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風雲逝忘川——我的一九七六年

（原載《讀書》2016年3月號，發表時略有刪節）

一

 

今年春天，我去東方新天地拜訪一位海歸的朋友，他在那裏的高層寫字樓上開一間投資公司。走在這個寸土萬金的地段，和走在芝加哥或者紐約市中心感覺差不多，倒有些讓人想不起北京。會完朋友出來，想確定一下方位，左右看看，不知身在何處，便去看高德地圖，忽然明白原來這裏差不多就是當年東單菜市場的位置。

那是我少年時隔三差五就要來買菜的地方，那一天我就在這裏，如果我記得不錯，應該是1976年1月11日，周恩來靈車從北京醫院出來，緩緩駛過長安街，從東單往西至少到公主墳吧，不計其數的人為他送行。我本來是衣袋裏裝著網兜來買菜的，卻在馬路牙子上人堆裏不知站了多久，肅穆又激動地見證了後來上曆史紀錄片的一幕。靈車隊伍走得很慢，長安街的兩邊，裏三層外三層的人，有許多啜泣的聲音，更多人忍住淚水，目光發直，沉默地注視著。沉重的瞬間給人一種時間停止了的感覺，實際上不過幾分鍾，卻又仿佛是一次洗禮。

如今我們知道1976年是當代史上十分重要的拐點，從1月8日周恩來逝世，就開始得驚心動魄。整整一個星期，長安街上經常擠滿人，哀樂漂浮在空氣裏。這是一代人裏的第一次：人們不是響應號召，而是自發走上街頭；這也是第一次：一個人的死亡能夠引發這麽巨大的集體悲傷，其中蘊含著巨大的張力。生來淚點很高的我，越是覺得該哭就越沒有眼淚，但正在起哄架秧子的年齡，而且那天也確實深受人群的感染。巨大悲傷漫天倒海壓下的感覺是難忘的，雖然長大以後，我認識到悲情往往反映出深深的失望，不過集體無意識或者說民心的力量，真的是經曆過才會懂得。

 

隨著清明節的臨近，北京市民再次向廣場聚去，此時憤怒蓋過了悲傷，於是有了那首著名的詩：

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
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最後一句“揚眉劍出鞘”膾炙人口，後來成為描寫著名女子擊劍運動員欒菊傑的一篇報告文學的題目，據說還進了中學課本，再後來很多人就不知道這句詩的出處了。

從3月28日起，我幾乎每天都長在廣場上，抄寫詩與文章，聽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說，和人群一起激動。高度亢奮的狀態一直持續到4月5號，在這一段時間裏，空氣越來越緊張。好幾位在工廠當工人的朋友，因為是工人民兵，就忽然被集中到不知什麽地方去待命。後來有一位告訴我，她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裏憋了好幾天，裏麵的廁所不夠用，滿公園都是尿溺的味道。4月5日下午，我照例搭乘大1路去廣場，可是車到中山公園沒有停，直接把我拉到西單；我往回乘車，還是沒有停，一下就開到了王府井，我莫名其妙，感覺有點喪氣，就幹脆回家了。後來才明白，沒有停車是有原因的。當天晚上，在廣場上悼念周恩來，抗議四人幫的民眾遭到鎮壓，部分人被逮捕，他們中間不少人後來被釋放就成了也確實是反四人幫的英雄。不過，也有些另外的故事，比如說有一個15歲的中學生跟著人群衝進了據說是工人民兵指揮部的那棟小樓，看見辦公桌上有一個小鬧鍾，就順手牽羊了一回。結果自然是被抓進去關了小半年，粉碎四人幫以後，他也去申請平反，被告知說小偷什麽時候都是小偷，不過這次就不追究了。

 

一時間人心惶惶，各單位都在追查，學部是高級知識分子和老幹部聚集的地方，被重點盯著。四月的第二個星期裏，時不時有陌生人在樓前樓後晃悠。樓裏的青年大多數都是廣場常客，一個小夥子本來就有點結巴，這一下更結巴了；另外一個在外省農村插隊的，據說嚇得三天三夜沒睡著覺也沒敢出門，緩過一點勁以後，立馬逃回插隊所在地，積極勞動表現去也。生活往往高潮之後是低穀，那年春天這種感覺特別明顯。日子一天一天緩緩過去，報紙上反擊“右傾翻案風”如火如荼，生活中大人們都有些蔫與漠然，不知道是因為政治運動太多，導致人們再而衰、三而竭，還是雖然嘴上不敢說，心裏已經意識到自然規律誰都無可抗拒。天氣早早就炎熱起來，那年夏天悶熱反常，讓人煩躁不安，遠處的天邊顏色發紅，水裏的蛤蟆紛紛爬上了岸。後來不止一個人告訴過我，有一種要發生什麽事情的感覺，於是我知道自己的感覺並非荒唐無稽。7月28日淩晨3點42分，地動天搖。我醒來聽見母親在喊“快下樓”，我好像問了一句：“要穿褲子嗎？”回答隻有一個字：“穿!”人的潛能在災難來臨時會忽然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幾乎無意識地完成穿上褲子，從三樓衝到樓下的過程，等我恢複意識時已經到院子裏了。

天亮時人們聽說，唐山發生大地震。

 

二

 

幾天前，朋友轉給我一部據說是王小波生前唯一接受采訪的短紀錄片，在手機上看，聲音難免有些失真：在我的記憶裏，他實際上說話的聲音更加沙啞低沉一些。但是他的神態真是一點都沒變：看上去有點疲懶，貌似心不在焉，時不時目光閃閃透出狡黠。采訪時他就這樣不緊不慢講著故事：文革裏有個人被狠狠踹了一腳，受傷了，還傷得不輕。這個人想不通為什麽踢他，就不停地寫大字報，不停地問為什麽。那麽他傷著哪兒了呢？“龜頭紅腫”王小波反複認真說了三遍，然後咧嘴一臉壞笑，黝黑的臉上露出一嘴白牙。然後他對采訪他的意大利記者說，他不知道這是不是黑色幽默，但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這個紀錄片據說是整20年前拍的，我記得最清楚的，卻是他1976年的樣子。大地震後，北京幾百萬人大多數住進了防震棚。我家所在的學部（後來的社科院）宿舍，由於兩棟樓之間距離不夠，搭不起防震棚，於是居民作鳥獸散，各自投親靠友，我們就住進了大木倉胡同35號教育部大院的防震棚。所謂防震棚，其實就是用鋼筋搭起一個巨大的棚架，頂部蓋上氈子。教育部大院前身是清朝的鄭王府，傳說是北京著名的四大凶宅之一，改成教育部後，西邊蓋起了辦公樓和宿舍樓，東邊幾進院子還都是平房。地震發生不久，在平房大院裏搭起了統一的大防震棚，每個棚裏幾十家人打大通鋪。大院裏的居民自然不用說，外麵的人好像也住進來一些，我們在家中好友胡沙先生和王方名先生的夫人宋華女士幫助下順利入住。

大地震帶來的恐慌與悲傷漸漸過去，但日常生活還是半停擺的狀態。那年夏天是我第一次露宿，每天晚上大通鋪裏此起彼伏的歡聲笑語或者吵喊叫罵，帶給人一種熱鬧嘉年華的感覺。那段時間回想起來還記得住的，不是在胡沙先生家打撲克，就是去王小波的屋裏下象棋。他那間獨處拐角的小屋又暗又亂，卻是院裏小夥子們的據點之一，漂浮著北京卷煙廠特有的帶點巧克力香的煙草味。王小波雖然把《綠毛水怪》給大家傳閱過，可是誰也沒想到他會成為一個著名小說家。當時他倒是以邋遢著名：瘦高的身材，在空空蕩蕩不怎麽白的背心裏，嘴裏刁著半截煙，腳下踢著一雙拖鞋。在我看來，這副德行其實更加本真，祛魅的原意之一就是打破那些高大上的幻覺。地震剛發生時，學部宿舍流傳過的段子之一是，某單位道貌岸然忒嚴肅的頭頭地震時穿著一條花內褲就跑了出來。那天早晨確實有不少人穿戴不齊就跑出來的，不過我印象裏永安南裏七號樓、八號樓的老知識分子都不曾失態。好像是馮至先生吧，天亮後，我看見他照例穿著府綢短袖襯衫，胖碩的身子坐在一個馬紮上，厚厚的眼睛後麵，目光有一點疲倦發呆。

雖然消息被嚴密封鎖，其實我們當時就知道，唐山整個一個城市被毀滅。不過生活讓人來不及去悲傷、去尋找真相。一夜之間，北京從一個政治中心變成一個求生、求安全的城市，人們更關心的是不要被倒塌的房屋砸死，搶購儲備足夠的水和食物。當生存變得更為緊要時，其他的一切風雲就忽然隱去痕跡。大人們忙著柴米油鹽，我卻露營得興奮不已，每天晚上都溜出去玩到半夜才躡手躡腳地回來。

 

三

 

我在1975年曾經寫過一本詳細的日記，1977年的前兩個月也有日記，可是現在卻找不到任何關於1976年的記錄。我不知道遺失了，還是當時根本沒敢寫日記，我比較傾向於後者。讀1975年的日記，我就看到自己當時已經時不時寫得語焉不詳。一半來自大人的教誨，一半出於本能，自我保護與自我審查意識不知不覺就浸透在文字裏。當然從中還是能夠得到一些信息：比如說我在重讀《約翰·克利斯朵夫》，也在讀《罪與罰》；在15歲上，我自以為很成熟，也確實讀過大多數同齡人沒有接觸到的《赫魯曉夫回憶錄》、德熱拉斯，然而重讀1975年的日記，我當時頂多是有點約翰·克利斯朵夫式誇大的浪漫激情，背後無非就是少年荷爾蒙高漲而已。假如早十年荷爾蒙被激發利用，就催生了紅衛兵，抄家、大串連、打群架、拍婆子等等；可是我生也晚，成長環境與經曆又有些不一般，於是走向了另一個方向。事實上，在那個政治無處不在的年代，在北京這個老百姓大都關心政治的城市，從老人到少年，傾向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區別隻是說或者不說罷了。父母和他們的相當一部分朋友，自從批林批孔開始，私下裏幾乎不再掩飾對文革和四人幫的反感，隻是大多數時候說的比較隱晦，不敢指名道姓，而是隻可意會。黎澍先生這樣生性耿直的黨內知識分子，會說得比較大聲露骨，張遵騮先生這樣從民國時過來的知識分子，會說得很謹慎而且引用馬列經典。

父親在主編《中華民國史》，但也非常關心時事，不少時候會在晚上帶著我去紅霞公寓串門。那是位於北京飯店後麵，南河沿東的一個小區，在六七十年代的北京非常有名，住著一大批在職或賦閑的黨內外高級幹部和聞人。在那裏可以聽到各種小道消息，我想父親在相當程度上是衝著這個去的。我去過那裏的不少人家，印象比較深的是宋一平，他是父親四十年代在中共北方局青委時的同事，七十年代中期任學部負責人，後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宋一平注重儀表，風度翩翩，說話謹慎，但是對父親似乎十分信任。他曾經問父親有些話當著我麵說合適嗎？父親告訴他，老四雖然年紀小，但是懂事嘴也很嚴。大多數時候，他們聊天我在旁邊聽著，有時看本書、吃點零食。這樣的言傳身教是不可能沒有影響的，而且我在文革中從小學一年級起就一直輟學在家，沒有接受那個時代的革命教育，反而是讀著當時被禁的書成長。別的孩子天天背誦最高指示或語錄，寫大批判稿時，我卻在家裏拿個筆記本抄寫唐詩，自己編選唐代七律和七絕的選輯。學校裏教的、報紙上寫的語言都沒有能在不知不覺中浸透，我很早就敏感於人們在家說的話和官樣文章的巨大差異，到了1976年，幾乎是背道而馳。夏天住地震棚的時候，小夥子們還在談春天的事件，那些被抓的人讓他們同情，甚至有點崇拜。我自己其實也有點遺憾：如果我不是因為不會騎自行車，就不會乘大1路，也就不會因為公共汽車不停就回了家，很可能我會在廣場親身經曆。我甚至想象自己被抓了會怎樣，想到這裏有一點點興奮，也有一些悲壯的感覺。我其實還在似懂非懂的年齡，不過男孩子的英雄主義，對外部世界的懷疑都是在那時萌芽的吧。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二者對我的人生會有重要的影響，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很膽小的，少年時對喻培倫陳天華的敬意也就是缺什麽想什麽而已。許多年後，發現自己有不靠譜的一麵，不相信的習慣，雖然也容易造成困擾，不過生活得不那麽現實，對主流價值不那麽追從，有時還是很必要的。

 

地震棚的夏夜，躺在操場上數星星，在開闊自由的感覺裏，越來越有末日狂歡的氣氛。大人們無論革命積極與否，在骨子裏其實都有迷信的一麵。大地震本身是大災難，卻又隱隱預兆著更大的事情也許會發生。所以，9月9日中午當收音機突然預報即將播出重大新聞時，很多人馬上就明白了。下午三點，哀樂響起，播音員聲音無比沉痛：“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親愛的偉大領袖，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偉大導師...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永垂不朽!”

從9月9日到9月18日追悼會結束，全國下半旗，所有人都帶著黑箍。生活照常進行，隻是所有娛樂活動都停止了。我家沒有電視，有時去鄰居家看九寸黑白電視上的新聞聯播。每天都是全國人民如喪孝妣，許多人在鏡頭前哭得死去活來。也許是因為學部宿舍裏所謂“牛鬼蛇神”比較多吧，人們表情嚴肅，沉默寡言，卻也看不到很悲傷的樣子。那幾天很多家都是窗簾緊閉，朋友來家裏也是天黑以後躡手躡腳地到來，感覺仿佛又回到了文革初期那兩年。我在九月初剛剛從地震棚搬回家裏住，夏天玩得太多，心收不回來。一個多月天天打撲克，忽然不能打，讓我無法忍受。在一個月黑秋夜，我纏著來家裏串門的朋友，打了一次撲克。

 

四

 

2004年的新年之夜，一位年青朋友約我去酒吧，我到了之後才發現那裏就是長椿街，我在師大附中上學時曾經相當熟悉的地方，然而已經變得完全認不出了。酒吧位於地下，也許以前是防空洞吧？在暗褐色的燈光中喝酒，談詩與文學，年青朋友專業是鋼琴，卻詩寫得非常有才華。我們在一個夢幻般的夜晚裏迎來了猴年，如今又是一個猴年，朋友已是中年，相當著名的鋼琴家，好像不大寫詩了。長椿街也又換了一番模樣。我們是兩代世交，我依然清楚地記得，是在毛主席追悼會過後沒幾天，聽說了他的出生。不知是誰冒出一句：“希望他活在一個更好的時代”。

 

大人們關注的是之後會發生什麽，2007年曾任《曆史研究》總編的李學昆先生來芝加哥探親，告訴黎澍先生在九月中旬就說過四人幫最多一兩年後就會垮台。以黎澍先生和家父的交情，他們也想必有過類似的談話，不過他們說這些的時候應該不會讓孩子在場。黎澍先生家並不住在永安南裏學部宿舍，而是在隔壁的靈通觀。那裏有三幢當時非常罕見的九層樓，黎澍先生住在最西邊一幢的八層，葉選平當時住在九層。他的夫人吳小蘭是吳玉章的外孫女，父親是吳玉章任人民大學校長時的校黨委成員且幫助他撰寫回憶錄，可以說是忘年交，因此和吳小蘭女士有些交往，偶爾帶我去她家串門。

我的家人從文革開始，經常晝夜顛倒，起床很晚。10月8日早上九點半，忽然聽到有人用力砸門。母親趕快起來開門，但見黎澍先生衣冠不整，揮舞著雙手衝進來大叫：“抓起來了都抓起來了！”我們全家人都不禁跟著他歡呼起來，這是一個很難忘的時刻，閉上眼睛，那個晴朗的秋日依然如昨。我們就這樣知道了四人幫被捕的消息，這個小道消息從那一天起像風一樣在北京流傳。

 

2006年秋，我讀到一篇《“四人幫”倒台的消息是怎樣傳播到民間的？》，文中提及黎澍先生和父親等人：“6日，首先是‘近水樓台’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內的人員，在晚10時電台被接管以後，一傳十，十傳百，迅速知道了。...當晚，從唐山返京的於光遠，從妻子孟蘇處聽到消息，不敢隨便相信。他約了黎澍，黎澍又約了李新，共同在大街上散步。四人分析了一番，確認消息是可靠的。於光遠回到家已是午夜12時，他打電話給國務院政研室的同事李昌、馮蘭瑞夫婦，要他們馬上到他那裏去。於光遠見到他倆就說：‘五個人都抓起來了。’接著，他講了一些他聽到的事情經過。李昌夫婦回到家後，興奮得許久沒睡。” 作者是文革史家，應該是采訪過當時健在的當事人如於光遠先生，可惜與我親曆的情景全然不符。半夜散步一事顯然不曾發生過，消息傳來的時間也是8日，而非6日當夜。事實上，6日當夜就“一傳十，十傳百，迅速知道了”的可能性很低，因為整個過程從當天晚上八點才開始，到第二天淩晨才告一段落。從常理推斷，這個過程是要十分嚴格保密的。父親的大多數朋友聽說這個消息都是在8日或之後，李昌、馮蘭瑞伉儷亦是他密友，如果知道得更早會電話通知的。我問過黎澍先生的女公子，她也記不得是否是從葉選平那裏得到的消息。四十年過去，部分細節散失難以複原也是在所難免，後人所能做的，隻是盡力又謹慎地描述曆史場景。

 

我就這樣經曆了一個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俯瞰人生]

多謝,很真實.
曆史是有拐點的,1976應該算是一個.

[塵之極]

謝謝！極其珍貴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