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幾無痕——憶母親之一

一

聽說天津現在也是一個很有情調的現代大都市，從照片上看，海河竟是一片金黃色的燈光，波浪閃爍，在深藍色的夜裏。意大利風情區更是燈火輝煌，人群熙攘。聽說意大利風情區主要由若幹棟歐式洋房構成，大部分是民國名人故居，尤其是北洋時代，政局變亂頻仍，失意官僚、下野軍閥以及北方豪門很多在天津租界蓋豪宅當寓公。

我大半生在國外，雖然經過很多次卻沒有真正到過天津，隻是小時候偶爾聽母親講起她在那裏度過的少年時光：園林、大宅子、狗、鋼琴，但是具體時代背景卻語焉不詳。事實上，母親從未完整敘述她的祖先和早年經曆，起初是故意不說，晚年是不想說。我記事時，文革剛剛開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到處傳誦，我記得清楚卻是橫批：“基本如此”。一個人的家庭出身、社會身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決定了他或她的命運。我很小就知道，外祖父是個律師，算是自由職業者，這種成分不算好也不算壞，所以父母對外時不時強調，在文革時卻多少有些保護作用吧。1966年8月，北京有一陣抄家之風，出身不好之家大多被抄，不少人被驅逐回原籍。究竟有多少戶被影響、多少人死去如今還不清楚，但已被命名“紅八月”。我家在此之前就因為父親的緣故被抄，但幸運的是沒有因為家庭出身再被抄。也許是由於關於抄家的經曆見聞吧，我十一歲讀《紅樓夢》就很有感覺。

我也知道，母親在填寫戶口時，寫的是家庭婦女，沒有工作單位，歸街道管。記憶裏，也曾經跟著母親去街道居委會開會。她說話不多，保持微笑。母親很瘦，長年隻穿一件洗得褪色的外衣，卻自有一種氣度，足夠顯得與眾不同。居委會主任是一位胖大媽，好像姓李，對母親十分客氣，一口一個“於老師”。母親也十分客氣低調，全無鋒芒，雖然目光仍然明亮犀利。進入七十年代，文革氣氛最緊張的幾年過去，人們私下裏開始恢複交往。在和張之洞曾孫張遵騮先生走動頻繁後，母親才告訴我，她的曾祖父在張之洞任兩湖總督時是湖北巡撫。不過，至少當時她並沒有告訴張先生這一層淵源。此後的歲月裏，母親的家世像擠牙膏一樣一點一點擠出來些，但仍然很零碎，她依舊不曾細說。她為什麽不想說這件事本身，大約就是有原因的吧。在向前看的時代裏，她自己不說，別人也顧不上問。我自己就走過近四十年的匆匆，而且本乏紹述祖先的願望，直到人已黃昏，母親遠行數年後，在一個霧霾的淩晨，回到老宅，檢點母親遺物，看到一張二十年前和她在芝加哥市中心湖濱噴泉前的合影，竟然一點印象都沒有。我忽然感到，關於母親，我其實所知不多，而且隨歲月流逝，她在和我自己的生命一道走向遺忘。雖然並沒有打撈曆史的雄心，而且

悠久的曆史反複證明，我們缺乏對曆史的尊重與珍惜，湮沒遠多於保存，我還是想留下一點記憶，追尋關於家族的隻鱗片甲。

畢竟，有時那些故事的斷片，比鴻篇巨製的史書更接近曆史。

二

十一月中旬的北京，竟日灰霧茫茫。世界並不太平，總有令人悲傷的事情發生。巴黎在十三日星期五遭遇恐怖分子襲擊，依稀仿佛十四年前的“9.11”，令人唏噓不已。在疑似太平盛世時，人們容易忘卻苦難，其實玫瑰色的回憶大多不乏自欺欺人的一麵。隨著時勢變遷，河東轉到河西，當年諱莫如深的出身，大多成為炫耀的本錢或至少是津津樂道的談資，坊間常見民國世家子弟或權貴後人對舊日好時光的懷念。母親也喜歡讀這些懷舊文章，但自己並不多說，倒是很冷靜地告訴過我，大家族裏的人情冷暖，和《紅樓夢》裏差不多。大概是1993年，母親在國際長途電話上說起，她在一部電視連續劇裏看見天津舊宅了。那時我已經知道，母親早年喪母，她父親續弦後，每年暑假寄居天津外祖父家。她的外祖父齊耀珊，二十五歲中進士，民國時曆任浙江、山東省長，內務、農商總長，下野後定居天津，任農商銀行總裁。據說齊家有多處府邸，一是在民生路的中式院落，現已拆遷，另一處位於河北區光明道，是一棟居住麵積一千四百多平米的洋房，現在是重點文物保護建築，意風區景點之一。我在網上見過照片，即使以現在的標準也算豪宅。母親的生母是長女，齊耀珊對留下的幾個外孫女一直寵愛。母親從童年到高中，雖然貌似是錦衣玉食，卻流寓蘇州、上海、北京和天津。

我曾經在1985年陪她尋訪兒時蘇州舊居，記憶裏，那是1985年夏，我回國探親，陪父母去了蘇州。母親是離開蘇州半個世紀後第一次回來，我還是好事的年齡，便鼓動她去尋找舊居。她隻記得從觀前街進一條小巷，離原蘇州監獄不遠。抱著撞撞運氣的心情，我陪著母親慢慢散步，一邊問問行人，一邊由她回想兒時街景。問了幾個人，都不知道原蘇州監獄在哪兒。走著走著，母親往前方一看，大門就在幾十米外，外觀並沒有太大改變，隻是掛的牌子不一樣，估計早就不是監獄了。記憶在似曾相識的巷陌裏複蘇，過了大門，左轉右拐，入一條青石板小巷裏，

驀然間，母親的舊居出現在眼前。母親說，門廳還是依稀可辨的，隻是舊得不成樣子了。走進去，裏麵已明顯成了一個大雜院，東一間西一間加出來的簡易房把頭兩重院子改得麵目全非。

庭院深深深幾許，我們走到最裏麵一重，出來一個相貌清秀的年青人，問我們找哪一位。母親說明緣由後，那年青人很熱情，說他家就是這裏的老住戶，邀我們進去喝盃茶。坐了片刻，年青人的媽媽回來了，和母親一聊，竟是遠親。兩人說起許多久已雲散的舊親戚，都不勝感慨。年青人一直微笑著坐在旁邊，不時為我們續茶。臨走時，說到交換地址，便讓兩個小輩寫。我一向覺得自己的鋼筆字寫得尚可，雖然不合章法，但至少還精於勤，不料拿過年青人寫的地址一看，那一筆字直教我慚愧不已。同輩學子中佼佼者我見識過許多，若論書法，至今幾乎無人能出其右。

歸路上，我還不住稱歎江南真是人文薈萃，一不留神就碰上個書法家一流的人物。母親卻感慨於那些小巷，盡管過了五十多年，仔細看看其實未曾天翻地覆，不象她的一生那樣屢經變故，回首已恍如隔世，覺著兒時如此陌生，實際上是記憶的凋零。我看見路邊牆上有一條關於計劃生育的標語，便很老成地對母親說，其實隻是換了幾茬人和好些口號罷了。

三

人更願意回憶美好時光，母親亦然。毋須守口如瓶後，她會告訴我讀教會學校的一些記憶。從貝滿女中而匯文高中再被保送燕京大學，母親一路在北京最負盛名的教會學校接受美式英語教育。這其實是她畢生引以為自豪的經曆，也確確實實影響了她的一生，遍及她的觀念、禮儀、審美乃至所謂思維方式、人生態度這些大的東東。九十歲時，母親依然衣冠整齊、挺拔端正。我從小走路東倒西歪，一想事就咬手指，直到留學後探親時仍被她批評“坐沒坐樣，站沒站樣”。我隻能推諉：第一，小時候有軟骨病，雖說後來證明隻是由於繈褓期吃不飽營養不良缺鈣；第二，我自幼輟學根本就沒受過教育。最後我會告訴她，我能這樣您就知足吧。

另一方麵，在革命年代，母親的家世與教育都是不僅完全被否定，而且隨時可能被追究的。即使僅為了自保，也不得不學習隱藏與遺忘。幾近半個世紀，她不再說英語，也極少讀任何英語書報。1995年，七十五歲高齡的母親到芝加哥看我，一開始和那些不識英語的老人似乎並無二致，對周圍的英語聲音沒有反應。過一段時間，雖然還不能聽懂完整的句子，卻時常問她看到或聽到的詞語的意思，開始恢複塵封的記憶。讓我驚訝的是，原來她曾經學過不少一點也不生活化的單詞，比如尊嚴、判決、保守主義等等。

好像是前年，北大為靜園改建的事引發不少校友的異議。當時有年青校友私下問我，靜園在哪裏？靜園位於圖書館西，兩排小院，一邊三個，中間夾著長長一片草坪。我進北大時，那裏是文科幾個係辦公室所在地。很少有人知道，靜園是燕京大學時代的名字，靜園一院到四院是女生宿舍。母親上燕京大學後住二院，門口有工友把門，她會笑著回憶男生來訪時恭謹有禮地向工友求見的情景。北大取而代之後，二院成了曆史係辦公室。我入校時，一間宿舍住七八人，又不巧在水房之濱，過道經常泥濘。去係裏寬大的辦公室時，我不禁想四十多年前母親住得舒服多了。母親住過的房間，是係裏的儲藏室，掛一把鐵鎖，從窗外看去，堆著廢置不用的家什，落滿塵土。我不曾在1980年從那裏幻化出幾個穿陰丹士林布旗袍少女的倩影，母親年青時照片，絕大部分在文革付之一炬。我最初見到的母親，已經兩鬢飛霜，因此我從來想象不出她年青時的容顏，更想象不出她在話劇《日出》飾演陳白露的樣子。

四

母親應該是先被保送新聞係，因肺結核療養半年後轉入曆史係。在香山療養的記憶，她偶爾會眼含笑意想起。我在剛上大學青春期荷爾蒙高漲的年代，對母親年青時發生好奇，就問：您上大學時戀愛過嗎？她沒有直接回答，沉思著描述療養院的風景，也在那裏療養的一位研究生，溫文爾雅，時常過來聊天，一陣晚風吹過。含蓄的故事，在八十年代聽來已似古代，如今更顯得不可理解。不過，若有若無的傾慕，也許在記憶裏更加久長。

燕京大學的靜好歲月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後戛然而止。在動蕩的時代，畢竟誰也不能幸免，大曆史多半是在某個時刻偶然地就嵌入了個人的軌跡。我不知道此後若幹年，母親究竟是怎樣度過。應該還是經常去天津齊府吧？在那裏有她的表兄妹，還有七舅。七舅是齊耀珊的小兒子，比母親隻大八歲，雖然是長輩，但是實際上像兄妹，經常帶著母親玩，是母親為數不多的回憶時最常提到的名字。九十年代初剛剛到芝加哥的時候，想要讀中文書隻有去中國城的圖書館或者郊區的僑教中心去借。僑教中心的書籍都是捐獻的，因為數量有限，反倒什麽都看而且看得仔細。有一天看到一本《談梅蘭芳》，作者的名字是齊崧，眼睛頓時一亮。當晚就給母親打電話，告訴她我看到七舅的名字了！從母親那裏，我聽說七舅書讀得好、風流倜儻、尤其愛看京劇。讀到這本《談梅蘭芳》我才知道他原來是齊如山那樣的京劇研究家。又過了若幹年後，在網上讀到國內出版了他的文集，於是齊崧在熱愛京劇尤其是梅老板的小眾裏，成了一個遙遠的傳說。據我十分有限的考證，他早年在北平任銀行經理，去台灣後又赴美留學密西根大學，返台後好像是郵政總局的負責人。

在國外呆久了，偶爾會感歎自己一生雖然很平常，可是比起許多老外來還是貌似經曆複雜，飄泊流離。在郊區二十多年，住過幾個不同所謂中產階級小區，其實從藍領、職員、小業主到公司高管什麽職業都有。據說美國人民的收入構成是一個胖棗核，“中產階級”是個寬泛得很的概念。另一個特點是，我的鄰居大半是一輩子土生土長，許多人終生不曾離開芝加哥及其郊區。大多數美國人的一生，經曆簡單、歲月平淡，他們自己聊起來也多半竹筒倒豆子，十分坦率。這裏沒有戶籍、檔案，個把罪犯要藏匿還是頗為容易的：換個名字換個州換個社安號就能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然而絕大多數人沒有這個必要。我曾經和一位研究現代中國史的美國學者聊天，他告訴我在美國如果想弄清一個人的經曆相對還是可能的，而中國的事情有時讓他真假莫名，一頭霧水。我當然不好說我國國情老外不見得能明白，但也忽然意識到當曆史似萬花筒變幻時，有意無意之間，個人的某些片斷會變得模糊，隨歲月流逝而終不可考。

我不知道是什麽原因使得母親在1946年背叛自己的出身與家庭，離開北京去了解放區。雖然那時青年知識分子普遍左傾，然而每個人其實還是一個個案，有各自獨特的理由。曆史終究在細節裏才是真實的，可惜許多真實已經湮沒。如今我隻知道，那一年父親在軍調處中共代表團，兼職負責鼓動輸送大學生去解放區。那一年父母結婚這一史實對我非常重要，後來我因此來到了這個紛紛攘攘的世界。


發表於2015年11月23日《經濟觀察報》

[清漪園]

“悠久的曆史反複證明，我們缺乏對曆史的尊重與珍惜，湮沒遠多於保存，我還是想留下一點記憶，追尋關於家族的隻鱗片甲。” 同感，同感。

我沒出國前總是聽我老爸叨叨他的中央大學的同學加入共產黨後至文革後期的坎坷經曆。若幹年後我突然想，也許我應該像龍應台那樣把他的一個個同學的經曆紀錄下來。可是，等我有了這個念頭再回國時，我老爸已經老得沒有力量回憶與講述了，每個人都草草幾句就完了，我爸那一代人的人和事永遠沉沒在曆史塵埃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