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漢語成語叫“朝三暮四”，用以比喻反複無常，經常變卦。這個成語源於莊子，其原始含義離現代含義相去甚遠。為討論方便起見，我取莊子的本意，並沿用莊子的原始用法，隻用其前一半“朝三”。何謂朝三？
《莊子·齊物論》裏有，“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芧①，曰： ‘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譯成白話意為，(辯者們)費盡心機去追求一致，卻不知萬物本來就是齊一的，這就叫“朝三”。什麽是朝三呢？養猴人在給獼猴分橡子時說：“早晨三個，晚上四個。”眾猴都不高興。養猴人改口道，“那就早晨四個，晚上三個吧。”眾猴都高興。
按莊子的解釋，“朝三”的字麵意思是，費盡心機去追求一件亊，卻不知亊情本來就如此，這很接近俗話所說的騎著驢找驢。這段故事亦見於《列子·黃帝篇》，道理講得不盡相同但似乎更透徹。莊子是戰國時代宋國人，生卒年約在368 - 288 BC。列子是戰國時代鄭國人，生卒年約在450 - 375 BC。莊子是在列子死後七年才出生的，表麵看來，狙公賦芧的故事在《黃帝篇》裏有更早的出現。不過，很多知名學者認為，列子是魏晉時代的偽書，孰先孰後，已不可考，亦不重要。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眾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眾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眾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譯成白話意為，宋國有一個養猴子的老人，喜愛猴子，家裏養了一群。他懂得猴子的心思，猴子也懂得老人的心思。老人省下家人的口糧，盡量讓猴子吃飽。不久，糧食不多了，必須限製猴子的食量，又怕它們不馴服，就先騙它們說：“給你們吃橡子，早上三個，晚上四個，夠了嗎？”猴子們一聽，都氣得跳了起來。老人又說：“給你們吃橡子，早上四個，晚上三個，夠了吧？”猴子們聽了，都高興地趴在地上。世間有能耐的籠住沒能耐的，都象這個故事講的這樣。聖人以智慧駕馭愚昧的百姓，如同養猴人用智巧來籠絡猴子一樣。名和實都沒有變化，但能使猴子或惱怒或高興！
對列子和莊子來說，這一個故事所描述的現象是一樣的，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朝三而暮四與朝四而暮三，都是七個橡子，名和實都沒有變化，然而，猴子一怒一喜，情緒反應大不相同。通過這個故事，二人想講述的道理卻不盡相同。列子意在說明，聖人以智籠群愚，即聖人以智慧愚弄百姓，反映的是絕聖棄知的思想。
莊子意在說明，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意思是，聖人不執著於是非的爭論而依順自然均衡之理。用哲學語言來表述，和之以是非大致可以說，調合是非，於矛盾的對立中尋找同一。休乎天鈞，亦稱照之於天，用江湖語言來表述，大致可以說，順天行道，讓老天或大自然去決定。緊接著，莊子說，是之謂兩行。譯成白話意為，這就叫並行不悖。用日常語言來表述，兩行大致可以說，大家都對，你們別爭了，讓老天去決定。
聖人的境界在莊列二人眼裏不盡相同。列子認為，聖人以智為是，愚弄百姓；莊子認為，聖人不搞爭論，順天行道。如果我們以鄧立群和鄧小平二人為例來說明二者的區別，那末，在列子眼裏，二人都是愚弄百姓的所謂“聖人”。根據莊子的觀點，姓資還是姓社屬於儒墨的是非之辯，鄧立群執意要辯，因此他是個儒墨之徒，鄧小平主張不搞爭論，因此他可以算個聖人。不過，他充其量隻是在這個具體問題上的局部聖人，他的四項基本原則遠非天鈞，相反，更接近仵天逆道。
在多數文明社會裏，百姓如狙，政黨如芧。具體到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國共兩黨，國如朝三，共如暮四，百姓上半葉朝三暮四，下半葉暮四朝三。對他們來說，國還是那個國，日子還是那個日子，可謂名實未虧。區別是，換了個黨，而兩黨出自同一醬缸，合起來總不過是七個橡子果，你方唱罷我登場。在喜怒為用這一點上，百姓無異於眾狙。
按莊子的理想，如果聖人存在的話，他們應該是，和之以兩黨而休乎天鈞。莊子的兩行，在這裏可以說成，大家都行，你們別爭了，讓老天去決定。問題是，聖人何在? 天鈞何在?
自由主義大師曆史學家阿克頓（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1834/01/10 - 1902/06/19），見右圖，有句名言，偉人幾乎總是壞人②。阿克頓深諳兩極相通的辯證法，他不是在描述現象，而是在揭示本質。他所說的偉人大致相當於莊子所說的聖人，在這一問題上，他與莊子可謂兩極相通，因為莊子從另一極揭示了兩極相通。在莊子的理論體係裏，可以推出百姓既是眾狙也是天。
莊子在《齊物論》裏兩次提及，“為是不用而寓諸庸”。由於人們對“庸”字有多種不同的解讀，對這一命題的解讀也是五花八門。現代讀莊之人對“庸”字的解讀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常理類，如王先謙的“不再爭論，而寄托於平庸的道理上”，馮友蘭的“達人不用區別，而止於純粹經驗”。二，功用類，如徐複觀的“以功用觀之即寓諸庸”，陳鼓應的“不固執自己的成見，而寄寓在各物的功分上”。
陳鼓應先生的莊子注譯很有權威性，但我也注意到，陳先生不時地有拔高文意，或根據文意反推字義的作法。這種反推不是於已知的不同字義之間作取舍，而是於無合適字義之處創新義。庸字的功分之義就是被這樣反推出來的，字義相當牽強。其假設固然大膽，然而沒有足夠小心的求證，我持謹慎態度，敬而遠之。況且，這裏討論的就是“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本著這一原則，我不取這個反推出來的字義，而寄托於常理(已知的字義)。
其實，對庸字的涵義，《齊物論》裏有明確的注釋，緊隨上述命題之後。“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這裏的‘用’不是功用的用，而是使用的用，與陳鼓應的解讀不協調，所以，他認為“這二十字疑是衍文，依嚴靈峰之說刪去。”③如果這二十字不是衍文，我認為，可以不是，那末，按已知的字義去解讀，庸字的涵義就與常理類相吻合。
《莊子·天下》篇相當於當時的當代學術思想綜述，其中分出七派，老莊各占一派。在介紹莊周時有這樣的評語，“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譯成白話意為，不質疑是非，從而與世俗相處。“與世俗處”可以視為對“寓諸庸”的解釋，整句話可以視為對“為是不用而寓諸庸”的同義轉述。
《莊子·則陽》篇的結尾處，少知與太公調之間有一段有關“丘裏之言”的對話。關於什麽是丘裏之言，太公調有大段的解釋，對此，另有專文討論，不在此贅述。簡言之，所謂丘裏之言，就是合異為同的百姓常識。在莊子的係統裏，丘裏之言雖不足以稱為道，但足以稱為庸。因此，庸字的注釋可以狹義地延伸為，庸也者，丘裏之言也。
如果我們把討論壓縮到儒墨的是非之爭這一有限範圍內，“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可以作如下狹義的解讀，別管儒墨誰是誰非，且聽老百姓是怎麽說的。稍加抽象，可概括為，不要去爭論是非，順隨世俗常理丘裏之言即可。如此一來，丘裏之言就是天鈞，而百姓就是天。
至於百姓是眾狙，這是為了討論方便就近取譬，用道家的語言，應該說百姓是野鹿或芻狗。《莊子·天地》篇裏有，“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譯成白話意為，至德的時代，不崇尚賢才，不任用能者，君主有如樹梢的細枝，民眾有如自在的野鹿。 《老子·道德經》第五章裏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譯成白話意為，天地沒有偏愛，視萬物如芻狗，聖人沒有偏愛，視百姓如芻狗。
一般認為，芻狗是草紮的狗，為古人的祭祀用品。簡牘時代的書由人抄寫，抄書人往往擅長書法但對內容未必理解得透徹，錯漏別字的情況時有發生。如，隱機而坐仰天而噓答焉似喪其耦的那個人，在《齊物論》裏，叫作“南郭子綦”，在《莊子·徐無鬼》和《莊子·人間世》裏，叫作“南伯子綦”。另外，在解讀篆字的過程中，後代人認錯字的現象也常見。其實，把“芻狗”換成“豕狗”或“芻豢”都不影響對整體意思的理解，因為聖人治民的方法是，“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誌，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猶如狙公之治狙。
這樣一來，百姓既是眾狙也是天，正所謂兩極相通，這在莊子的係統裏是協調的。如果這一點成立的話，那末，兩行幾乎就有了民主的含義: 兩黨都行，讓百姓去決定吧。眾狙當年趕走朝三，今天又對暮四不滿。是他們朝三暮四? 還是他們名實有虧? 有道是，老百姓的心裏有稈秤，在人間世的範圍內，如果為是不用而寓諸庸，那末，莊子所說的“天鈞”或“天倪”應該就是這稈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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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芧（xù），橡子或栗子之類的堅果。至於究竟是橡子還是栗子，不影響文意，留給專攻小學的人去琢磨吧。
②語出給曼代爾.克雷頓大主教(Archbishop Mandell Creighton)的信，全句如下，
Great me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en, even when they exercise influence and not authority: still more when you superadd the tendency or the certainty of corruption by authority.
意為，偉人幾乎總是壞人，即使當他們僅施加影響而非權威時也是如此，若再加上權威導致腐敗的傾向或確定性，情況會更糟。
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自由與權力)，The Beacon Press，1949，P364
③《莊子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7，P78
能耐心讀完此文，好定力。致敬。