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走中況味昨日今天

一

 

主要是氣質的原因吧，每一次我回到這個城市，從來沒有胡漢三又回來了的感覺。有的隻是近鄉情更怯和一絲淡淡的惆悵。在夜裏回到北京，斑斕的霓虹燈讓人感覺找不到方向。二月早晨，晴朗而寒冷。在冰雪覆蓋的芝加哥，好久沒能走路，終於在北京走了五公裏，神清氣爽。想起35年前詩句：“冬日的長風，拖著明亮的翅膀……”當我寫這兩句詩的時候，想到的是1975年的天壇公園。冬天的下午，從西門進去，空無一人，道路兩邊是高高的落葉喬木。那天風很大，感覺很冷。我回頭望去，萬裏無雲，陽光非常亮，樹木無言佇立，高處的枯枝被吹得劈啪作響。

 

幾年前回國時看到一本1975年的日記，趕緊帶回來為自己的人生留一點記錄。以前由於缺乏自戀傾向，對自己的文字多不滿意，所以很少保存，現在發現其實應該留下來彌補記憶的遺漏與誤差。比如說，讀這本日記我才發現，在1975年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還在教育部大院聽過貝多芬《英雄交響樂》和《命運交響樂》。我也早就忘了那一年我曾經寫過一筆記本詩詞，寄調清平樂什麽的。這本日記是這樣開頭的：“新的一年開始了。在這一年來臨的時刻我抽著一隻在去年點燃的煙，五分鍾後這支煙滅了，從1974年抽到了1975年”。14歲拙稚亂爬有別字的筆跡，寫下貌似深刻少年不知愁的詩句：

 

飄搖人世亂紛紛，

悵望蒼山莫斷魂。

作畫懶看榮落夢，

吟詩不問浮沉塵。

他悲他喜度他日，

我靜我思執我身。

一曲新詞歌已了，

菊花凋謝到霜晨。

 

第二天又是一個晴朗泠冽的早晨，出門走五公裏，感覺暖和起來。時間尚早，就坐車去了西單。從地下升起，照例要先辨認一下方位。原來我就站在1979年的西單牆旁邊，如今是一片寬闊的廣場，有警察站崗。和昨天的東單一樣，十字路口已經不可辨認。三十多年的光陰，北京從一個第三世界的首都進化成一個世界都市，幾乎沒有留下一點舊痕。走不了多遠往左邊轉，就是大木倉胡同，自然也是完全認不出來了。路南是一個時尚的購物中心，裏麵看到許多熟悉的美國品牌。小時候覺得蠻遠的路，如今走來不過幾分鍾而已。歲月的流逝也是如此，覺得很長，其實過得很快。40年前唐山大地震後避難的教育部大院，門廳還在那裏，當年的平房院子已經蓋了樓。從這個大院走出的王小波、汪國真已經是故人，他們的故居也不複存在，我的記憶也在漆得鮮紅的大門前開始褪色。

 

重新回到大街上，西單商場還是在對麵。半個世紀之前的那場大火已經走入曆史，而且不像1871年芝加哥大火那樣被人記得。不過話說回來，我們的曆史還有多少被人記得呢？忽然看見吉野家的招牌，那是在日本留學時，旅行搭乘夜行列車每次都要去的牛肉蓋澆飯快餐店。重溫久遠的味道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尤其是在味道依然的時候。我記事的時候也恰恰是半個世紀之前，所以抄家批鬥會一類的情景記得特別清楚。以這種方式開始記憶，讓我很難如食指那樣“相信未來”。在1975年的日記裏，我已經相信人生是一個及時行樂的過程。此後我徜徉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中，行走在記憶裏的昨天和感覺中的今天裏。這二者合而為一的百味雜陳，構成了我們的當下。

 

二

 

從日記裏看不到的是，1975年冬天是一個肅殺的季節。雖然還沒有公開批判，但是在北京報紙上已經開始“反擊右傾翻案風”。誰也看不見文革何時是盡頭，我家兄弟四人，兩個在插隊，一個在工廠，我輟學在家已經七年。看得見的出路是留在城裏當售貨員，還有一種模糊的可能性就是學聲樂，考文工團去唱歌。此前兩年多，家兄學習聲樂極獲老師欣賞。他的老師張疇先生，當時不過40歲出頭，是沈湘先生弟子，是唱得非常好的男高音。不過張疇先生更擅長的是教學，後來培育出好幾名在國際上獲大獎的學生。張疇先生的夫人，是北大中文係林庚教授的女公子林容老師，他們伉儷和家母一見如故。

本司胡同67號是坐北朝南的一個院落，二十世紀上半葉不知是何人府第，我在1974年去時院裏已經住了許多戶人家。從小小的門戶穿過窄窄的走道，摸著黑走入最裏麵一進院子，在東北角裏是張疇先生的家。在記憶裏，房子老舊而淩亂，卻有美妙的音樂潺潺流出。幾十年後，我才知道自己是多麽幸運：卡魯索、吉利、比約林，那些傳奇般偉大歌唱家的歌聲，我居然能在閉關鎖國的年代、在收音機裏傳來的是《戰地新歌》和樣板戲的夜晚聆聽，而且聽的是如今在發燒友裏最被推崇的開盤帶。

 

我沒有學上也沒有家長管束，在完全野放中自由自在地成長。既值得慶幸也浪費了生命，幸好我傾向於生命本來就是被用來浪費的，比如說兒時的記憶力就浪費在了背誦全本《智取威虎山》和頭兩本《戰地新歌》上。唱著唱著就變了聲，童子雞變成了牛犢。我從來沒有上過一堂正兒八經的聲樂課，卻旁聽過張疇先生給多名學生分別上的課。不知道是否有所關聯，我從一變聲就自然具有頭腔共鳴，或者說聲音從一開始就是通暢的。雖然有一顆碩大的頭，身子骨卻是好像紙糊的。在不合比例的少年唱罷《老人河》後，張疇先生說你的聲音條件很不錯，好好練練可以上中央音樂學院。

張疇先生是一個極其認真的人，而且和我一樣，有著不愛誇人的毛病。但也正因為如此，他的肯定對我是極大的鼓勵。從此以後，我走哪兒唱哪兒，尤其喜歡在野地裏唱歌，感覺聲音在空氣中散去。其中的一次，就是在未名湖畔驚動了蘆葦叢中的情侶，也把自己唱進了北大合唱團。在一個愛樂人群的生日聚會上，我重逢闊別35年的北大合唱團團長和幾位聞名不曾謀麵的師兄。當年團長麵若傅粉、文質彬彬，人氣極高，如今也不免鬢發稀疏了。說著舊事與故人音訊，杯觥交錯，盡興而散後，人已微醺。周末晚上十點多的街上，依然車水馬龍，燈紅酒綠，看見南新倉幾個字，不禁心中一動，這裏是載滿回憶的一片地方。往南麵走了一段，卻沒有找到我熟悉的地名，不知是我眼神不好或者是夜色蒼茫，還是本司胡同和別的胡同已經消失。位置是絕對不會錯的，但是胡同口去了哪兒呢？

 

本來說好等到變聲完畢後，就跟張疇先生學聲樂。如果晚生20年，也許我會像許多八零後那樣做一場歌星夢。可是在1970年代中期，誰也不知道歌星是什麽，倒是1977年恢複高考喚醒了一代人的大學夢。不管怎麽革文化的命，萬般皆下品，唯有大學高的意識根深蒂固。在家兄考上清華後，連張疇先生自己都對我說，既然你能夠考上北大，就不用再想去音樂學院的事了。就這樣，雖然我或多或少有一點舞台夢，後來也上過不少次台，卻漸漸離本司胡同越來越遠，改做燕園夢了。

 

三

 

我自幼喜讀古詩，林庚先生和馮沅君先生編的《中國曆代詩歌選》是我少年時讀得很熟的一本詩選，所以早就知道林庚先生的大名。早在一1973年，以家兄從張疇先生學習為契機，見到林庚先生，了解到先生出身世家，年青時曾是1930年代重要詩人之一，爾後專研古詩詞，是北大中文係名教授之一。文革期間，我屬於社會閑置少年，無事可做之間，就開始學寫舊體詩。大約在1978年秋，我在獨遊江南後，忽然狂寫起詩來，常在上課時兩眼直視前方，口中念念有詞。很快就寫滿了薄薄的一個練習本。詩自然寫得很不靈光，但由於囫圇吞棗地讀過幾萬首詩，學了些基本的格律，大致還不離譜。

我那一代人，當時大多是不讀書尤其不讀古書的，我便顯得有些怪異。我又從小臉皮較厚，便想到請教林庚先生。擱著今天，我是斷然不敢拿那些少年習作給林庚先生這樣的大家看的。林容老師一向對我厚愛，想必在林庚先生麵前多為謬獎，於是林庚先生專約我到他家中麵談指點。時隔多年，我已記不大清楚具體經過。好像是先將習作托林容老師轉呈，然後去的燕南園。依然記得很清楚的是，那是1979年一個晴朗的秋日，林庚先生衣著簡樸而整潔，清臒俊朗，精神極佳，雖年近70而全無老態。林庚先生思路極清晰，語言很優美，舒徐道來，一直談了兩個多小時。對一個17歲高中生的習作，林庚先生仔細地閱讀了每一首，並且分析了其中部分詩句。這一點我至今不忘，因為這裏有為人師表者的態度。更如在眼前的，是林庚先生談詩時清澈柔和的目光，讓我感受到他對詩的摯愛。其實林庚先生隻誇獎了我的一句“一彎水月落誰家”而對其它都有批評。但是，他很認真地說我寫的“有一定的根底”。林庚先生知道我正在半世紀前他畢業的中學讀書，很開心並建議我報考北大中文係，我從小便慣於在長者麵前做好學深思狀，骨子裏卻是淺薄瘋癲，那日從先生家出來上了332路公共汽車，便飄飄然高興得唱起歌來。

 

然而我當時少年心性，興趣轉得甚快，且更喜歡的是西方思想，曆史與文學，終竟沒有去報中文係。雖然如此，我一上北大，就開始去旁聽外係的課而曠本係的課。中文係的課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是吳小如先生的唐宋詞賞析，一是袁行霈老師的宋詩詞解讀。袁行霈老師論張元幹詞的課講得已很精彩，人也風度翩翩，而當時我就聽說袁老師是林庚先生的弟子，先生的課更為著名，可惜已不開大課了。

 

在1980年的早晨穿過燕南園，常看到身軀瘦弱、麵貌清秀的朱光潛先生的背影，也曾幾度邂逅林庚先生和住在隔壁的王憲鈞先生並向他們問安。建於燕京大學創校之初的燕南園，自北大1952年遷入燕園，便有名教授未必住燕南園、住燕南園必是名教授之說。馬寅初老校長就曾住在這裏，直到他因堅守己見被趕出北大。在我上大學時，還有不少劫後餘生的老先生住在那裏。他們那一代學人的學問與教養，當時已令人向往；而他們經曆的坎坷起落，更令人無語。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時，我返校參加同學聚會。那天校園裏喧囂鼎沸，到處是人群。我也在人潮中東遊西蕩，直到天已黃昏。從圖書館出來，忽然想起，要回當年的宿舍樓看一眼。於是，我匆匆向38樓走去。去那裏，自然要穿過燕南園。十多年不曾走過這條小徑，竟是景色依舊，隻似乎多了一分荒蕪。外麵的熱鬧，與這裏的寧靜恰成對比，就好象燕南園那些幾十年不變的灰磚樓牆，與妝扮一新的主建築看上去頗不協調。我在沉沉暮色裏駐步，深深的看了一眼燕南園：依然健在的老一輩，已不過林庚先生數位而已。這天晚上，見到許多闊別十多年的同學，做東的，是一位經營文化事業有成的係友，地點在他的一處做為副業的酒吧。

 

四

 

“幸福沒有號碼

在天堂裏綻放”

 

早春二月的周末晚上，寒意依然。又一次去國家大劇院，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張立萍的獨唱音樂會。這是一台水準很高的音樂會，張立萍狀態越來越好。音樂會結束時掌聲雷動，返場為了讓聽眾開心，免不了唱中文歌《那就是我》：“我思念故鄉的小河……”其實張立萍的優秀，在於外文歌唱得遠比中文歌好，不過穀建芬的這首歌遠比巴赫的《聖瑪利亞》更加膾炙人口，連我這樣去三十多年、到本世紀才第一次聽到的人都耳熟能詳。也許，我多少會有些故鄉明月的感觸吧！

 

聽著相當熟悉的巴赫、莫紮特、舒伯特，四十年往事紛至遝來：全國追悼會開完剛剛沒幾天，傳來林老師分娩、早已過不惑之年的張先生終於得子的消息。我隨家母家兄前往祝賀，回來路上感歎許久，東四南大街的路燈灰白，104路無軌電車在哐哐當當中行進。新的生命總是帶來新的希望，又過了沒有多少天，“四人幫”被捕，文革結束，確實是一個新的時期開始了。

餘華的小說我印象最深的是《十八歲出門遠行》，從《活著》以後我就不大讀了。不過他有一句話我一直覺得還是很精辟，大意是我們這四十年等於經曆了四百年。夜晚站在國家大劇院外，火樹華燈有點不真實的感覺，令人沉醉也令人感到時光變遷：都市越來越璀璨而一代人漸漸老去。我仿佛又回到了1975年：點燃一支煙，從昨日抽到今天。在輕煙裏，我看見張疇先生從遠處走來，看清時已是白發蒼蒼。他的公子佳林也穿過歲月的大霧，從擺在家母屋裏兒時的照片，到青年時電子郵件寄來的詩句。我對他詩作的喜愛，遠勝於他外公的作品。雖然我一直深感近百年來代舊體詩而起的新詩，其形式與格律都遠未成熟，林庚先生對於新詩格律的主張與探索，有待後人的繼承與發展，不過他的九言新格律詩我讀來沒有多少感覺。

 

恰好十年前，我曾經寫過一段筆記，評論佳林的《圓圈》：

 

繞了一個圈

又回到出發點

什麽都沒帶走

多看了幾眼腳麵

離開的時候

也就是把自己忘掉

還你一個圓圈

給我一個句點

“圓圈是什麽，誰也說不清。唯一清楚的是，人類從古希臘到現在並不曾也不見得該有多少長進。時間是什麽，又有誰能說得清？我說時間並不前行，沒有方向，這隻是我的敘述，你聽不聽，其實沒有關係。幾十年已是半生的歲月，其實隻是一個小小的圓圈，套在許多大圓圈裏。

如此說來，現在與那時也並無分別，雖然信紙已經發黃。別人也許在字裏行間讀出了愛情與年華，我卻在一個沒有太陽的早晨感覺到曆史與遺忘。這些，也並無分別。我想，無論寫詩或讀詩，所謂有感覺，在於感覺到某種不可言說的存在，而不在於說出了什麽。”

 

很少聽到女聲唱舒伯特的《小夜曲》，張立萍卻唱得柔和節製：

 

“我的歌聲穿過黑夜

向你輕輕飛去

在這幽靜小樹林裏

愛人，我等待你

皎潔月光照耀大地

樹梢在耳語……”

 

這場音樂會的上半場伴奏是清馨巴洛克樂團，下半場伴奏是當前國內最負盛名的鋼琴藝術指導張佳林。張立萍和張佳林合作十分默契，坐在一層池座第五排的我，看見闊別十年的朋友人到中年，如此優秀，心中充滿溫暖的喜悅。我想起少年時背誦的滇池大觀樓長聯句式：四十年往事，注到心頭。沒有人想回到也不可能回到那個貧窮的年代。

 

（原載2016年3月14日《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