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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為鑒,可知興替

(2020-12-04 13:37:03) 下一個

公元643年,直言敢諫的魏征死了。據說唐太宗李世民很難過,親臨吊唁,痛哭失聲。新唐書魏徵列傳有以下記載,“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朕嚐保此三鑒,內防己過。今魏徵逝,一鑒亡矣。”①這段話可以視為唐太宗給魏征致的悼詞。

在現代漢語裏,這一段話意思相當明了,恕不翻譯。有意思的是,這點意思竟有諸多版本,尤其是“以古為鑒,可知興替”。市麵上常見的說法是,“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據說,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有五個版本之多,以至於林肯本人不得不於事後在其中一個版本,Bliss版②,上簽字以示正統。李世民地下有知,恐怕也不敢肯定他的原話是怎麽說的。竊以為,現代人大可不必認真,摳字眼的活交給紅學家們去做吧。

如果把“以古為鑒,可知興替”理解為,將古人的成敗得失引以為鑒,以免重蹈曆史覆轍,那末,可以說它放之四海而皆準。古今中外,研究曆史的人無不以此為主要目的。然而,真理與謬誤,隻差一小步。如果往前再邁一步,把“知興替”理解為,發現曆史發展的普遍規律,並以此為指導,對未來發展做出預測,那就掉進曆史主義的陷阱了。

所謂曆史主義(historicism)原指政治和曆史等領域裏的一種研究方法,亦稱曆史決定論,後演變成一股思潮。波普將其歸納為,一種試圖將科學研究的方法用於政治曆史等社會科學領域的思想傾向。具體說來,這種思想傾向認為,人類曆史是一個舞台,曆史的發展有其內在目的,和普遍的發展規律,我們要做的是,發現普遍規律並運用規律對曆史的發展做出預測。③受過曆史唯物主義浸淫的人對這一論調都不陌生。

在《曆史主義的貧困》一書中,波普以深厚的科學功底和嚴密的邏輯論證,對曆史主義進行了強有力的反駁。波普的論證可以歸納為以下五點:

  1. 一,人類曆史的進程受到人類知識進步的強烈影響
  2. 二,我們無法用理性或科學的方法預測未來科學知識的增長
  3. 三,因此,我們無法預測人類曆史未來的進程
  4. 四,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否定理論曆史的可能性,亦即,一種與理論物理相對應,用作預測曆史的基礎,關於曆史發展的科學理論。這樣的科學理論不存在。
  5. 五,因此,曆史主義方法的根本目的是錯誤的,曆史主義也就不成立。④

波普的論證非常有說服力,至今還沒有見到在力度上能望其項背的相反論證。曆史主義雖不成立,但重蹈曆史覆轍的現象卻不少見。因此,無論什麽時代,以古為鑒以免重蹈曆史覆轍都是理性的行為。

人類文明進入21世紀,文明的燈塔美國卻出現憲政危機。無獨有偶,古希臘的雅典也是在黃金時代遭遇重大挫折。二者的表麵現象及內外成因有諸多相似之處。古希臘雅典的文明陷落對今日美國的憲政危機有一定的警示意義,故不揣冒昧,嚐試分析一二。

關於雅典文明的陷落,研究成果浩如煙海,主要聚焦於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前人之述備矣。本文主要從思想文化側麵入手,目的很明確,借助波普在該領域裏的研究成果,以期達到站到巨人肩膀上的效果。

公元前431年,海倫世界爆發了曆時30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一方是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Peloponnesian League),一方是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斯巴達是傳統的霸主,陸上無敵,雅典是新興的強國,海上稱霸。最後,雅典戰敗,斯巴達慘勝。海倫世界的內耗讓北方小國馬其頓趁機坐大。70年後,馬其頓王國征服整個海倫世界。

古希臘著名曆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460 - 400BC)認為,這場戰爭是由於雅典勢力日益增長並引起了斯巴達的恐懼而導致的。這一觀點被後人總結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⑤),即當新興強權試圖取代現存霸主時,戰爭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表麵看來,修昔底德的陷井說能合理地解釋斯巴達與雅典之爭,卻無法解釋英美之間霸權的和平易手。於是,有人以此來否證修昔底德陷阱之說,更有甚者認為修昔底德陷阱之說本身就是一個陷阱。

在對修昔底德陷阱的一片否定聲中隱藏著一種微妙的意圖,即對英美霸權之和平易手進行抽象,將其上升為準規律。說穿了,既然英美能和平易位,中美也能和平易位,此即所謂和平崛起論。它的一個變體說法為,崛起的中國無意取美國而代之。總之,目的隻有一個,安慰美國這個守成大國,別怕,我無意爭霸。

根據變體說法,似乎單方麵的意向能夠決定大局,然而,曆史的經驗告訴人們,最靠不住的就是意向,尤其是口頭意向。是狼就難免不露獠牙,何況戰狼乎。近十年來,種種跡象表明,中美掉進修昔底德陷阱似乎不可避免,隻是以什麽形式進行的問題,冷還是熱,軟還是硬,虛擬還是實體,局部還是全麵,等等。

在科學史上,隨著新的事實的出現,舊有假說無法提供合理解釋,通常有兩種作法。一,徹底拋棄舊有假說,代之以新的假說,如,日心說取代地心說。二,修改舊有假說的核心公理,以化解內部矛盾,如,放棄歐氏幾何的平行公設。麵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新事實,如果把修昔底德陷阱上升為科學理論的話,顯然理論失去有效性了,哪種方法都不夠用了。

嚴格說來,科學方法不適用於曆史研究,這是由曆史事實與科學事實的本質區別決定的。科學事實可以重複,而且必須可以重複,因而科學假說可以被證偽,而且必須能夠被證偽。然而,在曆史領域裏,每一個曆史事件都是獨特的,曆史事實是無法重複的,因而曆史假說也無法被證偽。一個無法被證偽的假說不能稱為科學理論。在這一意義上,修昔底德陷阱不是科學理論,它充其量是對曆史事件的合理描述。

對波普的論證稍加發揮,不難得出,在一般意義上,修昔底德陷阱及其否定都不普遍成立。曆史沒有目的,也沒有普遍規律,把對曆史事件的描述上升為普遍規律必定陷入曆史主義。固執一端,任何一方都走不遠。然而,修昔底德陷阱畢竟是對曆史事件的合理描述。問題是,以古為鑒,為什麽修昔底德陷阱沒有陷住英美,卻可能陷住中美呢?這需要進行深層次的具體分析。波普的研究就屬於這種深層分析。

75年前,波普出版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那時,修昔底德陷阱之說尚未問世。波普在書中指出,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本質是開放社會與封閉社會之爭。關於波普對開放社會與封閉社會的詳細論述,另有專文討論。如果說修昔底德陷阱描述的是現象的話,那麽,可以說波普透過現象看到了本質。

公元前五世紀以前的古希臘社會,如同中華的春秋以前,長期處於以部落生活方式為主的封閉社會。公元前五世紀中後期的古希臘世界,如同中華的春秋時期,出現了禮崩樂壞,天下大亂的局麵,如同中華的春秋時期,也出現了克己複禮的思潮與勢力,其首領是斯巴達。

這個千年未遇之大變局的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人口大量増長。人口的大量増長使已有的部落領地或城邦容納不下已有人口。早期的解決方案是分封或殖民,但這隻是延遲了部落社會的瓦解。不僅如此,它還產生出封閉社會最大的威脅,貿易和海運。伴隨貿易和海運而來的是從事這兩個行業的人,一個新的階級。

更重要的是,伴隨新的階級而出現的是個體平等,批評性對話和思想自由,那是一種“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這股思潮如春風化雨,潤物細無聲。雅典帝國的商品與人員交流之風吹到哪裏,它就會在哪裏生根發芽。隨著希波戰爭接近尾聲,整個愛琴海地區都被納入雅典帝國的勢力範圍,並出現向伯羅奔尼撒地區及其勢力範圍擴張的傾向。

在這個千年未遇的大變局裏,雅典迎合文明巨變,倡導民主和思想自由,因而建立民主政治,步入開放社會。由於貿易和海運的關係,雅典帝國的海軍不斷擴大。雅典海軍的觸角伸到哪裏,文明的張力就延伸到哪裏。人道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以及與之相伴的民主意識,這些蘊含在人性之中的東西,一旦釋放出來,便如同亞當和夏娃嚐到禁果,再也無法壓住。自由意識對斯巴達境內大量黑勞士(helot)農奴的吸引力可想而知,即使雅典海軍不打進斯巴達的城堡,假以時日,城堡也會從內部崩潰。

斯巴達的僭主清楚地感知到這種文明的張力,也清楚地知道產生文明張力的根源在哪裏。斯巴達人的思想基礎與“自由化思潮”完全抵觸。根據波普的研究,斯巴達當時的政策原則可以歸納如下⑥:

  1. 一,捍衛部落主義,阻斷任何危及部落禁忌的外來影響
  2. 二,反對人道主義,阻止任何平均,民主,及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
  3. 三,經濟自足,不受製於貿易
  4. 四,反對普世主義或特殊主義,堅守本部落與其它部落之間的區別,決不與低賤部落融合
  5. 五,強化宗主意識,奴役統治鄰邦
  6. 六,部落不易過大,過大容易影響統一,容易引進普世傾向

以上列舉的政策,除第六條以外,倒與現代極權主義基本吻合。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麽斯巴達總是鼓吹克己複禮,試圖阻止文明巨變,重回封閉社會。實際上,斯巴達一直有出兵雅典,恢複寡頭政治的企圖。隻是由於自身的問題,如,大地震,黑勞士起義等原因,這一念頭被暫時壓下去而已。後來,盟邦科林斯(Corinth)利用其對同盟紅利的貪求,挑戰其盟主的責任心,那個在心底壓抑已久的念頭終於被激活了。

從古希臘到科學方法,這一圈繞得不小,至此,背景鋪墊工作應該到位了。如前所述,以古為鑒,可知興替。引古人教訓以為鑒,以免重蹈曆史覆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同時,我們也要告誡自己,步子不要邁得過大,以免掉進曆史主義的陷阱。回望今天的國際格局,尤其是當下的美國憲政危機,不難發現,它與雅典的黃金時代有頗多相似之處。請容我列舉幾個顯而易見的。

開放對封閉
如前所述,雅典是海上帝國,代表開放社會。斯巴達是陸上霸主,代表封閉社會。雅典與斯巴達之爭是開放社會與封閉社會之爭。開放與封閉屬於兩種不同的文明形態,二者互相排斥,無法在一個社會裏和平共處。在西方的話語係統裏為,正邪不兩立。在東方的話語係統裏為,漢賊不兩立。這就是說,雅典與斯巴達,雖然同屬海倫文化,卻分屬兩種不同的文明。隻要不徹底斷絕交流,做到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二者圖窮匕首現是早晚的事。

對比一下中共的現行製度與斯巴達的六項政策,不難看出,中國是名副其實的封閉社會。全麵維穩,不許妄議,此其一;壓製民主,限製自由,此其二;自力更生,內部循環,此其三;中國特色,反對普世,此其四;一路一帶,惡性放貸,此其五。惟有第六條相反,它追求的是大一統,對外擴張,這算是曆史的“進步”?但是,這一點使得現代極權社會更具侵略性。

反觀美國與中國,前者是守成大國,全球霸主,代表開放社會。後者是陸上大國,新近崛起,代表封閉社會。美中之間的差別遠大於斯巴達與雅典,不同文,不同種,不同文化,不同製度,歸根結底,不同的文明。因此,美中之爭也是開放社會與封閉社會之爭。隻要不徹底斷絕交流,做到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二者圖窮匕首現是早晚的事。

再看英國與美國,二者同文同種,相同的文化,相似的製度,相同的文明,都屬於開放社會,因而有可能共存共榮。二戰後國際格局的變化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討論至此,我認為以上理由足以解釋為什麽修昔底德陷阱沒有陷住英美,卻必定陷住中美。至於理由是否令人信服,因其不可避免的意識形態色彩,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

三國演義
明麵上,伯羅奔尼撒戰爭是海倫世界兩大同盟集團之間的大戰,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對決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暗地裏,還有一個域外大國或明或暗地影響著天平的倒向,這就是波斯帝國。三股勢力互動,上演著三國演義。

作為地區大國,雅典與斯巴達之間一直有張力。公元前499年,波斯發動對希臘本土的侵略之後,麵對共同的敵人,雙方開始合作,有過蜜月期。希波戰爭結束後,波斯軍隊退出希臘本土,但陰魂不散。共同的敵人消失了,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張力再次凸顯並且加大。雅典帝國因擴張過度,導致內部不穩。愛琴海地區許多盟邦紛紛反叛雅典,背後的黑手既有斯巴達也有波斯。

薩莫斯(Samos)的反叛得到波斯總督的直接支持。雅典遠征西西裏失利後,波斯暗中支持斯巴達,為其提供資金和船隻。待到雅典大體平定盟邦叛亂,開始恢複實力後,波斯便公開與斯巴達結盟。在雅典捉襟見肘的時候,波斯在小亞細亞的全部資源悉數供斯巴達支配,致使天平倒向斯巴達。

曾幾何時,美國與中國曾是敵人,雙方在朝鮮半島打得頭破血流。美蘇冷戰後期,為了對付共同的敵人,美中聯手,也有過蜜月期。蘇聯解體後,中共借著蜜月餘溫,輔以戰略欺騙,國力逐漸強盛。國力的強盛讓它覺得可以有所作為了,於是開始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還記得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嗎?出自習近平之口,其深層含義不是和平共處,而是分庭抗禮。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駱駝瘦死,遺骨仍比馬大。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大部分家當,與一部分極權主義思想。俄羅斯嘴上說坐山觀虎鬥,實際上扮演著波斯帝國的角色,或明或暗地影響著美中之間的戰略平衡。三股勢力互動,上演著亙古不衰的三國演義。

大瘟疫
伯羅奔尼撒戰爭伊始,斯巴達以強大的陸軍,對雅典形成了合圍的態勢。雅典是海上帝國,依靠通往港灣的長牆,保持物資供應暢通,同時以海軍襲擾斯巴達本土。雅典與斯巴達形成長期對峙的局麵。斯巴達人圍住了雅典城,卻久攻不下,隻好撤兵。天有不測風雲,公元前430年,一場大瘟疫在雅典暴發。據說,瘟疫是運糧船從埃及帶回來的。

斯巴達的陸上進攻把阿提卡半島上的平民驅趕到雅典。幾十萬軍民退守到長牆以內的狹小區域,密集的人口放大了瘟疫的殺傷力。連最高領導人派瑞克裏都中招了,詳細記錄瘟疫的修昔底德也未能幸免。瘟疫幾經反複,令雅典人口損失近十萬,占當時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瘟疫產生的社會效應也不容小覷。人們不知道有沒有明天,因而道德操守下滑,法律意識鬆馳。好人無視榮譽與責任,外人趁機騙取公民身份,政府被迫實施嚴刑峻法,公民的宗教信仰都發生動搖。這場瘟疫讓雅典元氣大傷,為最終失敗埋下伏筆。

無獨有偶,在美中貿易戰打得如火如荼的關頭,一場大瘟疫應時暴發。病毒是從中國武漢傳出來的,迅速在全球範圍內擴散,美國成為重災區之一。迄今為止,全美二十六萬人喪生,一千三百萬人中招,連川普總統都未能幸免。美國經濟嚴重受挫,川普總統執政四年,苦拚經濟,創造的榮景一朝歸零。企業倒閉如海潮,金融跌宕似激浪,娛樂界關門歇業,餐飲業哀鴻遍野。美國人民生活失序,或臥病在床,或隔離在家,出門要戴口罩,見麵不能擁抱,聚會要保持距離,出行會受到限製,......。

二戰以來,美國這個國家還沒有受到如此大的衝擊。莫非有人要趁你病,要你命?如果說雅典的大瘟疫是斯巴達人搞鬼,那麽,這是明顯的陰謀論,因為古希臘人還沒掌握那麽高明的生物技術。如果說美國的大瘟疫是中共在搞鬼,這已經不是陰謀論了。它不僅有邏輯可能性,而且還有現實可能性。中共已經掌握足夠先進的生物技術,而且有使用它的動機與意圖。美國已經掌握足夠多的證據,而且有意向中共追責。如果人們還一味地認為病毒是天然的,擴散是偶然的,那隻好奉上老領導的名言,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貿易戰打得最激烈的那段時間,中共的外交部長曾多次發出威脅,不要逼我們打開潘多拉盒子。當時,善良的人們並不清楚潘多拉盒子具體指什麽,如今,形勢已經基本明朗,中共的確是想趁美國病,要川普政府命。大瘟疫的流行給今年的總統大選造成致命的影響。民主黨本來就準備在選舉中舞弊,武漢病毒的適時流行給他們提供了極好的借口。他們以疫情為理由,強推郵寄選票,為選票做弊打開方便之門,力拒共和黨監票員於視距之外,為點票做弊掃除障礙。猖狂的舞弊終於引發憲政危機。重選,有限軍管,甚至內戰的聲音都出來了。

第五縱隊
1930年代,西班牙內戰期間,有一個詞相當流行,第五縱隊。據說,佛朗哥叛軍隻有四個縱隊。有記者問他,你認為哪支部隊將最先登上馬德裏的城頭?佛朗哥答,第五縱隊。因此,第五縱隊被用來泛指隱藏在對方的內奸,他們從事內部破壞,以策應外部敵人。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雖然沒有第五縱隊的說法,卻有第五縱隊的做法。這便是雅典寡頭黨人的所做所為。

至伯羅奔尼撒戰爭暴發,雅典的民主政治已有百年的曆史。然而,失勢的寡頭勢力一直不甘心。推翻民主政治,實行寡頭執政的聲音一直沒有間斷,波普對此的描述是,開放社會的敵人年年都會反撲。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伊始,一本小冊子在雅典傳播,書名叫《雅典人的憲政》(Constitution of Athenians⑦),對雅典的民主政治進行無情的攻擊。小冊子的作者不詳,後世學者名之為“老寡頭”(Old Oligarch),以此顯示,這本小冊子是寡頭勢力的政治宣言。

寡頭勢力不僅有思想,而且還有行動。希波戰爭期間,斯巴達以聯合抗波為名,不許雅典修築連結城區與Piraeus灣的長牆。雅典認為,其真實目的是防止雅典坐大,因而築牆工程一直沒有停止。然而,雅典內部卻有一股勢力極力阻止修築長牆。這股勢力由寡頭黨人組成,與斯巴達裏應外合,是名副其實的第五縱隊。修昔底德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寡頭黨人曾多次策動叛亂,但沒有成功。

至戰爭後期,雅典人打得疲憊不堪,財源枯竭,遠征西西裏失敗,使緊張的財政雪上加霜。第五縱隊終於等到機會,他們在薩莫斯和雅典兩處策動叛亂。薩莫斯是雅典海軍的大本營,民主力量強大,叛亂算是半成功。雙方達成妥協,迎回叛將阿西比亞德(Alcibiades),以期獲得波斯人的資助。本土雅典的叛亂可以說按計劃實施成功。民主政府被推翻,由四百名寡頭黨人組成的政府取而代之,史稱“四百人會議”。

斯巴達人的目的達到了,他們的第五縱隊拆毀了雅典出海口的新築城防。失去出海口的雅典困守孤城,瘟疫肆虐,餓殍遍地,終於熬不下去了。公元前404年,雅典宣布投降。隨後,斯巴達扶持三十個擁護斯巴達的寡頭黨人實行統治,史稱“三十暴君”。雅典的寡頭黨人為了推翻民主統治,不惜與斯巴達勾結,充當第五縱隊,以換取支持。寡頭黨的目的也達到了。寡頭政府雖然短命,但給民主造成的損失難以估量。

反觀美國今天的憲政危機,我們仿佛看到雅典的寡頭黨人在美國招搖過市。金融寡頭,定點投資,以錢製權,試圖影響大選。科技寡頭,壟斷行業,公器私用,大肆審查言論。媒體寡頭,充當喉舌,影響輿論,小鬼做判官。政治寡頭,拿人錢財,與人合謀,一切為奪權。於是有,汙濁的沼澤,邪惡的大鱷,虛假的媒體,腐敗的政客,沆韰一氣,覬覦大位,與敵國暗通款曲,裏應外和。如果這不是第五縱隊的勾當,那就必須重新定義第五縱隊了。

表麵看來,境外敵國還沒有強大到象斯巴達那樣,可以直接出麵,顛覆美國的民主政治。令人擔憂的是,他們在美國有第五縱隊,從內部配合其反向顏色革命。有人給美國放血,以養活狼仔,有人與敵國混血,以養肥家賊,有人為敵國開門,以放進間細,有人為敵國說項,以放鬆警惕。先父的法律他們都敢踐踏,民選的總統他們也敢欺辱。在三國演義的大棋局裏,第五縱隊讓敵國輕鬆地占據斯巴達的地位,令強勢的民主英雄氣短,弱勢的極權一時得意。

堡壘容易從內部攻破,城頭容易讓第五縱隊最先登上。民主黨高層為推翻共和黨政府,已經衝破了政治道德的底線,在內部,瓦解美國的民主製度,在外部,與美國的敵人互相勾結,已經是實質意義上的第五縱隊了。以古為鑒,可知興替。反思雅典的教訓,警惕五縱的細做,免蹈曆史的覆轍,絕非聳聽的危言。

當然,曆史沒有普遍規律,雅典發生的一切未必在美國原樣重演。更重要的是,曆史是人創造的,在曆史轉折關頭,曆史人物要有使用雷霆手段的意誌,和扭轉乾坤的魄力。相信民主!相信民選總統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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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書 列傳第二十二 魏徵》

② Bliss版。詳見 Gettysburg Address, Bliss copy

③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Routledge Classics, P53

④ 曆史主義的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Ark Paperbacks, 1957 Pvi-vii

⑤ Thucydides Trap。這個說法最早見於作家Herman Wouk於1980年在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講座發言,Sadness and Hope_ Some Thoughts on Modern Warfare。Herman Wouk用它泛指戰爭,是個文學概念。它的政治學用法是哈佛大學教授Graham T. Allison於2012年8月22日在Financial Times的專欄文章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裏首先提出的。

⑥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Routledge Classics, P278

⑦ 《雅典人的憲政》。在線文本詳見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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