辭官不就，也不僅僅是謹慎自保。
那是我最後一段與父親朝夕相處的時光，卻因為思想上的歧異，導致感覺上的疏離。半年後我被保送留學，從此離家去國。外麵的世界很精彩，變幻的八十年代也令人目不暇接，每個人都在各忙各的。父親一直住在那套辦公室很少回家，我說不清是因為男兒誌在四方的觀念，還是因為隱隱裂痕與他漸行漸遠。可以想象，在國外受的文化衝擊帶給我自己許多變化，而北京本身的變化則讓我感覺自己越來越像一個局外人。到了1996年，在闊別故國八年後回京時，我下了出租車找不到自己的家，從那以後真正地成為一個客人。而父親此時也垂垂老矣，他因為耳背，說話聲音巨大，而且不再聽對方說話，隻管自己滔滔不絕。我一方麵要習慣父親的聲音，一方麵要高聲說話好讓他聽見，每次去看望他都覺得耳朵有點累。
在步入中年，遠托異國的歲月裏，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與父親的相似。比如我在十歲之前就學會了打麻將、橋牌，下象棋、圍棋，基本上都是父親教的，長大後我也和他一樣，什麽都能玩一點，但都不很精通。又比如我在高中時沒有寫完的長篇小說，和父親那個秘而不宣的筆記本實際上半斤八量。不同之處隻是他是革命文學，我是少年愛情故事。從延安走出，當過戰地文工團團長，他不知不覺地習染了趙樹理式文字；我在少年天空裏看見一張《帶星星的火車票》，時代困惑與青春期荷爾蒙交織在一起。也是在我八、九歲左右，父親被批判之餘在家閑居時教我平仄，讓我讀白香詞譜，平仄我學會了，詞譜卻基本忘光。審美取向在相當程度上是天生的，我從一開始就喜歡那些傷感悱惻的薄命詩人，比如李商隱、李後主、李清照，音樂也是在第一時間聽到鄧麗君就為之傾倒；而父親走的是杜工部、辛稼軒這一路，唱的是《滿江紅》，晚年才意識到少時排斥《桃花江》的偏激。
最後一次見到清醒的父親，是在一個夏日下午，他住在一套空蕩蕩的大房子裏，看上去有些頹然孤獨。家裏沒有別人，他似乎也不是那麽想說話，看了我一會兒，忽然用說了一輩子的椒鹽普通話問：“你過得好嗎？”我趕緊告訴他我過得很好。在記憶裏，父親很少這樣問我。有時我會覺得他根本不怎麽關注我，有時我又覺得應該感謝他從來不管教我，容忍我的自由發展。我照例開始和他談國家大事，引發他的談興。果然他又開始思路飄逸、上天入地說了兩小時。房間裏相當悶熱，我一邊搖著扇子一邊看著他，看到他的衰老，心想他其實已經不再雄辯。他的演講，以一句他的一生是為了救國而結束，我告訴他我從來沒有這麽宏大的願望。他遞給我一張紙，是送我的一首七絕，顯然是我打電話告訴他要去看他之後，臨時草草寫就的。我忽然很感動，可是什麽話也沒有說就走了。
那是1998年夏天，街上飄著任賢齊的《心太軟》：“相愛總是簡單，相處太難。”
（原載2015年11月3日《經濟觀察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